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與限制：威爾遜政府對華政策中的革命黨人認識及策略（1913—1917）*

盧 華

關于中華民國建立初期的中美外交關系問題，學界已有大量研究。既有研究多關注美國政府對民國重大事件的因應，如辛亥革命、承認中華民國、二十一條、參戰及五四運動等。①中文學界主要研究有王立新：《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再研究》，《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崔志海：《美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態度的原因分析》，《江海學刊》2008年5月；馬建標：《美國威爾遜政府對華政策轉變探源》，《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英文研究對革命黨人的描述則著墨較少。如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He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8；Tien-yi Li,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New York:Octagon Books,1969；Akira Iriy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3,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1913-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王曉德《夢想與現實：威爾遜“理想主義”外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是大陸較早的專著，該書第五章討論了威氏對華外交，第119—146頁；習賢德《孫中山與美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側重于孫中山及其友人方面，對美國政府的直接分析較為薄弱，第187—234頁；張忠正《孫逸仙博士與美國（1894-1925）》（臺北：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對美國國務院文件有梳理，可惜其它一手資料不足，第235—296頁；陳三井《中山先生與美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資料和分析重點在中國內部，第105—129頁。民國初年政治的復雜性和不穩定性決定了美國政府的遠東和對華政策需考慮多重因素。其中，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是一股需要特別對待的政治勢力。①需要指出，美國國務院、駐華使領館和中國事務專家對什么是“革命黨人”并無統一的界定，他們多以“極端激進主義者”（extreme radicalists）稱呼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這一群體在不同時期包括不同領袖，如陳其美、唐紹儀、岑春煊。本文以美國政府的視角和定義展開。威爾遜政府如何看待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及其革命話語與行動？美政府官員對激進革命的理解如何影響他們對革命黨人的認知與策略？這種態度與威爾遜政府在遠東的整體考量和利益訴求關系如何？

海外學者對威爾遜政府處理一戰前后各地革命多有研究，但僅有印度學者Nemai Bose針對美國政府與中國民族運動做出詳細探討。②如Gordon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Nemai Sadhan Bose,American Attitude and Policy to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China(1911-1921),Orient Longmans,1970,pp.34-148。雖然Bose對英日資料及美國政府對英日考量分析不夠，也沒看到革命黨人自身的困境，該書仍提供了這一論題最完整和深入的分析，對美國媒體的探討尤其精彩。國內學者較少關注威爾遜政府與革命黨人的關系。高鴻志《威爾遜與北洋軍閥政府》一書利用多國文獻系統討論了威爾遜政府的整體對華政策，并將其對革命黨人態度的分析融入其中。吳翎君的論著集中討論了孫中山第一次建立南方政府（1917）造成南北分裂局面之后的中美關系。另有論者簡單梳理了美國政府對孫中山本人的基本認識。③高鴻志：《威爾遜與北洋軍閥政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出版社，1996年。從孫中山生平活動出發的傳記性作品多有涉及美國政府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認識，然而并不系統。④韋慕庭：《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楊慎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此外，學界普遍將威爾遜政府對華外交視為典型的“理想主義”外交。本文則試圖依托威爾遜政府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認識和對策的形成過程，指出這一“理想-現實”的二元對立模式不足以完全解釋威爾遜政府堅定支持袁世凱及北洋政府的原因。事實上，威爾遜政府遠東秩序設計的基本目標是，建立一個親美的、穩定向共和發展的民國政權。這一目標既符合美國希冀在遠東用中國制衡日俄的國家利益，也貼切威爾遜本人濃厚清教傳統中同情弱者的道德色彩。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權力訴求和政治行動則與美國的這一目標和期望相互沖突。筆者認為，威爾遜政府在“二次革命”后即已形成其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負面認識，而美國政府及駐華使領館官員對孫等人的態度直接影響到此后美國歷屆政府（1917—1927），他們對革命黨人及其政權的輕視及遏制態度延續下來。本文將利用英美日的外交檔案等資料，以日美關系為背景，分析威爾遜政府對革命黨人的認知，嘗試以“他者”視角探討美國政府對革命黨人負面認識的形成過程。

一、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延續性及其考量

對美國而言，推動中國甚至亞洲改革并開放市場成為其解決國內問題的動力。⑤參見韓德：《中美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項立嶺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威爾遜執政之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原則是，維護中國形式上的獨立和主權完整，反對列強劃分勢力范圍，使美國獲得與其他列強平等的商貿機會。西奧多·羅斯福政府主張干涉中國政治，有經濟擴張的野心，但其僅消極地強調門戶開放與領土完整，即在東三省通過滿足日本來對付俄國；而在行動上卻并未準備參加湖廣鐵路借款。老羅斯福在與其國務卿海約翰的通信中指出，美國在華利益或不足以使美國卷入遠東（當時主要指俄國）的戰爭。①韓德：《中美特殊關系的形成》，第271—314頁。塔夫脫在繼任總統后，改采以財政投資作為武器向日俄等遠東強國積極挑戰，在中國（尤其是東北）擔任警察角色，以抵制破壞門戶開放的行為。老羅斯福與塔夫脫關于美國在遠東和中國的政策和利益判斷構成了此后將近四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

威爾遜任職總統后，迅即在內閣會議中指出，美國需要在中國政策上走獨立路線，同時維護海約翰的門戶開放主張，保護中國抗拒其他大國的侵略。②見Josephus Daniels Papers,Collection in the Division of Manuscripts,Library of Congress。轉引自羅伊·沃森·柯里：《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4頁。一方面，威爾遜愿意繼承之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另一方面，威爾遜認為，美國總統作為政治領袖，應該對國際事務發揮更主導作用，提升美國地位。③Arthur Link ed.,Wilson the Diplomatist,Chicago:Quadrangle,1963,pp.8-9.對已經面臨生產與資本過剩的美國而言，中國眾多的人口和未開發的市場資源是一個潛在的、發展貿易的絕佳場所。中國事務專家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多次指出，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從開始即主要在商業和文化領域。④Stanley K.Hornbeck,“The Attitude and Policy of the Untied States Toward China,”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32,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July,1927),p.49.威爾遜屢次強調國際貿易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新任駐華公使芮恩施在與威爾遜的談話中，正確把握了此點。⑤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李抱宏、盛震溯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第73頁。比較來看，威爾遜政府與前幾屆政府的對華政策只是重點有所不同。往屆政府把獨立行動和與大國合作的政策結合，威爾遜則采取在特定場合與其他大國合作，同時更強調自主、美國“例外主義”的路線。⑥柯里：《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第14—15頁。美國例外主義的路線內容見Arthur Link ed.,The New Freedo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286。其描述忽略了威爾遜本人理念與美國利益的契合及美國自身擴張版本的“帝國主義”特性。批判列強的“帝國主義”、道德上同情中國和維護美國的門戶開放，此三點為威爾遜政府的對華政策提供了道德和利益正當化的基石。

