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標下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
——基于空間溢出效應與門檻效應雙重視角

孫振清，聶文鈺

(天津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天津 300450)

0 引言

中國承諾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長，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1]，為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目標作出更大貢獻和努力。中國始終把應對氣候變化擺在重要位置。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中要注意減少資源消耗、保護環境；同時，提出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等重大決策部署。財政信息透明是規范財政資金使用的有效監管手段，也是解決公眾與政府間“委托-代理”問題的重要媒介[2]。政府科技事業費支出是區域創新的重要支持和保障[3]，但由于財政信息披露不足、監管措施不完善等原因，我國地方財政科技資金被挪用、濫用、套取等情況常有發生[4]。在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過程中，將財政科技支出真正用于科技創新活動對于提升區域創新能力至關重要。中國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方向和著力點，要如期實現“雙碳目標”，增加財政透明度、提升以創新為引領的綠色低碳經濟發展無疑是強有力的支撐點。

目前，學術領域仍缺乏財政透明度影響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研究成果。由于加強環境和財政信息披露、增加信息透明度是推動與達成碳中和目標的有力監管手段，因此在碳中和背景下需要回答如下問題：增加財政信息透明度對本地區和周邊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有何影響？隨著財政信息透明度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是否會水漲船高？弄清上述問題不僅對推動我國透明度機制建設和區域創新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同時，可為我國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提供理論準備。因此，本文將基于碳中和背景，從資源、環境、經濟三方面入手，考慮生態資源和碳排放因素，使用Super-SBM模型測算中國內地30個省份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并考察其空間聚集情況，在此基礎上引入財政信息透明度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構建空間杜賓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實證分析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和雙重門檻效應。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邊際創新主要體現在：①不同于現有關注區域綠色創新的研究，本文以碳中和為目標，考慮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吸收，將森林碳匯作為期望產出之一，將碳排放作為非期望產出之一，精確測算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為區域通過綠色創新驅動實現碳中和目標提供新思路；②嘗試關注空間視角下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財政信息透明對鄰近地區綠色創新活動的外溢影響，進一步拓展綠色創新研究成果；③目前關于財政信息透明度如何影響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基于綠色視角，為財政信息透明機制建設提供決策參考，以期最大化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財政信息透明

財政信息透明關乎社會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政府信任度以及投資者利益。早期研究中，Kopits & Craig[5]將財政信息透明度定義為公開、及時、可靠、詳細的政府政策意向、部門財政預算等信息，以便公眾和市場準確了解政府財政活動。在財政信息透明度評價方面，Alt&Lassen[6]通過構建財政透明度指數，證實提高財政透明度會減少公共債務積累；Yusuf&Jordan[7]從獲得性、可讀性和及時性三方面對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進行評估，認為目前美國政府財務報告并不透明。國內有關財政信息透明度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較少，分析所用的財政透明度指數主要來自相關研究機構發布的報告[3，8，10-13]。例如鄧淑蓮[8]基于上海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數據進行分析，認為造成我國財政透明度較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障礙。

此外，國內外研究都認同財政信息透明是提高政府效率、保證資源合理分配的有效機制和措施[9]。例如劉俸奇等[10]認為，財政信息透明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特別是對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區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效果更顯著；Elina[11]基于82個國家數據的實證檢驗發現，財政信息透明對“高民主國家”的公共支出效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鄧淑蓮和劉瀲滟[12]基于政府博弈視角構建理論模型，證實提升財政透明度會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此外，還有學者對財政信息透明與腐敗關系進行研究。例如杜亞斌[13]基于委托代理理論，運用系統GMM法進行分析與檢驗，認為在保證政府財政信息真實有效的前提下，財政透明會遏制政府腐敗濫權行為發生；Liu等[14]基于143個發展中國家的公司財務報告研究發現，在財政信息不對等和腐敗的商業環境中，尋租官員會利用財政信息提出他們的賄賂要求。企業層面上，Li[15]研究發現，財政信息披露水平與公司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透明度排名上升的公司績效好于透明度排名下降的公司；邵磊和唐盟[16]則利用工具變量法驗證財政信息透明與企業杠桿率的關系，認為財政透明度通過提升經濟發展確定性起到穩定企業預期的作用。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主要圍繞財政信息透明度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展開研究，對于財政信息透明度如何影響綠色創新缺乏關注。已有學者驗證了信息透明度有利于創新發展。如從微觀層面上，高燕等[17]從財務透明度、治理透明度和組織透明度3方面評價企業信息透明度，研究結果表明，企業信息透明度對技術創新起促進作用；在宏觀層面上，Brown & Martinsson[18]以提高透明度的證券市場改革作為準自然實驗，研究發現，信息透明度通過降低與公平融資相關的信息成本促進創新；王淑杰等[3]利用中介效應模型，證明財政信息透明度通過抑制預算違規、穩定企業創新預期，從而提升區域創新能力。

