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檔案類電視節目發展現狀的思考

張煜陽

近年來，檔案類電視節目作為一種較為新穎的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受到了社會公眾的關注。目前，對于檔案類電視節目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新聞與傳媒領域，檔案學領域對其進行的研究并不算多。因此，筆者將通過調查研究，從檔案學角度對我國檔案類電視節目發展現狀進行研究、分析與歸納，總結我國檔案類電視節目具有的突出特點及其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解決對策，從而為我國檔案類電視節目未來的發展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一、我國的檔案類電視節目概述

1.檔案類電視節目的內涵。目前，學界對檔案類電視節目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在提到“檔案類電視節目”這一具體名詞的時候，通常會通過舉例說明，說出幾個有代表性的節目的名稱，加以簡單地描述，進而使他人理解這一詞匯的含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檔案類電視節目進行界定這一問題就變得比較重要。對檔案類電視節目進行界定，要從節目的具體內容和本質入手，不能只看節目的名稱和節目的類型。部分節目的名稱雖然與檔案相關，但其具體內容并不一定與檔案有關；還有一些節目，雖然節目的類型與檔案類電視節目類似，但同樣不能歸屬于檔案類電視節目。

對于檔案類電視節目的界定，山東大學的學者許靄琳在《檔案與“檔案類”電視節目的關系研究》一文中，將其表述為“在制播過程中，明顯運用到檔案信息資源、檔案核心理念、檔案學理論等與檔案緊密相連的元素，并且通過這些元素的利用對節目內容和效果起到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的電視節目”[1]。筆者認為，這種通過節目本身對檔案元素的運用和檔案元素對節目效果的影響來界定檔案類電視節目的觀點，相對來講，較為嚴謹。

2.檔案類電視節目的特點。檔案類電視節目的特點是在與傳統電視節目類型和傳統的檔案信息資源開發方式的比較中顯現出來的。

（1）與其他類型電視節目相比。與其他類型電視節目相比，檔案類電視節目的權威性與可信度高。檔案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原始性記錄信息，因其本質屬性——原始記錄性，較其他類型的信息資源相比，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與可信度，這恰恰是普通的電視節目所欠缺的屬性，也是許多觀眾非常重視的屬性。這些節目中展示出的歷史檔案基本都出自檔案館，這些檔案中記錄的真實可靠的歷史信息，足以準確、清楚、客觀地說明那些在民間傳說與文學著作中眾說紛紜的歷史迷案。通過展示檔案來陳述某一歷史事實，能極大地提高這檔節目的可信度。通過提高節目自身的權威性與可信度，有利于節目的長遠發展并能夠吸引住穩定的觀眾群，也有助于節目在與其他節目的競爭中脫穎而出[2]。

如北京衛視的《檔案》欄目和湖北衛視的《大揭秘》欄目，這些節目主要是主持人通過向廣大觀眾展示一些與主題相關的多種載體形式的歷史檔案，來公正客觀地講述、還原某一歷史事件。利用檔案材料無可爭議的真實性與權威性，來佐證許多如故事一般的真實的歷史事實，這種形式極大地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中央電視臺播出的二十八集紀錄片《清宮秘檔》，這部紀錄片首次系統地利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清代檔案，沿循清朝二百余年由盛轉衰的歷史軌跡，為觀眾真實地再現了許多的歷史人物、宮廷內幕、皇家隱私。在中國各朝歷史中，距今年代相對較近卻極富戲劇性的清朝歷史，長期以來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是影視劇改編的一大重點。但近年來，由于眾多改編的影視作品在市面上泛濫，使得許多歷史事實含混不清。而該片通過利用這些真實的系統的歷史檔案，揭露了許多迷霧重重的歷史謎團的本來面目，如順治皇帝是否出家、雍正皇帝究竟是繼位還是篡位、乾隆皇帝是不是滿人等許多問題都可以在這部紀錄片中找到論據充分的答案。

同時，檔案本身的保密性和原始性也給“檔案”一詞帶來了較為濃厚的神秘色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觀眾的心理上的好奇，進而吸引觀眾進行觀看。檔案作為可信度最高的歷史事件的原始記錄，通過展示這些歷史檔案，利用其真實性進一步強化了這些史實的可信度。這些都為各檔檔案類電視節目的興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3]。

