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賦型批判
——《德意志意識形態》新探

張一兵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這種科學的方法論立即成為他們批判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思想武器。特別是第1卷第2章之后，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專門集中討論資產階級社會的全景結構，但跟隨批判對象的文本，分散地表達了一些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各方面社會關系賦型（formation）和意識形態現象的重要的批判性觀點。本文對此進行一些初步的討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從正面直接討論了資產階級社會，并且，他們開始在不同于所有傳統市民社會觀念賦型的意義上，重構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意義所指。不同于廣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闡釋中特設的市民社會話語IV，在馬克思恩格斯面對當下社會現實時，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以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方式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構境中正式登場。

一

第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決定現實生活的性質，這是特定的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商品—市場經濟關系場境存在論。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生活的基本“特性的程度以至它的存在，都取決于社會關系”〔1〕。這是社會關系賦型和構式建構起來的社會“物相化”①“物相化”是我在本次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在物理和化學等科學研究中，物相（phase）又稱“物態”，一般指物質分子的聚集狀態，是實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實物以固態、液態和氣態三種聚集狀態存在。在特定條件下又會有“等離子態”“超導態”“超流態”等物相。但我所設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卻不僅僅是物態之意，而兼有實現出來的主體性愛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為黑格爾、馬克思思想構境中的一般物相化，總是指一定的主體目的（“藍圖”）和理念對象性地實現于對象的用在性改變之中，這是現成事物對象的消逝性之緣起。因為日本學界在日譯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時，通用了“物象化”一詞，而中文中與意象相對的物象概念本身帶有某種主觀顯現的痕跡，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達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所透視的用在性實存對象。馬克思在自己晚期經濟學文本中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中，經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詞來表達實踐活動、生產勞動活動（愛多斯）在塑形對象效用中在物質實在中的消隱。當然，工業生產中機器化大生產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場經濟場境中整體盲目無相化的經濟返熵和反愛多斯經濟物相化是更難理解的。參見Karl Marx：Grundrissen，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Dietz Verlag，2006，S.2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4-1，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8，S.47.關系構序的基本含義，簡單地說，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在生產勞動塑形和構序的基礎上，一定的關系場境給予社會生活中直接在場的人與物以存在的歷史特性及程度。這是一個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構境中一般性的斷言。在此，我們也能看到在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場境關系存在論中，被生產物相化塑形和構序出來對象性實在的“特性”的程度以及人的主體物相化程度，都是由社會關系賦型和總體構式的社會物相化決定的。這當然是歷史唯物主義構境中第一層級非物像透視。這也在認識論上意味著，當我們遭遇對象性物質存在時，其直接的經驗塑形和構序乃至觀念認知構式，更多地都會基于特定的社會關系場境存在來規制和定性。比如封建社會中的土地和人，都會因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關系構式生成“王土”和“君君臣臣民民”的人生依賴等級關系。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 （modernen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中，一切關系實際上僅僅服從于一種抽象的金錢盤剝關系（abstrakte Geld-&Schacherverh?ltni?） ”②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79頁。中譯文有改動。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5，Text，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466.。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兩次使用這個 modernen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這是上述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資產階級社會歷史中的落地?？墒?，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已經是一般物相化向更復雜的經濟物相化轉換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認，在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場境中，貨幣作為財產的最一般的形式，讓一切生活和存在都賦型為金錢世界。人的主體物相化和社會物相化的在世，都會成為金錢關系之中的偽在場。也是在這里，馬克思第二次引述了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為《手稿》）中援引過的莎士比亞關于黃金拜物教的詩句。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機器與利潤、土地與地租甚至人的個性，都會在一般物相化的基礎上因一定的金錢關系賦型而獲得不同的經濟物相化特性。這已經涉及第二層級非物像透視的問題。再比如更大社會空間尺度中的國際關系，“在介于貴族統治和資產階級統治之間的時期，當時兩個階級的利益彼此發生了沖突，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關系開始重要起來，從而國際關系本身也帶上了資產階級的色彩”〔2〕。這是國際關系中的交換關系賦型。顯然，這些觀點都有進一步加深的可能空間。