1.2 綠色創新能力

針對綠色創新能力，國內外許多學者將綠色創新能力定義為企業或行業開展節能減排或生產綠色產品的技術和工藝創新能力[19]。區域是綠色創新載體，研究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對地區實現創新引領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實現碳中和具有理論借鑒意義。本文研究的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是指，從宏觀層面看，降低環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節約能耗的能力[20]，因此選取貼合碳中和目標的指標進行評估分析。

國內外主要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測算綠色創新能力。例如Tseng等[21]從管理創新、工藝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4個方面并結合熵權法，構建綠色創新能力評價框架；曹慧等[22]運用共線性—變異系數方法篩選指標，從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綠色發展3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評價我國省域綠色創新能力；Chung等[23]提出將污染物作為非期望產出納入效率分析框架；還有學者以單位工業增加值固體廢物、廢氣、廢水排放總量和單位GDP能耗作為負產出，使用SBM模型和GML指數，測算中國省際綠色創新能力，研究發現，中國綠色創新GML指數整體呈增長趨勢(劉章生,宋德勇,弓媛媛，2017)。DEA方法借助綜合指標評價效率問題，不受投入產出量綱和主觀因素影響。因此，本文使用基于非期望產出的非徑向方向距離函數Super-SBM模型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進行測算。

通過文獻匯總發現，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綠色創新能力評價、空間特征[24-25]和影響因素[26-28]等方面。如葛世帥等[24]通過構建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評價體系，利用探索性空間分析法發現，長三角城市群綠色創新能力發展不均衡，從空間上看，綠色創新能力強的城市多分布在沿海地區；劉軍等[27]將中國內地30個省份聚類劃分為4種發展模式并發現產業協同集聚顯著促進區域綠色創新提升。還有許多學者從行業層面不斷豐富綠色創新能力影響因素研究。例如江世英[28]基于醫藥行業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知識性人力資本有利于提升企業綠色創新能力；譚德慶和商麗娜[29]基于制造業升級視角，認為加大環境規制力度有助于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但外商投資會降低區域綠色創新能力。

雖然有關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實證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但將財政信息透明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相聯系的實證成果不多。財政信息作為信息的一種，具有流動性和擴散性，提升其透明度有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但是長期以來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缺乏關注。因此，本文緊扣碳中和背景，從空間溢出效應和門檻效應雙重視角討論財政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作用，一方面補充財政信息透明影響綠色創新研究文獻的不足，另一方面為探究不同財政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以及推動可持續發展、實現碳中和目標提出政策建議。

2 研究方法與數據收集

2.1 研究方法與理論模型

2.1.1 Super-SBM方法

考慮到綠色創新能力是包含多投入多產出的復雜評價指標，更多地反映多個投入與產出之間的轉化效率，因此本文選用DEA方法進行評價。傳統 DEA 模型中的CCR模型只能處理不變規模報酬(CRS)的決策單元問題，因此Banker等[30]提出可以處理可變規模報酬(VRS)的BCC模型，即當不是所有決策單元都位于隨機前沿面上時，可變規模收益模式使得技術效益測算不會受到規模效益的影響。隨后Tone[31]提出的SBM模型雖然考慮了非期望產出，但會出現多個有效決策單元效率值為1時無法排序的問題。如果存在多個有效決策單元效率為1的情況，使用Super-SBM模型可以精確地對有效決策單元進行評價與排序。因此，為了精準衡量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水平，選擇基于SBM模型的Super-SBM模型作為測算工具。具體模型設置如下：

