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符啟動范式下義符語義和語法激活的位置效應*

章玉祉 高 異,2 張積家

(1 廣東技 術師范大學教育科 學與技術學院，廣 州 510665) (2 廣州市花都區 新華街第八小學，廣州 510800) (3 廣西 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桂林 541004)

1 引言

漢字是由部件組合而成的平面結構，每一部件兼具形態、位置和功能特征。在漢字認知加工中，部件位置是影響漢字識別的重要因素（吳巖等,2016;Ding,Peng,& Taft,2004;Taft,Zhu,& Peng,1999;Wu,Mo,Tsang,& Chen,2012）。但在部件位置效應的考察中，有研究者發現，右/下部件位置屬于優勢位置（印叢,王娟,張積家,2011;曾捷英,周新林,2001）；還有研究者認為左、右部件位置效應無差異，但上部件相對于下部件具有位置優勢（羅艷琳等,2010;張積家,盛紅巖,1999）。部件位置效應的結果不一有實驗范式差異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研究者未控制部件功能這一重要變量。

在考慮部件功能的位置效應探索中，蔡厚德、齊星亮、陳慶榮和鐘元（2012）發現，在低頻漢字中，若聲符處于右/下位置，將出現規則效應；若聲符處于左/上位置，規則效應不同程度地逆轉。張積家、王娟和印叢（2014）發現，被試對漢字部件空間位置的注意隨聲符位置移動：聲符在左，被試更多注意字的左邊；聲符在右，被試更多注意字的右邊。在義符位置效應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左側義符語音激活時間長，出現義符家族效應；右側義符語音激活時間短，未顯現義符家族效應（章玉祉,張積家,2018;Feldman & Siok,1997）。在融有義符和聲符的位置效應研究中，王丹、王婷、秦松和張積家（2019）以同時兼具主要義符位置（“馳”）、次要義符位置（“駕”）和聲符位置（“螞”）的可成字部件（如“馬”）為啟動刺激，以包含三類部件的漢字為目標刺激，要求被試進行詞匯判斷，發現聲符位置啟動效應強于義符位置啟動效應，并且義符位置啟動效應只出現于主要義符位置。該研究發現了聲符相對于義符的優勢效應，但是對于義符的位置效應，以“主要”和“次要”進行劃分，不利于人們形成直觀的部件位置效應認識。同時該研究的實驗材料特殊，難以在漢字總體中推廣。

從以上研究回顧中可以發現：（1）在不同功能部件的位置效應考察中，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左右結構漢字，對同樣占有重要比例的上下結構漢字考察較少；（2）對于部件位置效應的考察，研究者關注了不同的因變量（規則效應、空間位置注意偏向、家族效應、語音激活），缺乏對部件對應功能變量（聲符表音、義符表義和義符表語法）的集中考察，而部件功能變量對位置效應的考察可能會更具效度和敏感性；（3）以往研究采用的整字范式較符合真實的閱讀情境，但不利于部件和整字的分離（章玉祉,張積家,2017），采用部件啟動范式可以從新的維度對前人研究進行補充和推進。

義符是形聲字的表義部件，兼具表語法功能（張積家,王斌,劉紅艷,2019;張積家,張厚粲,彭聃齡,1990;張積家,章玉祉,2016）。對義符位置效應的考察可以從一個重要側面對漢字部件位置效應進行認知。以往研究發現，在義符語義和語法激活中，存在家族效應和類別（詞類）一致性效應，同時這些效應受漢字語義透明度和任務加工深度的調節（王娟,張積家,2016;章玉祉,張積家,2017,2019）。根據義符研究成果，研究者建構了以義符為中介的“三個網絡系統模型”（張積家等,2019），即漢字識別涉及詞匯、語義和語法三個網絡。其中詞匯網絡既可以通過整詞路徑與語義、語法網絡聯結，也可以通過義符中介與語義、語法網絡聯結。義符家族大小、類別（詞類）一致性和任務加工深度等因素可調節兩通路的資源分配，進而影響整字語義和語法的激活速度。那么，義符位置作為形聲字亞詞匯的重要特征，是否也會影響兩通路的資源分配，進而影響語義和語法的通達？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三個網絡系統模型，將因變量聚焦于義符兩個最典型的功能（表義和表語法），以形聲字中占比最多的兩類結構（左右結構和上下結構）為研究對象，在平衡家族大小、類別（詞類）一致性等因素的前提下，采用義符啟動范式對義符語義和語法激活中的位置效應進行系統考察。

