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遣返在反腐敗海外追逃中的適用

陳聞博

（吉林大學，吉林 長春 130012）

遣返作為引渡的一種替代措施，能夠有效填補引渡在反腐敗海外追逃中面臨的限制，以更加靈活的方式追回外逃腐敗人員。但是，我國在海外追逃中適用的引渡替代措施以勸返為主，這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系列問題，需要利用遣返予以補充和配合。然而，對于遣返的具體適用，我們尚未形成準確的認識和方法，相關的理論研究也較為薄弱。在多種追逃措施錯綜復雜的背景下，如何突破海外追逃工作的現實瓶頸，構建系統、全面的海外追逃路徑，是反腐敗實踐斗爭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國內學界已經注意到了遣返措施對我國反腐敗海外追逃工作的重要作用[1]。但是類似研究基本以個案分析為視角，內容集中在域外遣返制度的規則介紹，并未深入探討我國如何在海外追逃中對遣返制度予以利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下簡稱《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基礎上，遣返制度需要與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程序相協調，與引渡、勸返等追逃路徑相配合，更好地發揮其優勢為海外追逃實踐服務。本文主要從我國反腐敗海外追逃中引渡程序和勸返措施存在的有關問題出發，探討遣返制度對海外追逃的現實意義，并結合國內外相關理論和實踐的先進經驗，研究如何在符合我國國情基礎上利用遣返制度追回外逃腐敗人員，旨在為我國海外追逃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路徑。

一、遣返的適用背景：解決追逃困境

（一）引渡程序的條件限制

針對藏匿于國外的腐敗分子，人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通過引渡將其追回國內進行審判或刑罰。但是，由于條約前置主義和死刑不引渡原則的限制，海外追逃很難直接啟動引渡程序。

首先，條約前置主義要求引渡合作通常以雙邊協議為基礎。目前我國與職務犯罪外逃人員相對較集中的國家之間并沒有生效的雙邊引渡條約或雙邊協定，因此，反腐敗國際追逃工作采用條約引渡方式難度較大[2]90。而在形勢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簽訂雙邊引渡條約也并非易事，這對我國引渡外逃人員造成了限制。

其次，死刑不引渡原則意味著一些國家和國際公約嚴格禁止引渡可能被判處死刑的行為人?！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雖然已經增加了貪污罪關于終身監禁的規定，但是死刑不引渡的國家往往會因為請求國刑法中存在死刑適用條款而拒絕引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國的引渡造成了障礙。

最后，引渡程序的遲延性導致辦案機關在實踐中也不會輕易選擇這一程序。我國目前僅有個別案件成功通過引渡的方式追回外逃人員，作為最常規的國際追逃措施，引渡的人數與外逃貪官的人數相差太大，不相匹配[2]90。即使我國與對方國家之間存在引渡條約，也往往不通過引渡進行追逃。因為引渡程序通常均表現為一種訴訟程序，應當由引渡請求國以書面方式正式提出請求并提供完整的證據材料，而被請求國則將由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分別對請求進行審查，既審查引渡請求是否屬于被請求國法律所規定的拒絕引渡情形等實質性標準，也審查該請求是否在形式上遵循了法定要件。被請求引渡人也可以就被請求國法院的引渡裁決，向被請求國上訴法院提出上訴，并可通過援引被請求國的刑事訴訟規則或者國際人權法律文件尋求法律救濟。這一方面給辦案機關造成了很大的辦案壓力，另一方面也對追回外逃人員的時效性構成了挑戰。因此，即使排除了條約前置主義和死刑不引渡原則的影響，通過引渡程序追回外逃人員也存在制度上無法回避的障礙。

