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陳政事疏》經班固史筆的刪節及考補

劉 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班固在《漢書》賈誼本傳里載其所撰《陳政事疏》(1)篇名據《漢書》本傳“誼數上疏陳政事”擬定，又或題《治安策》，見《李卓吾先生批選晁賈奏疏》；或題《論時政疏》，見明張燮編本《賈長沙集》；或題《上疏陳政事》，見嚴可均校輯《全漢文》，夏炘題以《政事疏》。，并交待此疏的創作背景，云：“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盵1](P2230)此疏未見于《史記》有載，《文選》也未收錄。因此篇屬針砭時弊以提出政治見解的奏疏性質的政論文，不同于賈誼所創作的賦類作品及總結秦亡經驗教訓的名篇《過秦論》，故在文學史里的影響力有所不及(2)強調該篇的文學成就者，如劉勰《文心雕龍》評價賈誼奏議類的文篇創作，有“捷于議”(《議對篇》)、“議愜而賦清”(《才略篇》)諸稱，“捷”和“愜”也可將此疏涵蓋在內。另現代文學史家的評價，如林傳甲稱該疏“議論極偉”，“五千余言，痛切詳盡，為古今敢言之士所宗”。參見《中國文學史》，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13頁。魯迅也稱該篇：“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眳⒁姟稘h文學史綱要》，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49頁。。建國以來出版的幾種比較權威的文學史，對此疏雖有所介紹，但并不側重在它的文學成就，而是強調與《新書》的文本互見關系。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稱：“賈誼有《陳政事疏》等一些奏議，還有一部《新書》?！缎聲返囊徊糠謨热菀惨娪凇蛾愓率琛返任睦??！盵2](P111)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稱：“(賈誼)針對各種具體問題而發的疏牘文，所謂《陳政事疏》及《新書》前四卷‘事勢’類就是這種文章”[3](P135)，且以小注的形式界定兩者之間的關系，稱：“(《陳政事疏》)見《漢書》卷四十八。這是班固采摘《新書》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湊而成，文字與今本《新書》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盵3](P135)《陳政事疏》與《新書》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很值得探索的學術問題，但首先需要釐清班固所載《陳政事疏》的文本面貌。本文即以清人夏炘所撰《漢賈誼政事疏考補》(以下簡稱《考補》)為研讀基礎和出發點，針對該疏經班固史筆刪節、改寫及后人相繼考補的諸多細節，嘗試在細讀疏文的基礎上深入理解“何以刪節”與“如何輯補”這樣兩個邏輯層面。同時也以《新書》、《大戴禮記》為參照對讀了疏文中的各組成部分的內容，展現出它們之間存在的互見性文本關系及其復雜性，也藉此揭橥前人從事文獻還原工作的學術方法。

一、班固對《陳政事疏》的刪節與夏炘的考補見解

賈誼由任長沙王太傅而被文帝召回長安，旋即又拜為梁懷王太傅，本傳云：“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盵1](P2230)顏師古注“數問以得失”云：“漢朝問以國家之事?！北砻髻Z誼在任梁懷王太傅的同時，又被文帝詔問政事，也必然有奏疏類文本呈進，班固也恰以載錄該疏接續“數問得失”。據此推斷《陳政事疏》的創作時間，最有可能是在任梁懷王太傅期間奏進，時當在文帝七年(前173)。此疏也作為朝臣呈進的文書檔案而藏于秘府，班固所依據者或即此秘府藏本(3)余建平認為：“班固所看到的賈誼奏議與《新書》中的賈誼奏議有不同的文獻來源：一份為中央保留的文書檔案，而另一份則是賈誼所留之草稿?！眳⒁姟顿Z誼奏議的文本形態與文獻意義》，載《文學遺產》2018年第3期，第32頁。，不見得據自《新書》。班固又稱：“(賈誼)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盵1](P2265)“五十八篇者”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賈誼五十八篇”，班固所錄《陳政事疏》即據自此秘府藏本“五十八篇”中的一篇，《四庫全書總目》即認為：“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過秦論》《治安策》(即《陳政事疏》)等本皆為五十八篇之一?！盵4](P771)而今傳《新書》的文本肯定有來自此“五十八篇”者，但又并非“五十八篇”的原貌，而是文本經過了重新的組合，也不可避免地竄入非賈誼創作的文本。夏炘即認為：“《新書》雖非偽作，實隋唐間淺人掇拾改竄為之?！?參見《漢賈誼政事疏考補自敘》)而館臣則明確稱：“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為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饾饤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盵4](P771)可以說比較客觀地界定了《新書》的文本性質，也釐清了《陳政事疏》與《新書》之間存在互見性文本的邏輯理據。故文學史家所稱的班固截取拼接《新書》的相關文本而構成《陳政事疏》文本的觀點，可能并不符合實際。