2 實驗1：義符啟動范式下義符語義激活的位置效應

2.1 實驗1a：左/右位置對義符語義激活的影響

2.1.1 被試

母語為漢語的本科生28 人，男生11 人，女生17 人，平均年齡21.38 歲，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右利手。

2.1.2 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為2（義符位置：左、右）×2（形聲字語義透明度：透明、不透明）兩因素被試內設計，詞匯判斷反應時為因變量。

2.1.3 實驗材料

選選取左、右義符各6 個，匹配熟悉性（7 點評定，7 為“非常熟悉”，1 為“非常不熟悉”）、家族大?。ù?、小家族各半）和類別一致性（中等水平）。左義符包括：。右義符包括：同時，根據語義透明度的7 點評定（7 為“非常透明”，1 為“非常不透明”），為每類義符選取兩類字（透明字和不透明字），平衡兩類字的字頻和筆畫數。其中，義符熟悉性和漢字語義透明度由30 名未參與實驗的漢族大學生進行評定。為構成“否”反應，實驗材料中填充了同等數量的假字。假字由真字拆開部件后重新組合而成，假字中的義符位置部件作為其啟動部件。最終實驗材料共計啟動義符20 個（由于實驗材料限制，其中有8 個義符重復2 次），對應目標字40 個（重復3 次）；填充假字120 個，對應啟動部件42 個。材料信息見表1。

表1 實驗1a 材料信息

統計顯示，左、右義符的平均熟悉性差異不顯著，t熟悉性(18)=1.48，p＞0.05。左、右義符對應兩類目標字的平均語義透明度差異顯著，t左透明度(18)=13.00，t右透明度(18)=9.03，ps＜0.001。字頻及筆畫數在四類目標字中差異不顯著，F筆畫數(3,36)=1.08，F字頻(3,36)=0.26，ps＞0.05。

2.1.4 實驗儀器與程序

筆記本電腦，E-Prime1.1 編程系統。實驗程序為：屏幕中央呈現“+”注視點300 ms，接著呈現啟動義符（左/右）300 ms，空屏300 ms，最后呈現目標字，要求被試在1500 ms 內又快又準地進行詞匯判斷，否則系統自動進入下一試次，并且記錄該反應為錯誤。真字按“F”鍵，假字按“J”鍵，按鍵方式在被試間平衡。正式實驗前，被試先進行12 個試次的練習，以熟悉實驗流程。具體程序見圖1。

圖1 實驗1a 流程圖

2.1.5 結果

被試的錯誤率較低（小于5%），只分析反應時結果。剔除錯誤反應及三個標準差以外數據，反應時結果見表2。

表2 左/右義符啟動下目標漢字詞匯判斷的平均反應時（ms）

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表明，義符位置主效應不顯著，F1(1,27)=1.92，F2(1,36)=0.42，ps＞0.05。語義透明度主效應不顯著，F1(1,27)=1.03，F2(1,36)=0.46，ps＞0.05。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顯著，F1(1,27)=16.17，p＜0.001，=0.38；項目分析邊緣顯著，F2(1,36)=3.68，p=0.063，=0.11。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在左義符啟動下，透明字反應顯著快于不透明字，d=11 ms，p＜0.001，95%CI=[5.93,16.11]；在右義符啟動下，兩類目標字反應差異不顯著，p＞0.05。目標字重復3 次的練習效應不顯著，M1=535 ms，M2=537 ms，M3=548 ms，F(2,117)=0.75，p＞0.05。