按馬克思后來的觀點，在一個內含多重社會關系的復雜的社會生活中，應該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社會的性質。此時，馬克思、恩格斯還沒有透視資本關系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支配性本質，所以，他們只是停留在金錢盤剝和國際貿易等經濟交換關系之中，而貨幣關系還只是局限于資產階級經濟的流通領域，這一點與財產占有多少相關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指稱也是一致的。在后來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科學地說明了作為復雜社會歷史賦型中占統治地位的資本關系，并仔細分析了資產階級社會中其他社會關系從對資本形式上的從屬到實質上的從屬的轉變。這也就意味著，不是抽象的貨幣交易決定人、土地和機器的特性，而是資本關系像“普照的光”，決定和改變著一切社會定在的性質和場境存在狀態。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創立了歷史現象學，在非物像透視的第二層級構境中，通過勞動異化批判構式III科學說明了人與人的交換關系為什么再一次物化為事物之間的關系，并以物的自然屬性呈現出來，從而徹底揭露了經濟物相化中的經濟拜物教認識迷霧。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就連今天資產階級時代的語言都是資產階級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這是上述那個“我對我環境的關系是我的意識”的觀點在語言現象背后的關系性構境本質上的具象化延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手稿》中那個意識異化論的邏輯消失之處。

資產者可以毫不費力地根據自己的語言證明重商主義的和個人的甚至全人類的關系是等同的，因為這種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Produkt der Bourgeoisie），因此像在現實中一樣，在語言中買賣關系（Verhaltnisse des Schachers）也成了所有其他關系的基礎。例如，propriété Eigenthum （財 產） &Eigenschaft（特性），property，Eigenthum （財產）&Eigenthümlichkeit（獨特性）；重商主義意義上的和個人的意義上的eigen（“自有”），valeur，value Wert（價值），commerce，Verkehr（商業，交往），échange，exchange，Austausch（交換），等等。所有這些字眼既意味著商業關系，也意味著作為個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關系?！?〕

這段表述應該內嵌著兩個不同的構境層面：一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第一層級非物像透視構境中，語言并非直接對稱于直接到場的對象物，而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生產物相化構序基礎上生成的社會關系賦型和構式的產物。這也意味著，語言和話語系統中的復雜接合關系和觀念構式是社會生活場境關系的象征關系映現，這當然是關系意識論的體現，也是馬克思、恩格斯此處經濟關系先驗構架規制語言關系的前提。二是資產階級社會生活中的現代性語言，直接表征了商品—市場經濟活動場境關系構式的特有質性。比如，這里馬克思、恩格斯例舉的德文中Eigenthum（財產）和Eigenschaft（特性），正是商品交換中的私有財產占有關系場境，才賦型了人與物的商業關系中的特性。這是因為這些語言的具體話語塑形和構境，是伴隨著資產階級商品交換關系的操作活動和場境存在的發展而逐漸形成和固定化的，資產階級的買賣關系使生活中的語言構式具有特定的構境性質。雖然，這都是用流通和交換的場境關系來說明語言的特定關系特征，但這不失為一種極其深刻的批判性的理論透視。在此讓我想到是海德格爾那句著名的“語言是存在之家”。依他深刻的觀點，現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語言完全沉浸在改變世界的占有性的關系場境存在之中（在世之中），語言就是一切事物為我們存在的內居方式之一。馬克思關于這一語言與現實關系問題的思考，后來還出現在他晚年的《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墒窃谡J識論層面，歷史認識論會在資產階級經濟現象中遭遇自己的界限，這是因為這種商品—市場經濟活動場境關系往往是通過顛倒的方式呈現于世的。所以，這是馬克思之后重新啟用批判認識論構境中的歷史現象學的重要原因。