只有一個具有穩定中央政府的中國，才有足夠能力為美國的自由貿易提供穩定秩序和充分空間，為美國過剩的工業產品找到銷路。中國的穩定發展又可防止遠東大國要挾中國獲取更多的特權、鞏固各自的勢力范圍，進而讓美國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日俄戰爭后美國逐漸提防日本。英國在其駐日和駐美使領館的報告中就注意到日美關系及兩國輿論的變化，分析日美開戰可能性的報告出現。⑦Sir.C.Spring-Rice to Sir Edward Grey,January 27,1914,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Ian Nish e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Series E,Asia,1860-1914,Vol.10,North-East Asia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1905-1914(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9),FO 10991/12,FO 10991/12(i),pp.368-372.美國試圖通過與日本協商來明確劃定雙方在遠東的利益底線與合作范圍，雙方簽訂多個重要外交備忘錄來確認彼此的利益關系，如1905年塔夫脫-桂太郎備忘錄及1908年魯特-高平協定。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這一行動增加了美國的疑懼。⑧詳見Walter Lafeber,The Clash:A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1997,Chapter III.此時，美國的發展方向和重心在歐洲，其遠東考量不在首位，美國仍需在與列強合作和獨立自主行動路線中搖擺。①柯里：《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第40頁?；诖?，美國政府逐漸確立遠東政策的三個原則：一是保障美國在菲律賓的基本安全；二是提升和維護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三是平衡日本的權力和影響，尤其是日本的海軍力量。②Akira Iriye,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Inc.,1967,p.103.支持一個能夠穩定政權的中國政府，同時避免與遠東大國發生沖突，成為當時美國遠東政策的重要特征。

二、革命黨人負面形象的緣起：“二次革命”

威爾遜政府首次注意到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是承認中華民國一事。1913年3月20日，新生的民國政權尚未穩定，“宋案”爆發。面對南方革命黨人與袁世凱政權潛在的沖突和分裂，3月28日，美國駐北京代辦給國務院發送一封要求承認袁世凱政府的緊急電文。收到此電文的第二助理國務卿艾地（Alvey A.Adee）向國務院和威爾遜指出，革命黨人的議會多數不足以讓掌握實權的袁退位，因此承認袁世凱政府將會鞏固他的地位。③The Second Assistant Secretar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28,1913,File No.893.00/1669,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US),With the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Congress Member,1913(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20),pp.101-103.這一基于革命黨人與袁世凱雙方實力的判斷確定了美國支持袁世凱政府的政策。代辦威廉斯（E.T.Williams）建議，美國不應與其他外國使節一致，在承認中國問題上要求其他特別條件。在因“宋案”導致的孫中山、黃興等黨人和袁世凱政府的沖突愈演愈烈之際，4月1日的內閣會議上，威爾遜政府就承認民國一事作出了表態，同意美國獨立行動。次日國務院就通過備忘錄，并傳達給與中國有條約關系的所有國家，美國將會在4月8日中華民國國會開會后承認中國。④Aide Mémoire hand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representatives in Washington of countries having treaty relations with China,April 2,1913,FRUS,File No.893.00/1506a,p.108；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2,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641,p.115.

“宋案”爆發之后，日本外務大臣牧野伸顯就通過日駐美大使緊急致函美國國務院，電文表示：因為宋教仁被殺，在北京的袁世凱政府被指責為有同謀嫌疑，中國國內可能爆發南北沖突。在這一情況下承認袁世凱政府，對孫中山和黃興領導的南方革命黨人而言，是不公正、有偏見的政策。⑤《中國新政府承認ニ関スル件》（一四），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1913年）第2冊，1964年，第8—9頁；The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4,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687?,p.109.面對這一重要信息和其中隱含的告誡，威爾遜政府沒有轉變態度，在他們看來，日本政府可能正是孫、黃等人的幕后支持者。此前，孫訪日期間與日本政府的會談被各色在華英文媒體渲染，報道孫可能與日本締結同盟獲取日本資助。⑥王蕓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第14—15頁。威廉斯據此向國務院指出，孫和黃興、陳其美等策劃的行動，其資金和武器很可能來自于外國。⑦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6,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681,pp.117-118.此一“外國”無疑是指日本。日本政府的勸誡不僅沒有起到效果，甚至適得其反。因為對美國來說，日本建議在中國保持“中立”的政策，更有可能是支持中國不同派系，助長中國內亂以獲取更多特殊權益。日本是否真正“中立”，要打上問號。實際上，不僅芮恩施，關注中國事務的美國學者大多共享了對日本的疑懼。①從遠東專家密拉德到哲學家杜威，不一而足。杜威強調美國對華政策關鍵是對日本的態度，見China,Japan and the U.S.A.:Present-day Conditions in the Far East and Their Bearing o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New York:Republic Publishing CO.,Inc.,1921,pp.3-5.

5月6日，威廉斯再次向威爾遜報告，指出承認和支持袁世凱政權的重要性，因南方革命領導人孫、黃和陳其美等計劃在上海策動革命，袁急需美國的承認和外國借款。此外，他還特別向國務院和威爾遜指出，孫的這一“叛亂”為何會失敗，其依據是：中國普通民眾對“政治”（指當時的議會政治和黨派之爭）并無任何興趣，而商人群體一直要求盡量避免任何騷亂和危及穩定的舉措。支持孫中山的只是少數。孫及其黨人的“不負責任”和“罔顧民意”的叛亂不會成功。②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6,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700,pp.121-122.

威廉斯的分析毋寧說是當時的主流意見。關于孫、袁在民國后的權力基礎差別，張國淦清楚指出，“一個有軍事基礎作統馭政治的本錢；一個只憑口舌筆墨以號召，沒有鞏固的實際力量而已。論聲勢，孫固為袁所畏憚；講實力，孫不能使袁受支配于渠所領導之革命黨?！雹鄱糯汉途帲骸稄垏莆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4頁。遠東事務專家柔克義也認為只有袁世凱的軍事強權能夠保持現狀，維持一個穩定統一的中國。④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第46—47頁。威廉斯、柔克義與駐華公使團、尤其是英國公使朱爾典的論斷幾乎完全一致。⑤見Chan Lau Kit-Ching,Anglo-Chinese Diplomacy 1906-1920,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8,Chapter III and IV.朱爾典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指出，“二次革命”孫中山、黃興和陳其美等南方革命黨人的失敗，除了他們自身的不團結、政治-軍事斗爭缺乏協調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缺乏支持，行動盲目?！岸胃锩蓖耆且恍〈楦锩h人的軍事斗爭（purely military uprising）。不僅普通大眾不關心革命黨人的要求，商人更是反對可能的混亂。⑥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January 23,1914,Annual Report on China for the Year 1913,in Ian Nish e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Series E,Asia,1860-1914,Vol.14,Annual Reports on China,1906-1913(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3),FO10428(i),pp.373-375.英國駐日使領館的情報強調，連日本政府內的主流輿論也承認，只有袁世凱才有實力肩負民國重任。⑦Sir C.Greene to Sir Edward Grey,January 10,1914,Annual Report on Japan for the Year 1913,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Ian Nish e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Series E,Asia,1860-1914,Vol.9,Annual Reports on Japan,1906-1913(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9),FO10469(i),pp.355-356.這一主流意見決定了威爾遜政府支持袁、反對孫黃革命黨人的基礎。

