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辨析

曲 藝

一、“桐工作”概述

1.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成立。1939年9月4日，日本陸軍省決定在南京設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希望盡速解決中日戰爭長期對峙消耗的困境。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于1939年10月1日成立，由陸軍大將西尾壽造出任總司令官，陸軍中將板垣征四郎擔任總參謀長。

1939年，今井武夫由參謀本部第七課課長調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第二課兼第四課高級參謀。11月2日，參謀本部第七課的鈴木卓爾也調派到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下屬于今井武夫，受命到香港策劃建立同重慶政府的聯絡路線。

2.“桐工作”的過程?！巴┕ぷ鳌钡倪^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鈴木卓爾、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張治平在香港五次會見。雙方同意在香港舉行兩國代表各有三人出席的圓桌預備會談，以繼續討論“和平條件”。

第二階段，三月香港會談與六月澳門會談。1940年3月7日—10日，中日雙方應約在香港進行了四次會談。會談中，關于中國正式承認的“滿洲國”、日本駐兵華北以及蔣汪合并三點的爭論，雙方都不讓步，會談無實質性成果。

6月4日—6日，中日雙方又在澳門舉行了三次會談。此次會談，關于“滿洲國”、華北駐兵問題，并無實質性進展，但關于汪兆銘問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日方順勢提議進行蔣、板垣會談。

第三階段：1940年6月澳門會談后到1940年10月1日為談判逐步破裂階段。澳門會談后，日方為促進板垣、蔣、汪三人會談的實現，煞費苦心，但中方對此會談的態度卻截然相反。

1940年10月1日，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嚴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立即停止“桐工作”。11月30日，日本政府與汪精衛簽訂《中日基本關系條約》，正式承認汪的政權。至此，“桐工作”對于中方來說也失去了意義。

二、張季鸞對“宋子良”事件的揭發

1.張季鸞的香港使命。張季鸞，時任《大公報》總編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蔣介石尊其為諍友。1940年8月31日，蔣介石派張季鸞攜帶由蔣親訂的對日議和條件赴香港，尋求與日本和談的可能。在張季鸞赴港的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對倭情與和戰問題研究透徹，手擬最低限度之條件與原則，自信不至有誤?！盵1]54

若“宋子良”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是蔣介石，蔣為何又要再派張季鸞赴港另謀和談？蔣此次親訂的和談條件立場鮮明、準備完善，這樣完備的和談條件又為何不在三月香港會談時就確定下來？如此反常的舉動，絕不是蔣身為領袖在事關國家根本的中日和談中所該有的表現，因此，張治平、曾政忠的背后必另有其人。

2.來自張季鸞的揭發。張季鸞赴港后，很快與日本人和知鷹二取得了聯系。9月1日，張季鸞從和知處得知日人今井、鈴木與中方所謂“宋子良”、張治平進行秘密和談的事情，極為震驚。張季鸞隨即于9月2日致函蔣介石侍從室的陳布雷，匯報“宋子良”事件，并分析日本人相信此事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攜有‘委員長之委任狀’——‘研究對日問題咨議’；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華方交涉人張某、陳某中間曾要求板垣來一信，向華方示閱，而數星期后華方交涉人得到委員長之回信，亦交日方閱看，日方將此信照片帶回，此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辈⒎Q應嚴厲查處此事：“惟有一點不容忽視者，即有人敢偽造委員長之信件，顯為重大犯罪行為，應加以徹查?！盵2]62

3.蔣介石對“宋子良”事件的態度。蔣介石在得悉張季鸞向陳布雷所報情況后，極為震怒，于9月6日嚴令戴笠審查。在當天的日記中，蔣寫道：“汪兆銘探子乃捏造憑證誣我，是使我又多一意料不及之經驗也。應牢記，以自鑒戒?！盵3]62當日，戴笠緊急召張治平來渝談話。7日上午，戴笠將張治平軟禁，并派軍統局第三處處長徐業道審查張治平。

如果張治平是受蔣介石之命向日本人出示蔣的委任狀與親筆信，那蔣又為何不將此事透露給張季鸞，而任其肆意揭發？又為何令戴笠公開追查，幾欲置張治平于死地？唯一的理由就是所謂蔣的委任狀與親筆信并不是蔣指使張治平示與日人的，張治平涉嫌偽造文件不說，竟然還把宋子良牽扯了進來，真是要置蔣于萬劫不復之地！因此，蔣對張治平痛恨至極，必欲殺之以自清。

三、張治平審查報告辨析

1.張治平對戴笠的隱瞞。9月7日，徐業道奉令審查張治平。張治平堅決否認偽造蔣介石親筆信與軍委會委任令兩件事；又稱所謂宋子良參與其中純屬子虛烏有，自始至終只有他與曾政忠二人同日本談判代表周旋。

9月9日，張治平再次向戴笠申辯：“過去八個月與敵周旋期內，敵人因對職信念極堅，一切會談，從未向職索閱或索取委座文件。職亦從未有任何偽造委座文件授諸敵方以博得其信用也。在事實上，職對偽造文件無此需要，又自量絕不可為，深望明鑒之?！盵4]62張治平一口咬定宋子良沒有牽涉其中，更是反復申辯自己沒有偽造蔣的委任狀與親筆函，說明他深知這是蔣介石的底線，一旦松口誰也救不了他。

