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西遷研究

羅應梅 姚 紅 黃 凱 趙財霞 張 婷

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瀾閣，曾經入藏著中國現存最大的古代文獻集成《四庫全書》?！端膸烊珪酚汕』实蹥J定，紀曉嵐主持編撰，成書后抄成七部分藏于北京文淵閣、文源閣及沈陽的文溯閣、河北承德文津閣以及杭州的文瀾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七處。七部《四庫全書》經歷了近代以來的炮火硝煙和顛沛流離，現僅存世四部。文瀾閣《四庫全書》便是其中之一，也是存世庫書中經歷最為坎坷的一部。自1861年太平軍二度攻占杭州閣書被毀到民國末年，文瀾閣《四庫全書》先后被補抄4次，即清光緒年丁丙補抄3103種、1915年錢恂補抄33種、1923年張宗祥補抄211種、1934年陳訓慈補抄1種。補齊后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是七部藏書中最完整的一部，其價值遠高于現存的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成為“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資源。七七事變后，文瀾閣《四庫全書》又為避寇而西遷，從1937年8月4日《四庫全書》裝箱離館，到1946年7月5日重回杭州，經歷了長達8年零11個月的“抗戰苦旅”，涌現出很多“文軍護書”的典型故事，展示了中華民族寶貴的人文精神和保護文物、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

一、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西遷始末

1.日本掠奪中國圖書由來已久[1]。早在甲午戰爭時，日本便制定了《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以便有計劃地掠奪中國圖書文獻和珍貴文物；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成立的“滿洲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將搜集各種中國古籍作為其主要任務；1937年12月成立的受日本特務機關控制和操縱的所謂“民眾團體”——“新民會”，除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騙宣傳外，還負責搜集淪陷區的圖書文獻；南京淪陷后，日軍更是明目張膽地成立了“中支（華中）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專門負責整理、運輸劫掠的圖書，編纂劫掠圖書的目錄。此外，還有軍方各種組織及私人劫奪中國圖書的組織，部分日本軍人、學者自發地或有組織地掠奪中國圖書典籍，配合和支持對中國的侵略?？v觀近代日本的對華戰爭，除了進行軍事打擊、經濟掠奪外，他們入侵中國的固定內容之一就是劫掠書籍，他們從來不忘對中華文化瑰寶、圖書文獻的掠奪。1937年杭州淪陷前陳訓慈在日記中寫道：“今戰事遍及江南浙西，即圖書之浩劫已為空前所未有?！盵2]如今，這些圖書散藏在日本各圖書館，成為研究亞洲文化和歷史最好的資料寶庫，人們在這些圖書館中可以找到很多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圖書。

七七事變后，滬凇會戰打響。上海、杭州屢遭敵機轟炸，危在旦夕，文瀾閣《四庫全書》隨時有被毀或被掠奪的危險。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意識到文瀾閣《四庫全書》面臨被掠奪的危險，深感保護庫書責任之重大，果斷決定采取轉移的辦法來保護《四庫全書》。他一面向浙江省教育廳報告情況，要求調撥閣書遷移經費，一面動員全體館員趕制木箱，將庫書裝箱轉移。1937年8月4日閣書順利運出，開始了西遷旅程。據日本學者記載，1938年2月22日，“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派了9個人從上海趕到杭州，花了好多時間尋找文瀾閣《四庫全書》。幸而庫書已經轉移，免去了痛失國寶之虞。

2.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與回歸。文瀾閣《四庫全書》于1937年8月4日運出后，經歷了首遷富陽漁山，再遷建德松陽塢，三遷浙南龍泉。隨后教育部議定閣書遷貴陽，并派浙大協助運書，于1938年4月30日運抵貴陽，點交貴州省立圖書館保管。而在貴陽的藏地也經歷了三次變化，先是藏貴州省立圖書館，旋又秘藏張家祠堂，后又轉移到北郊地母洞。1944年“黔南事變”爆發，閣書緊急遷運至重慶青木關，藏于教育部部長公館旁的瓦房中，抗戰勝利后，才回歸杭城。