實驗1a 表明，啟動義符的左/右位置影響形聲字的語義激活：在左義符啟動下，形聲字語義顯著激活；在右義符啟動下，形聲字語義激活不明顯。因此，左義符具有語義激活的優勢。

2.2 實驗1b：上/下位置對義符語義激活的影響

2.2.1 被試

母語為漢語的本科生32 人，其中男生12 人，女生20 人，平均年齡20.25 歲，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右利手。

2.2.2 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為2（義符位置：上、下）×2（形聲字語義透明度：透明、不透明）兩因素被試內設計，詞匯判斷反應時為因變量。

2.2.3 實驗材料

實驗1b 選用處于形聲字上、下位置的義符，材料匹配方式同實驗1a。上義符包括：下義符包括：共計啟動義符22 個（其中8 個義符重復2 次），對應目標字44 個（重復3 次）；填充假字132 個，對應啟動部件44 個。材料信息見表3。

表3 實驗1b 材料信息

統計分析表明，上、下義符的平均熟悉性差異不顯著，t熟悉性(20)=-1.03，p＞0.05。上、下義符對應的兩類目標字的語義透明度差異顯著，t上透明度(20)=24.14，t下透明度(20)=19.23，ps＜0.001。字頻和筆畫數在四類目標字中差異不顯著，F筆畫數(3,40)=0.77，F字頻(3,40)=1.64，ps＞0.05。

2.2.4 實驗儀器與程序

實驗流程同實驗1a，其中啟動義符改為上、下位置義符。

2.2.5 結果

數據處理方式同實驗1a，各水平目標字反應時見表4。

表4 上/下義符啟動下目標字詞匯判斷的平均反應時（ms）

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表明，義符位置主效應不顯著，F1(1,31)=0.03，p＞0.05，F2(1,40)=0.21，p＞0.05。語義透明度主效應顯著，F1(1,31)=25.42，p＜0.001，=0.45；F2(1,40)=7.99，p=0.007，=0.17：透明字反應（M=533 ms）顯著快于不透明字（M=543 ms），p＜0.001，95%CI=[5.61,12.23]。交互作用顯著，F1(1,31)=4.43，p=0.044，=0.13；F2(1,40)=4.28，p=0.045，=0.10。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在上義符啟動下，透明字反應顯著快于不透明字，d=13 ms，p＜0.001，95%CI=[7.86,17.98]；在下義符啟動下，透明字與不透明字反應差異不顯著，p＞0.05。目標字的三次呈現不存在練習效應，M1=536 ms，M2=530 ms，M3=549 ms，F(2,129)=1.39，p＞0.05。

實驗1b 表明，啟動義符的位置（上/下）影響目標字的語義激活。上義符啟動可以顯著地激活形聲字的語義信息；但在下義符啟動下，形聲字的語義激活不顯著。因此，上義符具有激活優勢。

1.2.2 心理護理：在患者進行腹腔鏡的手術之前，往往會出現緊張、焦慮等不良情緒，護理人員在患者進行手術之前，多與患者進行溝通，對患者心理狀態有一個大致了解，然后針對患者具體情況對負面情緒進行疏導。多與患者講解成功案例，提升患者對于治療的自信心。在患者進行手術之前，指導患者搞好個人衛生，囑夜間早休息，保證充足的睡眠，必要時按醫囑給予患者安眠藥物輔助睡眠。

3 實驗2：義符啟動范式下義符語法信息激活的位置效應

3.1 實驗2a：左/右位置對義符語法信息激活的影響

3.1.1 被試

母語為漢語的本科生35 人，男生14 人，女生21 人，平均年齡22.1 歲，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右利手。

3.1.2 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為2（義符位置：左、右）×2（形聲字類型：G+字、G-字）兩因素被試內設計，動名詞判斷的反應時和錯誤率為因變量。