(1)

2.1.2 莫蘭指數

檢驗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前，需要考察其空間關聯性。本文選用全局莫蘭指數(Moran′s I)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依賴和聚類特征進行考察，表達式如下：

(2)

由于變量在局域范圍內的非典型特征，因此通過局域空間自相關，即莫蘭指數的局部形式，進一步檢驗局部空間單元與相鄰單元的差異化程度，表達式如下：

(3)

(4)

2.1.3 空間杜賓模型

STIRPAT模型常用于評估人文因素對環境的影響，具有可拓展、隨機性，其擴展形式也廣泛用于綠色創新、低碳經濟發展等方面，具有一定借鑒意義。其對數形式為：

lnIit=lna+β1lnPit+β2lnAit+β3lnTit+lneit

(5)

其中，I代表環境壓力，P代表人口規模，A代表富裕程度，T代表技術水平，β1、β2和β3分別為P、A和T的彈性系數，a為常數項，e為隨機擾動項。由于STIRPAT模型允許對各影響因素進行適當分解與拓展[32]，因此本文采用既能分析變量對本地區的直接影響效應，也能分析對鄰近地區間接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SDM)[33]，在對式(5)適當擴展的基礎上，實證檢驗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具體表達式如下：

lnCGIit=β0+ρWlnCGIit+β1lnTit+β2lnPit+β3lnUit+β4lnPGDPit+β5lnFDIit+β6lnZit+θ1WlnTit+θ2WlnPit+θ3WlnUit+θ4WlnPGDPit+θ5WlnFDIit+θ6WlnZit+εit+μit

(6)

其中，CGI為區域綠色創新能力，T代表財政信息透明水平，P代表人口規模，U代表城鎮化水平，PGDP代表經濟發展水平，FDI代表商直接投資水平，Z代表技術水平；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β0為常數項，ρ為被解釋變量CGI的空間滯后項的彈性系數，β1～β6反映的是各變量彈性系數；θ1～θ5分別代表各變量對鄰近地區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W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設定為0-1空間鄰接矩陣；εit是隨機擾動項，μit為個體固定效應。在估計空間模型時，傳統的點估計方法可能存在偏差，因此采用偏微分法對空間模型進行處理和檢驗。為避免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和變量取值范圍差異較大等問題，本文對因變量、自變量以及控制變量取對數。

2.1.4 面板門檻模型

Hansen[34]提出的面板門檻模型，可用于當變量達到特定臨界值后引發其它變量發生顯著變化并轉化為其它發展形式的現象，臨界值即為門檻。因此，本文以財政信息透明度為門檻變量，考察財政信息透明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之間存在的非線性關系，建立門檻模型如下：

CGIit=α+α1lnTRit+α2lnPit+α3lnUit+α4lnPGDPit+α5lnFDIit+α6lnZit+γ1TRit·I(TRit≤λ1)+γ2TRit·I(λ1λ2)+…+γnTRit·I(TRit≤λn)+εit

(7)

其中，所有變量定義同上，TR代表去趨勢財政信息透明度，I(·)是取值為0或1的指示函數，λ1～λn為待估算的門檻值。由于門檻回歸方法是對門檻變量排序后進行模型估計，如果門檻變量含有較強時間趨勢，那么該趨勢會改變突變點的似然分布檢驗，無法構建置信區間。因此，在使用門檻模型之前使用H-P濾波法，將各省市財政透明度數據分離為時間趨勢和隨機效應兩部分，取2015年時間趨勢值作為基準值，分別加上2009-2018年的隨機效應值，得到對應年份的去趨勢財政透明度(TR)。

