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檔案教育交往初探

巫 莉

當前，中俄關系在高水平上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時期，中俄檔案交往也邁上新臺階。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時，俄羅斯聯邦檔案部門提供了新中國開國大典彩色影片，這是目前為止公開的時間最長、內容最完整的關于開國大典的視頻，亦是中俄建交的檔案見證?；仡欀卸頇n案交往70多年歷史，經歷了歷史風云和各自國內變化的種種考驗，在中蘇交往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蘇聯對中國檔案教育提供全方面支持。檔案教育是檔案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是檔案事業發展的后備力量。通過蘇聯檔案專家的幫助和指導，新中國檔案教育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本文擬通過分析中蘇檔案教育交往的緣起、經過和形式，探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聯對我國檔案教育的影響，也為目前中俄檔案交流提供借鑒。

一、檔案教育交往的緣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為了保存過去和當時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及個人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等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重要價值的檔案，黨中央決定接收舊政權機關的檔案，并整理新中國建設過程中形成的檔案。但是，由于缺乏專業的檔案管理人才，缺少檔案人才培養經驗，中共中央決定向蘇聯學習，中蘇檔案教育交往由此拉開帷幕。

1.接收大量舊政權檔案。舊政權檔案真實記錄了反動統治者的一切陰謀活動，同時也記錄了全國人民過去的生產生活和政治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了保護國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第二次、第三次政務會議中討論成立了“政務院接收指導工作委員會”，并通過了《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條例》。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掀起了清理敵偽檔案的浪潮。截至1949年12月，以董必武同志為領導的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在南京接收了3700多箱、660多簍的國民黨政府中央機關殘留檔案[1]166。根據中央指示精神，西南軍政委員會于1950年成立原國民黨中央機構檔案清理委員會并擬定《關于清理原國民黨中央機構檔案的意見》。在1950年6月，清理委員會向政務院指導接收委員會報告，其共接管了13826箱、150余 捆、71763卷、23043冊、6634宗、549690件民國檔案[2]40。

2.產生大量新中國建設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新生政權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復、舊有文教事業的改革以及外交關系等方面的問題，在這些活動中，各級黨政軍機關、黨派社團、企業事業單位形成了大量有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外交、科技等各方面的檔案。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為例，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于1949年1月1日，6年間形成及接管了北平和平談判、軍隊改編、政權建立、治安整頓、安定民生等方面的檔案2158卷[3]58。據1956年統計，僅四川省省計委、統計局、文化局、工業廳、財糧貿辦公室等機構，6年共形成13.2萬件檔案，內江、江津專署年平均形成4.3萬余件檔案，江津、仁壽、綿陽、江北各縣6年共形成6.6萬余件檔案[4]40。

3.缺乏專業檔案管理人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文書立卷歸檔制度不健全，全國各級機關積存了大量的檔案資料。整理這些檔案資料不僅能將有重要價值的檔案重點保存，以應對各種突發事件，減少或避免損失，保證重要檔案的完整與安全，還能發現文書處理工作中的問題，改進文書工作，提高機關工作效率，更能去除積存負擔，方便提供檔案利用。但是，新中國的檔案工作者主要有老一輩檔案干部、新參加檔案工作的干部以及舊政權機關留用的人員，他們或沒有系統學習檔案專業知識，或是所掌握的檔案業務理論和實踐方法已不適應新工作的需要。

4.缺少檔案人才培養經驗。我國較為正規的檔案專業教育是在國民黨統治下，以歐美國家為樣板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由于處于國民黨統治時期，且中國正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未意識到檔案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未參與武昌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私立崇實檔案學校以及中國檔案函授學校等檔案教育的創辦，且其創辦的革命大學、軍政大學也未設置檔案專業或開設檔案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為缺乏檔案人才培養經驗等多方面原因，原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舉辦的檔案管理訓練班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崎_辦的檔案專修班等檔案教育的嘗試以失敗告終。

二、檔案教育交往經過

1.蘇聯專家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蘇聯派遣蘇聯中央檔案管理局副局長米留申來華幫助指導中國檔案事業的發展。其先后參觀了中共中央秘書處、中央組織部等單位的檔案工作，發現我國檔案管理混亂、檔案專業人才缺乏，因此他提議建立一所檔案學院，培養檔案專業人才[5]1。

2.中國采納專家提議。米留申的建議立即引起曾三和裴桐等檔案工作者的重視，這為我國創辦檔案專修班、培養專門的檔案人才奠定了基礎。在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面封鎖、檔案管理人才以及檔案人才培養經驗缺乏等困境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采納蘇聯檔案專家提議，提出中國檔案教育事業的發展必須學習蘇聯檔案教育模式。

