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會議”對“南滿”抗日斗爭的影響

□ 穆佳桐

1932年6月24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于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又稱“北方會議”。會議目的為奪取幾個中心城市，實現中國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卻對北方各省黨的城鄉實際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危害。此次會議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北方各省的影響被強化，使得東北地區黨的工作中心未能在九一八以后及時地轉向抗日斗爭，使得其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面前束手無策，更錯失了革命發展壯大的良機。

一、“北方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及其錯誤政策

九一八事變爆發恰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盛行時期。1932年，東北各地抗日斗爭如火如荼地向前發展，急需中國共產黨擔負起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歷史任務，從抗日斗爭實際出發，迅速制定出團結全東北以至全國各階層抗日群眾總的方針與策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雖及時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和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主義，表明了要堅決將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的態度和立場。但是，由于以王明為首的“左”傾冒險主義者對國際國內局勢作出了錯誤判斷，忽視了九一八之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和全國各階層、各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未能正確和有效地領導國內各地抗日救亡運動，特別是在東北地區開展的抗日民族斗爭。

在此背景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于1932年6月24日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了北方各省代表聯席會議。出席者有博古、張聞天、康生、魏抱一、李竹生（后叛變）及山東、陜西、河北、河南的省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派組織部長何成湘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期間，各省匯報了本地的工作情況，中共滿洲省委代表何成湘匯報了東北地區的特殊情況，詳細介紹了東北地區不同于關內各省的實際情況，特別強調了東北已被日本帝國主義占據，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加之東北黨的力量薄弱，群眾基礎、組織建設以及社會狀況都不同于南方蘇區的客觀情況，以及北方革命形勢落后于南方的事實，因此確定黨在東北的任務時，應從東北的客觀實際出發，不能照搬南方蘇區的辦法來解決東北的問題。但是，堅持“左”傾錯誤的代表們，斥責中共滿洲省委嚴重存在“北方特殊論”和“北方例外論”，并予以“無情”的批判，認為“北方特殊論”“北方落后論”的實質是“曲解革命不平衡的理論，使北方的革命運動完全消沉”，這種理論是“把握不住革命形勢的發展，在偉大的勞苦民眾的斗爭浪潮面前束手無策。北方黨應以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和百折不撓性，來粉碎這一右傾機會主義的‘落后論’與‘特殊論’，并在實際工作中徹底克服它，以順利地完成自己創造北方新蘇區的歷史的光榮任務”[1]。

二、貫徹“北方會議”極大損害了黨的組織建設的鞏固和發展

“北方會議”結束后，出席會議的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何成湘即刻返回東北，并立即召開滿洲省委會議，傳達和貫徹了“北方會議”精神。不久，李實被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派到東北。1932年7月12日，在哈爾濱南崗，中共滿洲省委召開了省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李實、羅登賢、何成湘、詹大全、金伯陽、張貫一（楊靖宇）、馮仲云等14人。會議通過了新中共滿洲省委組成名單并選舉李實、何成湘、金伯陽為中共滿洲省委常委，李實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會議還通過了《滿洲省委擴大會議告同志書》。7月12日至24日，中共滿洲省委又連續召開三次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接受中央北方會議的決議》《關于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決議》《關于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的決議》。

新組建的滿洲省委根據“北方會議”精神，全盤否定了前省委的工作，譴責前“省委的領導墮入了機會主義的泥坑，形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從而葬送了許多次斗爭機會，沒有把創造蘇維埃提到議事日程上，反日而不積極反國民黨，反日而不反豪紳地主，沒有開展土地革命等等。新省委強調“擁護蘇聯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務，新省委應根據北方會議的決議與目前的具體形勢立即通過擁護蘇聯的任務與具體工作的決議”[2]，建立滿洲新的蘇區這一最主要任務必須與執行土地革命任務緊密結合起來。中共滿洲省委又為實現這一中心任務確定了具體工作方針，同時立即分別派人到奉天（今沈陽）、大連、長春、東滿、磐石等地，貫徹落實中央“北方會議”和省委擴大會議的決議精神?！氨狈綍h”的錯誤決議，在遼寧地區貫徹期間盡管遇到許多從事實際工作同志的抵制，但所造成的危害仍是比較嚴重的。