2.2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2.2.1 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評價指標

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是評價在資源和環境約束下地區創新發展績效的重要依據。投入指標包括人力投入、資本投入和能源投入；期望產出指標包括經濟產出、技術產出和生態效益；非期望產出指標為碳排放量。碳中和目標要求二氧化碳排放與吸收實現二者相抵，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中之重，因此將區域碳排放作為非期望產出之一；森林碳匯是吸收二氧化碳的重要環節，因此將區域綠化覆蓋率作為期望產出之一。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測算指標體系

2.2.2 主要變量指標選取

被解釋變量：區域綠色創新能力(CGI)，即創新能力綠色化程度。本文基于上述測算指標體系，采用Super-SBM模型評估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其中，各區域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來自中國碳排放數據庫(CEADs)，其它指標數據來源于2009—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缺失數據采用平滑指數法填補。

核心解釋變量 ：財政信息透明(T)，本文使用財政透明度作為代理變量。目前，研究使用的政府財政透明度指數主要出自以下機構：①自2009年始由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發布的《政府透明度指數報告》；③清華大學公共經濟、金融與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研究》，其自2013年始研究范圍擴大至全國289個城市。鑒于數據可得性，考慮到本文以省域為單位，因此采用公信力與影響力較大的由上海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中的財政透明度數據。

控制變量 ：區域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因素眾多，借鑒羅澄宇[35]的研究，本文控制變量包括：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城鎮化水平、區域人口規模、區域外商投資環境和區域技術水平。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PGDP)：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能有效帶動技術創新，因此本文以地區人均生產總值(2009年不變價)作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②區域城鎮化水平(U)：城鎮化水平提高有利于推進技術革新，因此本文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區域城鎮化水平的代理變量；③區域人口規模(P)：人口規模是STIRPAT模型中的重要構成， 本文以人口密度作為人口規模的代理變量；④區域外商投資環境(FDI)：外商直接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能力提升有重要影響，本文以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衡量區域外商投資環境；⑤區域技術水平(Z)：技術水平對地區技術創新能力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本文以專利申請授權量衡量區域技術水平。以上控制變量數據均來源于2009—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缺失數據采用平滑指數法填補。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區域綠色創新能力

3.1.1 評價結果分析

根據選取的投入產出指標，運用MAXDEA軟件，計算得出2009-2018年中國內地30個省市區(西藏因數據不全，未納入統計)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將測算結果按照東、中、西部劃分，結果見圖1?？傮w上看，2009-2018年全國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均值從0.594穩步提升至0.781，呈顯著上升趨勢。分區域看，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從高到低依次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其中，東部地區的DMU有效單元最多。

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有利于促進區域低碳經濟發展，進而實現碳中和目標。研究期內，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較高的地區有北京、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和寧夏，以上地區均位于有效生產前沿面上且多為經濟發達省市，在信息化建設和綠色發展等方面均位于全國前列，它們依據自身優勢積極響應碳中和政策號召。例如北京已經率先實現碳達峰[36]，浙江、福建分別開展低碳工業園區建設和低碳城市試點[37]，寧夏提出打造“2+1”碳中和模式[38]，海南提出依托豐富的林業與海洋碳匯資源率先實現碳中和[39]。此外，上海和青海也積極實現碳達峰[37]。青海的區域綠色創能力值為0.718，自身資源匱乏、科技創新經費不足和創新人才流失嚴重等是造成青海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不強的主要原因。上海市2009-2018年的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值僅為0.814，雖然上海的創新投入大但生態效益不佳，主要是因為受環境承載力的限制，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表現不足。