同時，革命黨人欠缺外部支持。因為他們可依賴的唯一對象——日本——也在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之后轉變態度。⑧MariusJansen,TheJapaneseandSunYat-se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尤其是書的六、七、八章。剛剛卸任桂太郎內閣外相的加藤高明在與孫中山的會談中表示不支持革命黨人的舉事，因日本需要與英國及其他列強聯合行動。①Sir C.Greene to Sir Edward Grey,Tokyo,January 10,1914,FO10469(i),p.356.在此政策下，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和駐上?？傤I事有吉明到上海與孫中山會談，勸他勿以武力抗袁。②段云章：《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4頁。深度參與中國革命的北一輝因批評日本政府不支持革命黨人的政策而被日本政府強令離開了中國。見黒龍會編：《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東京：原書房，1966年，第462頁?！岸胃锩卑l生后，不到兩月，革命黨人缺乏內外支持的抵抗即告失敗。

“二次革命”后，輿論調轉了孫、袁之于共和的評價。在給國務卿布萊恩的報告中，威廉斯指出，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創建元勛。他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兩個因素：第一是滿族統治者本身的墮落和他們對自己執政理念的背叛；第二是袁世凱對清朝統治者的認識。即使袁的軍隊在漢陽和漢口都打了勝仗，但是他不愿意中國處于內戰之中，因此才成就了民國必要的和平統一。③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2,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890,p.128.威廉斯認為，平定“叛亂”的袁世凱完成了比肩華盛頓和林肯的功績，革命黨人徒具虛名。孫中山等人宣稱發動“‘二次革命’只是針對袁世凱完成借款之后派軍隊到南方的一個回應”，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幼稚行動，只是為他們的分裂行動所作的開脫之辭，因為孫早已開始對叛亂軍隊的鼓動和部署工作。威廉斯甚至提出，國民黨人對“宋案”主謀趙秉鈞及袁世凱的控告也有名無實。其依據是，雖然“宋案”刺客應夔丞與袁政府內務部的通信被發現，但陳其美在上海作戰行動中讓應夔丞逃脫，應本人還控告陳其美就是自己行動背后的主使。④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2,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890,p.128.依據這樣的偏執信息和報告，威廉斯試圖徹底撇清袁世凱政府與宋案的任何關聯，并將此一責任推諉到革命黨人身上。⑤尚小明：《宋案重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最后，威廉斯直接給革命黨的三個主要領導人物作了如下判斷：上海督軍陳其美在1911年的革命中名聲就已很差，而孫中山和黃興則是不切實際、聲名狼藉的領導人。⑥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2,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890,p.129.通過這些分析以及中國事務專家的建議，威爾遜和國務院堅持把袁世凱當做維持中國穩定的不二人選。

“二次革命”期間，美國通過國際公使團和駐上海領事，以所謂的中立、不干涉政策和維護條約制度，幫助袁世凱打擊孫黃革命黨人。威廉斯建議，嚴禁革命黨人以上海作為策劃作戰和反袁的基地，并建議南京領事采取同樣的對策，以防止黨人借此獲利。這些措施不僅防止了革命黨人在安全區域的計劃和作戰，還有效阻止了革命黨人的逃亡。⑦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8,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790,p.127;Tien-yi Li,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New York:Octagon Books,1969,pp.139-141.“二次革命”的迅速失敗和孫中山、黃興、胡漢民、張繼等革命黨人逃亡日本的行為，證明了北京的美國公使館、國務院和威爾遜承認和支持袁世凱政府這一決定的正確，確證了袁世凱作為強人能夠維持中國統一和秩序的判斷。⑧TheAmericanChargéd’AffairestotheSecretaryofState,August22,1913,FRUS,1913,FileNo.893.00/1889,p.128.

更重要的是，孫黃的迅速失敗證實了威爾遜本人的幾個重要政治信念：第一，政治不能通過暴力革命得到穩固和改進，而只能通過漸進的方式；第二，孫中山和黃興等南方革命黨人是不負責任、不切實際的政治領導人。他們想建立一個與保守、主要是由舊式官僚組成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禮的南方政府，這種試圖以內戰來分裂中國的行徑不可能得到商人和民眾的支持，不符合美國的商貿秩序。①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6,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700,p.122.論者指出制度上，威爾遜欣賞英國的代議制政府。其次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第三，威爾遜對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和有機體國家理論的接受。Ronald J.Pestritto ed.,Woodrow Wilson:The Essential Political Writings,Lexington Books,Lanham MD,2005,pp.3-4。袁世凱政府在給美國政府和公眾的宣言中，也機巧地強調民國的漸進改革符合美國理念和利益。②《對美宣言》（美國《世界雜志》刊載的宣言譯文），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32卷，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75頁。雖然威爾遜個人多次坦誠自己對孫中山民主政府理想和愿望的好感，相比美國利益和對袁世凱的支持，這一好感微不足道。威爾遜更認為，一國人民通過本國經驗，發展對自己最好的政制，必須是在沒有外來干擾下進行。他關注的是不斷地設法推進秩序和穩定的力量，而這些力量是否具民主性質，以及民主成分的多少，對美國而言無關緊要。③Arthur Link 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Dec.1-Dec.20,1885,Vol.5,p.71.威爾遜及芮恩施等遠東專家多持有時代的種族主義偏見，并不認為中國民眾具有充分的參與代議政治和自我治理的能力。④Nemai Sadhan Bose,American Attitude and Policy to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China(1911-1921),preface,p.viii.