庫書的首遷地點富陽漁山石馬村趙宅，系該館編纂夏定域向趙坤良先生請求，用趙家棄置未用之舊宅庋藏庫書。負責押運及保管閣書的毛春翔在《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一文中這樣記載：“8月1日，全館職員麇集孤山分館，點書裝箱，至3日深夜裝竣。計閣書140箱，善本書88箱，共228箱。4日晨閣書離館，運往江干裝一大船，余奉命隨書出發，負責保管之責?！盵3]毛春翔向館長陳訓慈報告閣書藏地情形，“謂地處群山圍繞中，舊屋不顯，可望不致遭損”[4]147，同時“漁山鎮趙姓屋，在山叢中，頗寬敞僻靜。主人趙坤珊相遇亦厚，不收憑值”[5]148。但是，隨著日軍的大舉入侵，杭州危在旦夕，在漁山都可以清楚地聽到爆炸聲。11月23日，陳訓慈赴富陽查看，與鄉民談及富陽城鄉情形，“謂城民多遷鄉，鄉間亦皇皇。軍隊過境頗多，已掘長壕，擬將退杭守富也”[6]149。于是，閣書被迫輾轉運到建德。

在富陽轉運建德途中，因船重水急不得已滯留桐廬，多方尋求幫助皆無果，后幸得浙江大學幫助才將書分批運至建德北鄉松陽塢暫存。后又因戰事日急，杭城淪陷，建德震動，閣書再一次輾轉遷移。先是雇傭民船運書至金華，再覓車轉運至龍泉，暫存于縣城中心學校。后教育部決定閣書“擬遷貴陽，由浙大協同運遷”，“謂西南僻遠，戰事不至波及，遷書斯土，可高枕無憂，浙人士亦以為然”[7]。隨后，閣書從浙江龍泉再出發，經福建，入江西，再入湖南，由湖南入貴州，于1938年4月30日抵達貴州省立圖書館，9月29日，轉藏威清門外張家祠堂，1939年4月8日又搬遷到北郊地母洞。

文瀾閣《四庫全書》在地母洞秘藏了5年零8個月，1944年底又因日軍大舉進攻貴州而緊急轉運到重慶青木關?？箲饎倮?，文瀾閣《四庫全書》隨浙江大學一起，于1946年7月5日回到杭州。竺可楨校長談到此次庫書回歸時說：“此次自渝由汽車六輛載運東來，5月7日出發，昨、今始到。原定運費四千萬元，現超出已多，押運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長，夏樸山等等?！盵8]而回杭過程中的艱辛也是不一般的，毛春翔曾寫到“途中麻煩之事，困苦之狀，非數紙所能盡”。

3.歷經十年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歷經滄桑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在歷次浩劫中幾乎陷于毀滅，幸得浙江幾代人的俠肝義膽，以及他們在抗戰期間與眾多國人一道，用自己的一腔熱血，保護和捍衛了《四庫全書》的安全。但是經歷了200多年的洗禮和磨難，庫書已有許多封面硬化，書線脫落，部分書頁發霉、破損或殘缺的問題。為使文化瑰寶得以傳承，寶貴精神得以弘揚，庫書價值得以延續，杭州出版社與浙江圖書館共同決定影印再造文瀾閣《四庫全書》，簽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協議。經過一年多的翻拍和圖像處理，形成了全套精美的影印件。2006年2月22日，庫書的經部開機印刷，但因經費不足幾經曲折，歷經十年的努力，耗資4300余萬元，集合政府部門、出版界和民間的力量，才于2015年最終完成。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再一次續寫了幾代浙江文化人為保存它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起到了對歷史文化遺產“積極搶救、科學保護、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的作用。影印后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共1559冊，約10億字，重約5噸，全書篇幅采用大16開本，選用優質木漿紙印制，兼具美觀與存真。

