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的華夏共同體建構

李青峰

（晉中學院中文系，山西晉中 030619）

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在新時代發展民族關系的創新性理念。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指的是中國各民族在不斷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所取得的一致性或共識性的集體身份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最終成形于近代，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聚合卻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積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 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所指出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保?］本論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之上，試圖梳理和分析石勒執政時期推行的統一的多民族政策和他自覺地建立華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關系，從而進一步理解石勒帶有調適特征的華夏共同體建構在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脈絡中的重要意義，為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學理支持。

一、國號共同體

黃仁宇認為，漢朝制度注重在文化上的融合來代替有力量的政府，這種制度解體，才引起了少數民族參加其中的混亂。［2］黃仁宇的判斷道出了歷史上所謂“五胡亂華”的真實原因。十六國時期，民族混雜導致各民族確立自我身份的需要十分迫切，同時，這些民族在建立政權之后又面臨著建立共同體的問題。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悖論，就需要一個統一的強力政權來緩解。石勒后趙政權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所要解決的正是當時現實社會的焦慮。石勒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自己政權的合法性，也就是將自己的政權置于特定的歷史序列之中，努力構建出名正言順的華夏共同體。

國號是具有文化內涵的政權表意符號，中國歷史上所有王權的建立都需要制定國號。國號是國之大事，石勒對國號的選擇就非常慎重。他借鑒了十六國時期第一個胡人政權“漢”（史稱為漢趙）的做法。漢的建立者劉淵建立政權時就十分重視身份認同問題?！拔嶂?，興與北方。光文立漢宗廟與從民望?！保?］100后來，劉淵的后代劉曜認識到了自己的祖先建立漢的焦慮，修改國號，“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3］107。劉曜改變了祖先的遺志，但還是延續了祖先構建華夏共同體的思想。關于國號“趙”的確立，劉曜與石勒有交集。劉曜背叛了劉淵的遺志，源于自己曾是中山王而選擇國號為“趙”，更重要的是，石勒勢力的逐步壯大威脅到自己的政權，他要建立“趙”來與石勒相抗衡。同樣是“趙”的國號，相比較而言，石勒的選擇更合情理。首先在空間選擇上注重了區域的歷史，其次承續中原前代王朝的國號。石勒稱“趙王”具有稱號的延續性，前趙皇帝劉曜曾經在襄國（今邢臺）的地盤上冊封過石勒為趙公和趙王，石勒建立趙國具有一定歷史傳承性。石勒活動區域主要在戰國時期的趙國范圍之內，即使后來趙的范圍擴大，石勒占據了冀州、幽州、并州等州的主要區域，并且控制了整個華北地區，但趙的稱號一直不變。因此，石勒選擇國號具有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原因。

實際上，石勒、劉淵、劉曜在國號選擇上都有融入華夏共同體的考量。如果再深入思考，“趙”這個國號也具有共同體建構的獨特象征意味。戰國時期的趙國留下的是族群融合、華夏文明互動的重要文化遺產。公元前302 年，趙武靈王提出的“胡服騎射”，是改變戰爭史和軍事史的重大歷史事件。華夏是服飾文明久遠的衣冠古國，從將軍到士兵、從王公貴族到底層民眾，都改穿胡服，這一變革對傳統文化整體、社會民眾心理無不造成巨大的沖擊，在胡人遭歧視的特定歷史階段確實是驚世駭俗的事件。因此說，“趙”帶給人們的想象就是“柔服遠人”，促進民族融合而構建共同體的文化想象，石勒選擇“趙”為國號也增加了另外一層民族融合的歷史文化因素。

石勒的國號選擇在政治上肯定自我的同時，在文化上也要貶抑前代胡人政權，以確立自己在華夏王朝脈絡中的突出地位。咸和三年（328），劉曜被滅后，石勒用“五德始終說”對其政權的正統性進行了闡釋?！拔宓率冀K說”是一種傳統的政治觀念，每一個正統的王朝都要選擇五行中的一種物質來表示。這一種學說就是一種共同體意識濃厚的文化觀念。后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3］111石勒在“五德說”的運轉中確立自己與西晉王朝的直接聯系，也就是說，他要排除劉氏的漢與趙建立的胡人政權，宣告自己歷史地位的合法性和正統性。石勒試圖建立打破華與夷政治分隔的政治共同體的思路非常明顯，他不僅繼承了中原王朝的國號，而且把自己放到了華夏王朝的譜系中，確立了自己的正統地位。石勒在華夏序列中建構國號形成了文化上的共同體，這在十六國時期是非常普遍的。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的更迭頻繁，新的政權為了強調自己文化上的合法性，往往會出現所謂的“一節罵一節”的現象。

石勒、劉淵、劉曜都注意到了歷史混亂時期的民族矛盾問題，矛盾的處理在當時是相當敏感的，因此在國號選擇上必須考慮歷史和文化因素，以建立政治共同體的思想來思考民族共同體的建立問題。