（2）與傳統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方式相比。

首先，與傳統的檔案信息資源開發方式相比，檔案類電視節目對檔案材料的運用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在這些檔案類電視節目制作播出的過程中，檔案材料的選擇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在節目中展示的檔案材料是否足夠充分、準確、豐富，對節目內容的闡釋是否足夠深刻，直接關系到觀眾的觀看體驗，進而決定節目的收視情況。節目制作方通過展示形式豐富的檔案材料，通過講述人的講解，為觀眾呈現出一個個完整齊全、層次分明的歷史事件，進而吸引觀眾觀看。目前，檔案類電視節目在檔案材料的選擇上普遍表現很好。在節目中展示出的檔案材料幾乎包括了檔案的所有載體和形式，如照片檔案、聲像檔案、文字檔案、實物檔案、口述檔案等。這些形式多樣的檔案材料基本覆蓋了主題事件的各個關鍵環節，通過講述人之口準確地揭示出檔案中包含的重要信息，為事件的每一環節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依據。通過展示這些形式豐富的檔案，在觀眾眼中原本枯燥無趣的事件變得多姿多彩，引人入勝。許多檔案類電視節目還會在節目中運用三維特效技術和精良考究的道具來進行場景模擬，配合準確無誤、豐富、直觀的檔案信息，邏輯系統地、真實嚴謹地給觀眾呈現出歷史事件，使觀眾如臨其境、如聞其聲，極大地提高了廣大觀眾的觀看體驗。

其次，是選題具有親民性。由于電視節目自身的特點所限，檔案類電視節目與其他類型的電視節目一樣，都是以獲得更高的收視率為主要目標。因此，檔案類電視節目同樣會以觀眾需求為出發點，充分考慮受眾的喜好與需求，其選題往往會與近期內的社會熱點高度相關，以此來吸引廣大觀眾的關注。在具體選題上普遍以古今中外各個時期的戰爭、歷史疑點、社會熱點事件、傳奇人物為主，有時也會以情懷為賣點吸引觀眾，在春節或國慶節等一些有代表性的節日，還會增加一些特別節目；在許多知名人物的周年誕辰之際該欄目還會播出專題紀念節目。而許多檔案類紀錄片的產生更是與時下關注度較高的社會熱點直接相關[4]。以北京衛視播出的《檔案》欄目為例，在2015年，國務院發表了《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后，該欄目相繼播出了“西藏 神圣疆土”、“西藏 盛世新生”和“西藏活佛轉世”等多期與神秘的西藏相關的節目；在2016年初電視劇《少帥》熱播時，該欄目陸續播出了“張學良與郭松齡的恩怨情仇”、“張學良 少帥成長路”和“張學良與蔣介石 從兄弟到兵戎相見”等多期節目；2016年3月，首都博物館舉辦了南昌漢代?；韬钅箍脊懦晒?，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轟動后，該欄目在4月播出了“?；韬钅箖鹊那昝孛堋?。由此不難看出，檔案類電視節目對社會熱點與大眾需求的嗅覺極為靈敏。制作方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敏銳地捕捉到當下反響較大的社會熱點，以極快的速度搜集相關檔案材料進行節目制作，在人們產生了對該熱點進行深入了解的需求時，及時播出已經制作完成的專題節目，滿足人們的求知欲，進而獲得觀眾的好感與認可，以此不斷提高該節目的收視率與影響力。眾多檔案類電視節目的熱播，無形中提高了社會公眾的檔案意識，不僅開辟了一條全新的檔案文化傳播途徑，還會在社會上營造出關注檔案、保護檔案與開發檔案的有利氛圍[5]。

檔案類電視節目改變了人們以往對于檔案枯燥無味的印象。通過檔案類電視節目，觀眾會發現，檔案不僅僅是整齊碼放在滿是架柜的房間里的記載無趣文字的紙張。檔案類電視節目中展出了涉及古今中外各個領域的照片、視頻、信函以及部分實物檔案，這些檔案的出現能夠使觀眾逐漸意識到，檔案是一種形式豐富多樣、內容廣泛而深刻的真實準確的信息載體。檔案類電視節目通過廣泛的匯集與主題相關的形式豐富、說明性強的檔案材料，展現出一幕幕真實生動的歷史畫卷，揭示出事件發展過程中的相關細節，使觀眾進一步了解記錄于檔案之上的鮮活的歷史，幫助觀眾感受到檔案獨特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會檔案意識[6]。