班固也并非照錄疏文文本，而是對疏文進行了一番刪節，根據是在本傳中載錄此疏時明確稱以“其大略曰”(4)余嘉錫稱：“夫曰大略，則原書固當更詳于此矣?！眳⒁姟端膸焯嵋孀C》，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41頁。，另外本傳末所稱的“掇其切于世事者”亦可印證此點。按《陳政事疏》開篇云：“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眲h節前的全疏內容即圍繞“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和“長太息者六”而展開，即它的組成內容是“一”“二”“六”，另加總撮篇旨的一部分，共計十個組成部分。針對作為疏文主體的九個組成部分，或稱：“《治安策》的主要內容又分布在《新書·宗首》等各篇里，所以句中一、二、六不能一一指明?！盵5](P27)或稱：“這里所說的一、二、六等，和下文不相應，因為此文只是賈誼上疏陳政事的大略，有所刪節。一說，六當作三。一、二、三是事情輕重緩急的次序?！盵6](P215)理解全疏的文本組成，離不開與《新書》的對讀；而對于班固的刪節，自顏師古、真德秀到王應麟等有不同的看法，見解尤為卓犖者當推夏炘。夏炘不但一一指出疏文中的各部分起止，還概述各組成部分的旨意，同時明確指出班固的刪節主要體現在“長太息者六”中，即刪掉了“六”者中的其一即第四組成部分，而僅為“太息者五”?？傮w來看，班固的刪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組成部分的刪節，以及一些文句的刪節，后者的目的是使載入本傳里的疏文更簡省，但并不影響組成部分的存在。至于班固刪節的原因，夏炘《漢賈誼政事疏考補自敘》稱：“作史者限于篇幅，不能不有刪節，且所采既博，因以有誤?！币馑际钦f史傳容量畢竟有限，不可能將疏文悉數錄入。另外就是要平衡賈誼奏疏材料的使用，因為除本傳外，《漢書》的《食貨志》也錄有賈誼的《論積貯疏》，只好做一些刪節性的工作。由于此疏篇幅較長，班固在刪節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偏差，或不應該刪的組成部分的內容則刪之(如“六太息”里的第四)，或明確已刪之的組成內容又通過改寫的方式得以“還原”(如刪掉“兩流涕”其一，將所留存的一流涕改寫為“兩流涕”)。當然班固既稱以“大略”，組成內容的刪節似也屬史筆的應有之義(5)余嘉錫認為：“班固于其所上之疏，凡以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他泛陳古義，不涉世事者，更無論也?！眳⒁姟端膸焯嵋孀C》，第541-542頁。。但對于后人而言，界定清楚班固刪節的具體內容和所做出的文本改寫，并通過輯補的方式還原疏文的原貌，則需要加以考察。

自唐顏師古開始便注意到了此疏的刪節問題，此后南宋的真德秀認為刪節而致“長太息者六”闕一，并進行了輯補。王應麟則對“流涕者二”有所質疑，并補以《漢書·食貨志》里的賈誼上疏(即《論積貯疏》)。清代姚鼐踵繼此項工作，相較而言夏炘的輯補最為允當，被譽為“奄然如析符復合”[7](P1148)，集中反映在他所撰的《考補》中(存世有清咸豐、同治間刻《景紫堂全書》本)。茲先對夏炘的生平仕履略作介紹，他出生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卒于同治十年(1871)，字心伯，又字弢甫，安徽當涂人。道光五年(1825)中舉，曾任武英殿校錄，又任江蘇吳江、安徽婺源教諭及潁州府學教授等職。為學專治經學，對義理、訓詁、名物、小學和《說文》等均有精研，注重引申闡述程朱學說，并將書齋命名為“景紫堂”，以見對朱熹的尊崇，撰有《檀弓辨誣》《述朱質疑》等。生平事跡可參見《清史列傳》卷六十七，以及《[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二十。應該說，夏炘在前人的基礎上圍繞班固對賈誼《陳政事疏》的刪節問題，又做了一番精深的研究，不僅明確指出疏文中存在的班固的刪節之處，還對此刪節進行了精準的考補，以復原疏文的原貌，更重要的是還歸納出班固刪節致誤的緣由，對如何開展作品文本的內部研究極具啟發意義。夏炘的考補《陳政事疏》的見解，集中反映在所撰的《漢賈誼政事疏考補自敘》(以下凡“夏炘稱”者均據此自敘)里，茲抄錄全文如下：

漢賈長沙《政事疏》，《史記》不登一字，班《書》始著錄于傳，此孟堅之勝于子長者也。篇首提綱‘可為流涕者二’，今僅存其一。桐城姚姬傳鼐謂后人因論匈奴有兩流涕句，遂訛一為二，其說甚是。至‘可為長太息者六’，實闕其一。真西山《文章正宗》因《新書·等齊篇》有長太息句，遂取以補之。不知《新書》雖非偽作，實隋唐間淺人掇拾改竄為之?！躲~布篇》亦有可為長太息句，何以置彼而取此？其不足據亦明矣。姚姬傳又以為即《食貨志》之《積貯疏》，不知《積貯疏》上于文帝之元二年?！吨尽非昂笪臄⒋紊趺?，非長沙召回時所上，較之真氏所補尤為臆斷。案長沙此疏甚長，班《書》頗有刪節，傳中所謂‘其大略曰’可證也。今其全疏雖不可見，而《大戴記》《禮察》《保傅》兩篇皆掇取此疏之文，《禮察》一篇即‘六太息’之第四段(實為‘六太息’中的第五者)。而篇首‘孔子曰’以下凡一百三十七字，班《書》不載，今按其文義當有之。蓋下文言‘定取舍，貴以禮’，故引孔子之言《禮》以發端，其為原疏無疑也?！侗８怠芬黄浴熳硬徽撓仁ネ踔隆韵路惨磺О税倬攀?，班《書》俱不載。今按‘王左右不可不練也’以上皆論三太三少之職及王后胎教之法，與上文為一家眷屬。自‘昔者禹以夏王’以下論任賢，則與不任賢則亡另為一意。班氏因教太子一段，文太煩冗，遂自‘此實務也’以下盡從刪汰，而并誤刪任賢一段(小注：此段中有‘成王處襁褓之中’語，故班氏誤認為論教太子而蟬聯刪之，大戴氏又誤認為論保傅而蟬聯取之)，于是長沙此疏為不全矣。古人文字詳簡，各如其意而止，不似后人之必段落分明，長短如一也。故此疏六太息，短者才二三百字，長者乃兩千字，正是漢人文法之妙。作史者限于篇幅，不能不有刪節，且所采既博，因以有誤，亦其勢所必至。幸《大戴記》猶粗有梗概，得以考補其闕，使二千年來殘破不全之巨制一旦復為故物，豈非快事？今合班《書》《大戴記》錄之，字句多寡之間，擇善而從，詳注異同于下，并略疏櫛其一二，難通之處以后世之治古文者取焉。道光甲午(1834)當涂夏炘?！?/p>