2.對張治平的處理結果。戴笠則在9月15日向蔣介石呈交調查報告，結論是：“張治平接受鈴木、今井之求和，原屬探取情報性質，以撤銷汪偽組織為一試題，以覘敵人求和之誠意與其求和之緩急也。惟張自本年二月經港區運用以來，在工作上尚未見其有不忠實處，但張是否偽造文件、冒充咨議，經多方偵查與研詢，尚不能證明其確有其事。張治平與鈴木等屢次洽談和平，據曾政忠謂，張對于鈴木所提者，確以撤銷汪偽組織為先決問題，但張對吾人是否忠實可靠，亦未敢肯定?！盵5]62戴笠15日報告中對蔣介石所作的交代，語氣猶疑，態度模棱兩可，字里行間透露著一種“就此作罷”的意思。以戴笠對蔣介石的敬服及身為軍統局局長的職責，他為什么會選擇去敷衍蔣介石呢？就不怕失去蔣對他的信任嗎？所以，“宋子良”事件絕不可能是戴笠主使，更不可能是張、曾等人擅自妄為，戴笠如此做法，只能說明他此時已經知道張治平背后的大人物是誰了，并選擇向這位大人物低頭，對“宋子良”事件的追查到此為止，并且他斷定蔣介石在這位大人物面前也一定會選擇讓步。

而對張治平的處理結果足以說明一切。張治平最終被以擔任“訓練班政治教官”的名義扣留于重慶，抗戰勝利后回到香港[6]101，后來還于1953年到日本訪問過今井武夫[7]181。

3.曾政忠就是冒牌宋子良。據今井武夫回憶：“1945年6月上旬，在被上海的憲兵隊逮捕的中國人中，有個自稱為藍衣社社員曾廣的人。有一天，囚犯在室外運動時，六年前因“桐工作”曾在香港日華第一次會談中擔任翻譯并曾偵查中國方面代表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特派員坂田誠盛一看到他們，就對其中一個人喚起了似曾相識的記憶。正是他，毫無差錯，往年自稱宋子良的，實際上就是那個冒名頂替的人?！盵8]143這是“桐工作”中有人冒充宋子良最有力的證據，那么這個曾廣又是當年的誰呢？

前文所引張治平被審查期間曾交代，八個月來始終只有他與化名“章友三”的曾政忠同今井武夫等談判，因此曾政忠有冒充宋子良的重大嫌疑。1940年9月18日，已回到香港的曾政忠按戴笠指示通知鈴木卓爾：“長沙會議暫行擱置?！盵9]62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與鈴木卓爾會晤[10]62。而日方對這兩次會晤則是這樣記載的：9月19日，鈴木報告“根據宋從重慶回到香港的報告……關于滿洲問題和日本軍部分駐兵問題，如果日華雙方意見不能取得一致，那就決定暫時將長沙會談擱置起來，因此這項談判沒有迅速進展的希望”[11]178。9月21日，宋再次訪問鈴木，問有無從日本政府來的關于妥協的訓令，并催促日本方面再加考慮：“兩件懸案是實現日華和平的癌癥，除由日本方面讓步外，沒有實現和平的希望?！睂Ρ纫陨现腥针p方記載，可以確定曾政忠就是1945年被關在上海日本人監獄的“曾廣”，也就是當年的冒牌宋子良。

四、宋美齡是“宋子良”事件的主使者

撲朔迷離的“宋子良”事件，由于1945年曾政忠被日本人抓住后認出他就是當年的冒牌宋子良，給后來的研究者打開了一扇探究此事真相的窗口。從上文論述中，蔣介石大動肝火，下令戴笠追查“宋子良”事件可知，張治平等人的和談行動早已脫離了蔣介石、戴笠的掌控，更不可能是張、曾等人自作主張的行動。又因為此事從頭到尾都打著宋子良的名義，而與日本密談和平又是一件極端敏感的政治事件，所以此事當是宋氏家族核心成員所為，否則就等于同時觸碰到了蔣、宋兩家的底線，甚至孔家也不會放過這個膽大包天的人。而揆諸孔祥熙、宋子文與蔣介石歷史之關系，再參以日人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述及“桐工作”時，屢次提到宋美齡對此工作的支持，例如前文所引，今井武夫等人之所以相信“宋子良”，就是因為宋美齡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宋子良”事件是一場由宋美齡策劃的諜報戰。張治平、曾政忠等人對戴笠、蔣介石存在重大隱瞞，實際上是接受宋美齡的調度，以“和談”的名義從事“倒汪”活動。所以事發之后，曾政忠、劉方雄很快就返回香港繼續工作；張治平則被留在重慶，細思之，這恐怕也是對他的一種保護。

五、結語

宋美齡策劃“宋子良”事件雖主要是出于“倒汪”的目的，但也確實帶有試探日方和平誠意的意思。但是感受到日本在偽滿洲國、華北駐兵以及蔣汪合流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后，宋美齡自知中日和平難以實現，在6月6日澳門會談后，徹底轉為對日諜戰，再沒有派代表與日方進行正式會談。這場諜報戰延緩了汪偽政權的成立，也阻撓了日本政府對汪偽政權的正式承認，在政治上給予汪偽政權沉重打擊，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日汪之間的關系，是一場中國方面取得完全勝利的諜報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