圖1 中國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變化趨勢

3.1.2 全局莫蘭指數分析

為深入研究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關聯性，利用Stata15.1軟件計算中國各省份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全局莫蘭指數，結果如表2所示?？梢园l現，2009-2018年區域創新能力的全局莫蘭指數值在 0.391～0.487之間，P值和Z值均在1%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各省份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呈現出空間正相關性，空間依賴性和聚集特征較顯著，即存在高值區與高值區相鄰、低值區與低值區相鄰的情況。這可能是因為相鄰省域間人員流動、商業交流頻繁，合作程度較高，尤其是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粵港澳等地區通過實施區域協同發展戰略，一方面促進了相鄰省域間技術交流和協同創新，另一方面有助于區域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形成綠色創新空間集聚，進而促進人口、經濟、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由于全局莫蘭指數不能反映各省份與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差異和變化，因此引入局部莫蘭指數進行分析。

3.1.3 局部莫蘭指數分析

全局莫蘭指數只能體現是否出現空間集聚或異常，因此，進一步引入局部莫蘭指數考察具體空間內的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差異情況，部分結果如圖2所示(數字代表對應省份)。第一象限為“高值-高值”聚集區，代表區域有北京、天津、江蘇、浙江、上海、廣東和海南，其特點是自身和周邊地區的區域綠色創新能力都較強，空間差異較??；第二象限為“低值-高值”聚集區，代表區域為河北、安徽和江西，該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不強，周邊綠色創新能力較強省域對它們的促進作用不顯著；第三象限為“低值-低值”聚集區，代表區域有山西、吉林、黑龍江、內蒙古、青海、甘肅、貴州、四川、云南和新疆等，該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不強，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也不強，因此無法發揮輻射帶動作用；第四象限為“高值-低值”聚集區，代表區域為寧夏，雖然自身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較強，但周邊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不強，對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的輻射作用有限。位于“低值-低值”象限的省域，多屬于經濟和交通不夠發達、創新人才和科技資金流入不足、區域間缺乏商業與技術交流的地區，上述因素是造成上述省域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較低的主要原因。

表2 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全局Moran′s I指數

圖2 2009年和2018年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局部莫蘭指數散點分布

對比2009年與2018年中國內地30個省市局部莫蘭指數散點圖，可以觀察到，研究期內各省市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主要位于第一、三象限，空間集聚性較穩定，空間差異較小。值得注意的是，以北京、天津、上海和廣東為核心的區域呈現出“高—高”型分布，即自身區域綠色創新水平較高，且能夠對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產生帶動作用，到2018年則在整體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的基礎上呈現出更穩定的空間聚集發展趨勢。因此，下一階段應加強區域創新交流、提高空間關聯度，發揮核心地區領頭作用和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進一步推動低碳經濟轉型。

3.2 空間溢出效應結果分析

前文已經證明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具有空間相關性，為進一步深化研究，選擇空間面板模型分別進行LR檢驗和Hausman檢驗。根據檢驗結果，LR統計量結果在1%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空間杜賓模型(SDM)不能退化成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因此選擇空間杜賓模型；Hausman檢驗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綜合上述檢驗，本文使用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討論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

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傳達出向綠色低碳經濟轉型的信號，其中，政府是綠色創新的“推進器”，區域是綠色創新的載體。在推動綠色創新、驅動低碳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政府財政信息透明有利于減少腐敗行為[40]，促進公眾了解政府的真實動向。因此，本文引入財政透明度，建立財政信息透明度影響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杜賓模型，基于偏微分法對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溢出效應進行分解，具體見表3。

核心解釋變量財政透信息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直接效應系數為0.019，即本區域財政透明度每提高1個單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就提升0.019；間接效應系數為0.009，即相鄰區域財政透明度每提高1個單位，本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就提升0.009；總效應系數為0.028，即本地區和相鄰地區的財政信息透明度每提高1個單位，本地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就提升0.028。財政信息透明度提升有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便于社會公眾行使監督權，方便企業了解政府投資動向，穩定企業創新預期收益，同時，來自碳中和目標的約束也加大了企業綠色創新和低碳轉型壓力，這意味著由財政信息透明和碳中和目標組合成的激勵約束機制有助于激發企業綠色創新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為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奠定了基礎。研究結果表明，財政信息透明不僅對本地區綠色創新能力提升有促進作用，同時，對周邊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也存在空間溢出效應，表明財政信息透明對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具有區域協同作用。形成該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大數據背景下，信息具有流動快、擴散性強等特征，政府信息公開透明會對周邊地區起到良好的示范學習效用，而財政信息透明度提升對周邊地區的創新活動收益也起到穩定作用，促使投資者和企業為實現潛在創新收益而提升綠色創新能力，從而對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產生空間溢出效應。在下一階段，特別是位于“低-高”區的河北、安徽和江西等省份，應注意加強地區交流與溝通，加大創新人才引進力度，充分利用財政信息透明的空間外溢紅利提升本區域綠色創新能力。