3.1.3 實驗材料

選取左、右位置義符各8 個，平衡熟悉性、家族大小和語法一致性。每一位置義符各包括4 個動詞類義符和4 個名詞類義符。動詞類義符為：名詞類義符為：義符語法傾向參考張積家等（2019）的標準，個別義符由30 名不參加實驗的漢族大學生評定（以下同）。根據詞類評定為啟動義符挑選兩類目標字：G+字（義符語法傾向和形聲字詞類一致）和G-漢字（義符語法傾向和形聲字詞類不一致）。詞類評定參考前人研究（章玉祉,張積家,2019）：由30 名未參加實驗的被試評定漢字詞性，如果某類詞性的評定比例達到80%以上，就被確定為該詞的詞性。其中，動詞類義符選擇名詞作為G-字；名詞類義符選擇動詞作為G-字，使G+字和G-字的動名詞的數量一致。匹配兩類目標字的字頻和筆畫數。實驗共計啟動義符24 個（其中有8 個義符重復2 次），對應目標字48 個（重復3 次）。為了避免形成反應規律，實驗另填充義符36 個，對應漢字56 個。材料信息見表5。

表5 實驗2a 材料信息

統計表明，左、右義符的熟悉性差異不顯著，t熟悉性(22)=1.65，p＞0.05。字頻和筆畫數在四類目標字中差異不顯著，F筆畫數(3,44)=0.49，F字頻(3,44)=0.16，ps＞0.05。

基本同實驗1a，替換反應任務為動名詞判斷。

3.1.5 結果

分析詞類判斷的反應時和錯誤率，反應時分析時去除錯誤反應及三個標準差以外數據，結果見表6。

表6 左/右義符啟動下目標字詞類判斷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反應時分析表明，義符位置主效應顯著，F1(1,34)=61.90，p＜0.001，=0.65；F2(1,44)=4.99，p=0.031，=0.10：左義符啟動下目標字的反應（M=654 ms）顯著快于右義符啟動（M=679 ms），p＜0.001，95%CI=[18.45,31.30]。漢字類型主效應顯著，F1(1,34)=24.06，p＜0.001，=0.41；F2(1,44)=5.42，p=0.025，=0.11：G+字的反應（M=657 ms）顯著快于G-字（M=676 ms），p＜0.001，95%CI=[11.29,27.26]。交互作用顯著，F1(1,34)=5.05，p=0.031，=0.13；F2(1,44)=5.73，p=0.027，=0.12。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左義符啟動下，G+字的反應顯著快于G-字，d=26 ms，p＜0.001，95%CI=[17.46,35.35]；右義符啟動下，G+字的反應也顯著快于G-字，d=1 2 m s，p=0.0 3 8，95%CI=[0.72,23.58]。目標字的三次呈現不存在練習效應，M1=667 ms，M2=659 ms，M3=675 ms，F(2,141)=0.65，p＞0.05。

錯誤率分析表明，義符位置主效應被試分析顯著，F1(1,34)=7.91，p=0.008，=0.19；項目分析不顯著，F2(1,44)=0.71，p＞0.05；左義符啟動下目標字的錯誤率（M=12.86%）顯著低于右義符啟動（M=15.00%），p=0.004，95%CI=[13.35,40.84]。漢字類型主效應被試分析顯著，F1(1,34)=19.69，p＜0.001，=0.37；項目分析邊緣顯著，F2(1,44)=4.61，p=0.09，=0.06：G+字的錯誤率（M=10.83%）顯著低于G-字（M=16.43%），p＜0.001，95%CI=[10.01,12.21]。交互作用不顯著，F1(1,34)=1.03，F2(1,44)=0.14，ps＞0.05。

結合反應時和錯誤率結果，可以推論左義符在形聲字語法激活上更具優勢。

3.2 實驗2b：上/下位置對義符語法信息激活的影響

3.2.1 被試

母語為漢語的本科生31 人，男生13 人，女生18 人，平均年齡21.07 歲，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右利手。

3.2.2 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為2（義符位置：上、下）×2（形聲字類型：G+字、G-字）兩因素被試內設計。動名詞判斷的反應時和錯誤率為因變量。