（二）勸返路徑的適用難題

正是基于引渡程序的條件限制，實踐中更多是選擇引渡的替代措施進行海外追逃。其中，勸返是目前我國海外追逃的主要手段①截至2022 年1 月，“百名紅通”60 余位已到案的人員中有50 余人是通過勸返投案自首的。該數據通過統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開的案件信息所得。https：//www.ccdi.gov.cn/gzdt/gjhz，訪問日期：2021 年12 月27 日。。勸返是指司法機關或其授權人員通過與外逃人員直接或間接對話的方式，對其進行說服教育并給予一定承諾，使其自愿回國接受刑事追訴和制裁的一種跨國追逃措施[3]。但是過于倚重這一方式將面臨效益背反的難題。

一方面，勸返措施缺乏有效的國內立法依據，與海外追逃追贓的法治原則不相適應。勸返實質上只是一種司法技術，借鑒了我國注重群眾路線的司法傳統，將以往通過作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親屬思想工作，促使其投案自首的國內追逃方法運用到海外追逃工作中，尚未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由監察機關作出的勸返承諾，對作為公訴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和作為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的權力行使并無任何法律上的強制力。監察機關如何把握勸返政策給予外逃人員的優惠待遇幅度，防止出現同案不同判、承諾未履行等違反刑事訴訟關于被告人權利保障要求的情形，亟待立法補給。因此，依靠口頭允諾刑罰減免等“優惠條件”勸服外逃人員回國自首的動員方法，不可能足以保證所有頑固分子和機會主義者被輕易勸回。

另一方面，勸返措施所面臨的國際輿論較為負面，不利于在海外追逃中貫徹良性循環的理念。將我國外逃人員從他國追回國內的做法，涉及我國與外國在刑事管轄方面的沖突，這要求海外追逃應當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國際關系基礎上開展刑事合作。而勸返措施是以建立辦案機關和外逃人員“點對點”聯系的方式避免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往往還存在辦案人員利用普通簽證赴境外，將已經“勸服”的外逃人員帶回國內的情形。甚至也有部分辦案人員采取不當措施，如威脅、恐嚇被追逃人員，限制被追逃人員的人身自由，對被追逃人員的家屬不當“施壓”等情形[4]。因此，勸返可能會面臨司法主權爭議的風險，進而影響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信任基礎。我國腐敗分子的主要外逃地，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均對勸返方式作出了比較激烈的反應[5]。更有學者指出，通過對貪官某種“承諾”將其勸返回國，實際是透支國家的司法尊嚴[6]。

二、遣返的適用效果：兼具利弊因素

（一）遣返制度的優越之處

遣返一開始并非是為海外追逃所設計，而是主權國家針對其國境的管理制度。當本國境內的外國人存在違反本國法律的行為時，便可通過遣返將其遣送出境。遣返一般分為刑事法遣返和移民法遣返。刑事法遣返是由于行為人觸犯了所在國的刑法而被遣返，這類似于被判刑人移管措施。移民法遣返則是指行為人違反了所在國的移民法規定而被遣返，海外追逃中的遣返通常即是這種情形。由于遣返本質上是一種針對行為人的國際移交程序，并且較其他追逃措施更具獨特的優越性，其已逐漸成為一種有力的海外追逃路徑。

首先，遣返不存在條約前置主義的限制。遣返制度是國家為了維護本國境內的安全秩序所采取的行政管理措施，并不需要與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協議基礎。只要本國境內的外國人存在違法犯罪行為，國家即可要求其限期離境或直接將其驅逐出境。尤其當外逃人員逃竄至主張條約前置主義且尚未與我國簽署引渡條約的國家時，即使我國無法通過引渡程序將其追回，也可選擇通過該國的遣返制度尋求法律救濟。鑒于各國通常均不會容忍自身成為逃犯的“避罪天堂”，那么只要外逃人員符合遣返條件，往往便能夠被順利遣返回國。我國司法實踐中的一些大案要案，如賴某某等人，就是通過加拿大的遣返程序予以追回。