二

第二方面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為一種經濟剝削關系。如上所述，在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是關注實體性的物性對象，而是著眼于非直觀的社會經濟關系賦型的場境。他們認為，這種金錢買賣關系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和政治學中被學術化地表征為效用性（Brauchbarkeit），或者叫功利論（Nutzlichkeitstheorie）。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定在基礎，是一種將一切存在賦型為有特定功用的可變賣的“效用性”關系，在這里，“所有各式各樣的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歸結為唯一的效用關系”〔4〕。不過，這里的效用性并非勞動塑形和構序起來的物相化用在性，而是將商品使用價值的有用性轉換為資產階級經濟市場交換場境中出現的可變賣性關系。這是人與事物的歷史在場性轉換為經濟偽在場的開始。在《手稿》中，馬克思提及這種特殊的、可變賣的“有用性”〔5〕。以后馬克思會揭示，在經濟學語境中，這是勞動塑形和構序的使用價值向交換價值的轉換。其實，在前述《布魯塞爾筆記》和《曼徹斯特筆記》中，馬克思多次摘錄經濟學家討論物品的效用與交換需求的關系。黑格爾在他的《精神現象學》的“啟蒙和迷信的斗爭”一章中，就將效用理論（Brauchbarkeitstheorie）作為啟蒙的結果。其實，這也是政治學中的邊沁所鼓吹的功利主義理論。我注意到，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筆記》第三筆記本中，摘錄了亨利·斯托奇的《政治經濟學教程》附薩伊的評論中關于“有用性”和邊沁功利主義的相關討論?！?〕馬克思、恩格斯說，資產階級所鼓吹的這種“功利關系具有十分明確的意義，即我是通過我使別人受到損失的辦法來為我自己取得利益”〔7〕。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邊沁的功利主義表征為一種“相互剝削的理論”（Theorie der wechselseitigen Exploitation）。這種觀點，與斯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話語II中原子化市民之間的相互利用關系也是吻合的。然而，在真實的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現實中，其實只存在一種經濟剝削，這就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盤剝，而并不存在所謂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剝削”。

對資產者來說，只有一種關系——剝削關系——才具有獨立自在的意義；對資產者來說，其他一切關系都只有在他能夠把這些關系歸結到這種唯一的關系中去時才有意義，甚至在他發現了有不能直接從屬于剝削關系的關系時，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這些關系從屬于剝削關系。這種利益的物質表現（materielle Ausdruck）就是金錢，它代表一切物（aller Dinge）、人們和社會關系的價值?！?〕

這里有一個復雜的構式轉換以及可進一步深化的可能性空間。一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所有人生存的基礎都基于某種工業生產有用性塑形之上的物相存在，并且，人對人的“利用”表現為可以創造更多的功利性的可變賣物，其中，實現變賣的神器就是代表了一切財富的金錢。在之后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中，他正確區分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效用性）和為了交換的價值（對象化勞動），金錢只是這種價值等價物的反向物相化的物性結晶，它異化式地篡奪了一般財富的地位。二是與封建專制下的直接剝奪不同，資產階級為了獲得更多的金錢，就會利用買賣關系來占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特有的剝削關系。應該說，在這個時候，馬克思、恩格斯也沒有真正發現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的秘密，因為剩余價值的掠奪并不發生在流通領域之中，不是通過金錢買賣關系和使別人受到損失的辦法來為“我”自己取得利益，而是隱匿于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對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這一巨大的邏輯凹點和盲區，將通過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中的第二個偉大發現來彌補。

在這里，馬克思、恩格斯還形成了其他一些深刻的認識。首先，是資產階級效用—剝削關系的觀念映現。這當然是歷史唯物主義關系意識論的實際運用。在他們看來，前述的“‘利用’范疇是從我和別人發生的現實的交往關系中抽象出來的，而完全不是從反思或僅僅從一種意志中抽象出來的”〔9〕。這就是說，正是資產階級經濟剝削關系中的現實商品交換關系和經濟場境過程所構序和賦型的社會先驗構架，生成了抽象的功利主義范疇的主觀構境，而不是相反，“通過純思辨的方法，這些關系反過來被用來冒充這個從那些關系本身中抽象出來的范疇的現實性”〔10〕。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認說，黑格爾就是將資產階級的功利論看作理念愛多斯的實現，“用同樣的方法和同樣的根據把一切關系都描述成客觀精神的關系”〔11〕。這是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理念說的本質批判。同時，這也接近于這樣一種自覺認識：黑格爾絕對觀念中復雜的先驗邏輯關系構架，正是對斯密—李嘉圖古典經濟學商品—市場交換構式的唯心主義改寫。這一點，既是《手稿》中那個人本學社會意識論在科學話語中的轉換結果，也極深地關聯于后來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抽象成為統治”的深刻見解。其次，歷史地看，以霍爾巴赫（Holbach）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政治觀念，是“關于當時法國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有正當歷史根據的哲學幻想，當時資產階級的剝削欲望還可以被描寫成個人在已經擺脫舊的封建羈絆的交往條件下獲得充分發展的欲望”〔12〕。這是一種歷史性的定位。因為，相對于封建專制中的強制性宗法關系，資產階級解放人的自然生存需要和占有存在的欲望還是有其正當的歷史合法性的。馬克思、恩格斯承認：在18世紀，資產階級所理解的解放，即競爭（Konkurrenz），就是給個人開辟比較自由的發展的新活動場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理論上宣布符合這種資產階級實踐的意識、相互剝削的意識（Bewu?tseins der wechselseitigen Exploitation）是一切個人之間普遍的相互關系，這也是一個大膽的、公開的進步，這是一種啟蒙，它揭示了披在封建剝削上面的政治、宗法、宗教和閑逸的外衣的世俗意義，這些外衣符合當時的剝削形式（Form der Exploitation）?！?3〕