3.2.3 實驗材料

選取上義符10 個，下義符11 個，匹配方式同實驗2a。動詞類義符包括：。名詞類義符包括：。實驗共計啟動義符24 個（其中有3 個義符重復2 次），對應目標漢字48 個（重復3 次），填充義符43 個，填充漢字56 個。材料信息見表7。

表7 實驗2b 材料信息

統計表明，上、下義符的平均熟悉性差異不顯著，t熟悉性(22)=-0.92，p＞0.05。字頻和筆畫數在四類目標字中差異不顯著，F筆畫數(3,44)=0.74，F字頻(3,44)=1.73，ps＞0.05。

3.2.4 實驗儀器與程序

基本同實驗2a，替換啟動義符為上、下位置義符。

3.2.5 結果

數據處理方式同實驗2a，結果見表8。

表8 上/下義符啟動下目標字詞類判斷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反應時分析表明，義符位置主效應被試分析顯著，F1(1,30)=14.94，p=0.005，=0.33；項目分析不顯著，F2(1,44)=1.90，p＞0.05；上義符啟動下目標字的反應（M=669 ms）顯著快于下義符啟動（M=682 ms），p=0.039，95%CI=[6.04,19.57]。漢字類型主效應顯著，F1(1,30)=28.42，p＜0.001，=0.49；F2(1,44)=5.25，p=0.042，η=0.11：G+字的反應（M=666 ms）顯著快于G-字（M=684 ms），p=0.041，95%CI=[11.21,25.13]。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顯著，F1(1,30)=4.70，p=0.047，=0.14；項目分析邊緣顯著，F2(1,44)=4.78，p=0.067，=0.09。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在上義符啟動下，G+字反應顯著快于G-字，d=25 ms，p＜0.001，95%CI=[18.46,31.95]；在下義符啟動下，G+字的反應邊緣顯著快于G-字，d=11 ms，p=0.06，95%CI=[0.67,22.94]。目標漢字在三次呈現中不存在練習效應，M1=663 ms，M2=674 ms，M3=689 ms，F(2,141)=1.49，p＞0.05。

錯誤率分析表明，義符位置主效應被試分析顯著，F1(1,30)=33.74，p＜0.001，=0.53；項目分析不顯著，F2(1,44)=1.88，p＞0.05；上義符啟動下目標字的錯誤率（M=8.92%）顯著低于下義符啟動情況（M=13.49%），p＜0.001，95%CI=[12.44,44.25]。漢字類型主效應被試分析顯著，F1(1,30)=21.42，p＜0.001，=0.42；項目分析不顯著，F2(1,44)=2.56，p＞0.05；G+字的錯誤率（M=8.83%）顯著小于G-字（M=13.58%），p＜0.001，95%CI=[3.45,22.45]。交互作用不顯著，F1(1,30)=1.55，F2(1,44)=0.29，ps＞0.05。

綜合錯誤率和反應時的結果，上義符在語法信息激活上更具有優勢。

4 討論

本研究系統考察了義符位置對形聲字語義、語法激活的影響。結果發現，左/上位置義符語義和語法信息的激活都顯著強于右/下位置義符，說明左、上位置是義符語義、語法激活的優勢位置。

4.1 義符語義、語法激活的位置效應

4.1.1 不同位置義符在形聲字中的比例存在明顯差異

形聲字的義符與聲符的搭配雖然有六種，但以左形右聲結構最為普遍。研究表明，左形右聲字與右形左聲字在心理詞典中的分布比值約為5.5∶1（Hsiao & Shillcock,2006）。較大的比例差異使漢語閱讀者習得了“左側釋義、右側釋音”的部件位置-功能聯結規律。因此，左側相對于右側成了義符的“典型位置”。而在上下結構形聲字中，上形下聲占比10.50%，下形上聲占比6.46%（李燕,康加深,魏勵,張書巖,1992）。雖然義符在上下結構的位置比例差異沒有像左右結構中那么明顯，但上義符位置還是更具典型性。研究發現，漢字的亞詞匯加工和詞匯加工是兩個平行的過程，都經歷由字形到語音和語義的激活（Lee,Tsai,Huang,Hung,& Tzeng,2006）。其中，部件位置是影響其信息激活的重要變量，當部件處于優勢位置時，其語音激活更加顯著（章玉祉,張積家,2018）。本研究同樣證實了義符“典型位置”對其語義、語法激活的優勢效應。