其次，遣返對證明標準的要求相對較低。遣返屬于一種民事或者行政措施，無須適用足以定罪量刑的刑事證明標準。畢竟，遣返不具有針對行為人人身或財產的嚴厲懲罰性，僅需證明符合移民法規定的遣返事由即可。而引渡合作基于雙重犯罪原則的要求，通常需要請求國提供被請求引渡人犯罪行為的證據，這意味著相關案件至少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刑事審判證明標準。對于海外追逃而言，如果引渡合作因此陷入程序僵局，或者我國辦案機關難以提供符合引渡要求的案卷文書和材料，那么被請求國的遣返制度就可成為一種替代選擇。此時，我國僅需協助外逃人員所在國證明行為人違反了該國移民法規定即可。

最后，遣返是國際普遍認可的合法行政程序。作為主權國家管理國境的行政制度，各國國內立法均明文規定了遣返的條件和程序，并賦予被遣返人充分的救濟權利。因此，對于追逃國而言，與立足于本國司法技術的勸返措施不同，遣返是通過外逃人員所在國的法律框架進行的追逃，在合法性基礎上更具有說服力。由此便體現了追逃國對其他國家主權和法律的尊重，實現了海外追逃追贓的法治原則和良性循環理念。目前，遣返已成為許多國家間移交逃犯的主要途徑之一，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往往也鼓勵請求國通過遣返處理逃亡罪犯[7]。有學者指出：“遣返能夠實現遣返國、境外追逃國、國際社會的‘三贏’。正因如此，遣返才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和認同?！盵8]

（二）遣返制度的問題所在

遣返對于海外追逃而言盡管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其在實踐中的適用并非總是一帆風順。事實上，在我國的既有案例中，對于遣返制度的適用仍普遍性地存在一些難題。

其一，遣返程序繁瑣且耗時過長。我國比較典型的遣返追逃案件中，如賴某某、高某、楊某某、余某某、李某某等人，幾乎都是經歷十幾年才得以回國。在遣返過程中，這些外逃人員往往會通過各種救濟手段進行反抗和拖延，導致整個遣返程序需要經歷反復的核查和復審。因此，就時效性而言，遣返其實并不比引渡更具明顯優勢，有時甚至更不便。因為通過引渡進行追逃至少還存在適用簡易引渡程序的可能性，能夠在被請求引渡人同意的情形下直接移交。而遣返只能依據外逃人員所在國的法定要求進行行政和司法審核，并不存在程序簡化的便利條件。實踐中遣返的復雜程序已給我國辦案機關帶來了較大的訴累，既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也助長了腐敗分子負隅頑抗的僥幸心理。如何防止遣返程序陷入時間的泥沼，確實值得人們反思。

其二，證據材料難以符合遣返要求。即使遣返程序在謙抑性的基礎上已經降低了證明標準，各國一般只要求證據材料符合法定形式并具有證明力即可，但實踐中我國仍然難以提供符合對方國家遣返標準的證據材料。例如，在程某某案中，就是因為我國所提交的證據材料未達到加拿大法院的要求，導致程某某未能被成功遣返[9]。不同國家在訴訟程序、證據規則方面的特殊規定，給海外追逃中遣返制度的適用造成了棘手的障礙，追逃國移送的證據材料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雙重缺陷，已然成為遣返國拒絕遣返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見，遣返作為海外追逃的一種法律途徑，仍需在證據方面通過司法合作進行協調。

其三，腐敗分子的非法移民認定較為困難。目前我國通過遣返成功追回的外逃人員，大多數是以其行為構成經濟犯罪作為被遣返的理由，較少僅以腐敗犯罪作為遣返事由的情形。實踐中，如果行為人構成腐敗犯罪的同時，并不存在或無法被證明存在其他類型的犯罪行為，那么一旦其通過合法途徑獲得所在國的居留權，或者在被遣返后可能遭遇所謂的“不人道待遇”的風險，移民法遣返程序即會失效。例如，在高某案中，只有居留權聆訊裁判官認定高某的確隱瞞其工作歷史，并且這一隱瞞實質性地影響了當局對其是否給予永久居留權的判斷，加拿大才會剝奪其永久居留權，并發出遣返令[10]。這也意味著海外追逃適用遣返是有限制的，不可能進行無條件的廣泛適用。