夏炘此序，針對《陳政事疏》主要列舉了六個方面的意見：第一，疏文開篇中的“可為流涕者二”，就組成內容而言實則僅存其一。認可姚鼐“二”乃“一”之訛的判斷，稱“其說甚是”。第二，“為長太息者六”所闕之一，真德秀以《新書》里的《等齊篇》補之，不認可此見，并申述理由。第三，姚鼐以《漢書·食貨志》里的《積貯疏》補之(王應麟則以此輯補“流涕者二”)，亦不認可此見，并申述理由。第四，提出以《大戴禮記》里的《禮察》篇和《保傅》篇補之，并申述自己的理由，極具學術見地。第五，以此疏為例論漢人文法。第六，交待經“還原”之后的《陳政事疏》的文本面貌。該序很有學術含量，既涉及到學術史層面的《陳政事疏》考補工作，又“和盤托出”夏炘所從事的考補工作的方法論，還從古籍整理的角度“還原”出新文本的《陳政事疏》，最后又談及漢人創作的文法問題，體現了清人追求的義理、考據與辭章的近乎完美的學術融合。茲即以夏炘的考補為著眼點，既藉以充分認識班固史筆下的刪節、改寫和夏炘等人的文獻輯補工作；同時也展開對《陳政事疏》全文的細讀，特別是對讀《新書》涉及到的相關篇章，以理解早期互見文本中存在的歧異性和復雜性。在對讀的過程中，對于前人(如姚鼐等)有關疏文的考補所做出的諸種判斷，也提出商榷性的意見。

二、 《陳政事疏》刪節內容的考補及原貌擬定之上

《漢書》所錄的《陳政事疏》(文字面貌依據中華書局整理本)，對應到今本《新書》中則散見于各篇，呈現出被割裂的數篇形態。一種觀點即四庫館臣認為疏文是原本《新書》五十八篇中的一篇。另一種觀點是班固採摭《新書》相應各篇而隱括為疏文，意味著疏文屬于班固刻意“制作”出來的文本，如王應麟即稱：“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盵8](P1409)今學者余嘉錫也稱：“故凡載于《漢書》者，乃從五十八篇之中擷其精華?！盵9](P542)也有觀點稱：“(《陳政事疏》)其實是賈誼的‘上奏集’，由班固刪取歸并而成的，因此與其文章原貌相去已遠?！盵10](P128)游國恩等編本《中國文學史》亦持此說。這些觀點的共同取向，都是認為《陳政事疏》是班固從《新書》或賈誼的進呈材料中擷取相應文本組合而成。拙文依從館臣之見，將此疏視為經班固刪節而其原本為《新書》里的一篇，這里的《新書》指的是原本《新書》。也就是說，今傳本《新書》反而將原為一篇的《陳政事疏》割裂為數篇，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按照館臣“不全真”亦“不全偽”的界定，分散之后的諸篇可能保留著賈誼創作此疏的原貌。故在兩者對讀時采用了《新書》內相應各篇基本屬原貌的假定，目的是揭橥班固對于《陳政事疏》文本刪節及改寫的細節。

今所見《陳政事疏》全疏共包括二十個自然段，分別用字母編序為“a”至“t”。據“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和“可為長太息者六”，及包括總撮篇旨的一部分在內，全疏應該原由共計十個組成部分。由于對班固刪節理解的不同，今存疏文的組成部分之數存在差異。如顏師古云：“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漢書》注)依顏氏此說，則班固刪節后存七個組成部分。王應麟則認為存“太息者四”[8](P1409)，即班固刪其二，如此則又為八個組成部分。而據夏炘的見解，則存九個組成部分，即“長太息者六”僅闕其一。如果再依據姚鼐“可為流涕者二”實為“一”的判斷，夏炘也認可此說，則同樣存八個組成部分，只是內容不同于王應麟之說。茲以全疏的各組成部分為基本單位，逐段細讀全疏，將疏文的夏氏考補、前人諸說中存在的合理性及商榷之處，還有疏文與《新書》的互見性文本關系，一一詳細揭橥如下。

