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的干部教育的特點探析

魯敬誠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 上海 200233）

干部教育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途徑。延安時期，瞬息萬變的革命形勢急需大批“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工作”[1]的干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瞻遠矚，將干部教育提到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攸關黨的事業成敗的高度來對待，明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戰略地位，制定了正確的干部教育方針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了完整的干部教育體系和宏大的干部教育規模，積累了豐富的干部教育寶貴經驗，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革命干部，使干部隊伍的數量和素質都實現了空前的飛躍，為贏得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根本保證。這不僅在黨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還對于今天黨的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值得認真探究和學習。

一、延安時期黨的干部教育隨著革命形勢任務不斷發展而與時俱進

中國共產黨具有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自誕生之時便有著干部教育的基因。建黨之初是黨的干部教育思想萌芽階段，干部教育思想在各類中央文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如《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指出的“黨應在工會里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教育工人”[2]，《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議決案》中提出的“教育本黨同志在國民黨進行組織及工作”[2]P224，這些提法都是為了培養從事實際工作的干部。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出“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3]，這高度概括了進行干部教育的必要性。

革命形勢的發展要求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建立起來的政黨，而“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4]，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歷次干部教育都是應時而生，主要目的都是通過教育干部服務于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但每一次干部教育的核心內容又與時俱進，其側重點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形勢而有所變化。在建黨之初進行干部教育的目標任務是為了“使他們在實踐中去實現共產黨的思想”[2]P7，培養懂工人運動的骨干力量。土地革命時期的干部教育是為了“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5]，著重從思想上建黨，增強黨的組織力量。延安時期黨的干部教育是在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后到達陜北初期開展的，是在繼承和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干部教育經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體而言，中國革命的分期從土地革命時期進入抗日戰爭時期的新階段，即“最偉大、最生動、最活躍的一個階段”[6]，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其滅亡中國的企圖，繼九一八事變后，悍然挑起七七事變，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中華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國人民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面對民族危亡的嚴重形勢，國共雙方再次合作，開展了廣泛持久的抗日武裝斗爭。領導人民反抗外來侵略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的壯舉，中國共產黨要肩負起領導完成這一神圣使命的重任，就必須造就千百萬合格的德才兼備的干部。另一方面，黨內仍存在著關門主義、“左”傾機會主義等錯誤思想，必須通過教育來提高干部素質，統一全黨思想，保證全黨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黨的中心任務正如《關于鞏固黨的決定》中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是“鞏固黨”，而“鞏固黨的中心一環，就是加強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階級教育與黨的教育”。[7]

由于黨員干部來源的廣泛性、復雜性，因此需要加強干部教育。長征之后，黨員數量大大減少，從中央到地方的各條戰線上，都深感干部數量的嚴重不足，出現了毛澤東稱之為“干部的恐慌”的現象，“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8]，與干部數量嚴重不足相對應的是干部隊伍整體素質亟待提高，無論是老干部還是新干部，均與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要求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第一部分是經歷過長征的老干部，他們大多是井岡山時期甚至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入黨時間長，政治堅定正確，組織紀律性強，有著豐富的實際斗爭與工作經驗，大多出身于工農階層，普遍文化程度和理論水平不高；第二部分則是長征結束以后由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千百萬革命青年，“僅1938年5月至8月，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9]，這部分的人員構成相當復雜，除了投筆從戎的大學生，既有如作曲家鄭律成、賀綠汀，演員歐陽山尊、莫耶等當時中國的知名人物，又有如張學良之弟張學思、張作相之子張蔚九、楊虎城之子楊拯民、馮玉祥之侄馮文華、傅作義之弟傅作良、趙壽山之子趙元杰等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的子弟，此外，還有五名國民黨的縣長和來自世界各地的64名華僑以及朝鮮、越南和日本的國際友人。新干部中知識分子出身者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任弼時在1943年12月22日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的討論中指出，“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約30%”[10]P174-176，這些革命青年普遍具有高漲的革命熱情和較高的文化水平，但缺乏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也缺乏斗爭實踐，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還或多或少存在著。正如毛澤東在《共產黨人》雜志創刊中提到的：“我們現在有大批新黨員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組織，這些新組織還不能說是廣大群眾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對于老黨員，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對于老組織，也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進一步布爾什維克化的問題?！盵10]P185因此，在全黨范圍內進行干部教育勢在必行。