1952年7月，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的戈寶權在與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尼·費德林的談話中提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各部和各級地方黨委需要進行檔案整理工作，按中共中央要求，決定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內開辦一個檔案工作干部專門訓練班。使館請求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向中國派遣一名檔案專家做教員，以支持中國檔案教育工作[6]16。

3.蘇聯檔案專家來華。1952年8月中旬，周恩來總理率領政府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期間，又一次向蘇聯提出派遣檔案專家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的問題。蘇聯方面決定由謝列茲聶夫擔任檔案系教員。謝列茲聶夫具有豐富的檔案工作經驗以及較高的檔案理論水平，是派遣到中國任教的最為適合的人員。

三、檔案教育交往的形式

中蘇檔案教育交往之前，新中國未建立起正式的檔案教育，檔案師資、檔案專業教材、檔案課程體系，甚至包括教學方法等，都是較為缺乏的。因此，我國不僅需要聘請蘇聯檔案專家來華講學、與專家合作翻譯檔案教材，還需要專家指導課程體系設置、幫助組織實驗與實習。

1.聘請檔案專家來華講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共從蘇聯聘請了米留申、姆·斯·謝列茲聶夫、布爾科、阿·阿·庫金、羅曼諾娃、格·伊·沃爾欽科夫、蘇聯中央檔案館館長謝皮洛娃等檔案專家來華幫助指導檔案教育教學、傳播檔案工作理論以及制定檔案工作業務指導性文件等。

在來華的檔案專家中，米留申是最早對中國檔案事業進行指導和幫助的，其三次致信周恩來總理，建議制定全國統一標準的文件材料保管期限一覽表和文書檔案工作制度，并且他還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機關、團體、企業文書檔案工作暫行辦法》等文件，作了《關于改善中國國家機關、團體文書檔案工作的任務》《關于檔案工作的一般問題及中國檔案工作目前的缺點》等報告，這些為我國檔案管理工作、檔案管理專業教材的編纂奠定了基礎。最重要的是，他提議中國建立起檔案教育，培養檔案專業人才，開啟我國檔案教育的新篇章。謝列茲聶夫是來華時間最長的檔案專家，他于1952年應邀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55年回國在華期間，他幫助我國培養了第一批檔案師資和檔案專業人才，并指導檔案教學工作，傳播蘇聯先進的檔案學理論。布爾科、羅曼諾娃以及阿·阿·庫金等幾位專家所講授的科技文件的形成、種類、價值鑒定、整理編目、保管和提供借閱等課程，便于我們區分科技檔案資料的價值并進行有效保管及提供利用，對我國檔案專業教學和科技檔案工作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2.合作翻譯檔案教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檔案專業教育的嘗試最終宣告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檔案教材。檔案教材是傳播檔案理論、培養檔案人才的基礎。謝列茲聶夫來華后，同中國人民大學的翻譯者們協作翻譯了《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蘇聯檔案事業的歷史與組織》《蘇聯檔案史》等著作作為檔案科專修班的教材。之后在專家的幫助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又翻譯出版了米加耶夫著的《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阿·阿·庫金著的《技術文件材料的科學和實際價值鑒定方法指南》《技術檔案的管理》等檔案專業書籍。這些資料對于我國開展檔案專業教學和檔案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3.指導檔案課程體系設置。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蘇聯專家根據我國檔案建設的需要以及蘇聯檔案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豐富經驗，以培養萬千檔案干部為己任，構建了“政治理論+歷史+檔案專業課程+俄文+體育”的課程體系。其中政治理論包括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民主原理，歷史包括中國革命史、國家與法權理論，檔案專業課程包括文書學、檔案工作理論與實踐、檔案文件材料保管技術學、技術檔案管理與組織、世界檔案史、中國檔案史、文獻公布學等。

4.幫助組織實驗與生產實習。

（1）組織實驗。專家提議，檔案專業要與有關業務部門建立聯系，因此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檔案實驗室，并且在專家的幫助下編寫了實驗與生產實習的指導方法，作為教員指導實驗和實習的準則。檔案專修班成立伊始，就開設了實驗課程，最初主要是進行零散文件的立卷。實驗資料主要是從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內務部、鐵道部等機關、團體借來的文件材料以及國家相關部門移交到人大的檔案[7]1。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同學們對這些零散文件進行整理立卷，這不僅促進了實驗教學的發展，增加了學員參加實驗的機會，提高了學員動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也為檔案科研創造了條件，促進了檔案科研工作的深入開展。