第一組成部分即a和b兩段，起“臣竊惟事勢”句至“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句，夏炘稱此部分的旨意是“論陳疏大指”。該組成部分與《新書》(依據《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長沙刊本)卷一《數寧》篇存在部分文句基本相同者，屬文本互見。賈誼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概括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和“長太息者六”，他敏銳地看到漢初統治隱藏的政治危機，云：“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边M而以“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對比，闡明治國之安危遠逾“射獵之娛”的道理。同時提出三個“至”即“至孝”“至仁”和“至明”，勸諭文帝勵精圖治?！稊祵帯菲奈谋驹赽段“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句下，有禹之下各五百歲而湯和武王分別“起”的敘述，反襯武王之后“圣王不起”，以此諫文帝要做“圣王”。又“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句下，有引晏子和髪子之語，述“萬生遂茂”的道理。假定《數寧》篇保留著賈誼《新書》原著的內容，則班固或嫌其冗繁而刪。但也有學者稱：“文字上和《漢書·賈誼傳》所載稍有不同，有些地方語言難解或不連貫，似多有訛誤增竄處?！盵5](P26-27)實際也不能夠排除后人附益的可能性，顯示出疏文與《新書》之間的文本復雜關系，王夫之即稱：“誼書若《陳政事疏》《新書》出入互見，而辭有詳略?！盵11](P159)

第二組成部分即第c至h段，即起“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句，至“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句，圍繞“痛哭者一”而展開，夏炘稱該部分“論諸侯強盛必反為痛哭之一”。其中c、d、e、g、h段分別與《新書》卷一《藩傷》篇、《宗首》篇、《藩強》篇、《大都》篇，f段與卷二《制不定》篇，存在部分文句基本相同者，似可視為《新書》的整理者據疏文割裂為上述諸篇，或又加以附益。該部分首先指出中央集權統治面臨著諸侯國勢力膨脹的威脅，但這些危機尚未顯露出來，故表面上是“天下少安”。原因在于“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但等到“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而“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就是說諸侯勢力危機一旦顯露，漢廷便面臨不可收拾的政治局面。接著指出同姓諸侯王與異姓諸侯王并無不同，都須加以防范，云：“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征矣，其勢盡又復然?！弊詈筇岢龇婪都盎馔罩T侯勢力威脅的政治主張，稱：“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币魍?，至于具體措施則稱：“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痹摯胧嵓春髞砦涞蹠r所施行的“推恩令”，反映了賈誼超前的政治眼光和才干。該部分是全疏中字數較長者，充分體現賈誼的論辯藝術和漢人文法之妙。

第三、四組成部分即第i至j段，起“天下之勢方倒懸”句，至“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句，圍繞“兩流涕”(即此兩段各對應流涕者之一)而展開。大的背景是“匈奴強，侵邊”，賈誼上疏建言如何處理漢廷與匈奴的關系，及化解匈奴對漢帝國政權的威脅。前人如顏師古對此為“流涕者二”無疑義，即視為兩個組成部分。而王應麟則有不同意見，云：“至于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者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流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懸》《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盵8](P1409)至夏炘則引述姚鼐的意見稱，“后人因論匈奴有兩流涕句，遂訛一為二”，遂將此兩段視為一個組成部分，而非兩個以“流涕”為名目的組成部分，且稱其旨意為“論匈奴嫚娒為流涕之一”。今檢《古文辭類纂》，姚氏的確稱：“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后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為二?！盵12](P141)按此兩段中確實各存在一處“流涕者”，即“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德可遠施……可為流涕者此也”。雖然是兩處，但從所述內容而言確屬一事，都是講“天下之勢方倒懸”。即漢天子與匈奴本為君臣關系，但實際情形卻是“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且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也就是王應麟所說的“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姚鼐同樣據此作出“流涕者二”實為“一”的判斷(6)曾國藩也稱“實止匈奴一事”，參見《經史百家雜鈔》上，岳麓書社2015年版，第420頁。。

姚鼐可能并不清楚王應麟之說，所以未提班固此處存在刪節的問題。王應麟則不然，不但明確指出班固于此刪其一，故離析“流涕者”之一的匈奴事而分為二，還嘗試輯補所刪之一以對應所謂的“兩流涕”，以恢復原貌。王應麟據《漢書·食貨志》所載的《論積貯疏》補其一，當然也稱班固不以此疏為“流涕之說”。檢此疏，確未見到有“可為流涕者此也”的話，但所述隱然有與此“兩流涕”相暗合之處。如疏云：“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薄氨潮径吥迸c“兩流涕”里“天下之勢方倒懸”敘述主旨相合。又疏云：“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此“邊境有急”與“兩流涕”論匈奴“嫚娒侵掠”相合。又疏云：“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懷敵附遠”與“兩流涕”里稱“行臣之計，請必系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亦相合。另外此疏與《新書》卷四里的《無蓄》篇存在文句基本相同者，而且該篇也是講蓄積對于國家統治的重要性，屬互見性文本。不妨將文句基本相同者舉例如下(有差異者隨文標出)?！稛o蓄》：“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饗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論積貯疏》：“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更為關鍵的是該疏末句為“陛下奈何不使吏計，所以為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表明此《無蓄》篇與班固所刪的“兩流涕”之一存在著密切關系，而《無蓄》篇與《論積貯疏》所述內容又相同，由此判斷王應麟補以《論積貯疏》是站得住腳的。當然王應麟如補以《無蓄》，似更貼切，因為此篇里同樣有“流涕者”的表述。如此可理解班固刪節的原因，正是緣于《食貨志》也需要此部分內容，目的是避免兩者的重出。這樣針對“兩流涕”之一的輯補，便存在著兩個文本，即《論積貯疏》和《無蓄》篇，內容旨意相同，存在基本相同的文句，只是文句的表達序次不同。但何者屬所刪流涕者其一的原貌，很難做出判斷。不過從《論積貯疏》未出現“流涕者”的話語，而是稱以“竊為陛下惜之”，推測可能經過了班固之手的改寫。當然還會有其它地方的改寫，從它與《無蓄》篇的差異可窺一斑，從而彌合了文本剝離之后的矛盾。