二、文瀾閣《四庫全書》秘藏貴陽詳情

1.貴陽秘藏地點三次轉移。經過數千里輾轉，文瀾閣《四庫全書》運抵貴陽后，先是藏于貴州省立圖書館內。根據貴州省立圖書館向浙江省立圖書館開具的存書收據顯示，寄存于貴州省立圖書館的書籍共計3467部、42536冊，包括文瀾閣《四庫全書》正本、前文瀾閣誤抄書、文瀾閣遺存書、前文瀾閣續藏書、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等。由于貴州省立圖書館館舍是由舊糧道署修繕改造而成，館藏條件很差，不僅面積狹小，房屋結構也不適合圖書館的業務開展。為改善藏書條件，該館立即著手新建藏書室，并向貴州省政府和教育廳呈報了《書庫工程預算表》《設計圖》《建筑計劃說明書》等，試圖趕建書庫。但因時局所限，經費困難，貴州省立圖書館新建書庫未能建成，只能采用購買現成房屋的方式來解決藏書的問題。經過多次考察篩選，最后決定購買貴陽威清門外張家祠堂作為藏書樓。張家祠堂有大小房屋數十間，房屋結構和質量也都基本符合藏書的要求，只需稍加修繕便可使用。1938年9月28日，庫書順利轉入張家祠堂，同時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員夏定域父子隨書入駐張家祠堂著手清點庫書，并對在遷移途中翻車落水的3000余冊書進行細心曝曬。但是僅僅過了半年，庫書又一次被緊急轉移到貴陽北郊的地母洞。1939年2月4日，日機輪番轟炸貴陽大十字商業區及周邊地段，房屋損毀無數，火光滿天，而秘藏《四庫全書》的張家祠堂距離大十字僅2公里，庫書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必須再覓安全之藏所。經過多方考察，最終決定將之轉移到貴陽城外的許官溪鎮金鰲山腰的地母洞。從此庫書在地母洞秘藏了5年零8個月，直到1944年秋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11月日軍攻入黔南獨山，貴陽震動，各機關、團體開始組織疏散撤離。教育部決定將文瀾閣《四庫全書》緊急轉移，12月8日，庫書再次裝箱起運，直奔重慶青木關，直至抗戰勝利。

2.揭秘文瀾閣《四庫全書》保存完好之法。閣書西遷與東還，前后歷時8年11個月，跨越6省，往返數千里，經歷了在轉運途中翻車，11箱3000余冊書落水事故，以及貴州山洞的潮濕環境及多雨少晴的氣候條件，但最后返回杭州時卻完好無損，這是如何做到的呢？通過檔案記載和當事人回憶大致可以揭秘一二。

閣書在轉運途中，曾在福建浦城至浙江江山的途中，因“險路甚多，運輸車中有一輛在離江山峽口不遠處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幸有附近村民幫助“入池起箱，另雇他車星夜運達江山縣城”，翌日便借城隍廟天井曝曬，但是“書浸水中久，曬兩日，水瀅如故”，但因“運輸時間緊迫，不容久延，即命裝箱”，待閣書抵達貴陽轉藏于張家祠堂時，保管員夏定域再次“重加曝曬始干，三千余冊書，每冊每頁須細心揭開，夏君竭數月之力，始完成此艱巨工作”。轉入北郊地母洞后，面臨山洞潮濕的環境，可謂竭盡辦法。貴州省政府、教育廳派人親自考察藏洞，教育部多次派人視察，要求切實改善閣書的洞藏條件，連蔣介石也曾致電貴州省主席吳鼎昌謂“地母洞潮濕，藏書恐霉爛，應另覓安全處所遷藏”，但經考察，未見霉壞之書，因此沒有再遷。