二、延安時期黨的干部教育充分體現堅持黨的領導、堅守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干部教育活動的開展與革命形勢的發展互為前提和基礎，革命形勢并非一成不變，干部教育活動的內容也不斷發展完善。在進行干部教育之前，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整體偏低，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革命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的能力較為低下，黨員干部自身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意識不強，黨內教條主義嚴重，由此也造成了工作中的不少失誤，給根據地和黨的事業造成了一定的損失，迫切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開展符合實際的干部教育。

堅持黨的領導是干部教育的核心，加強黨的領導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證。延安時期，從干部教育的組織管理機構層面到進行干部教育的載體層面，再到具體的教學內容層面無不是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方向，無不體現了黨中央對干部教育活動的親切關懷、高度重視。首先，在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干部教育部，統一領導中央各直屬學校的教育方針、教育計劃與教學方法。1940年，干部教育部與中央宣傳部合并為中央宣傳教育部，后改為中央宣傳部，承擔領導各根據地干部教育的責任。1942年5月2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的決定，并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總責，以領導全延安整風學習，干部教育活動有了堅強的組織領導核心就有了“主心骨”，各級干部通過接受教育“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11]。其次，“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爭任務”。[6]P526毛澤東據此要求抗日根據地大力舉辦干部學校，并說“干部學校越大越多越好”[12]。黨中央到達陜北以后，先后建立起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陜北公學、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邊區行政學院、八路軍軍政學院和軍事學院等學校，它們成為了黨領導開展干部教育的重要載體，許許多多的干部通過在這些學校參與學習，逐漸成長為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再次，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辯證統一的”[13]，各個學校的特殊性在于教學對象及任務各有側重，但是在堅持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方面則是具有“普遍性”的，如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教學方針要求“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10]P61；在陜北公學，毛澤東強調，“每個同志都應當堅持革命的旗幟”[14]；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劉少奇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提高了學員們的思想理論水平，加強了他們的黨性鍛煉和修養，堅定了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使他們堅信在黨的領導下革命必定勝利的道理；邊區行政學院則以“培養政治堅定……的區縣級行政工作干部”[10]P217為培訓宗旨。黨的領導內含于干部教育的各個層面，是延安精神的靈魂，是共產黨人引領社會歷史前進的政治保障，黨領導的干部教育為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也是干部教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站穩人民立場，堅持群眾路線是實現黨的領導的前提。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盵6]P522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5]是保持黨自身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舉措，是干部教育開展必須堅守的方向，各級干部如果“沒有正確方向，不僅學不到有益的知識，還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亂墜、脫離實際甚至荒唐可笑、極其錯誤的東西所迷惑、所俘虜”。[16]延安時期，幫助黨員在思想上入黨，使他們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是保持干部隊伍無產階級性質的強有力武器。只有密切聯系群眾，才能得到生存發展空間，而要得到群眾的自覺擁護，各級干部就必須明確人生觀價值觀，即提高思想認知，自覺拒腐，否則就會被群眾所厭棄而無法立足，喪失群眾的信任，更不能夠團結、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由此黨中央決定把反對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價值觀作為干部教育的重要內容，并號召全黨向以張思德為代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范們學習。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指出：“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盵17]不只是張思德，許多典型榜樣從此為廣大干部群眾所熟知，黨中央號召黨員和干部群眾向他們學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通過學習先進事跡，各級干部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增強了抵御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道德觀念侵蝕的能力，在生產和生活中保持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組織也進一步贏得了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更加鞏固了根據地的執政基礎，逐漸成為了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領導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最后的勝利。

