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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背景下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的影響及路徑分析

2022-02-02 13:33張文文汪熹子
項目管理技術 2022年12期
關鍵詞:風險性金融資產房屋

張文文 汪熹子

(重慶大學管理科學與房地產學院,重慶 400045)

0 引言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突飛猛進,城鎮化進程大大加速,隨之而來的是建設用地需求與日俱增。為解決土地稀缺問題,國家將部分集體土地征收用于建設[1],在農村尤其是城市近郊的農村區域房屋征收現象十分普遍。國家政策強調保障被征收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有保障,采取了多種補償方式保障被拆遷農戶的合法權益,并且補償標準普遍高于原資產價值,故房屋拆遷往往能給農戶帶來大筆財富。從持久收入假說和生命周期理論看,家庭財富是影響家庭消費的重要因素[2],故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的影響不容忽視。另外,我國約占總人口40%的農村群體消費較為低迷,其巨大消費潛力未被有效激發,厘清城鎮化背景下房屋拆遷與農村家庭消費間的關系不僅有利于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而且對激發和釋放農村家庭消費潛力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聚焦農村家庭,借助2017年CHFS數據,運用OLS估計、PSM等計量方法展開實證研究,主要關注在當前城鎮化發展不斷推進的進程中,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的影響效果及作用機制,以期為政府提振農村消費、更好地解決城鎮化過程中的拆遷問題、保障拆遷家庭長期生活質量提供參考。

1 文獻綜述

房屋拆遷作為復雜的外生沖擊,不僅影響家庭的生活環境[3]、就業情況[4],還影響家庭收入[5]和財富水平。其能通過貨幣或房屋補償將流動性差的農房變現為財產性收入或城鎮住房資產等活躍資本,實現家庭財富驟增,在理論上也能放松家庭消費約束,促進家庭消費。很多學者針對拆遷與家庭消費水平展開了研究:袁微等[6]實證發現拆遷帶來的財富能顯著提高城鄉家庭消費水平;柴國俊[7]利用城鄉微觀數據驗證了拆遷對家庭消費的正向影響。關于城鄉家庭在自身屬性及拆后生活環境、生活成本變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8-9],是否會影響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作用效果這一問題,學術界還存在爭議:程承坪等[10]認為拆遷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會提高農村家庭消費;吳婧等[11]認為拆遷家庭會因過度消費、缺乏理財觀念將補償款揮霍一空,出現“返貧”現象;周其仁[12]則認為農戶也是理性人,能合理規劃和使用這筆收入。拆遷后的農村家庭可以通過投資獲取新的收入,并推動家庭消費增長[13-14]??梢?,學者們產生的分歧主要聚焦于農村拆遷家庭如何處理拆遷補償,是隨著消費和貶值逐漸損耗,還是選擇投資增收,這是厘清城鎮化背景下房屋拆遷與農村家庭消費關系的關鍵點。

市場經濟條件下往往存在經濟周期波動、通貨膨脹等可能,若沒有合適的保值、增值手段,儲蓄財富容易遭受貶值風險。出于對房地產增值的期待,農村居民愿意將城市購房作為長期投資的選擇[15],當其通過拆遷補償獲得充足投資資本后,購房意愿愈發強烈[16]。隨著房產管控的嚴格和金融市場的發展,一些高風險、高收益的風險性金融資產逐步成為投資的重要渠道[17]。享受到拆遷帶來的家庭財富增加后,農村居民逐步擺脫“稀缺心態”,風險承受能力得到顯著提升[18],面對伴隨高風險但可能帶來高回報率的風險性金融資產時,也愿意冒險投入其中[19]。

而在房產投資和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增收入、促消費方面,學者也展開了系列研究。南永清等研究發現,所持資產規模越大,家庭能平滑到各期的消費越多,對家庭消費升級的促進作用越明顯[20]。另外,房產投資不僅可以將房價的上漲直接轉化為家庭財富的增加刺激家庭消費[21-22],還能通過出租、售賣兌現附屬于房屋的溢價收益進一步促進消費。風險性金融資產的投資同樣可以通過交易、分紅等方式顯著提高家庭的財產性收入[23-24],并隨著投資經驗的積累,長期可實現家庭的良性資產積累和可持續創收[25],保持家庭消費穩中有升[26],同時潛在的高品質消費欲望逐漸增強。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學者對拆遷刺激家庭消費的觀點普遍認可,但聚焦農村家庭后未得出一致結論;大多數學者關注的是拆遷對消費支出的影響,在消費升級方面少有探究;針對拆遷和投資、投資和消費兩兩關系的探究均有學者涉及,但鮮有學者關注三者間的關系?;谝陨戏治鰳嫿ū疚姆治隹蚣?,如圖1所示。