即使威爾遜政府確認只有袁世凱政權能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在中國已有的和潛在的商業與政治利益，但美國并沒有全力支持袁政府，更多地是給予其道義和部分外交支持。當革命黨人發動“二次革命”時，袁最后只能從其他列強取得條件苛刻的“善后大借款”。不僅如此，在孫中山反袁的關鍵時刻，面對雙方可能違反條約權利的軍事沖突，美國和外交公使團強調的是維護條約權利。⑤The American Chargé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4,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784,pp.125-126.條約權利的要求確實間接幫助了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但總體而言，袁政府背后的經濟困難和中國的紛爭恰與條約制度密不可分。⑥租界驅逐孫等革命黨人見當時媒體的報道，租界工部局“議決將黃興、孫文、陳其美、岑春煊、李平書、沈縵云、王一亭、楊信之八人逐出租界”?！稌r報》，1913年7月24日，“本埠緊要新聞”。威爾遜政府無法意識到，甚或不愿意主動面對的事實是，由列強所主導的條約體系和關稅制度早已構成了內在于中國結構的一部分。⑦羅志田：《帝國主義在中國：文化視野下條約體系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194頁。所謂的讓中國自己發展，但又堅持維護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經濟特權，兩個原則和目標相互沖突。

從承認中華民國到“二次革命”結束后不久，辛亥革命期間美國部分政客和媒體對孫中山的正面革命家形象被扭轉，孫變成了“不負責任的理想家”⑧這一認識毋寧說成了北京使領館的普遍認識。朱爾典等人在報告中將孫稱為impractical dreamer。見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January 23,1914,Annual Report on China for the Year 1913,FO10428(i)。。這一認識在當時毋寧說普遍而廣泛，“二次革命”失敗后，革命黨人內部也引發對孫黃等領導人的不滿。⑨朱執信就致函古應芬、李文范，談論孫中山與黃興之間的分歧及其對革命黨人的影響，并批評孫中山為“吹牛大王”。見李穗梅主編：《古應芬家藏未刊函電文稿輯釋》，廣州：廣州出版社，2010年，第187頁。更重要的是，此一不負責任、與日本有各種勾連的革命黨人形象，深刻地印在了美國駐華公使館、國務院中國事務專家以及威爾遜的認識之中。那些一年前曾經大力稱贊孫中山為“東方華盛頓”的人改變了觀點，孫的“耽于幻想的氣質和社會主義的信念，使他成為了一個麻煩制造者”。①轉引自Akira Iriye,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p.126.

三、負面形象的深化：從一戰爆發到護國運動

袁世凱政權穩定下來后，威爾遜政府盡可能支持袁的統治，防范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挑戰。當袁世凱被國會選舉為總統之后，國務卿布萊恩建議立即給予祝賀。1913年10月9日，威爾遜即向袁世凱表達了祝賀和建立更友好關系的期望。②The President to the President of China,October 9,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Y9/8,pp.132-133.雖然威爾遜表達過另一愿望，即希望中國加強代議制政府和民主建設，這種愿望迅即被袁世凱的一系列政治實踐所毀棄。③Tien-yi Li,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p.142.袁世凱在排除國會中所有的國民黨籍議員之后，直接解散國會，并提供了一個修正版——幾乎擁有無上權力的總統制版本。不過，在芮恩施看來，袁世凱的這一集權措施并不是單純地對民主制的反動，毋寧說，是袁世凱政府為了鞏固國家統一和內部和平的必要之舉。對芮恩施而言，進化和逐漸點滴的政治改良才是中國維持穩定和發展壯大之舉。④Minister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5,1914,FRUS,1914,File No.893.011/15,pp.51-52.

一戰爆發后，中美兩國都保持中立狀態。1915年初，日本借一戰之機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⑤王蕓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73—77頁。民國政府急于獲得美國同情和支持，于2月17日不顧日本警告、透過民國政府顧問莫理循等公布二十一條的內容。⑥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1912—1920），劉桂梁等譯，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403—407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131頁。美國政府考慮到日本在華利益和英日同盟，表示出對日本此一舉動的部分同情和理解，延續了此前美日兩次協定的內容。在與英國駐美大使萊斯（C.Spring-Rice）的溝通中，總統顧問藍辛（Robert Lansing）告訴英國政府，雖然日本的行動幾乎快要違反了與美國訂立的協議，但是如果其行動只限制在滿蒙區域，那么美國政府傾向于接受，因為美國需要讓日本找到他們解決內部問題的出口，限制其在美洲大陸的移民和商業擴張。⑦Sir C.Spring-Rice to Sir Edward Grey,April 2,1915,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1 Japan,August 1914-May 1915(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1),FO11282/152,p.282.

國務卿布萊恩在交給威爾遜的備忘錄中提出，二十一條的第五號要求確實妨礙了中國的政治主權完整，違背了美國門戶開放精神，但第五條所規定的雇傭日本軍警做顧問，若僅限于滿洲地區，即使此條款有悖于美國的門戶開放，美國仍然可以接受，除非它直接將滿洲轉讓給日本。布萊恩甚至認為，如果日本能夠確保中國其他地區的自由和主權，將滿洲割讓給日本可以理解。⑧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Wilson,February 22,1915,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Lansing Papers,1914—1920,Vol.II(hereafter The Lansing Papers),793.94/240,p.406.藍辛承認，“雖然美國有理由抱怨日本的要求違背了條約制度中美國應享的權利以及日本政府之前的承諾，但是它理解（日本）帝國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以及通過移民到海外地區來緩解此一壓力的必要性?！雹賂he Counselor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Lansing)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1915,The Lansing Papers,Vol.II,793.94/240,pp.407-408.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滿洲擴張的必要性，以此緩解加州地區的排外法和土地法所面臨的日本壓力。這一談話赤裸裸地透露出了美國政府考量背后的種族主義和利益考量。②英國駐美大使在報告中同樣提出，讓日本在中國山東擴張比日本人在美國擴張威脅更小一些。見Spring-Rice to Grey,August 25,1914,Grey Papers,FO 800/84,PRO,cited from Lloyd C.Gardner,Safe for Democracy: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Revolution 1913-192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80.

除了日美相互之間的利益妥協，對日本利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來牽制袁世凱政府的意圖，美國政府并非一無所知。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后，在與日置益的談話中，芮恩施就知曉了日本的意圖。日置益曾告訴袁世凱：“彼等（指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系，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雹弁跏|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76—77頁；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927—928頁。袁世凱政府當然注意到這種威脅，袁本人在與莫理循交談中多次透露過此一消息和對日本的不滿。④《與政治顧問莫理循談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30卷，第352頁。在國務院看來，日本支持中國內部的革命黨等勢力會妨礙袁世凱政府的穩定，嚴重危及美國在華利益。芮恩施借機指出，孫中山和黃興作為其黨人團體中最激進的一系，是袁世凱政權穩定的重大威脅。⑤Minister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31,1916,FRUS,1916(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25),File No.893.00/2512,pp.90-91.美國駐日大使呈送給國務院的報告指出，孫中山和黃興等人不僅被東京政府收留，還與日方勢力聯絡密切。這更增加了國務院和威爾遜等人對革命黨人的懷疑。⑥The American Ambassador to Jap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5,1913,FRUS,1913,File No.893.00/1891,pp.130-131.