（2）生產實習。根據蘇聯的先進經驗，教學的環節主要包括講授和實習兩方面，課堂講授主要是學習系統的檔案理論知識，而實習的目的在于鞏固學生所學知識，使學生獲得把理論應用于實踐的熟練技巧。中國人民大學規定，大學本科各系學生在學過一定專業知識以后都要進行兩次生產實習，第一次是在學生修業屆滿2年或3年時進行，第二次是在學生修業全部終了時進行[8]1。實習結束后，要求學員須對生產實習情況做詳細報告。1958年9月，檔案系275名師生到北京、河北的工廠、學校、機關等88個單位進行2個多月的實習。在這次實習中，師生們幫助各地整理了95466卷的積存檔案，還根據“以利用為綱”的方針編寫了1830件檔案參考資料。學生通過實踐發現問題，并進行理論研究，發表了300余篇的論文和調查報告。這些論文和報告為《檔案整理與編目》《檔案文件保管技術學》《檔案利用與公布》等書籍的編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9]1。

四、檔案教育交往的成果

1.開創新中國檔案教育事業的先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經歷過戰爭的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收集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資料以及其他敵偽檔案，以保存中華人民共和國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些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需要大量的檔案專業人才，但是我國的檔案工作人員沒有一個是正規大學的畢業生，他們大多是政治上可靠但文化層次低的老同志，不會整理檔案，不能適應新時期國家建設的需要。于是，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切下，在米留申等檔案專家的提議、幫助和指導以及老一輩檔案工作者們的重視下，我國創辦了檔案專修班，檔案教育事業正式拉開帷幕。

2.培訓新中國第一代檔案管理人才。1952年11月，受中共中央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的委托，中國人民大學創辦檔案專修班，到1953年改為檔案專修科，1955年成立歷史檔案系，在這三年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共開辦了3期檔案專修科和2期研究生班，培養了349名檔案建設人才[10]1。1955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開始招收4年制本科檔案專業學生，截至1966年之前，共開辦了7屆本科和6期檔案專修科，培養了602名本科學生、611名專修科學生、19名兩年制研究生以及1名外國留學生。作為我國第一代檔案管理人才，他們畢業后成為中央黨政機關、各省市檔案機關以及軍隊系統檔案工作的中堅力量，為中國檔案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1]1。

3.培養新中國第一批檔案教師。檔案專修班開設初期，不僅蘇聯專家少，中國教員也嚴重不足，僅有1952年從蘇聯請來的謝列茲聶夫以及從秘書處調來的田風起、李鳳樓和王明哲擔任教學工作，而中國檔案教育事業的發展不能全盤依靠國外、依賴蘇聯專家，必須培養自己的教員。在教員培養方面，把培養教員的工作和教學工作結合起來，采取“邊學邊教”的方法，教員們先向蘇聯專家學習檔案專業知識以及教學方法，之后再給學生上課。實踐證明，這種方法確有成效，截至1955年謝列茲聶夫回國之前，共培養了6名教員、36名研究生，其中第一屆研究生班9名學員全部留校任教，第二屆有19名學員留校，這使檔案專業教師隊伍得以擴充，解決了當時師生比過低的矛盾[12]43。

4.翻譯編寫新中國第一套檔案專業教材。檔案專修班開班之初主要使用蘇聯的檔案教材，包括《蘇聯檔案史》《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蘇聯文書處理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等，但是中國檔案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是應該從本國實際出發，編纂出符合中國檔案工作實踐的質量較高的教材。1957年1月，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的章慶遠、程桂芬等同志完成了《中國檔案史稿》的編寫，之后在實踐的基礎上完成了《檔案整理與編目》《檔案文件保管技術學》《檔案利用與公布》等書籍的編寫。

5.積累檔案人才培養經驗。在向蘇聯學習的同時，我們也積累了豐富的檔案人才培養經驗。在教學工作方面，檔案專業各教研室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講課，按照高等教育部所規定的教學綱領制定和執行教學計劃以及領導學生學習等工作；在科學研究工作方面，檔案專業各教研室在學習蘇聯先進檔案理論的基礎上，編寫了講義，翻譯出版了蘇聯檔案學教材，并且有計劃有領導地編寫中國國家機關史、文書學、中國檔案史、檔案學概論等課程的新大綱和新講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是中蘇檔案學術交流較為頻繁的時期，不論是聘請蘇聯專家來華講學，還是中國檔案學者受邀到蘇聯進行學術訪問交流，抑或是進行學術考察、譯介著作等，都對中國檔案教育事業產生了極大影響，為形成中國特色的檔案教育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