“病媛”背后的社會病

塔蓋

曾幾何時，“媛”成了一個負面的詞語后綴?！懊氯骸崩锲淳频晗挛绮璧摹捌存隆?、雪地里不畏嚴寒穿著比基尼凹造型的“雪媛”、書店圖書館里穿著露背裝選書的“書媛”、喬裝醫生把白大褂穿成開衩裙的“醫媛”……且不說這類人群自身的問題，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掀起的仿效熱潮值得批評和反思。

各種“媛”層出不窮。近日，網上還出現了一批“病媛”，是指那些在社交平臺上，放出自己患甲狀腺癌、甲狀腺結節、乳腺癌、抑郁癥等經歷和照片的女性博主，她們有著“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妝”，有時還會帶貨，比如疤痕修復貼、保健品等。

當網友們討論“這也太作秀了”“為了流量不擇手段”時，事件卻出現了變化。文章中部分被曝光照片的博主發聲回應：自己確實是生病了，化妝、拍照、分享經歷，并沒有錯。

“我躺在手術臺上七八個小時，那是在玩嗎？”

“我本來就是一位喜歡記錄的小博主，我做手術之前會去搜索很多相似的病例，這樣可以讓自己更多地去了解這個病情。所以做完手術也是很樂意把自己的事情寫出來，去幫助更多的人?！?/p>

事情全貌尚未清晰。單個患者的病情是否真實，目前也沒有定論。但“病媛”這個詞背后所透露出的現象和爭議，確實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

患病等同于受難嗎

一個生病的人，精致和化妝是錯誤嗎？“病媛”這個詞，為什么讓很多人覺得冒犯？患者分享自己的治病經歷，是否會產生新的健康陷阱？生病，就不能化妝和快樂嗎？

“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妝”的指責，背后是對患者的刻板印象。一個生病的人，正遭受著疾病的折磨，理應面黃肌瘦、蓬頭垢面，理應抑郁度日，這是多年來我們對于疾病的全部想象。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認為：“沒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人們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如腐敗、腐化、污染、反常、虛弱等，全都與疾病畫上了等號……人們對邪惡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則被影射到世界上?！?/p>

然而，隨著社交平臺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在公共平臺分享自己的日常。其中對于病患最重要的意義可能是——一種對“疾病的隱喻”的打破。

當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病患不再受制于床榻之間，而是在病服之下，仍然還在做精細的形象管理，整理自己的患病與治病經歷，甚至有妝法痕跡、拍照上傳個人平臺的時候，“病媛”的概念就被提了出來：病人，怎么會這樣呢？

實際上，在不影響治療的情況下，患者化不化妝、拍不拍照、上不上傳社交平臺，都是個人自由。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疾病有輕重，個人的情況也不盡相同。醫院里有重癥監護，也有日間病房。如今的各大平臺上，越來越多的患者會用視頻、圖片、文字等形式，記錄自己與疾病對抗的故事。有穿著假肢去冒險的男生，有剃了光頭在病房大笑的姑娘，有在醫院唱歌給自己打氣的絕癥患者，也有放棄治療選擇旅游的老人……

生病后的人生，不是只剩痛苦和焦慮，也可以擁有精致和陽光?！芭ι?，努力求生，有什么不好？”

歧視性標簽

對“病媛”的定義和討論，除了存在對“病患”的刻板認知外，很多人也被“媛”字之中所承載的標簽和女性意涵所刺痛。而“媛”這個原本形容女性美好的漢字，在一次次標簽化的使用中，也帶上了一層微妙的負面意味。

某種程度上說，對于性別的歸類，一直都是在給某個群體做一種辱罵定義的手段。綠茶婊、便利貼女孩、恐龍女、寶馬女……以“女性”的詞藻“媛”“婊”“娼”“嫖”作為結尾，再拿食物、動物、物品、愛好作為前綴。

面對層出不窮的女性“新詞”，每個使用者都曾有過從陌生、接受到使用的過程，也都曾有過疑惑、以及對某個詞的偏好與排斥。那些最終被留下的詞語，也會成為社會性別文化的微觀結石。

主動給中性詞加上“性別指征”，如“女醫生”“女司機”“女博士”，給病患加上了“病媛”的稱謂，是一個不夠文明、也有失體面的行為。

正如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Toni Morison所思考的：性別歧視的語言、種族歧視的語言，不能也不想激發知識和思想的交流，壓迫性的語言不僅象征著暴力，它就是暴力本身，它不僅體現了個人的知識局限，它也限制知識。

帶貨賬號人設的瘋狂迭代，并非一日之寒，“書媛”“病媛”不過是強行打上的標簽。在這次的話題爭議和討論中，如果確實有人偽造生病做非法的流量生意，無論是“她”或“他”，無論有沒有妝容、是否精致，那都應該只有一個稱呼：騙子/違法者。

別打錯了板子

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問題：分享治病經歷，是廣告還是記錄？“借病帶貨”，是誰之過？

同時，我們能理解，有些報道本身也想抨擊這個社會上存在的另一種現象：即借著疾?。ㄉ踔量赡苁茄b?。┌b自己，通過共情拉近與患者的距離之后，再打一個“信息差”，利用這種信任關系，將一些三無產品推銷或高價賣給患者。

醫藥廣告一直是監管的重點，但同樣也是難點。如果說普通的消費品，上當了也就是損失點兒錢，但非法醫藥廣告的背后，可能就是人財兩空的悲劇。大家還記得被男科小廣告、黑心小診所、非法保健品廣告支配的恐懼嗎？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需要看到另一面：“分享”和“廣告”的邊界，存在模糊地帶。事件的發展總是螺旋上升的，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廣告、帶貨的方式在發展，而監管行為也一步步跟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十四條：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能夠使消費者辨明其為廣告。同時，大眾傳播媒介不得以新聞報道形式變相發布廣告。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發布的廣告應當顯著標明“廣告”，與其他非廣告信息相區別，不得使消費者產生誤解。在網絡時代，這一法律條文的適用場景自然也進行了拓展。

2016年，國家工商總局發布《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其中第六條規定，醫療、藥品、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醫療器械、農藥、獸藥、保健食品廣告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須經廣告審查機關進行審查的特殊商品或者服務的廣告，未經審查，不得發布。

2018年，自媒體浪潮興起，《中國工商報》特別發文指出：軟文廣告要有法律硬約束。并要求凈化自媒體軟文廣告，軟文廣告必須明確顯著標明為“廣告”，讓讀者能夠清醒地辨明其為廣告。如今不可否認的是，“在社交平臺上以分享形式行推銷之實”的現象確實存在。同之前被炒作的“書媛”一樣，所謂的“病媛”，不過是一個強行打上的標簽，在這一波熱度退潮之后，只要能賣貨，這個標簽也可以是“電腦媛”“車媛”——而這種現象，才是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重新來看報道者給“病媛”的定義：利用病人身份帶貨的人。我們可以發現，真正的問題并沒有被觸及：以病人身份帶貨，是否有利用信息差、與病人身份共鳴炒作的嫌疑？這些推廣的醫療產品是否有正規批文？是否符合醫療廣告管理辦法？平臺為何放任一波又一波的炒作，而不出手監管？

事件發酵后，有短視頻平臺對相關信息進行了清理和關閉，尤其是針對其中惡意營銷的違規行為。對真正“借病營銷”的打擊，或許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對真正患者的尊重。而被媒體強行捏造的“病媛”，應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問題，不是輿論對一群人的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