英國政府也注意到日本對反袁勢力的支持以及這一舉措背后的目的。外交部內部的對日分析報告指出：“日本則從不掩飾對他的敵意，并試圖將他拉下臺……表面上日本政府維持著一個正確的態度，但私底下，毫無疑問，他們在過去兩年里一直在鼓勵各種反袁運動?！雹進emoranda Respecting Japan’s Aims in China,February 1,1915,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1 Japan,August 1914-May 1915,FO11282/27,pp.187-190.受限于歐戰，美國無法指望英國完全限制其盟友日本的行動。革命黨人確實被日本政府利用作要挾袁世凱政府、擴充其在華權益的工具。朱爾典指出，日本給予中國“最惡劣的政治流亡者”（孫黃）提供庇護，只要中日兩國政府出現摩擦，日本將隨時準備把孫黃革命黨人放歸中國以作利用。⑧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April 7,1915,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1,Japan,August 1914-May 1915,FO11282/192,pp.334-335.

孫中山和黃興逃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對此二人的居留予以默認。表面上，外相牧野伸顯指示時任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并通告袁世凱和北京政府：“對既來之而又不能離去者，正嚴加監視，不準其以我領土為據點策謀鄰國動亂……在我國權保護下之地區，已命官憲充分切實取締流亡者，對此，中國官民均可放心?！雹佟兜诙锩韧雒投扇榨渭纺烈爸律阶闺姡?913年8月27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1913年）第2冊，第415頁。這似乎是日本監視和控制革命黨人活動的保證。一方面，日本政府并不希望開罪實權派袁世凱，另一方面，他們不愿意完全放棄暫時失敗的孫黃等革命黨人，尤其是獨立性較強的軍部，他們認為孫黃等在關鍵時刻還可為日本政府利用，并以此來向北京政府施壓。②實際上，“二次革命”后孫黃等革命黨人曾要求日本給予援助，日本政府顧慮同各國關系并沒有答應，軍部則不顧外務省的制止，用軍艦將孫、黃等人送到日本?！吨扦碎vする外交政策の綱領》，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卷，東京：原書房，1965年，第369—376頁。

對美國政府而言，這正是日本擴張政策一以貫之的體現，也是革命黨人為了反袁“不負責任”的體現。盡管美日的不信任因素因“二十一條”繼續滋長，隨著自身逐漸卷入一戰，美國不得不更加關注遠東局勢的穩定。1915年5月11日，北洋政府承認日本修正后的所有條款，簽署協議。三日后，美國向中日兩國同時發出照會，這一照會繼續重申美國在條約制度之下的權利和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與門戶開放的基本政策原則，違背這些原則的協議將不會被美國承認。③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bassador Guthrie,May 11,1915,FRUS,1915,File No.793.94/351a.但這一“不承認主義”④細谷千博即認為這一不承認原則正是1932年美國在東北問題上“史汀生主義”的源頭。見其書《両大戦間の日本外交――1914—1945》，東京：巖波書店，1988年，第19—45頁。，不可能對遠東尤其是中國的局勢發展有根本性影響。

孫中山黃興等人非常清楚美國在遠東的角色和以及美國對袁世凱政府政治支持的重要性。一戰爆發后，黃興與孫中山在有關中國革命策略、反袁的時機與舉措上存在若干分歧，但在影響袁世凱政權與美國政府關系上則大體一致。⑤參見俞辛焞：《護國運動前后黃興與日本的關系——兼論孫中山、黃興對日戰略的異同》，《南開學報》1999年第1期。黃興判斷，袁世凱的主要援助來自于美國，因此需要改變美國對袁世凱政權的看法和外交支持。這對下一階段的革命至關重要。⑥《復李根源等書》，劉泱泱編：《黃興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冊，第740頁。中日談判期間，袁治下的統率辦事處散發《孫文小史》《黃興小史》等多種小冊子于各省，繼續污名化革命黨人。見《孫黃小史之頒布》，《盛京時報》1915年2月27日，“民國要聞”。通過對一戰大勢和美日對抗關系的分析，黃興指出：“袁賊以德、日之沖突，轉乞憐于美，內容想亦許以特別權利，故美亦極歡迎。（以美日將來之地位故。）吾黨此時對于美當局不可不努力運動?！雹摺稄屠罡吹葧?，劉泱泱編：《黃興集》，第741頁。因此黃興前往美國活動，“當極力為各方面之調和，并一面揭開袁賊之黑幕，漸圖挽回外人之議論，使表同情于吾黨?！雹唷稄妥T人鳳等書》，劉泱泱編：《黃興集》，第742頁。黃興恰到好處地將袁世凱比作威爾遜特別痛恨的墨西哥將軍韋爾塔（Huerta），宣傳袁世凱的強權和軍人專制政權完全背離美國的民主秩序設計，想以此換得美國的支持，或者至少讓美國不再支持袁世凱，以便讓革命黨人的反袁大計順利實現。⑨San Francisco Chronicle,July 31,1914,p.20.轉引自George T.Yu,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The Kuomintang,1912-1924,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p.133-134.此前，國務卿布萊恩曾對袁毀棄約法的行徑表示過不滿，并以不久前在墨西哥革命中上臺的殘暴總統韋爾塔相比。

對革命黨人，美國倒是給予了明確的防范與限制。事實上，逃到美國的部分革命黨人在美活動無一不受到監控和阻礙，尤其是與反袁相關的軍事活動。革命黨人在美購買飛機的活動，基于商業原因美國政府無法阻止，但是美國仍然向袁政府報告了所有細節，以供其防范和應對。①Tien-yi Li,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p.144.當黃興于1914年達到美國之后，中國駐美公使夏偕復就告知布萊恩并表達了希望華盛頓不給予其任何性質的支持和鼓勵的建議。布萊恩旋即給出答復，美國政府不可能給予一個它視為友好的政府的反對派任何支持，總統也不可能接見黃興。布萊恩并認為，一旦孫中山的革命計劃真正得到實施，中國的情況將會惡化到外國政府的干預變成不可避免的局面。②The Chinese Minister to Bryan,October 1,1914,893.00/2188;Bryan to the Chinese Minister,Octobor 6,1914,893.00/2188;Bryan to Jospeh P.Tumulty,December 2,1914,Wilson Papers,II,p.68.Cited from Tien-yi Li,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1913-1917,p.144.雖然黃興在美國多地演講，與媒體記者訪談（包括《紐約時報》等），一面抨擊袁世凱政府的種種舉措，另一方面則為革命黨人的實際行為和動機做辯護。③“Leader of Chinese Revolution is here,”New York Times,Oct.4,1914.但是，黃興根本沒有任何機會與總統、國務院甚至其他主管遠東與中國事務的相關人物見面，更遑論改變他們對袁世凱政府的外交和道德支持。