據檔案記載：“為防潮起見，在洞內筑長約二丈五尺、寬約三丈的木臺。離地約二尺，以石塊鋪疊為柱腳，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臺上近洞頂處，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側鑿有水溝，俾洞頂滴水，沿瓦流下，順而注于洞底，匯入山穴?！盵9]1940年冬，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到地母洞書庫視察，又提議將洞里的木棚進行改建，蓋上瓦，并另建一堵磚墻以確保安全。為進一步改善藏書條件，又將藏書的木臺“三面用板壁間隔，杜絕潮氣，后面陰暗處開三圓窗，朝開夕閉，以通空氣。洞口懸以油布，早啟晚垂，以通陽光。洞底低洼處滴水積蓄成井，潮氣較重，遂用石塊壘隔。并在木臺下面和書箱空隙間均滿置木炭、石灰，吸濕潮氣，洞內潮濕基本被控制”[10]。另外，為了保證庫書保持干燥不發霉，還專門制定了春秋兩次曬書的慣例，教育部撥?？钣枰灾С?，浙大派專人予以指導，嚴格規范曬書操作流程。從開箱清點、裝箱送指定曬書處、晾曬庫書、收書捆扎，詳點無誤后加樟腦粉或樟腦丸，然后用油紙或牛皮紙包蓋完善，最后裝箱后再用洋釘加固封箱，每一個環節都做得一絲不茍，待下一個曬書季節往復循環。每一項護書的行動，每一個曬書的環節都保證了閣書在艱難的環境下仍能完好無損。

3.還原貴州大學傳抄《四庫全書》軼事。文瀾閣《四庫全書》秘藏貴州期間，許多當地知識分子為了更好地使用此書，完善有關貴州的文獻典籍，提出了傳抄《四庫全書》的建議，但因其工程過于浩大，加之經費支拙以及戰亂干擾，傳抄四庫整部改為傳抄與西南相關文獻珍本。此樁傳抄軼事在相關檔案中得到還原。1942年9月3日，國立貴州大學張廷休呈函教育部，指出：“查四庫全書國學總匯，不僅珍本、孤本坊間頗少流傳，即普通典籍書肆刊行訛誤百出，魯魚亥豕，面目多非。前者鈞部計劃全部影印，發揚國故，嘉惠士林，舉國色忻，跂足仰望，嗣以工程過大，改印珍本。詎抗戰軍興，影本復罹浩劫，治國學者莫不同聲痛惜。本校辦立伊始，圖書設備亟待充實，茲擬就浙館文瀾閣四庫全書整部在黔之便，抽借傳抄，俾秘府瑯環流播黔地?！盵11]并擬具了《〈四庫全書〉遷移、建庫、傳抄計劃》，擬將庫書遷移到花溪。但張廷休的提議很快被教育部駁回，陳訓慈也在致張廷休的信函中指出，“若移至邑鎮平地，人煙較密之地，即不免有空襲之虞”[12]。隨后，張廷休又多次與國民政府軍委會、教育部、浙江省立圖書館等進行溝通和協商抄書事宜。最后教育部提出了折中建議：“查本案前據該校長一再呈請到部，當經慎重考慮，以該書如全部傳抄極為不易，且有散失之虞。為應地方人士需要提高西南文化計，權宜辦法只能就該書中有關西南文獻為外間未經刊印之孤本抽借傳抄，抄寫工作亦不能離開藏書場所，以免散失”[13]。此后，《傳抄文瀾閣四庫全書珍本計劃》《國立貴州大學、浙江省立圖書館傳抄四庫全書珍本辦法》相繼得到核準實施。起初，傳抄經費預算46萬元，貴州大學希望教育部能夠出資60%，其余40%從學校經費中勻支，不足再向社會募捐，但后因傳抄范圍的變化，1943年6月3日，教育部社字第26375號指令，將“所呈經費概算書表，傳抄經費核減為85000元”，并隨令撥發傳抄經費。傳抄《四庫全書》的范圍“以有關西南文獻為限”，國立貴州大學第六次校務會議決定推舉柳翼謀、崔萍村、全受仲三先生擬定傳抄辦法，并分函廣西省政府及貴陽文通書局商洽聯合進行。文通書局亦“推請謝六逸、張永立、華仲麐三先生會同貴校商討合作進行各事宜”[14]，最終選擇的書目共103種3999卷。抄書工作由貴州大學教授、國學大師柳貽徵具體辦理，并準予在地母洞口修建茅屋，作保管員工居所，并兼作抄書之用。