中共奉天特委書記陳德森沒有出席省委擴大會議，但會議點名批判了他的“右領”錯誤，不但將其免職，還改組了奉天特委。宣傳部長馬龍友因對陳德森的問題提出不同意見，也被免職，新組成的奉天特委成員全部是工人黨員。

奉天特委改組后，在執行“北方會議”與省委擴大會議決議方面仍很不得力，因而在8月、9月間，奉天特委又多次改組。10月6日，奉天特委不顧環境的惡劣，冒險召集遼西、撫順、遼陽10余人的黨組織代表會議，傳達貫徹“北方會議”精神，特委機關突遭敵人破壞，代理書記彭克明等8人被捕。奉天特委遭到了重大破壞，致使省委無人可派，最后竟將一位早為敵人暗探所熟悉的同志派赴沈陽任特委書記，不久即被逮捕。自此，中共滿洲省委與“南滿”城市黨的組織幾乎斷絕了聯系。

在大連，中共滿洲省委派巡視員金伯陽于1932年9月12日到大連，主持召開支部會議，揭發批評大連特支書記張洛書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采取“消極怠工”態度，因而“大連的工作到了一種非常嚴重的現象”，特支沒有特支，支部也沒有支部了，如沙河口支部、大連油坊支部都停止了工作，支部同志四散，赤色工會會員也和黨的組織脫離了聯系。

三、貫徹“北方會議”精神使中共滿洲省委喪失了領導東北人民進行抗日民族戰爭的有利時機

在城市工作和工人運動中，中共滿洲省委一再號召罷工、罷課、罷市，搞飛行集會活動，使黨脫離了群眾，致使一些黨的秘密組織和黨員身份暴露，而被敵人破壞和逮捕，使黨在東北各城市中僅保留了秘密的組織工作和通訊聯絡。

在農村工作中，也沒有考慮到當時實際情況，盲目進行土地革命。要求黨組織普遍進行抗租、抗債、抗捐，搶糧分糧，吃大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使得抗日游擊隊的經費和給養發生了困難。在遼陽小堡的一次分糧斗爭中，由于團員命令式地分糧，結果將村屯里中農雇農的糧食統一給分了，影響附近20多個村子自動分糧，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對立情緒，迫使一些黨團員停止工作而離開。

在組建抗日游擊隊工作中推行盲目的擴軍政策，一再強調建立游擊隊和正規師團，不加選擇地收編山林隊等武裝隊伍，使某些新建的紅軍游擊隊受到了嚴重損失，并造成了不良影響，使得許多反日隊伍與之逐漸疏遠。

由于受“左”傾錯誤的指導，中共滿洲省委對九一八事變后紛紛揭竿而起的抗日義勇軍未能給予正確的評估，錯誤地認為“日本帝國主義與義勇軍的戰爭是變相的軍閥混戰，完全否認義勇軍的作用，認為義勇軍都是軍閥地主胡匪所領導，義勇軍群眾都是壞蛋分子和胡匪，他們不能走到真正的反日戰線上來”[3]，將爭取下層統一戰線作為對抗日義勇軍的主要工作，以期利用義勇軍首領“互相沖突上使群眾脫離其領導，和農民工作基礎上配合起來，成立正式游擊隊”[4]，貫徹落實中央“使反日戰爭與土地革命密切的聯系”[5]指示。這就使一些抗日義勇軍的領袖對于共產黨和紅軍游擊隊表示“敬而遠之”，也有公開對立的。在遼陽、臺安、遼西，奉天特委一度派黨員進行義勇軍下層工作，準備“兵變”，結果都失敗了。

北方會議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脫離客觀實際，給各級黨的工作和抗日事業所帶來的危害是嚴重的。然而各地黨的基層組織和廣大黨員根據本地區的客觀實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左”傾錯誤，為黨的各項工作和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