從表3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U)的直接效應系數為0.922，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本區域經濟發展能夠促進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但其溢出效應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區域城鎮化水平(U)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直接效應系數為2.374、溢出效應系數為1.019，分別通過了1%和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本區域城鎮化水平提升能夠促進本地區和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提升。區域人口規模(P)的直接效應系數為0.075，通過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人口規模擴大能夠支撐本地區綠色創新能力提升，但其溢出效應并不顯著。區域外商投資環境(FDI)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直接效應系數和間接效應系數都為負，且分別通過了1%和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增加外商直接投資并不會促進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反而起到抑制作用，這與楊世迪和劉亞軍[41]的部分結論相一致，主要是因為由外資帶來的技術并非“高精”端核心技術，多存在“污染避難所”效應。區域技術水平(Z)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自身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起促進作用，直接效應系數為0.084，說明本地的技術水平能有效支撐該地區綠色創新能力提升。然而，區域技術水平對周邊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產生負向溢出影響，并且通過了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先進技術會帶來高收益、促進新一輪綠色技術創新，進而形成良性循環，有益于提升本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因此各省份在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時會對相關技術存在空間競爭現象，并采取相關政策措施以吸引先進技術資源“落地”，從而造成周邊地區創新人才流失、企業搬遷等問題產生，不利于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發展。

3.3 面板門檻效應結果分析

前文分析了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為準確獲得兩者關系，進一步使用面板門檻模型實證檢驗財政信息透明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非線性關系。

以去趨勢財政透明度為門檻變量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可以發現，雙門檻效應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第一門檻值為25.916，第二門檻值為64.840。根據表5，當去趨勢財政透明度得分在25.916以下時，財政透明度每提升1%，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就提高0.016；當去趨勢財政透明度得分介于25.916～64.840之間時，財政透明度每提升1%，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就提高0.025，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促進效應比第一門檻區間有所增強；當去趨勢財政透明度得分大于64.840時，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具有微弱的負效應。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財政信息透明度提升有助于穩定創新帶來的市場預期收益，另一方面，當監管問責制度不完善時，因無法有效遏制預算違規等情況出現，過高的信息透明度反而會導致交易成本較高，造成創新意愿降低，從而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產生一定抑制作用。這說明，一味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而忽略相關監管問責制度會導致企業創新意愿不足，不利于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既要注重財政信息透明度又要注重完善相關監管問責制度，創造信息透明、真實、有效的創新環境，促進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推動區域實現綠色發展。

表3 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分解結果

表4 門檻值抽樣檢驗結果

研究期間，我國財政信息透明度呈緩慢上升趨勢，但整體來看，財政信息透明度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少數地區的透明度低于第一門檻值，大多數地區介于第一門檻與第二門檻之間。因此，地方政府要注意加強政府財政信息披露，通過提高財政信息透明度促進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提升，同時，注重建立健全與之相匹配的監管問責制度，以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推動低碳經濟轉型和實現中國2060年碳中和目標。

表5 門檻效應回歸結果

4 結論與建議

中國要如期實現“雙碳目標”，推動綠色創新發展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必經之路，以區域為載體的綠色低碳經濟無疑是強有力的支撐點。本文立足碳中和背景，采用Super-SBM模型科學測度2009-2018年中國內地30個省域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考察其空間相關性和局部聚集情況，進一步引入財政透明度構建空間杜賓模型和面板雙門檻模型，實證檢驗財政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效應和雙門檻效應，得出以下結論：