二、文字共同體

充滿政治和歷史色彩的國號及在其基礎上所形成的共同體，是無法解決現實世界中根深蒂固的民族問題的。民族之間的距離需要現實政策的引導和時間的積淀才能消弭。石勒對民族焦慮問題的克服，始于改“胡”運動。太興三年（320），石勒下達法令改“胡人”為“國人”。雖然十六國時期“國人”這個詞語在不同語境下詞意靈活多變，但確定無疑的是其常指涉具有一定政治權力的胡族整體或具體指羯族。石勒改“胡人”為“國人”就是要在民族矛盾激烈并接續貶抑胡人的大的歷史背景下，努力提高胡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石勒實行的改胡人為國人和胡漢分治政策是一對組合拳。所謂的胡漢分治其實是一種雙重構造的統治形式。胡人政權常常以大單于為長官的單于臺來負責管理非漢民族集團。石勒提高胡人地位有自我身份提高的強烈要求，因為羯族主要分布于山西上黨一帶，人數在胡人中占比較低，石勒勢力逐步壯大所依靠的力量不能僅限于羯人還應該包括五胡在內的其他各色民族。羯族和其他胡人之間也絕不是涇渭分明的，他們共處于一個相互融合的共同體之中?！稌x書》介紹石勒時說到，羯族就認為它是“匈奴別部，羌渠之胄”，既屬于匈奴，又與羌族為近。錢穆認為胡人之所以統治北方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諸胡以客居漢地而自相團結”［4］。石勒起兵所依仗的“十八騎”就是胡人組合部隊，除了匈奴、羯人，還有月氏人、天竺人等，因此，石趙政權建立之后，封賞功勞卓著的胡人，提高胡人的地位，改變漢與胡由來已久的歧視就成為鞏固新政權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石勒之所以要修改稱呼提高胡人的政治地位，就是為了進一步消除胡漢之間長久存在的裂痕和自己充滿屈辱的心理印跡。

石勒建立文化身份的過程是尋找、明確自我身份的過程。在當時的歷史場域中，胡人與漢人之間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石勒修改“胡人”為“國人”是對一個群體的重新界定，但一時還難以贏得普通民眾接受。為此，他又掀起了修改“胡”字食物的生活化運動。修改帶“胡”字的食物，表面上是語言形式的變化，實際是內在的思維邏輯和文化觀念的變化。石勒的改名其實是在文字方面建構共同體的文化運動。崔鴻《后趙錄》記載，石勒諱胡尤峻。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搏爐，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5］378石勒也曾修改“胡瓜”為“黃瓜”。

石勒諱胡和他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不無關系。他曾奉表于王浚時自稱“勒本小胡，出于戎裔”。［3］104石勒的謙稱無法麻痹王浚，后又派子春前去游說，他說：“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助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有之?！保?］43石勒與子春能夠打消王浚的疑惑，歸因于他對胡人地位的認知契合了當時人們對胡人的判斷：胡人是備受壓迫和欺凌的民族。追根溯源，傳統文化對胡人污名化由來已久。據考證，胡人的“胡”字本義是獸類下巴的垂肉，羯則是去掉陽性特征的公羊，無論是胡和羯都是對這類人群的蔑稱。羯族被漢人稱為羯胡，就是漢人對他們的不尊。在兵荒馬亂的魏晉時期，羯人是作為戰俘和奴隸而進入中原地帶的，甚至西晉時期官員可以把羯人當作商品來買賣。胡與羯的稱號形成了人們固定的心理范式，常常與社會低下、兇惡頑劣等名詞聯系起來。對胡人污名化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歷史現實，石勒修改胡字，正是基于他對民族身份問題的清醒認識，他在試圖從語言方面突破，建立一個漢胡親密無間的共同體。