圖1 房屋拆遷影響農村家庭消費的分析框架

2 數據與變量描述

本文使用的微觀數據來自2017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該調查覆蓋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旨在收集家庭消費、資產、人口特征等信息[27]。經過數據處理,本文保留21 221個戶主戶籍為農村的有效家庭觀測樣本。

表1給出了部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均值差異檢驗。相較于未拆遷家庭,拆遷家庭的家庭消費總支出、生存發展型消費、享受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占比的均值顯著更高,恩格爾系數更低,初步推斷拆遷有效促進家庭消費并改善家庭消費結構;拆遷家庭進行房產投資的概率和風險性金融資產持有水平更高,且風險性金融資產、房產的凈資產絕對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均高于未拆遷家庭。

表1 部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均值差異檢驗

(續)

3 計量模型

3.1 普通最小二乘法

本文參照家庭消費相關文獻,控制系列顯著影響家庭消費的因素,建立OLS回歸模型以分析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水平的影響,公式如下

lnYi=α0+β0Di+γ0Xi+ε0

(1)

式中,Yi表示第i個農村家庭的家庭消費總支出;Di表示家庭是否經歷過拆遷;Xi為控制變量;ε0為隨機擾動項;β0為本文重點關注系數。

3.2 中介效應模型

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的影響,既可能是直接作用的結果,也可能是通過其他變量間接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結合中介效應模型予以檢驗,公式如下

M=α1+β1Di+γ1Xi+ε1

(2)

lnYi=α2+β2Di+γ2Xi+μ2M+ε2

(3)

式中,M表示中介變量。如果系數β0,β1均顯著,且μ2也顯著,則表示M的中介效應存在。如果β2顯著且β2<β1,則表示M在Di和Yi間表現為部分中介效應;如果β2不顯著,則表示M完全中介。

3.3 傾向得分匹配法

農村拆遷家庭與未拆遷家庭在自身諸多屬性上存在初始差異,并且是否經歷拆遷不是一個隨機選擇問題,樣本可能存在選擇偏差,傳統線性回歸得出的結果可能不準確。因此,構造一個反事實框架,借助Stata軟件,采用Logit模型計算傾向得分值,在未拆遷家庭中為拆遷家庭尋找恰當的匹配對象,然后計算平均處理效應(ATT),公式如下

Ρ(Xi)=Pr[Di=1|Xi]=Ε[Di|Xi]

(4)

ATT=Ε[Y1i-Y0i|Di=1]=Ε{Ε[Y1i-Y0i|Di=1,Ρ(Xi)]}=Ε{Ε[Y1i|Di=1,Ρ(Xi)]-Ε[Y0i|Di=1,Ρ(Xi)]}

(5)

式中,Ρ(Xi)表示農村家庭經歷房屋拆遷的條件概率;ATT表示房屋拆遷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平均處理效應;Y1i,Y0i分別表示經歷過房屋拆遷的農村家庭消費和未經歷拆遷的農村家庭消費。

4 實證分析

4.1 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的影響

表2第2~4列是在拆遷變量的基礎上依次加入戶主、家庭、省份特征變量后的回歸結果。隨著其他控制變量的加入,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總支出仍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表2 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總支出的影響

史磊等[28]指出,農村家庭擺脫財富稀缺的束縛后,在新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下,消費需求和消費觀念會發生變化,這將對改善消費結構起到積極作用。為確認經歷拆遷、獲得意外財富的農村家庭是否會在消費傾向上發生變化,本文將家庭消費總支出分為生存發展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分別代入式(1),結果見表3,房屋拆遷對兩類消費分別具有27%和48%的促進作用。進一步替換被解釋變量發現,相較于未拆遷家庭,拆遷家庭的享受型消費占比提高2%,恩格爾系數下降2%。