三、遣返的適用基理：回歸制度邏輯

引渡程序和勸返措施的結構性缺陷，意味著海外追逃需要以遣返制度作為一種補給路徑，而應對實踐適用遣返時所產生的問題，則需要回歸這一制度的基本邏輯進行檢視。事實上遣返制度在目的、過程和價值三個層面的邏輯基理，為我國在海外追逃中的具體適用提供了充分可行的思路。

（一）目的：保護性的雙重約束

無論哪個國家的遣返制度，首要目的都是對主權和人權的雙重保護。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一條和第三條即規定了保護國家安全和公民權益的目的。遣返目的的保護性，既強調國家對管轄本國境內一切事務權力的保護，也重視對本國和外國公民正當權利的保護。正如國外有學者指出，遣返的目的在于補救不正確同意入境決定或邊境措施、消除外國人對公共安全的威脅以及阻止外國人從事特定的犯罪[11]。這種保護性目的貫穿遣返的整個制度設計之中。

其一，遣返設置了嚴格的審查程序。遣返目的的保護性意味著這一制度的設計，以平衡國家的行政權和公民的居留權為基本邏輯。因此，各國啟動遣返程序的條件具備多種限制性因素，并且還為此規定了極其繁瑣的程序①例如，《韓國出入境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明確限定了可以強制驅逐的情形，第四十七條至第六十八條則具體規定了遣返在違法調查、收容、審查、訴訟、作出遣返決定等多種程序性事宜。。在賴某某案中，加拿大遣返賴某某必須經過兩個審查程序，即難民身份確認程序和遣返前的風險評估程序[12]。這些審查程序既需要對被遣返人的身份信息和非法行為進行確認，也需要對其在被遣返后的人權保障預況進行核查。而正是由于遣返國審查程序的嚴密性和反復性，腐敗分子回國至少需要經歷數年的時間才能實現。

其二，遣返規定了廣泛的救濟權利。除了在程序上對遣返的事由和風險進行全面、細致的審查之外，遣返制度還賦予了被遣返人在遣返過程中充分的救濟權。通常情況下，各國遣返制度均規定了被遣返人的聽證權、辯護權、申請復議權、上訴權等多種權利。例如，美國分別針對作為永久居民的外國人和非永久居民的外國人規定了不同的遣返取消制度，無論外國人是否已成為美國的永久居民，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即使其屬于可遣返的對象，也可以申請由司法部部長取消對其的遣返決定[13]。雖然廣泛的權利保障制度是對被遣返人合法利益的必要保護，但也確實為漫長的遣返時間雪上加霜。實踐中不乏存在頑固分子利用遣返的權利保障規定拖延時間，對我國的海外追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擾。

遣返的保護性即需要我國辦案機關在實踐中作出適當的應對措施。一方面，基于遣返國對主權和人權的保障制度，我國應當充分尊重外逃人員所在國的法治體系，并在海外追逃中維護外逃人員的合法權利，以免影響遣返審查程序對風險的評估。另一方面，基于遣返國保障制度所造成的延遲性，我國應當綜合各種追逃措施，了解相關國家遣返制度的具體規定，及時提供能夠證明外逃人員存在違法犯罪行為的證據，在必要時也可通過派遣專家出庭、釋明我國法律、作出外交承諾等方式，避免外逃人員濫用救濟權阻止遣返程序的情形。

（二）過程：單邊性的程序進路

對于遣返國而言，遣返并不是一種國際法律義務，而是國家的內政事務。即使遣返國的裁決可被提交至國際性人權法院進行仲裁，但這種權利屬于被遣返人的司法救濟權，也并非追逃國所能干涉。因此，追逃國通過遣返追逃將不可避免地存在較被動的局面。換言之，遣返制度在運行中具有明顯的單邊性特征。這種單邊性決定了遣返在證明規則和目的地選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