二、檔案類電視節目面臨的問題

1.選題范圍較為狹窄?，F今，檔案類電視節目的選題范圍較為狹窄。上文已經論述過檔案類電視節目以收視率為目標，其選題以觀眾需求為出發點，與社會熱點高度相關。長此以往，選題范圍基本集中于戰爭、人物、社會熱點等主題，盡管在節目發展過程中屢有增加，但具體選題仍以這幾項為主。這樣愈顯狹窄的選題范圍并不利于檔案類電視節目的長遠發展。長期播出這些題材的電視節目，會逐漸降低這類題材對觀眾的吸引力，甚至使觀眾對這類題材產生排斥心理，導致收視率逐漸下降。

在此同樣以張學良的相關主題為例，在2016年，除了北京衛視的《檔案》以外，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即CCTV4）《國寶檔案》、中國教育電視臺綜合教育頻道（即CETV1)《博物館之夜》、湖北衛視《大揭秘》、上海紀實頻道《檔案》和《往事》、黑龍江衛視《發現》等諸多欄目都用不同的篇幅播出了關于張學良父子的生平軼事的節目。

由此可見，目前我國的諸多檔案類電視節目中在選題上依舊有極為明顯的集中趨勢，選題同質化越來越嚴重。盡管這種選題都是配合時下的熱點，但過度的雷同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耗盡觀眾對相關主題的求知欲，甚至使相關主題喪失后續發掘的價值。盡管我國各檔案館館藏的檔案文獻浩如煙海，檔案信息資源極為豐富，但我國的相關檔案部門與檔案類電視節目制作方對這些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夠充分，節目制作方的選題策劃工作不到位，致使選題范圍越來越狹窄[7]。

2.缺乏與檔案部門的合作。檔案材料是檔案類電視節目的支柱，因此檔案材料與電視媒體的結合，也需要檔案機構和檔案節目制作方的合作。目前，盡管這種合作模式已然存在，但只有相對較少的一部分檔案類電視節目依靠其知名度與公信力，吸引了相關檔案機構與其開展合作，這些節目基本都是同類電視節目中的精品。但仍有較大一部分的檔案類電視節缺乏與檔案部門的溝通，無法獲得穩定可靠的檔案材料來源[8]。

3.互動性較差，觀眾參與程度低。檔案類電視節目的模式主要是通過展示真實可靠的檔案材料，由講述人來講述某一歷史事件。在這一過程中，通常是主持人進行講述，觀眾認真觀看。但受節目制作環境或播出環境所限，現場觀眾與主持人、電視機前的觀眾與節目組之間的互動普遍較少，通常只是講述人單方面的陳述，甚至為數不少的節目根本就沒有在節目錄制現場觀看的觀眾。電視機前的觀眾在主持人講述過程中產生的疑問無法提出，在觀看過程中發現的錯誤也沒有固定的途徑向節目組反映。在部分觀眾對現有題材不感興趣的情況下，也沒有途徑向節目組提出自己更加感興趣的題材。長此以往，可能導致節目逐漸脫離觀眾，使觀眾滋生不滿的情緒，進而降低收視率。

4.節目制作不夠嚴謹。目前，多數檔案類電視節目的制作水準都較為良好，其中不乏精品。但盡管如此，在為數不少的節目展示的檔案材料也存在出錯的情況。

例如，北京衛視的《檔案》欄目在2018年8月7日播出的《不是公主的德齡公主傳奇》和2018年10月31日播出的《正陽門下大女人 一舞傾城話容齡》兩期，這兩期節目講述的主人公分別是裕德齡和裕容齡兩姐妹。其中在德齡一期中第22分鐘時展示出的德齡的照片與容齡一期中在第23分15秒時展示出的青年時容齡的照片一模一樣。通過對這兩張照片進行了反復的分析比對，可以判斷出這應該是同一張照片。在2013年12月9日播出的《遙遠的和諧：蔣緯國和蔣經國特別的兄弟情》一期中，在3分31秒展示的一張照片，照片左下方的注釋指明照片中的兩人分別是蔣介石和陳潔如。但經過查證，可以判定照片中的女性并不是陳潔如，而是宋美齡。

這些資料搜集起來未必有極大的難度，可在節目中呈現時還是出現了錯誤。筆者認為會產生這些錯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作人員在制作過程中搜集資料的途徑不夠豐富，對于要用到的資料并未進行深入的考證，在節目制作完成后應該進行的校對工作進行得不夠徹底。盡管多數觀眾受限于個人的知識面，不一定能夠發現節目中展示的檔案材料存在的問題，但是這種情況一旦被發現，一定會影響檔案類電視節目的權威性和可信度。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得較為頻繁，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節目的長遠發展，不利于檔案文化在社會上的傳播。