三、延安時期黨的干部教育特別注重為完成黨的政治任務服務

延安時期，黨中央領導的干部教育的目標從現實來看，就是為了“民族自衛戰爭服務”[18]，廣大干部嚴格遵循“打日本、怎樣打日本、為什么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能打倒的正確的政治方向”[11]P116開展學習活動，提高了自身的素質，自覺成為了抗日戰爭的骨干力量；從長遠來看，“學習馬列主義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是更深層次的目標，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一直是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以貼合實際的教學內容、靈活的教學方法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作了全新的路徑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做了《論新階段》的報告。他認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19]對于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15]P8021941年，他又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中指出：“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不但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需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盵20]實踐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徑，也是培養造就干部的最好學校和廣闊天地。注重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干部隊伍建設和干部教育培訓的光榮傳統和寶貴經驗。中央書記處在《中央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中規定高級學習組的學習要“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21]，在《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中，中央再次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正確的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21]P20。中央黨校在延安干部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年冬，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1941年底，毛澤東再次明確指示，中央黨校的校訓應當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是為加強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而成立的研究機構，自成立之時就堅持“以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育方針”[10]P130。延安自然科學院則始終把“培養既通曉革命理論又懂得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員，理論與實踐統一的人才”[10]P171。中國女子大學半天學習半天生產，貫徹了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教育宗旨。通過這些教育，各級干部加深了對農村形勢、人民疾苦的了解，深化了對中國革命局勢和黨的方針政策的認識。在離開學校以后，無論是擔任一線部隊指揮員，還是做政治工作，他們都能自覺帶領軍隊和人民群眾為實現黨的政治任務而奮斗。

各個革命學校非常注重教學方法的靈活運用和創新，并且注重采取啟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在校內以教員講授和課堂學員討論交流的形式學習中國歷史與中國現狀、黨的歷史與黨的政策等；在校外開設實踐課，組織學員定期進行實地考察，開展小組討論會、讀書會、座談會等形式，其做法一般是教師先提出問題，然后小組學員分工進行準備，寫發言提綱，由學習干事或組長組織討論，在討論會上可隨意發言，也可指名發言，或展開爭論，最后適當加以總結，這使課堂內容生動化。學員們在學習中深刻體會“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5]P373的內涵，提高了獨立思考、理性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他們逐漸習慣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問題、指導實踐。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采用“啟發式”“研究式”“實驗式”“教學相長”等新的教學方法，堅持教師的啟發式講課和學員的自學相結合，學員的自學討論時間多于講課時間；陜北公學十分注重教學一致和計劃與靈活相結合的原則，即教學計劃確定之后，不得隨意變動，但又不是鐵板一塊，而是隨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調整，既有嚴肅的計劃性，又有一定的靈活性。符合實際、形式多樣的課程設置使得黨員干部們學習熱情高漲，學習效果十分明顯，黨組織的戰斗力并未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而弱化，而是更加強大了。在教學形式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央領導同志經常去各個學校講課或作報告，毛澤東同志經常兼職做教員、參加抗日戰爭的研究會、去課堂上給學員干部作貼合實際、深入淺出的講演。毛澤東在“論持久戰”的報告中，充分講述了自己對抗日戰爭的戰略思想，得到了抗大的大部分干部和學員的一致好評，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學習效率，拉近了普通黨員同黨中央之間的距離，增強了他們對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信心。陳云在1942年曾經對黨的教育成效做了概括：“抗戰時期的抗大、陜公的訓練方法，學生在學校只學習幾個月之后就去參加工作，他們在學校中不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培養生機勃勃的革命作風?，F在許多抗大、陜公畢業之后參加了工作的學生，已經在經驗、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進步，這是正確的訓練方法所獲得的結果?！盵22]

四、結語

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在黨的領導下，圍繞“為抗日戰爭服務”這個中心來培養干部，以富有中國氣派的教育方針，以創造性的辦學實踐，錘煉嶄新的教學新風，鍛造了不朽的延安精神，成為黨的干部教育的一面光輝旗幟。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使全黨思想進一步統一，全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周圍，為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積蓄了強大的人才力量，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次教育活動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成為黨的干部教育的光輝典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深入總結和學習運用中國共產黨一百年的寶貴經驗，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23]堅持傳承和發展延安干部教育活動的精神一直是我們黨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加強干部隊伍建設，落實好干部標準，培養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堅強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