石勒諱胡不是要加深胡與漢之間的仇恨，恰恰相反，其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胡與漢的共同體來穩固自己的政權。石勒在通過胡漢分治強化胡人權力的同時，還專門在軍營設立君子營來重用漢族知識分子。此外他還采用九品中正制來選拔官員，吸引和鼓勵更多的漢族官員參政，為少數民族統治集團服務。王明珂認為：“各個政權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過民族的意識，包括一部分政權還實行過‘胡漢分治’的政策，但是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內容上，這種薄弱的民族意識并沒有引起民族間的隔閡，‘胡漢分治’也并非是一種單純的民族壓迫制度?！保?］歷史記載，石勒在執行所謂的諱胡制度時將維護社會穩定的共同體置于首位。宮門執法的漢族官員，無意中稱呼喝醉酒的胡人為“醉胡”，石勒恕而不罪；石勒也驚呼樊坦衣冠弊壞，源于樊坦所稱的羯胡無道，導致其資財蕩盡。他認識到了自己同族人群的暴力掠奪，于是賜予樊坦錢物予以償還。石勒對“醉胡”和“羯胡”的犯禁令稱呼，并未采用嚴刑峻法來懲罰，說明當他的諱胡以及頒布相關的尊崇胡人的政策與其構建華夏共同體產生沖突時，他十分明確孰輕孰重。石勒也認識到僅僅依靠法令難以完成此項艱巨任務，他試圖彌合民族差異的問題，而胡漢之辨中崇漢抑胡思想根深蒂固，要消滅胡人的印記必須以人的心理事實為實現前提，石勒修改“胡”字的做法只是法律制度上的強調和規范，遠未變成一種民眾普遍的心理事實或行為習慣。王明珂認為：“文化讓人們產生模式化行為，模式化行為鞏固社會現實”，“此便為表相產生于本相，而本相也因表相而強化”。［7］石勒去除胡人遺留下的痕跡建立華夏共同體的努力，更多呈現的是“表相”而非“本相”，是一種政策上的共同體?？s小乃至去除少數民族與華夏民族之間的距離，語言的改變無疑是一種最好的方式，然而語言的改變是內在心理世界的改變，這個改變需要長時間的熏陶才可以完成。歷史上石勒的改胡政策極不徹底，相較于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政策更有天壤之別。

三、信仰共同體

共同體的建構過程是民族之間建立新的身份認同的過程。政治和文化上的規范和引導體現出石勒政府在共同體思維方面的自覺性，特別是其大力推崇佛教在促成胡漢互相融合方面成效非常明顯。佛教在不晚于漢代便傳入中國，起初傳播局限，影響甚微。十六國時期，不少少數民族統治者大力宣傳佛教大多是出于彌合胡漢分歧進而構建具有共同信仰基礎的民族共同體的目的。石勒就是一位順應歷史潮流、大力支持佛教傳播、促進民族共同體建立的國君。

石勒之所以信教歸因于一個偶然事件。在他遇到西域高僧佛圖澄之前，他對佛教相當排斥，但當佛圖澄用道術“靈異”事件多次幫助石勒在軍事斗爭中取得勝利之后，石勒才算皈依了佛教。石勒最初對佛教的信奉頗具功利性色彩，但最后他將佛教奉為自己修身、齊家、治國的理念，進而確立為自己內心的信仰。他十分重視佛教的護佑幼子的成長教育功能，特地將王室子弟送到佛寺接受佛教文化的教育。由于石勒以政府的名義全力支持和宣傳佛教，后趙時期佛教在中原地區的發展盛極一時，寺院及徒弟的數量在當時是空前的?！笆軜I追游，常有數百，前后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保?］123佛圖澄圓寂時“士庶悲哀，號赴傾國”，當時已經出現了超出州郡范圍的全國性僧團。石勒時期信奉佛教人數的急劇增長，促進了華夏族與胡族的深度融合。

石勒繼任者石虎也一直崇奉佛教，在他執政時期，社會動蕩，世積亂離，出現了“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的景象。［6］123當時出家崇佛的潮流之下真偽難辨，信教成為社會的焦點問題。有人就以民族身份來反對信仰佛教。中書著作郎王度認為“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侯所應祠奉?！保?］124石虎則認為自己是“異族身份，佛是戎神，應兼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6］125。漢人王度認為佛教是外國之教，天子和諸侯不能信奉，石虎卻認為自己是異族身份，信教是合情合理的，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應該給百姓以信教的自由。石虎對佛教信仰采取的是亦此亦彼的相互兼容的思維，只要遂其意，順氣心，就可以選擇信仰。換句話說，石虎作為一國之君繼承了石勒的遺志，不僅自己信佛，甚至積極鼓勵民眾信教，這體現出在當時胡文化與華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胡和漢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不清了，文化的雜糅已經把離散的族群身份連綴成為一個思想共同體。石勒和石虎崇奉佛教為建立統一的思想信仰提供了思想基礎。

四、結語

錢穆說：“羯人依附匈奴而起，族勢最促，文化建設最遜?！保?］石勒真正掌握政權的時間也就15 年左右，如果再加上石虎在位的15 年，羯族建立的后趙政權僅僅存留了30 年，興亡忽焉的石勒羯族政權是無法完成需要長時間持續內化的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歷史任務的。后來漢人冉閔推翻了羯族政權屠殺胡人達百萬之眾，這說明了建立民族共同體絕非易事?？梢哉f，石勒許多的建立民族共同體的政策當時并沒有完全展開。如果說一部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華夏共同體建構史的話，那么石勒的華夏共同體建構就是這一過程中的一次不成熟積累，如果將其與全面而深入的鮮卑族的魏孝文帝改革相比較，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石勒的表現和成效都相形見絀，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推行的國號共同體、改“胡”運動、信仰相互兼容的政策，既具有十六國時期共同體建構思想的一致性，也有其處理民族政策的獨特性，他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規的推行，為中華共同體的建立提供了更多可以想象的文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