與《手稿》中那種簡單的價值否定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資產階級社會剝削本質的同時，也承認其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這一構境意向在后來的《共產黨宣言》中被放大了。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的確為從封建土地上解放出來的“第三等級”創造了新的社會發展空間。相對于宗法式的強制性掠奪，資產階級鼓吹的通過交換實現的“相互剝削”則是一種政治上的啟蒙。并且，資產階級的這種“相互剝削”關系是通過追逐金錢這種粗俗的功利主義來實現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也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這種功利論的真正科學”，并且“功利和剝削的理論的成就以及這種理論的不同階段，是和資產階級發展的不同時期有密切聯系的”〔14〕。這是十分重要的歷史指認。比如，在洛克的學說里，“剝削理論還是和經濟內容有直接關系的”，因為他看到了“英國資產階級的最初的政治運動，英國資產階級曾經通過這些運動沖破了地方局限性的圈子，還看到了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和開拓殖民地的已經比較發展的階段”〔15〕。而在愛爾維修（Helvetius）和霍爾巴赫那里，他們的剝削理論卻失去了資產階級社會現實發展的實證內容，一直到穆勒和邊沁那里，功利和剝削的理論才再一次與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現實重新結合起來，“在穆勒的學說里可以看到，功利論和政治經濟學是完全結合在一起了”〔16〕。

我們第一次在邊沁的學說里看到：一切現存的關系（aller existirenden Verh?ltnisse）都完全從屬于功利關系（Nutzlichkeitsverh?ltnis），而這種功利關系被無條件地推崇為其他一切關系的唯一內容；邊沁認為，在法國革命和大工業發展以后，資產階級已經不是一個特殊的階級，而已經成為這樣一個階級，即它的生存條件就是整個社會的生存條件（Bedingungen）?！?7〕

這是一個關系存在論意義上的改變，封建土地上的血親關系和宗法性被工業生產物相化帶來的全面功利性存在替代。資產階級創造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金錢關系場境存在的世界，這樣，資產階級就將自己的生存條件變成了整個社會的生存條件。所有的現實存在，如果沒有功利關系場境的賦型、不能變成金錢的偽在場就必然滅亡。馬克思、恩格斯說：“在政治經濟學里已經提出了一種思想：主要的剝削關系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是由整個生產決定的，單獨的個人都面臨著這些關系?！薄?8〕

古典經濟學家已經看到，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物質生產決定剝削關系，這種人創造出來的經濟關系卻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問題在于，古典經濟學家將這種資產階級的經濟剝削關系當作永恒的自然關系。然而，在資產階級還處于政治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這種“功利論能夠以一定的社會事實為依據；但在進一步談論剝削方式時，它只能采用空洞的說教。經濟學內容逐漸使功利論變成了替現存事物的單純的辯護，變成了這樣的說教：在目前條件下，人們彼此之間的現有的關系是最有益的、最有公益的關系。在所有現代經濟學家的學說里，功利論都具有這種性質”〔19〕。這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本質。馬克思、恩格斯運用歷史認識論的生動話語構序場境，因而同一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中完成從革命到反動的質變。