三、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的當代意義及價值

1.滋養貴州文化工程，樹立貴州文化自信。文瀾閣《四庫全書》遷黔最直接的價值便是滋養了當時貴州的一大文化工程——民國《貴州通志》，該志始修于1919年，完成于1948年，約800萬字，是貴州省志中卷帙最為浩繁、史料最為豐富的一部。該志書編撰耗時30年，數十人參與編輯、校錄和采訪，纂修該志書的艱難由此可見一斑。除時局動蕩外，史料的收集是其中一大難題，該志經數次增補，最終于1948年正式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遷黔正好彌補了修纂該志的部分資料空缺，為其提供了難得的珍貴史料。已故著名學者李獨清教授講道：“浙江圖書館將所藏文瀾閣《四庫全書》遷至貴陽地母洞，教育部有邀請各大學派人?？笔菚?，館中同人以為機會難得，經呈報省府轉教育部將趁?？敝?，抄錄有關貴州史料，館中委托我到地母洞翻閱文瀾閣圖書，將其中涉及黔中的資料鈔出?！袀鞅菊?，如陳法《易箋》、乾隆《貴州通志》不鈔外，其余片語只字，皆鈔錄下來，以供修志之用。如任可澄編前事志，于張岳《小山類稿》，每感不足。傳世雖有兩個刻本，一稱選集，全無奏稿，一稱全集，奏稿極少，全未涉及貴州。而四庫本奏稿中征香爐山的詳細奏報，達十余篇。任可澄因得改正某些材料不實的記載。他為宋元人文集中，就有不少涉及貴州山川風土之作，以前均未見過?！盵15]民國《貴州通志》的成書，改變了自1771年乾隆《貴州通志》問世以后，一個半世紀以來貴州省志失修的狀態，為修志所做的準備工作，可說是貴州建省以來一次較具規模、較有系統的征集貴州文史資料的宏偉工程，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遷黔，填補了諸多貴州史料的空白，鼓舞了每一個貴州學人，極大地增強了貴州人民的文化自信，遺惠后世，功不可沒。

2.《四庫全書》西遷秘藏是一種文軍長征精神。文瀾閣《四庫全書》從西遷到東還時隔近9年，輾轉數千里，無論是起初決定西遷而多方籌措，還是輾轉秘藏中精心保護，都表現出在國家民族危難時刻，中華兒女保護民族文化瑰寶的強烈愛國主義情懷，展示出他們對國家文化瑰寶的深深熱愛。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動蕩年代，個人生存尚且不易，更別提像竺可楨校長帶領下的浙大師生，陳訓慈館長帶領下的浙江省立圖書館同仁，以及黔浙兩省為護書而不斷努力的人民，他們頂著巨大壓力，甚至冒著生命危險，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保護著中華文化瑰寶。這種精神和行為，正是一種堅韌不拔、自強不息、勇往直前的長征精神。先輩不易，后輩當倍加珍惜，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肩負起傳揚庫書經典的責任，唯有自強自信才不負前輩重托，才是真正地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3.挖掘西遷秘藏歷史，彰顯優秀文化品格。文瀾閣《四庫全書》為避寇遠徙數千里，數載秘藏邊陲，復又完璧歸杭，可說是一次偉大的勝利的戰斗，是抗日戰爭偉大勝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教育意義。先有陳訓慈館長未雨綢繆、多方籌措將書運出，后有浙大派車救書于危難，再有黔浙教育廳之經費支持及高度關注，還有庫書保管員毛春翔、夏定域等數年如一日精心曬書、護書，改善藏書條件，等等。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圖書館人的敬業精神和奉獻精神，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在中華民族萬分危難的歷史時刻，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精神已經升華為至高的愛國情懷和民族精神。數千里的庫書遷藏路線也承載著寶貴的民族精神，可以說“重建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2000公里抗戰苦旅線，是傳承中華文化的有效途徑”，“是愛國主義教育難得的好教材”，“是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有效載體”[16]。因此，在和平年代，對《四庫全書》的遷移秘藏歷史進行挖掘和宣傳，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敬重，是對中華文脈的傳承，更是對優秀文化品格的大力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