經過上述推理，班固刪掉了“兩流涕”之一應可定讞。班固又將本為其一的“流涕者”易為二，其改寫的手法是將本屬一事的論匈奴嫚娒，離析為今所見的兩段，并分別冠以“可為流涕者此也”。此兩段的文句存在與《新書》卷三《威不信》篇相同者，不妨抄錄此篇全文以與之對讀：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茍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后稱帝；又加美焉，而后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足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p>

《威不信》篇所講也是圍繞天子與匈奴的尊卑關系而展開，內容旨意基本相同，可視為互見性文本。篇中劃波浪線的句子，與“可為流涕者此也”第一里的“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以及“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足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人乎”，基本相同。劃橫線的句子，與“可為流涕者此也”第二里的“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基本相同。假定《威不信》篇反映賈誼奏疏的原貌，那么可以據此推定班固將本屬一篇的“流涕者”離析為二。還可以看出班固改寫的痕跡，如將“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直接簡省為“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人乎”，的確更符合傳體容量有限以簡潔的要求。當然有些文句互不見于各自文本里，如該篇里的“古之正義”至“其義尤要”句，即不見于此“兩流涕”里。而“兩流涕”里的“今匈奴嫚娒侵掠”至“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句，也不見于此《威不信》篇。這又可印證，盡管整體而言屬互見性文本，但文本的細節有差異，在缺乏更為原本面貌的文本可以驗證的情況下，只能將之視為一種復雜性或歧異性的表現，或者視為有著不同的文獻來源(7)余建平推測，“班固所見到的賈誼奏議是中央和秘府所保留的文書檔案，而非《新書》”。參見《賈誼奏議的文本形態與文獻意義》，第30頁。。

三、 《陳政事疏》刪節內容的考補及原貌擬定之下

《陳政事疏》里的“長太息者六”，對應的是經班固刪節后的第k至第t段，起“今民賣僮者”，至“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句。其中出現“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字眼的僅有三處，分別出現在第k段、第m段和第t段。故顏師古認為“六太息”僅存其三，并以之與班固傳贊所稱的“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相印證。依此說則班固刪其三，顏氏僅憑據“長太息者”諸字的有無，作為判斷“六太息”的實際留存情況，是有待于商榷的。因為有可能班固只是刪掉了“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所在的部分文句，而該組成部分的主要內容則還保留著。如第q段，起“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句，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句，雖不存在“長太息者”的字樣，但所述旨意與此段前后均有別。此段是講統治要施行仁政，用仁義禮樂治國，而不是法令刑罰。該段的前一段即p段講的是諭教太子，后一段即r段講的是朝廷大臣要“厲廉恥”，漢帝也要“行禮誼”，君臣和睦而不宜隨欲逮系臣屬?？梢姶硕未_實是作為一個有著獨立旨意的組成部分而存在的，即“六太息”之一(作為全疏的第九部分)，只是經班固刪節遂造成此文本面貌。

王應麟則認為“六太息”存其四，班固刪其二，但并未明確指出此四者的各自起止。他稱：“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太息之說也。固乃略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于《食貨志》。顧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為太息者則以為之?！盵8](P1409)他的意思是說《新書》里的《等齊》《銅布》兩篇皆有“太息”之語，而班固悉刪而不??；而《秦俗》《經制》兩篇無“太息”之語，卻保留在了《陳政事疏》里。按《等齊》篇在《新書》卷一，該篇末句云“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躲~布》篇在卷三，該篇末句云“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此其一也”。應該說王應麟注意到了《新書》與《陳政事疏》之間存在的互見性文本關系，并試圖通過此種路徑還原班固刪節之前的疏文面貌，在他看來班固所刪的兩“太息”，即間接保存在《新書》的上述兩篇文本里。但他同時也提到的《秦俗》《經制》兩篇，則未見于《新書》，余嘉錫即云：“案今本《新書》及《玉?！匪d之目錄，皆無《秦俗》《經制》二篇之名?！盵9](P543)檢“秦俗”兩字出現在《新書》卷三《時變》篇，該篇里的部分文句，恰與疏文里的第l至m段(起“商君遺仁義”句，至“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蔀殚L太息者此也”句)，存在基本相同者，屬互見性文本。如《時變》篇中自“商君違禮義，棄倫理”至“遂進取之業”句，即互見于疏文中第l段“商君遺禮義”至“遂進取之業”句，只是部分文字存在差異?！胺彩龤q，而社稷為墟”句，則見于第m段中。假定該篇保留著賈誼創作的原貌，這些差異是班固在刪節過程中加以改寫的結果。如“棄倫理”改寫為“棄仁恩”，“假父耰鉏杖篲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訊語”改寫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更簡省。同樣又檢“經制”兩字出現在同卷《俗激》篇凡兩處，而該篇與此兩段同樣屬互見性文本，如“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壤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句，即互見于第l段“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壤敗，因恬而不知怪”句，經班固的刪節或改寫的確更為簡練。由此推斷，此兩段的文本對應于《新書》里的《時變》和《俗激》兩篇，而余嘉錫稱“皆《俗激》一篇之文”(8)余嘉錫還認為疏文中的此兩段，不過是“移易”該《俗激》篇的“前后”，只是在結尾“加長太息一句耳”。參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543頁。，稍顯不妥。這兩篇都未出現“太息”之語，與疏文里的兩段以“可謂長太息者此也”結尾明顯有別。王應麟可能是誤混，以篇中的“秦俗”“經制”當作了篇題，也有可能所見《新書》之本即如此題篇名。