三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2卷中，馬克思、恩格斯還分析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以下幾種現象：一是資產階級社會中家庭關系的解體和道德幻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由于現代城市的建筑、由于資本的筑模等所產生的關系”，傳統的家庭的內在關系已經被金錢關系所瓦解，“但是，婚姻、財產、家庭在理論上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為它們構成資產階級賴以建立自己的統治的實際基礎，因為它們（它們是具有資產階級形式的）是使資產者成其為資產者的條件”〔20〕。依我的理解，這里的資本的筑模并非指資本的一般形成，而已經是資本作為一種功能性存在關系發揮作用，這應該是資本第一次在話語運行中發揮筑模的構境。顯然，這是一種復雜的場境關系鏈接。一是這里的“現代城市的建筑”并非指物性的房屋，而是我們上面已經提及的工業時代社會關系物相化的城市生活，以及由廠房、商店和大樓建筑群塑形和構序起來的全新的社會空間。不同于封建宗法關系社會物相化的場境存在，城市建筑已經是由資本所造成的全新的社會歷史負熵中的經濟物相化空間場境關系，比如新型城市建筑和街道中發生的制造業生產和商業的活動場境和空間句法，它瓦解了傳統自然經濟生活中凝固在土地上的所有活動關系和家庭生活場境。這一重要的場境存在論的觀點，即物性建筑與人的生存活動的“空間句法”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情境主義國際的整體都市主義運動中得到強化，并且由列菲伏爾在《空間生產》（1974）中系統化、理論化。二是資產階級普世性的家庭觀念和道德的虛假意識形態幻象遮蔽了金錢關系之下已經解體的家庭內在關系，家庭成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地獄和資本家富得流油的天堂，這共同構筑了“資產者成其為資產者的條件”〔21〕。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能一般地談家庭本身。資產階級歷史地使家庭具有資產階級家庭的性質（Charakter der bürgerlichen Familie）；在這樣的家庭中無聊和金錢是紐帶（die Langweile und das Geld das Bindende ist），這樣的家庭也發生資產階級的家庭解體，但這種解體并不妨礙家庭本身繼續存在。同家庭的骯臟的存在相適應的就是那種在冠冕堂皇的詞句和普遍的虛偽掩蓋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2〕

依馬克思、恩格斯的解釋，資產階級家庭以“無聊和金錢”關系塑形的“骯臟的存在”，恰恰是這種剝削制度的必然產物，“家庭的定在（Dasein der Familie）必然會受它和不以資產階級社會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方式（Produktionsweise）的聯系所制約”〔23〕。不難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時刻透視資產階級特定“生產方式的聯系”（資本的筑模）中家庭生活場境關系存在的特定質性，然而，資產階級的生活觀和價值觀卻以“冠冕堂皇的詞句和普遍的虛偽”的精神偽境，遮蔽著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骯臟存在”偽情境。這是精準的判斷?？梢钥吹?，Dasein概念在此的出場是伴隨批判對象的文本語境的，而非馬克思、恩格斯的自主話語構序場境。

二是法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觀念在德國的意識形態變形。馬克思、恩格斯分析說，18世紀德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因為在那時，“法國資產階級經過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躍居統治地位，并且奪得了歐洲大陸；當時，政治上已經獲得解放的英國資產階級使工業發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業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24〕。相對于英國先行的工業革命和法國轟轟烈烈的政治大革命，此時的德國還處于容克地主（Krautjunker）①容克地主即普魯士的貴族地主階級。容克（Junker，德語Junker的音譯），意為“地主之子”或“小主人”。原指無騎士稱號的貴族子弟，后泛指普魯士貴族和大地主。16世紀起，他們長期壟斷軍政要職，掌握國家領導權。19世紀中葉起，容克地主階級開始資本主義化，成為德國特有的半封建型的貴族地主。容克地主是普魯士和德意志各邦在19世紀下半葉聯合后反動勢力的支柱，是德國軍國主義政策的主要支持者。支配下的封建社會后期，德國的資產階級是弱小的，處于其他強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之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所試圖確證的“善良意志”（guten Willen），“完全符合德國資產者 （deutschen Bürger）的軟弱、受壓迫和貧乏的情況”，當時“亞麻紡織工場，亦即以腳踏紡車和手織機為基礎的工業，在德國還起著一些作用，而恰恰在這個時候，這些笨拙的工具在英國已被機器排擠掉了”〔25〕。這是一個生產力發展上的巨大差距。并且，“小小荷蘭的資產階級比人數眾多的德國市民強大”，竟然“控制了德國的全部貿易”，這使得“德國資產者卻沒有共同利益，只有分散的小眼小孔的利益”，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在德國以最畸形的、半家長制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君主專制的時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對公共利益的管理權的特殊領域，獲得了異乎尋常的、在現代官僚政治中更為加強的獨立性。這樣一來，國家就構成一種貌似獨立的力量?！?6〕