此外，中日交涉期間，革命黨人在日的“賣國”活動被袁世凱政府廣泛宣傳，英美媒體及其政府對革命黨人的印象繼續惡化。④革命黨人也被迫承認這一現實。戴季陶曾指出：“此次日中交涉問題,背后也有革命黨的暗中活動。稱呼我們同志時，冠以賣國黨之名，這顯然是袁總統的手段，借革命黨之名，達其使民心背離革命黨之目的。在我們同志中......在平素所知的同志中,也有二三人被收買回國?！币娙毡就鈩帐n案1915年3月1日《中國流亡者戴季陶的談話》乙秘第435號，引自俞辛焞、王振鎖等譯：《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717—718頁。為轉變這種負面形象，革命黨人曾在媒體上為自己正名，如黃興就致函上?！蹲至治鲌蟆?，否認“與第三國（即日本）鉤連，起而革命”，但收效有限⑤久保田文次編：《萱野長知·孫文関係史料集》，高知：高知市民図書館，2001年，第553—555頁。。而在日的革命黨人多呼吁公開表明日本對他們的雙重政策，以破解輿論對革命黨人是被日本政府利用來施壓袁世凱政權的工具的看法。⑥見《蕭漢衛書簡》，載久保田文次編：《萱野長知·孫文関係史料集》，第507—508頁;《謝持日記未刊稿》（影印本）第1冊，1915年4月30日，廣西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3頁。這些舉措總體影響有限，真正讓孫黃等人再次獲得機會的是袁世凱的稱帝計劃。

中日談判結束后，袁世凱開始推進其稱帝運動。⑦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98、145頁；杜春和編：《張國淦文集》，第142—143頁。此一運動初起之時，美國國務院曾請求各地使館多方搜集資料，以便國務院制定應對政策。根據各地方領事館的報告，駐華代辦馬慕瑞（John V.A.MacMurray）做出如下分析：帝制運動主要由北京的最高層官員作出，官員們即使不積極支持，口頭上也予以贊同。商人階層和士人的大多數并不同情此一運動，也不反對。他們會默許政體形式的變化。而廣大的中國民眾則是漠不關心的。真正對袁世凱的帝制持敵意態度的是部分學生和那些宣稱自己是“革命者”的人，但是他們很難發動起任何組織性的反對行動。⑧Charge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4,1915,FRUS,1915,File No.893.01/45,pp.62-63.馬慕瑞甚至認為，在袁的稱帝行動之后，國會會變成代議制政府下真正的立法院。馬慕瑞的總報告意涵很清楚，即當袁世凱稱帝后，美國應該給予支持和承認，反對勢力不會掀起大的波瀾。①Charge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4,1915,FRUS,1915,File No.893.01/45,p.64.

孫黃等革命黨人在國內確實勢力甚微，很難掀起大的波瀾。不過袁世凱政權內部卻暗流涌動，馬慕瑞據地方使領館報告的分析不得要領。實際上，不僅袁世凱親信徐世昌、段祺瑞和馮國璋等并不支持，或者至少態度曖昧，對日本軍政界的復雜態度，馬慕瑞更缺乏了解。日本正是要通過中國的分化和派系的紛爭來擴張自身利益，更關鍵的是，日本有實現此一目標的決心和手段。相比美國政府的判斷，同樣是支持袁世凱政權，朱爾典和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不認可帝制計劃的民意基礎，即使袁世凱多次強調民眾對其稱帝的支持。②《與英國駐華公使朱邇典會談錄》，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33卷，第18—19頁。他們認為袁世凱恢復君主制是極端愚蠢的行為，因為稱帝運動讓反對這一計劃的人全部聯合了起來。③Sir Edward Grey to Sir C.Spring-Rice,March 23,1916,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2,Japan,May 1915-December 1919,FO11310/59,pp.149-150.

稱帝運動開始后，各方勢力的反對旋踵而至，袁世凱無法鎮壓以云南為開端的“護國運動”。④日本方面與護國運動各方聯絡的最新研究可見承紅磊《日本與護國運動》，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報告，2021年。馬慕瑞對袁世凱稱帝計劃的判斷過于樂觀。護國運動初起之際，1916年1月19日，日本內閣會議警告袁世凱，要求其延緩帝制，21日即向北京政府表示，若不延緩帝制將承認南方為交戰團體。⑤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16），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年，第116頁。3月大隈首相在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將袁搞下臺，并通過駐華軍事武官和顧問聯合護國運動各方勢力，默許日本浪人和民間人士支持南方的排袁運動，還以久原財團等公司名義向革命黨人提供貸款，并向黃興提供個人借款，給予實際的軍事和經濟支持，強化倒袁勢力。⑥栗原?。骸秾潨好烧呤筏我幻姗と章稇楹螭瑜甏笳冥摔い郡搿?，東京：原書房，1966年，第145—161頁。袁世凱稱帝不到三月即告失敗，袁死后，北洋政權對中國的掌控大幅弱化，南北分裂態勢顯露，中國再次陷入內亂的境地。⑦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40—446頁。

四、負面形象的固化：從參戰到南北分裂

帝制運動失敗后，圍繞中國參戰問題，北洋政府形成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⑧王建朗：《北京政府參戰問題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案褐疇帯币岳柙榈氖〗Y束，隨后孫中山帶著德國給的資金支持南下“護法”，至此南北正式分裂。從美國的遠東和對華政策來看，這無疑是一個打擊。

1917年4月美國正式參加一戰，為與日本協調遠東關系，美日圍繞雙方的戰爭目標和在華利益舉行了談判，以調和雙方的分歧。針對南北可能分裂的問題，美英與日本對華政策的目標再次形成沖突。英國駐日大使在其報告中指出，美國政府希望盡量加強受到國際認可的北京中央政府，但日本政府的目標則是鞏固日本在東北權益，加強在南方的經濟利益，爭取獲得在中國的優勢局面，兩者存在矛盾。①Sir C.Greene to Mr.Balfour,May 9,1917,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2,Japan,May 1915-December 1919,FO11301/24,pp.231-233.11月2日，藍辛-石井談判結束，雙方交換照會，再次重申商業和貿易上重要的門戶開放原則，并承認：基于中日兩國領土的相互接近造成了兩國的特殊關系，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日本與中國毗連的地區。同時兩國政府商定決不侵犯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反對兩國取得任何影響中國獨立或領土完整的特殊權利。②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on Special Mission(Ishii),November 2,1917,The Lansing Papers,1914-1920,Vol.II,793.94/594?,pp.450-451.藍辛認為，相比美日之間的魯特-高平協定和之前對于中日“二十一條”的不承認態度，此次協定更為全面和細致地維護了中國的主權。③柯里：《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第166頁。但是，這種對特殊權利（利益）的承諾實際上模糊不清。這毋寧只是美國政府一廂情愿的想法而已。