真德秀編《文章正宗》收錄賈誼此疏，認為“六太息”闕其一，并在第k段前(即“今民賣僮者”句前)補以《等齊》篇，述其理由云：“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號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一，而史削之?！?9)參見姚鼐《古文類纂》所引真德秀之語，載任繼愈主編《中華傳世文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頁。夏炘不同意此說，理由是《銅布》篇亦有“長太息”句，何以不補此篇。按照夏炘的判斷，“六太息”里的第一個“太息”對應第k段，起“今民賣僮者”，至“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句，旨意是“論奢侈無等為六太息之一”，即全疏第五組成部分。其中云：“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辟F賤無等而致財力屈盡，故賈誼強調要有尊卑之差。而《等齊》篇強調的也是等級名分觀念，云：“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蓖茰y刪節前的此“太息”，也包含《等齊》篇的文本，可能是緣于其意疊加而刪節。至于《銅布》篇講的是朝廷要控制銅資源，而不可將此專營權下放民間，云：“故銅布于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芍隆噬茷樘煜抡?，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太長息，此其一也?！崩锩孢€特別提到“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矣?！边@與“兩流涕”里的論匈奴有相合之處，而且賈誼“退七福，而行博禍”的慨嘆與“兩流涕”開篇“天下之勢方倒懸”亦相合。據文意推測《銅布》篇應屬刪節前“兩流涕”里的文本，至于該篇出現的“太息”之語可能是經過《新書》編輯者改寫的結果。依據是該篇作為互見性文本，也出現在了《漢書·食貨志》，末句作“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可能這更為接近賈誼創作的原貌。由此分析來看，王應麟以此兩篇來補“六太息”所闕之二，僅依據“太息”之語而并未深究文意是否契合，實則不宜據以來補班固的刪節。

姚鼐也是認為“六太息”闕其一，而以《漢書·食貨志》所載的賈誼《論積貯疏》補之，作為“六太息”里的最后一個“太息”，云：“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鼐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為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為論積貯，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盵12](P149)賈誼上此疏的背景，《食貨志》云：“文帝即位，恭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盵1](P1127)結果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1](P1130)。按《漢書·文帝紀》云：“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盵1](P117)“其開藉田”之詔攽在文帝二年(前178)，故一般認為賈誼上疏即在是年，如此便與賈誼的《陳政事疏》乃創作于召回長安之時相矛盾。姚鼐辨之，云：“《通鑒》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藉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藉田詔，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盵12](P149)以此來彌合作年不合之間的矛盾，目的是將此《論積貯疏》作為班固刪節的“六太息”之一，補入《陳政事疏》中。其實姚鼐并未明確交待該疏為“六太息”之一的理由，或許據自“竊為陛下惜之”句，以之等同于“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句。前文已指出《論積貯疏》與《新書》里的《無蓄》篇屬互見性文本，就內容旨意而言更合于“兩流涕”的文本，姚鼐所補恐非的當。故夏炘還是從作年不合的角度駁斥姚氏之補，稱：“不知《積貯疏》上于文帝之元二年，《志》前后文敘次甚明，非長沙召回時所上，較之真氏所補尤為臆斷?！?/p>