恰恰因為德國當時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分散和弱小，在畸形的半封建體制下卻出現了現代官僚政治中的國家力量凸顯的情況，這也正是黑格爾國家理性主義的深刻現實背景。這種現象還造成了一種錯覺，“產生了德國理論家（Theoretik-er）不依賴資產者（Bürger）的那種虛假的獨立性，即這些理論家用以表達資產者的利益（Interessen der Bürger）的形式和這些利益本身之間的假象的矛盾”〔27〕。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具體分析說，在康德那里，我們又發現了以現實的階級利益為基礎的法國自由主義（franzosische Liberalismus）在德國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國資產者（Bürger，康德是他們的利益的粉飾者），都沒有覺察到資產階級的這些理論思想是以物質利益（materielle Interessen）和由物質生產關系（materiellen Produktionsverh?ltnisse） 所決定的意志為基礎的。因此，康德把這種理論的表達與它所表達的利益割裂開來，并把法國資產階級意志的有物質動機（materiell motivirten）的規定變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為的意志、人類意志的純粹自我規定，從而就把這種意志變成純粹思想上的概念規定和道德假設?！?8〕

從康德、費希特開始的德國的哲學家們不能理解，自己發明的“自由意志”其實還是資產階級物質利益和物質生產關系的表現，只是“由于德國的經濟關系（okonomischen Verhaltnisse）還遠遠沒有達到與這些政治形式相適應的發展階段，所以資產者們（Burger）只把這些形式當作抽象觀念、自在和自為的原則、虔誠的心愿和詞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規定（Selbstbestimmungen）和資產者們所應該成為的那種人的自我規定”〔29〕。所以，不像法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公開舉起自己的自由主義旗幟，沒有資產階級經濟關系現實場境存在支撐的德國哲學家，只能在思辨構式中隱晦地表達某種抽象的道德假設和價值懸設，即應該成為的那種人的自我規定，并且，還自以為是脫離了一切物質利益和現實生產關系的觀念革命。這是極為深刻的理論透視。也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前面第1卷第1章主手稿中刪除的Produktionsverh?ltnisse（生產關系）的無意識在場。生產關系概念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正式確立，是在不久后的《哲學的貧困》中。

其實，這里討論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并不多見的康德問題思考，可他們聚焦于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而沒有涉及康德哲學中更重要的《純粹理性批判》，特別是那個先天綜合判斷與社會現實的關系。依我的理解，一方面，康德在認識論中指認的先天觀念綜合構架的作用機制，并不能簡單依馬克思、恩格斯此處的邏各斯構式，將其直接視作法國資產階級思想的德國變形?？档略谟涷炚摲此嫉幕A上，消除了傳統認識論中的主體—客體二元構架，探索了先天觀念綜合構架對個體經驗的統覺塑形、知性構序和理性賦型的作用機制，這當然是重要的哥白尼式的認識論革命。在更深的層面上，先天觀念綜合構架的現實基礎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由生產方式筑模起來的社會歷史先驗構架，在資產階級時代，這種先天綜合判斷必然鏈接于商品—市場交換的熵增和自發構序機制。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在歷史認識論的層面，發現同一社會歷史先驗會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特定質性生活中發生完全不同的作用，交互主體性與認知的錯位會打破傳統認識論中的線性結構。比如馬克思、恩格斯此處發現的資產階級經濟關系在英國、法國和德國的不同層級和成熟度的存在與發展，與這種社會歷史先驗在規制認知構架中的作用并非完全等同和同步的。這是一個復雜的歷史認識論微觀機制問題。

三是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非人性”與自由的關系。這主要表現為馬克思、恩格斯批評施蒂納在人的觀念中的非歷史的價值懸設構式。這也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對人本主義話語的直接解構。他們認為，在施蒂納那里，“人”的概念不是現實的人，“人”的概念=“人”，“人”=非現實的人，現實的人=不是人=非人，因此現實的人只是非人?！?0〕

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這里用黑體字著重強調的“人”是抽象的非歷史的價值懸設，它作為一個理想化的概念與現實中的人相對；在這一應有與現有的邏輯對立關系中，現實中的人只是“非人”。這是一段難以入境的抽象表述。其實，這里非現實的人，同質于費爾巴哈式的“人”——沒有異化為上帝的、應該具有的本真自然類本質，也是赫斯的本真性的尚未異化的交往類本質，甚至是青年馬克思的沒有外化為對象性異化存在的本真勞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已經徹底擺脫了黑格爾—費爾巴哈式的人本學異化史觀，所以，他們現在能夠清醒地批判施蒂納。應該說，這也是馬克思自己原先的人本學勞動異化批判構式最重要的邏輯祛序消失之處。