為提高中國聲譽和對抗日本在戰后和平會議上的優勢，芮恩施曾極力鼓動北京各派系領袖聯合起來，參加一戰。芮恩施并非不了解中國內部尤其是南方勢力的反對傾向。1917年3月美國正式宣布參戰前，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芮恩施附上廣州領事海因策曼（P.S.Heintzleman）對中國及南方革命黨勢力的報告。報告指出，南方主要省份對參戰的反感并不主要是源于對德國的態度，而是他們對北方政府和日本侵略的擔憂，雖然他們確實對德國所表現出來的軍事能力有所畏懼。而南方的革命領袖，從岑春煊、唐紹儀到孫中山，都很明確地反對采取任何對德國的激進敵對措施。④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28,1917,FRUS,1917,Supplement 1,The World War(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31),File No.763.72/4244,pp.437-440.在隨后給國務院的幾封電報中，芮恩施反復強調，南方革命黨人中，唐紹儀和孫中山反對參戰主要是為了給北京的中央政府制造困難。芮恩施認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內部斗爭，并不服務于任何特定理念，其政治行動是不負責的。⑤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3,1917,FRUS,1917,File No.763.72/4612,pp.441-444.進一步而言，在芮恩施看來，革命黨人所擔心的主要是聯合起來的進步黨及其軍事派系，他們將會把自己徹底逐出政治生活當中。⑥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0,1917,FRUS,1917,File No.763.72/5170,pp.446-449.國務卿藍辛和代理國務卿波爾克（Polk）并不支持芮恩施力主中國參戰的想法，而是采取消極觀望態度，并勸告芮恩施勿給予中國政府參戰一事任何不實際的支持與鼓勵行為。⑦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第13—26頁。在威爾遜和藍辛看來，相比歐洲戰場上的重大問題，亞洲事務皆屬次要，在遠東美國仍然不愿意牽涉過多，而以維持現狀為主。

美日談判的過程中，芮恩施呈報的有關情報繼續對孫中山及其黨人不利，并強化了之前威爾遜和國務院對革命黨人的不信任感和負面觀感。芮恩施用段祺瑞的證詞指出，如果激進的革命黨人如孫中山和岑春煊等執政的話，他們將會接受與袁世凱完全相同的“二十一條”中的苛刻條件，尤其是美國最反感的第五條款。同時，芮恩施則向國務院確保，段祺瑞雖然將與日本人合作，但段本人并沒有落入日本的掌控之中。⑧Minister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4,1917,FRUS,1917,File No.893.00/2675,pp.63-67.美國并不樂意看到跟日本關系逐漸緊密的段祺瑞上臺，基于美國維持現狀的保守戰略以及對戰爭時期協約國團結一致對抗德國的考量，威爾遜政府同意了日本于9月4日向美國提出的建議：不支持中國境內的任何其他政治派系，一致支持當權的北京中央政府，并拒絕給予任何意圖推翻現行政府的個人或團體任何形式的鼓勵或物質支持。①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Japanese Ambassador,September 6,1917,FRUS,1917,File No.893.00/2701,p.104.

護國運動后，因要解散山東和上海周邊召集起來的反袁軍隊，孫中山等人曾多次向北洋政府索取款項以順利解散這些軍隊。但眾多議員和媒體抨擊革命黨索要遣散費用之舉?！毒┙蛴⑽臅r報》就此事發表評論，指出革命黨人的索款要求，“或亦不無過情之處，”抨擊孫中山等南方革命黨人圖謀不軌，“國民黨之陰謀，意欲利用此機以為推翻段內閣之事?！雹凇锻馊藢τ诿顸h之評論》，《國民公報》1916年12月29日，“新聞二”。這毋寧是當時革命黨人在英語系媒體中尷尬形象的一瞥。另一極大影響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形象的是孫與德國駐華使領館人員的往來。③參見馮自由：《馮自由回憶錄》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198頁；李吉奎：《孫中山聯德外交始末》，《中山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第80—83頁；田島信雄：《孫中山與德國——兼論“中德蘇”聯盟構想》，《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第76—79頁。當時，孫中山接受德國資金資助的新聞已經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少報紙上傳播。④《北京日報》就直接引用《字林西報》等外媒消息，批評孫利用獲得的德國巨資推翻段祺瑞政權。詳見《群報匯選》，《北京日報》1917年7月19日。英美使領館都已通過各種情報渠道知曉此一信息。⑤Mr.Alston to Mr.Balfour,August 14,1917,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22,China,August 1914-October 1918,FO11309/189,pp.331-332.代辦艾斯頓指出，其信息來源是廣東總領事的報告。芮恩施即根據這些消息，向國務院報告孫及其黨人暗中與德國、日本合作的舉動。芮恩施指出，孫中山、唐紹儀等作為政治家失去信用，并不僅是因為他們的極端激進主義（extreme radicalism），而是因為他們在接受資助反對北洋政權一事上不擇手段。據他稱，南方派系得到德國的資金支持后，仍在與日本談判獲取更大量的資金支持以便反對北京政府，組織軍事行動。⑥Minister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3,1917,FRUS,1917,File No.893.00/2711,pp.99-100.雖然美國政府并不希望中國的參戰舉措和步驟跟美國完全一致，但在美國已經對德作戰的情況下，孫中山與德國的聯絡報告增加了美國對革命黨人的不信任感。

當孫中山率領部分國會議員南下“護法”后，廣州領事海因茨曼對孫在廣州的行情不表樂觀。在他看來，桂系軍閥各有所圖，而孫只不過是借助南方的軍閥力量反段。芮恩施認可此一判斷，并指出南方勢力內部充滿著斗爭，而激進的領導人孫中山會逐漸失去其個人影響，被其他派別和軍事實權人物所趕走。⑦Minister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7,1917,FRUS,1917,File No.893.00/2724,pp.105-106.在廣州領事和芮恩施報告了南方政府試圖到北美和東南亞的華僑團體中兜售政府債券的行動后，國務卿藍辛迅速致電國防部長，建議其采取措施阻止南方政府及革命黨人在菲律賓和夏威夷等地的籌款行動。⑧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War,November 26,1917,FRUS,File No.893.00/2731,pp.111-112.