其一，遣返規則在國際上不具有統一性?？梢曰驊斁芙^遣返的情形由各國移民法作出具體規定，而遣返的審查和救濟程序則通常依附于各國國內的行政和司法程序。鑒于此，不同國家的遣返制度即使存在一定的共性，也難免會在各項具體程序上存在差異。畢竟，法律文化的多樣性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例如，現代英美證據法不僅僅關注事實認定準確性問題，而且還注重保護各種外在司法證明程序的目標[14]。而我國刑事司法傳統更多的是強調“口供印證勘驗筆錄”的“印證”方式[15]。因此，辦案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所提供的證據材料難以完全符合對方國家的遣返要求。即意味著我國辦案機關應當充分了解并運用遣返國的證據規則，否則便存在因證據不足而遣返失敗的可能。

其二，遣返目的地的選擇不具有確定性。作為一種單邊措施，遣返國將被遣返人驅逐出境或要求其限期離境，旨在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而非必然按照追逃國的要求限制被遣返人的行動自由并將其遣送至追逃國。因為被遣返人離開遣返國境內便已實現了遣返的宗旨，至于其前往何處，即非追逃國所能決定。事實上，許多國家的移民法還規定被遣返人可以自行選擇遣返目的地。例如，美國移民法規定，遞解非法移民出境的目的地可以由美國主管機關在合適的國家中斟酌選擇，只要該國家愿意接受該外國人，并且美國主管機關不認為向該目的地國家實行遞解有損于美國的國家利益①參見《美國法典》第八篇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條。。因此，追逃國并非作為遣返目的地的必然選擇。倘若外逃人員被移交至其他國家，那么對我國而言也就未實現將其追回國內受審或刑罰的目的。

遣返的單邊性并不意味著我國在追逃過程中徹底喪失了主動權。相反，我國完全可以積極協助遣返國對遣返外逃人員的行政認定和司法審查，或者鼓勵外逃人員主動接受遣返，并為外逃人員被遣返回我國提供便利條件。此時，辦案機關更應當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利用遣返國的遣返規則，提高在遣返程序中的協作力度和參與程度，通過行政合作與司法協助獲取遣返國的信任，并通過直接溝通與間接聯系爭取被遣返人的配合。這就要求我國對遣返制度的適用，既要與其他海外追逃措施相互契合，也要與國內外的刑事司法規則相互協調。

（三）價值：平衡性的理念選擇

除了目的保護性和過程單邊性以外，遣返制度在價值選擇上還注重秩序和自由的平衡。尤其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具備遣返事由時，各國即通過有限度的強制舉措實現了秩序價值與自由價值的統一。

其一，基于秩序價值的要求，遣返制度存在一定的強制措施。出于維護國家安全秩序的考慮，各國在審查遣返事由的同時，一般會采取臨時羈押措施限制被遣返人的人身自由，即使受到期限的限制，也通常會轉換為監視居住或者條件保釋。因此，我國辦案機關即有充分機會，在外逃人員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與遣返國有關部門協商遣返合作，并共同對外逃人員開展與遣返相關的宣示、溝通和勸誡工作。例如余某某案，為鼓勵余某某自愿接受遣返，中美有關機構便進行了深度配合，綜合利用我國的外交承諾和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促使余某某接受回國受審[16]。