在當時的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施蒂納唯心主義地以為，人之所以是“非人”，主要因為他們還沒有獲得人的自由，而“人們取得的自由的程度每次都由他們關于人類理想的相應觀念來決定；同時在每個個人身上必然會保存著和這種理想不符合的某種殘余，因而這種殘余作為‘非人的東西’還沒有得到解放”〔31〕。這是說，施蒂納先懸設了抽象的人的自由概念，然后再用這種價值懸設中的邏輯在場來衡量現實中人的生存狀態，這是典型的方法論層面上的唯心主義。如果我們在此回到馬克思人本學勞動異化批判構式之前，那么我們也會看到，1844年前后的青年馬克思也是先懸設了理想化的本真性勞動觀念，再由此去衡量現實雇傭制度下的現實工人，于是就出現了勞動類本質異化的四個不同層面?？梢哉f，在方法論上，那時馬克思的方法論前提同樣是隱性唯心主義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方法論與《手稿》中人本學勞動異化批判構式的重要異質性。這是我在《回到馬克思》第1卷中已經充分說明的問題。

針對施蒂納在價值懸設中提出的人應該獲得的自由，馬克思、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實際上，事情是這樣的：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于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取得自由的?！薄?2〕不是抽象“人”的概念或者價值懸設中的自由觀念使現實的人得到自由，人在社會生活中實際獲得的自由，永遠是一定的生產力物相化構序水平決定的社會關系制約下的自由場境空間。再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具體些說，一是在過去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礎是有限的生產力，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生活的勞作物相化塑形和構序能力低下，所有人依附于有限的物質條件和狹小封閉的生活關系賦型場境，是不可能獲得理想的自由的。二是“到現在為止，社會一直是在對立的范圍內發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在中世紀是貴族和農奴之間的對立，近代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33〕。在這些階級壓迫的社會生活中，有的只是自由民和貴族的自由（“自主活動”），奴隸和農奴是不可能有人身自由的，即便到了資產階級社會，也并非真的出現了人人自由的天堂景象，真正獲得所謂自由（“自主活動”）的，必定是手中占有財富（資本）的資產階級。其實，在第1卷第1章中，馬克思、恩格斯也談及這種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自由。他們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對于個人的生活條件的偶然性，只是隨著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只有個人之間的相互競爭和斗爭才產生和發展了這種偶然性本身。因此，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個人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然而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他們更加屈從于事物性的強大力量?！?4〕

這是一段極其深刻的歷史性分析。也就是說，從封建土地上可見的強暴鎖鏈中獲得解放的自由勞動者，同時也獲得了商品交換市場中失業的自由。人在商品—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自由生產物相化，卻在經濟交換關系場境中表現為自己不能做主的盲目偶然狀態。在殘酷的無序市場競爭中，他們更加屈從事物性的強大力量，這種經濟物相化的力量就是不可見的資本的壓迫和奴役。這讓資產階級所鼓吹的自由幻象徹底破裂。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如果想要真正獲得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要消滅關系對個人的獨立化、個性對偶然性的屈從、個人的私人關系對共同的階級關系的屈從等等，歸根到底都要取決于分工的消滅。我們也曾指出，只有交往和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變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時候，分工才會消滅”，準確地說，是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下形成的奴役性分工，“私有制和分工的消滅同時也就是個人在現代生產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礎上的聯合”〔35〕。當然，這就是在共產主義中人的徹底解放和全面自由發展。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即在唯一的個人的獨創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社會中，這種發展正是取決于個人間的聯系，而這種個人間的聯系則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即經濟前提、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的團結一致以及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因此，這里談的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絕不是任何偶然的個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它本身就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6〕

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共產主義的美好憧憬。他們共同強調，共產主義絕不是現實應該與之符合的理想，作為一種解放運動，它首先是生產力發展超越資產階級社會的客觀必然結果，同時，也會是資產階級社會中那種人的偶然性關系否定后出現的“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團結”，更重要的，將是消除了資產階級社會運動中的盲目和自發特征，使人們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之上科學地認識社會規律之后，真正構序出“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獲得人類的全面徹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