4.1.2 漢字知覺與漢語閱讀的特點

唐蘭（2005）認為漢字發展經歷了象形，象意和形聲三個階段。其中，前兩個階段表現為圖畫文字，最后階段的形聲字屬于聲符文字，而形聲字是在象形和象意字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無論漢字的構字法如何變化，總是難以擺脫圖畫的性質，因此個體在知覺漢字時也就具有了在知覺圖畫時的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的順序（彭瑞祥,1982）。同時，漢語母語者在語言學習中，同樣形成了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的閱讀和書寫習慣。因此，義符處于形聲字的左/上位置時，能更早地引起被試的視覺注意，更早地得到加工，義符的語義、語法信息能更早地通過義符路徑向語義和語法網絡擴散，因而顯示出左側或上部的義符位置優勢。

4.1.3 語言象似性的影響

語言象似性認為，語言結構映照經驗結構（趙艷芳,2001）。作為語言的載體，文字的造字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文化群體的思維特征。在視覺注意和語言表達中，東方人習慣先背景后目標，西方人習慣先目標后背景（Chua,Boland,& Nisbett,2005;Nisbett & Miyamoto,2005）。而在左右結構和上下結構形聲字中占比更大的左形右聲和上形下聲漢字正是中國人這種思維方式的體現。具體而言，在形聲字的部件功能中，聲符同樣具有表義功能（蘇振華,2009），但和義符表義屬于不同的層次，義符表示事物的類屬、一般意義，聲符表示事物的隱含、具體、特異的詞源義（張積家等,2014）。因此，左形右聲和上形下聲的構字方式結合識別和閱讀順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恰恰體現了中國人先背景后目標、先一般后具體的思維模式，是語言象似性的一種體現。所以，符合語言象似性的左/上位置義符具有語義和語法激活的優勢。

4.2 義符的語義、語法激活的位置效應與“三個網絡系統模型”的調節機制

“三個網絡系統模型”認為，在形聲字識別中存在詞匯、語義和語法三個系統及整字和義符兩條路徑（張積家等,2019）。整字路徑由詞匯系統中筆畫、部件、詞素和整詞結點，到達語義和語法網絡。義符路徑通過詞匯網絡中的部件層（義符）直接與語義和語法網絡聯結。形聲字的識別速度受兩通路整合速度的影響。同時，義符家族大小、類別（詞類）一致性等因素將調節兩路徑的資源分配，從而影響激活速度（王娟,張積家,2016;章玉祉,張積家,2019）。

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本研究發現義符位置作為亞詞匯的重要特征也調節兩通路的資源分配。義符啟動范式直接通達了義符路徑，實現了語義和語法網絡中相關結點的激活。如果義符處于優勢位置，語義和語法結點激活的能量大。當整詞呈現后，系統主要將資源供給整詞路徑，其通達速度也會顯著提升。但是兩通路的整合速度受義符與漢字語義或詞類一致性的調節。如果是語義透明或G+漢字，義符與整字路徑“同向同行”，迅速縮短形聲字識別的時間；如果是語義不透明或G-漢字，義符和整字路徑將形成沖突，最終導致形聲字識別時間長、錯誤率高。當義符處于非優勢位置時，義符路徑能量小，對應被激活的語義和語法網絡中節點的能量也小，對整字路徑的影響就小，從而使透明或G+漢字與不透明或G-漢字的反應差異變小。

5 結論

（1）在義符啟動范式下，義符語義信息的激活受義符位置影響。左/上義符語義激活明顯，右/下義符語義激活不顯著。（2）在義符啟動范式下，義符的語法信息的激活亦受義符位置影響，左/上義符的語法激活強于右/下義符的語法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