相較于上述諸家，夏炘的考補意見可描述為班固刪掉“六太息”里的第四，同時在第三和第五有部分內容的刪節，據《大戴禮記》里的《保傅》和《禮察》兩篇予以輯補，應該說是最為恰切的。具體來說，他將第k段、第l至第m段分別視為“六太息”的第一和第二，即全疏的第五和第六組成部分，內容旨意是“論奢侈無等”和“論流俗敗壞”?！傲ⅰ钡牡谌吹趎至p段，起“夏為天子”至“此時務也”，即全疏第七組成部分。同時認為該部分班固有刪節，應據《大戴禮記》卷三中的《保傅》篇而補之。按《保傅》篇(文字面貌依據清乾隆二十三年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里的起“殷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至“此時務也”句，恰與第n至p段屬互見性文本，當然存在著異文。夏炘《考補》跋稱：“大戴氏生于西漢孝宣之世，去賈子不遠，故《保傅》篇自‘殷為天子’至‘此時務也’，與班《書》次第不紊?！卑础稘h書·昭帝紀》云：“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盵1](P223)顏注引文穎語云：“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惫手洞蟠鞫Y記》里的《保傅》篇文本乃據自賈誼，而且保留了創作的原貌，以此來補“六太息”里的班固刪節可謂若合符契(10)劉臺拱《漢學拾遺》認為：“誼陳治安之策，與其《保傅傳》本各為一書(余嘉錫稱當作‘各自為篇’)，班氏合之，而頗有所刪削?！眳⒁姟端膸焯嵋孀C》，第543頁。文穎為東漢建安時人，據其注知當時《賈子書》傳本無題《保傅》篇者，而其文本則與今所見《陳政事疏》同載于該書的某一篇內，今《新書》所載該篇截取部分文句而非其原貌。班固據之有刪節，戴德則據原篇抄錄，且題以“保傅傳”。據昭帝詔語，知由于戴德的“抄撰”行為，使得《保傅》篇獨立單行，且具有與《孝經》《論語》和《尚書》相等同的地位。。該篇里自“天子不論先圣王之德”至“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句，夏炘跋稱：“自‘天子不明先生王之德’以下，班《書》雖不載，其為當日次第無疑?！痹摬糠治木渚o接疏文第p段末句“此時務也”之后，兩部分相合均是講“論保傅之法”，夏炘稱：“今按‘王左右不可不練也’以上皆論三太三少之職及王后胎教之法，與上文為一家眷屬?！闭蓸嫵赏暾摹傲ⅰ崩锏牡谌?，間接印證此部分正是班固所刪節者。

夏炘又據《保傅》篇里的起“昔者禹以夏王”，至篇末“其不失可知也”句，作為“六太息”的第四，也就是全疏的第八組成部分，其旨意是“論任賢則興，不任賢則亡”。該組成部分，經過了班固的全部刪節，也就是夏炘所稱的“六太息”闕第四。這意味著《大戴禮記》里的《保傅》篇，可以釐分為旨意不同的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對應“六太息”第三，另一部分則是“六太息”第四的全部。從篇題而言，《保傅》篇講的是如何教育培養太子，很明顯自“昔者禹以夏王”句至篇末，則偏離了該主旨，成為游離在主旨之外的文本。這表明戴德在據賈誼《保傅》編入《禮記》時，誤讀性地糅合了該篇相接連的文本，而沒有做出區分。夏炘即稱：“自‘昔者禹以夏王’以下論任賢則興，不任賢則亡，另為一意?！备鼮榫实氖?，夏炘又據此得出班固何以全部刪去“六太息”第四，戴德何以會出現誤取文本。他說：“班氏因教太子一段文太煩冗，遂自‘此時務也’以下盡從刪汰，而并誤刪任賢一段(夏氏自注：此段中有‘成王處襁褓之中’語，故班氏誤認為論教太子而蟬聯刪之。大戴氏又誤以為論保傅而蟬聯取之)，于是長沙此疏為不全矣?！钡趒段起“凡人之智”，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句，夏炘又據《大戴禮記》卷二之《禮察》篇起“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至“而倍死忘生之徒眾矣”句補在該段之前，兩者相合作為“六太息”第五，即全疏的第九組成部分，旨意是“論人主當用仁義禮樂，不當用法令刑罰”?！抖Y察》篇起“凡人之知”，至篇末“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句，恰與此q段屬互見性文本(同樣存在著異文)，只是多了所補的這一段，印證這也正是班固刪節的一段。夏炘以此段作補的理由，云：“篇首‘孔子曰’以下凡一百三十七字，班《書》不載，今按其文義當有之。蓋下文言定取舍貴以禮，故引孔子之言禮以發端，其為原疏無疑也?！钡趓至第t段，起“人主之尊譬如堂”，至“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句，為“六太息”第六，亦即全疏的最后一部分第十組成部分，旨意是“論大臣不可逮系”。其中第t段里起“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句至篇末，與《新書》卷二《階級》篇屬互見性文本，班固做了部分的改寫，如“刑不至君子”，“君子”改寫為“大夫”等。附帶說明的是，經夏炘考補之后的“六太息”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均未出現“太息”之語(11)《大戴禮記》里的《禮察》和《保傅》兩篇，應該是最為接近賈誼創作原貌的文本，亦不存在“太息”之語，推測可能是戴德刪去，目的是更適合作為《禮記》學習參考文獻的功能。，是依據文意的各自獨立性作出上述判斷。另外以《禮察》《保傅》兩篇文本與班固刪節后的疏文對讀，可以通過兩者之間的差異看出改寫的痕跡，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四、《陳政事疏》考補所體現的方法論意義