孫中山此后被護法軍政府排斥的結果似乎證實了芮恩施的判斷。雖然芮恩施大體同意孫對南北軍閥“如一丘之貉”的評價，但他認為，孫本人的政治行動徒有自由理念作支撐，而缺乏實際智慧和領導力的判斷。芮恩施直言不諱地指出：“廣州人視孫為幻想家和不切實際者……愈來愈多的南方保守領導者以當前的局勢，不足以抗拒北方的軍事力量，最好讓北方來解決目前的危機，但南方領導人則一味拖延，直到獲取更多的力量，最后將不可避免和北方一戰?！雹費inister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5,1918,FRUS,1918(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30),File No.893.00/2859?,pp.94-95.芮恩施并報告國務院，指出“孫中山所領導的南方政府，徒具名義，”認為“孫在廣州的影響力正在消退，可能會讓位給立場較不偏激者”。因此當軍政府內部有西南實力派傾軋，外交上又限于孤立無援之際，孫中山再次向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要求外交承認與援助。孫以北京段政府和日本勾結來動搖威爾遜政府對北洋政權的承認。但海因茨曼仍不為所動，堅持“廣州政府的存在將使美國在遠東事務中的角色顯得尷尬”的看法②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第44—48頁。。

孫中山的南方政權不僅沒有可能持續，更沒有建立負責政府的形象，此一判斷，幾乎成為了英美兩國政府以及其在華領事團官員的共識。③Sir C.Greene to Mr.Balfour,August.1,1917,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22,China,August 1914-October 1918,FO11309/133,p.299.無論是英國代辦艾斯頓，還是英國駐日大使，他們都強調支持北方政府以及與日本協調的重要性。雖然“段-馮聯合政府對于英國差強人意。協約國列強應該去支持這樣的政府，他們有勇氣對德宣戰”。而“主要的危險，在目前而言，在于協約國列強任何一方的鼓勵或者對于南方人的物質支持。所有的列強都應統一”。④Sir C.Greene to Mr.Balfour,August 9,1917,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in Ann Trotter ed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1914-1939,Vol.22,FO11309/108,pp.301-302.在美國駐華使領館、國務院和遠東事務專家的認識，以及英國影響的共同作用下，美國政府對于孫中山的護法事業很難提供任何支持。

余 論

“二次革命”前后，威爾遜政府及其遠東事務專家在確定支持袁世凱政權的政策后，不滿意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反袁舉動。而革命黨人的“聯日”舉措和言論以及他們在反袁失敗后紛紛受到日本庇護一事，加劇了威爾遜政府的惡感。革命黨人成為他們眼中“不負責任的理想家”，對共和政治缺乏真正認知。此外，威爾遜、布萊恩等政府領導人對激進秩序變革的否定，自身的種族主義偏見及美國政府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政府來制衡日俄，以幫助美國更好地開發它在遠東的商業利益，讓他們確認了否定革命黨人、支持強人袁世凱的策略。⑤G.F.Hudson,The Far East in World Politics:A Study in Recent Histo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Humphery Milford,1939,pp.119-120.而在“二十一條”談判、護國運動到美國參戰前后，袁世凱及北洋政府的宣傳引導、和英美駐華使領館的交流，讓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形象更趨負面。革命黨人與日本各方的聯絡、接受德國資金反對北京參戰等事實讓他們在威爾遜政府中的“負面政客”形象徹底固化。這一認識使得孫中山此后尋求美國政府承認和援助的想法屢遭挫折，更影響了孫隨后不得不走向蘇俄和共產國際、尋求援助的歷史選擇。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軍界通過各種私人渠道短暫資助過孫中山及其黨人，不過這并不能與寺內正毅內閣對段祺瑞政府的支持相比擬。⑥參見承紅磊：《日本與護國運動》。美日兩國政府對中國政治中不同派系力量的態度和支持程度，既是由于雙方對中國政治力量和發展走向判斷的不同，也源于孫中山及其黨人與北洋政府實際力量的差異，更涉及雙方在中國利益的巨大差別。單從經濟利益上看，美國遠遠無法與日本在中國的利益相提并論。亨培克就精當地指出過，美國在華投資額有限，遠小于其他列強。當時，美國在華最大的投資是傳教士的產業，全部加起來并沒有超過1.5億美元，而日本則至少有3.5億美元（還不包括日本在滿洲地區的投資），英國則是12.5億美元，美國連英國零頭都沒到。①Stanley K.Hornbeck,“The Attitude and Policy of the Untied States Toward China,”pp.49-50.實際上，在美國的商貿利益中，以進出口額和投資比例來講，中國處于邊緣地位。二戰前，中日兩國與美國之間的經貿額加起來，每年的最高份額也沒有超過美國年度總貿易額的7%。②孔華潤：《美國對中國的反應》，第194頁。

更重要的是，一戰爆發后，美國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不能容許遠東問題分散其戰略考量。美國在華權益有限，并不值得在此與其他大國爆發沖突或戰爭。這正是美國的對華政策軟弱無力的關鍵。③柯里：《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第101頁。這一對華政策的軟弱和偏執讓威爾遜政府無法認識到袁政權本身的缺陷，更無法看到中國復雜政局的出路和新興力量的發展。而所謂的對華道義支持也往往因為列強在華利益和美國欠缺決心與軍事力量被消弭于無形。不過，恰恰因為美國在華利益有限，威爾遜政府才能以更加意識形態和道義性的理由去認識和處理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這正是眾多學者所指出的威爾遜政府對華政策中蘊含“道義性”或理想主義的原因。④王立新：《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再研究》，《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第142—148頁；《躊躇的霸權》，第24—86頁；馬建標：《美國威爾遜政府對華政策轉變探源》，《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1—122頁。

這一道義性的理念，與威爾遜政府對美國民主制的理解有關。威爾遜政府參戰后，將其戰爭目標定義為“使民主更安全”（safe for democracy）。這一“民主秩序”的敵人，在國際上的敵人是擴張性的、自私的軍國主義；在國內的敵人則是激進的、不切實際的革命黨人和穩定秩序的威脅者。這一戰爭目標蘊含著強烈的美國至上原則及潛藏的種族意涵，懷疑或抵制民族革命，單邊主義干預，以及直白地反對共產主義和激進社會革命。⑤Joan Hoff,A Faustian Foreign Policy from Woodrow Wilson to George W.Bush:Dreams of Perfectibi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61；Donald.E.Davis,Eugene P.Trani,The First Cold War: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ivet Relations,Columbi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2.威爾遜政府對蘇俄革命的遏制和此后對孫中山及其南方政權的少接觸、不承認政策，正是此一理念及秩序設計的大致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