表3 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升級的影響

為驗證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采用PSM進行進一步驗證。從表4可見,采用多種匹配方法后,拆遷均顯著提高了家庭消費總支出,這意味著拆遷確實對農村家庭消費有著顯著的提升效果且結果穩健。同時,拆遷對兩類消費支出依然具有顯著提升作用。拆遷對生存發展型消費的正向影響,可能是出于生活環境改變進而生活成本提高被迫進行的消費,也可能是拆遷釋放出我國農村家庭的消費潛力進而提高消費水平。但拆遷對享受型消費的提升作用更大,可以合理推測獲取拆遷補償的家庭并未盲目消費,而是在滿足基本生活消費后轉向追求高品質享受型消費。對享受型消費占比和恩格爾系數的變化估計也驗證了該推斷,證實拆遷對優化農村家庭消費結構、促進家庭消費升級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表4 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的影響估計

4.2 房屋拆遷影響農村家庭消費的路徑分析

在消費揮霍和自然貶值下,拆遷獲得的財富終將消耗殆盡。那么,為了驗證農村拆遷家庭是會放之任之,還是選擇投資來保值增值,本節將探究農村拆遷家庭的投資傾向。表5結果顯示,房屋拆遷無論是對房產投資還是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表5 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風險性金融資產和房產投資的影響估計

為了驗證之前涉足投資領域少的農村家庭拆遷后能否實現投資保值創收的美好愿景,本文利用PSM驗證了拆遷后家庭風險性金融資產、家庭房產的凈資產絕對水平以及兩者帶來的直接收入變化情況。從表6可以看出,隨著投資參與程度的深入,拆遷家庭所持的房產和風險性金融資產的規模逐漸擴大;隨著房屋收租和風險性金融資產交易等流通方式盈利,投資的創收能力得以顯現,可見拆遷家庭的投資行為可以為其積累資產,獲取經濟回報。

表6 房屋拆遷對農村家庭風險性金融資產和房產投資規模及收入的影響

家庭財富的持續增長可以擴大消費[29],投資帶來的持續的資產積累和財產性收入理應影響家庭消費及消費結構,接下來將基于因果逐步分析法驗證投資在拆遷和消費間的中介效應。從表7可以看到,分別加入中介變量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和房產投資后,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仍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比拆遷變量前的系數發現,分別加入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和房產投資后,拆遷對農村家庭消費的邊際影響效應均減小,可知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和房產投資在拆遷與家庭消費總支出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同理,從表 7可以看出,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和房產投資在拆遷與家庭消費升級之間同樣具有部分中介效應。故本文認為拆遷家庭可以通過投資不斷積累家庭財富,持續提高家庭的消費傾向,從而提升家庭消費水平。同時,隨著持續性的資產積累和投資財產性收入增加,家庭消費欲望不斷增強,高品質消費需求逐步提高,實現家庭消費升級。

表7 投資的中介效應檢驗

(續)

5 結語

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不僅意味著我國城市范圍的不斷擴大、經濟增長動力的高效釋放,還意味著大量農村集體土地被國家征收,大批農村居民經歷房屋拆遷。本文重點關注農村家庭,實證分析房屋拆遷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拆遷對家庭消費和消費升級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拆遷家庭更傾向于進行房產和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并能享受到投資帶來的資產積累和投資收益;拆遷家庭可以通過投資間接提高家庭消費水平,實現家庭消費升級?;谏鲜鼋Y論,得到如下啟示:

(1)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政府應進一步完善農村住房拆遷補償機制,確定科學合理的補償標準,維護好拆遷家庭的合法權益;在“房住不炒”的調控主基調下,引導農村拆遷家庭正確看待房產投資,強調住房的居住實際意義;探索適合農村家庭的拆遷補償款項增值方式,協助拆遷家庭建立穩定長效的增收機制,進一步積累財富。

(2)面對農村住宅閑置浪費的問題,政府應完善農村閑置住宅盤活利用政策,支持農村家庭在“退有所居”的情況下,通過自營、出租、入股等多種途徑盤活閑置住房,讓農村家庭能合法享受到土地升值收益,擴寬農村家庭財產性收入的獲取渠道,利用財產收益改善家庭的消費質量。

(3)加大基礎金融知識普及力度,提升農村家庭金融素養,引導農村家庭樹立正確的投資理財觀念,培養可持續創收能力,激勵農村家庭通過合理的資產配置提高收入,為家庭消費注入持續的信心和動力,進一步激活農村人口的消費潛力,助推農村家庭消費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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