三、相應的解決對策

1.提高選題策劃工作的質量。目前，我國的檔案類電視節目選題范圍漸趨狹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因此，節目制作方應當提高選題策劃工作的質量，對節目做出精確的定位，不斷發展創新，逐漸打開節目選題范圍的束縛，不斷開拓新的題材[9]。例如，目前社會關注度極高的民生領域、經濟領域等，這些領域的許多主題看似晦澀難懂，但經過認真新奇的策劃，能極大地提高對社會大眾的吸引力。合格的選題策劃能夠為后續的一系列節目制播工作形成一個良好的開端，選題策劃的水平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節目的影響力。例如，《國家相冊》系列微紀錄片，是新華社依托中國照片檔案館館藏的1000多萬張珍貴的國家照片檔案，結合照片與三維特效，精心打造的可視化全媒體產品。該紀錄片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創意獨特，生動地向觀眾展示了真實的歷史記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

2.加強與檔案部門的合作。檔案館擁有海量的檔案信息資源，但受傳統的服務觀念所限，檔案部門基本是被動地提供開放利用服務。盡管部分檔案館曾進行過類似的合作，但實際上，檔案部門的參與程度普遍較低，依舊是被動地提供檔案信息[10]。因此，檔案部門應正確定位自身的形象，盡可能地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逐漸改變人們傳統觀念中檔案部門存在感弱、進入門檻高的印象，積極主動地與社會對接，與相關檔案類節目的制作方進行溝通，開展合作，開辟出更多更好的檔案信息資源提供利用的途徑，更好地為社會公眾提供有針對性的檔案服務，提高社會檔案意識。檔案部門的專業人員還可以作為檔案類電視節目的制作顧問，對檔案元素的應用進行監督指導，以提高節目制作的水平。而檔案類電視節目的制作方也應為節目的長遠發展考慮，主動向相關檔案機構尋求長期而有效的合作，盡可能獲取更加穩定可靠的檔案信息來源[11]。

例如中央電視播出的紀錄片《清宮秘檔》，該片是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湖南廣電集團節目制作中心聯合攝制，該片經過多年的細致籌劃，邀請了眾多權威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還特別邀請了幾位還在世的愛新覺羅家族的長者進行指導，系統地運用了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一千余萬件清代檔案，制作出了一部堪稱藝術精品的紀錄片。北京衛視的《檔案》欄目與《中國檔案報》于2010年達成了戰略合作?！吨袊鴻n案報》是中國和世界唯一的檔案專業報，由國家檔案局主管?！稒n案》欄目組可以獲得更加豐富穩定的檔案信息來源和極為正式的宣傳平臺，并可借此制作出更多更加精良的節目，來提高節目的收視率；而檔案部門也開辟了一種全新的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渠道。這種合作模式實現了檔案部門和欄目組的雙贏，皆大歡喜[12]。

3.與觀眾進行有效的溝通。節目制作方應酌情為節目開辟一些溝通渠道或建立一個穩定的信息反饋平臺，可以在節目中進行一些趣味問答活動，也可以增加一些現場與電視機前的觀眾的互動環節，這些舉措有利于提高節目的趣味性，拉近節目與觀眾之間的距離。通過這些交流平臺，節目制作方可以在第一時間更加直觀地了解觀眾的想法，可以盡快在節目中為觀眾答疑解惑，提高觀眾的滿意度；也有助于了解觀眾的喜好趨向，輔助節目的選題策劃工作。這些舉措有一定的技術要求，但在網絡技術極其發達的今天，這也并不是一件很難辦到的事情。

4.提高節目制作人員的檔案專業素養。檔案類電視節目的制播過程，是對檔案材料進行挑選、整理、加工等處理，最終制作成節目的過程，也是一個檔案文獻編纂的過程，這就要求參與這一過程的相關人員具有一定的檔案專業素養。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檔案類電視節目中出現的諸多錯漏，會出現這些錯誤，并不是因為其真實材料的搜集難度大，也不是這些錯誤信息的甄別難度高，而是因為制作人員的挑選鑒別工作與考證工作不夠徹底，這恰恰也是缺乏檔案專業素養的表現。因此，提高節目制作人員的檔案專業素養是很有必要的，這一舉措不僅有助于節目制作過程中各個環節工作質量的提高，提高節目的整體質量，還有利于一檔檔案類電視節目的長遠發展[13]。

綜上所述，我國檔案類電視節目與其他類型的電視節目和傳統的檔案信息傳播途徑相比具有許多突出的優勢和特點，盡管如此，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需要面對許多突出的問題。正視這些特點和問題，尋求發揚之路與解決之道，對檔案類電視節目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