(1)從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測算結果看，中國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上升趨勢明顯。分區域看，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綠色創新能力依次遞減。莫蘭指數結果表明，中國各省域綠色創新能力存在顯著的空間正向關性，局部空間差異不大，以北京、天津、上海和廣東為核心地區呈現出“高-高”型聚集形式，多數中部地區、絕大多數西部地區主要呈現出“低-低”型聚集形式。

(2)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存在顯著的直接促進作用和空間溢出效應，能夠對本土和周邊地區綠色創新能力起到促進作用。

(3)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存在顯著的雙門檻效應，門檻參數值分別為25.916和64.840，財政透明度得分在25.916以下時有助于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在25.916～64.840之間時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促進效應增強，高于64.840時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產生微弱的負效應，這可能是因為交易成本增加和創新預期收益趨于穩定，導致創新行為動力不足，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起到一定抑制效應。

基于上述實證分析結果，本文從加強財政信息透明和綠色創新視角出發，為中國實現碳中和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增加國家財政科技支出和研發經費投入，注重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采取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形式鼓勵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研發，建立健全科技創新體系和生態文明治理體系?？臻g上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普遍存在關聯現象，因此應充分考慮其空間依賴性，加強區域綠色技術和商業交流，促進區域創新互助與協同減排，不斷縮小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綠色創新能力差距。在碳中和目標下，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是從根源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力手段，同時，也要注重發掘森林碳匯和海洋碳匯的巨大潛力，加強生態保護修復，增強自然生態系統的固碳能力。西部地區要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完善人才引進政策；沿海省份和林業強省則要主動挖掘森林、海洋碳匯潛力，充分利用碳匯潛在價值創新商業模式、發展綠色經濟。

第二，加強區域信息交流和創新技術引進，充分發揮信息透明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溢出紅利。寧夏、重慶等位于“高-低”型聚集分布省域，應充分發揮自身財政信息透明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帶動周圍地區綠色創新能力提升。尤其是屬于“低-高”型聚集的河北、安徽和江西等省份，應擴大與周邊區域的信息和技術交流，充分利用財政信息透明帶來的空間外溢紅利，健全自身綠色創新體系，推進區域綠色創新能力驅動低碳經濟發展。

第三，加大政府財政信息披露，確保政府信息公開程序合法、數據真實與可靠。要在保證信息數據真實有效的前提下，提高信息披露程度，避免出現錯誤信息導致市場預期不穩定等現象發生。當前中國財政信息透明度整體不高，大多數省份財政信息透明度沒有邁過第二門檻，尚處于遞增效應門檻區間。因此，要不斷加大政府財政信息披露程度，為社會公眾和相關投資者營造真實有效的信息環境。這不僅有利于提升企業創新意愿和技術創新水平，也有助于提升經濟發展確定性、達到穩定投資市場預期的效果。

第四，完善信息公開機制，協同推進現代監管問責制度。大數據時代，信息公開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科學有效的信息公開機制有助于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完善配套監管機制，便于公眾和媒體對政府公開的信息數據進行監督問責以保證數據真實可靠。除政府財政信息應予以披露外，企業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信息以及溫室氣體等污染物排放數據也應納入其中。規范污染物排放核算方法、完善污染排放配套監管措施，不僅可以倒逼企業進行綠色創新，實現經濟綠色增長，也有助于當地政府根據企業數據制定科學的節能減排目標和區域碳達峰、碳中和相關戰略舉措，為全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提供有力基礎和保障。

5 不足與展望

推動以創新為引領的低碳經濟發展是中國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碳中和目標，針對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進行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第一，本文側重從省級區域層面分析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后續可以從微觀層面利用企業數據展開更深入研究；第二，財政信息透明度和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空間分布格局仍需進一步探索，未來可側重考察兩者的空間特征；第三，由于財政信息透明度對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中可能存在中介變量，后續可通過中介效應對兩者關系進行深入研究，進一步探索提升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