夏炘的考補工作，得到了當時學者的首肯，此可通過書中首末所載序跋窺見一斑。如程烈光《政事疏考補敘》稱：“先生勤于治經，讀書尤善覓間。一日論及賈長沙《政事疏》遺失不全，昔真西山曾以《新書·等齊篇》補之，近姚太史每以《食貨志》之《積貯疏》補之，似均未當。惟以《大戴記》參之班史，斯能吻合……《保傅篇》后半文字考其辭義，于《保傅》頗不類，于此疏若相貫，斷其為‘六太息’之缺，絕無所疑。余唯唯久之?！庇值拦舛哪?1844)韓菼跋稱：“真西山、姚姬傳非鹵莽滅裂者，取《等齊篇》失之簡陋，取《食貨志》失之牽強。當是時，不自覺，人亦不之覺，得茲善本，立見妍媸矣。而其明眼細心，尤在自序中謂班氏讀‘成王襁褓’句誤以為教太子而刪之，戴氏又誤以為保傅而取之。能替古人設想，安見古今人不相及耶？”又道光十九年(1839)顧志熙跋稱：“向讀班史長沙《政事疏》，于六太息之說尋繹再三，不得其數。及見真西山《文章正宗》、近桐城姚姬傳《古文辭類鈔》，以《新書》之《等齊篇》、《食貨志》之《積貯疏》即謂長太息之一，又覺附會牽強。今得于《大戴記》中掇拾綴補，不惟根據的確，文氣亦殊相類，其為班氏刪汰無疑?！?/p>

《陳政事疏》確實經過了班固的刪節，就“六太息”部分而言，據刪節后的內容所表達的旨意斷定闕其一(即第四)。真德秀嘗試以《新書》中的《等齊》篇作補，這就牽涉到《陳政事疏》與《新書》之間的文本關系。盡管韓菼跋稱其“簡陋”，但真德秀敏銳地注意到了疏文與《新書》所存在的文本互見現象。由于《等齊》篇也是以“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句結束，使得真德秀認定此篇即為班固刪節的“六太息”之一，文本互見的標志便是相同詞匯“太息”的共享。通過互見性文本以輯補刪節的疏文是可行的路徑，但同時也要放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它是否具備恰當性，實際就是在文獻考據與作品理解(辭章)兩方面取得平衡。否則，照此而失彼，都不能算作是合格的文獻考補，更遑論原貌之還原。事實證明，《等齊》篇的文意已經反映在“六太息”第一里，因此它只可能視為班固刪節的部分文本，而不宜作為經班固刪節的“六太息”之一。也就是在作品理解層面出現了“不合”，故姚鼐和夏炘都不接受真德秀的考補意見。姚鼐又以《漢書·食貨志》中的《論積貯疏》作補，韓菼及顧志熙兩人的跋都稱之為“牽強”，其學理性還不及真德秀的考補。原因在于姚鼐沒有在整體把握全疏所述旨意的前提下，便生硬地去進行考補。他更未注意到此《論積貯疏》與《新書》里的《無蓄》篇屬互見性文本，都是講積貯乃天下大本，而且在文意上更適合疏文中的“兩流涕”部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應麟以《論積貯疏》補作班固刪節的“兩流涕”之一，便照顧到了文獻考據與作品理解兩者的統一。其實，從真德秀、王應麟到姚鼐的考補存在一個共同的文獻取徑，即都是從賈誼創作的文本中去尋找線索。不妨將《陳政事疏》視為“中心性”文本，而圍繞在它周邊的如載于《食貨志》的《論積貯疏》以及《新書》相應各篇則屬于“相鄰性”文本，兩種文本之間存在著互見性的關系，諸如共享標志性的詞匯、具有基本相同的文句以及大致相同的旨意表達等。但這些文本均系在著作者賈誼的“圈子”里，上述諸人的考補并未脫離這個“文本圈”，故也很難獲得切實而有效的突破口。

夏炘的考補之所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究其根本就在于跳脫了賈誼創作的“文本圈”，而是從形式上與之完全不相鄰的文本中去獲得突破口。表現就是夏炘據《大戴禮記》作補，《大戴禮記》可以說與賈誼并不存在直接的關系，只是他敏銳地注意到該書收錄的《保傅》篇與疏文存在著高度的文本互見性。盡管該篇里的文本仍出自賈誼之手，但篇題畢竟未題以“賈誼”，而且《大戴禮記》屬經部典籍，不同于子部屬性的賈誼《新書》。這意味著讀書宜摒棄四部的藩籬，而且還要具備發現問題的敏銳性，否則很難像夏炘那樣取得突破性的成績。程烈光序稱夏炘讀書“善覓間”，可謂再貼切不過。不惟在文獻考據層面，夏炘恰如其分地找到輯補“六太息”所闕之一，以及其它各“太息”里班固刪節的部分文句來源；而且在作品理解層面，與既有疏文上下文的文意亦貫然相通，還分析出班固及戴德各自在文本操作中致誤的原因，確實令人信服。此即顧跋所稱的“不惟根據的確，文氣亦殊相類”，“自非好學深思，覃精古籍，曷克于千載后確見如是”。

夏炘考補的方法論意義，首先是讀書不應有部類之分，博涉群籍或許能夠發現極有價值的隱秘學術關聯；其次是讀書要善于得間，有敏銳的學術眼光和問題意識；最后是從事文本內部的考據性工作，要與義理和辭章融合起來，也就是程烈光序所稱的“始則羨其綴輯甚工，漸驚其筆狀都有，終并喜其神理融合”。義理、考據和辭章，三者的相輔相承是讀書治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夏炘圍繞《陳政事疏》班固刪節所進行的文獻考補工作，為我們理解這種境界提供了典型的學術個案，也是筆者從揭示夏炘此作的層面而撰為該文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