其二，基于自由價值的要求，遣返制度的強制措施受到實體法的限制。死刑和酷刑問題是影響遣返國認定非法移民的關鍵因素。倘若被遣返人在遣返后面臨可能被判處死刑或遭遇酷刑的風險，即會被認定為難民而獲得合法移民身份，進而導致失去遣返可能性。與單純的經濟犯罪嫌疑人不同，腐敗犯罪主體一般都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鑒于這一敏感身份難民保護調查會著重判斷被遣返人是否屬于政治避難的情形。而各國移民法庭對于政治避難的判斷標準是比較模糊和主觀的，也容易受到雙邊外交關系的影響。由于我國尚未廢除腐敗犯罪的死刑適用，一些發達國家囿于意識形態的偏見，甚至對我國的司法改革抱有一定的誤解，這都將阻礙我國外逃腐敗分子在遣返中的非法移民身份認定。另外，遣返國至少在表面上不支持遣返目的地國家對被遣返人的刑事追訴活動[17]。因此，在遣返國認定遣返事由的過程中，由追逃國作出不判處死刑的承諾和不存在酷刑的保證，對遣返而言往往是一項必要條件。

遣返的平衡性，為我國在海外追逃實踐中選擇和適用這一制度提供了具體的參照經驗。辦案機關既要為遣返國的強制羈押程序提供協助，盡最大可能鼓勵外逃人員自愿接受遣返，也要根據案件管轄國家的不同情形并結合外逃人員的具體犯罪事實，應遣返需要選擇適用更宜被遣返回國的罪名。并及時、主動地作出程序適法的釋明和承諾，防止外逃人員獲得遣返國的合法移民身份?？偠灾?，只有在遵循遣返的制度邏輯基理前提下，我國才能對遣返制度在海外追逃中的適用進行具體的路徑設計。

四、遣返的適用路徑：立足基本國情

（一）完善被遣返人的保護制度

遣返基于目的的保護性設置了繁瑣的審查和救濟程序，這需要我國完善相應的制度以維護被遣返人的基本權利，從而為辦案機關通過遣返成功進行海外追逃創造條件。在現有本土法律基礎上，我國可從以下兩方面為保護被遣返人的基本權利設計具體進路。

其一，完善量刑承諾制度。遣返中的量刑承諾制度，是指為推動非法移民遣返等刑事司法合作的順利開展，請求遣返國向被請求遣返國作出的，關于對被遣返人在回國受審后予以減輕處罰承諾的制度[18]。但是不能把量刑承諾簡單地理解為不需要法定的作出程序，只須司法機關作出口頭或書面保證[19]。尤其對于非自愿被遣返的外逃人員，我國向遣返國作出的量刑承諾無法視為外逃人員認罪認罰的情形，便導致外逃人員被遣返回國后難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落實量刑承諾，進而對遣返國在審查程序中的判斷產生影響。因此，審判機關需要在外逃人員被遣返回國案件的判決中，明確提及我國政府在遣返中作出的量刑承諾，并依據量刑承諾作出判決，以此規范外逃人員被遣返后的自首認定和刑罰裁量。在兩審終審制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無法對基層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作出符合量刑承諾的終審，導致遣返中的量刑承諾可能會與法院對外逃人員作出的生效判決產生沖突。而審判監督程序和死刑復核程序受到啟動條件的限制，更不可能完全保障量刑承諾的實現。因此，在上下級法院是監督與被監督關系的背景下，我國需要確立一審法院的量刑承諾決定權，并建立具體的量刑承諾程序，由國家監察機關將遣返國提出的條件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和外交部共同形成意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量刑承諾的建議，再逐級轉交至案件管轄的中級人民法院或基層人民法院裁定是否作出量刑承諾，以此來解決量刑承諾在司法監督和約束力方面的問題。

其二，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若外逃人員自愿接受遣返，那么我國對外作出的量刑承諾即可在國內刑事訴訟中進行轉換，對這些外逃人員直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案機關在遣返過程中應當告知外逃人員認罪認罰后可從寬處理，并就量刑問題與其平等協商。由于外逃人員尚未歸案，控辯協商更具可能性，也能夠充分保障外逃人員的合法權利，達到勸服外逃人員自愿回國的目的。此時，應當將違法事實和責任事實從量刑協商的范圍中予以排除，僅限于依據行為人認罪態度等方面的事實，其可能獲得的預防刑罰優惠進行溝通。既保障司法公信力，恢復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也能夠防止勸返勸繳對外逃人員的吸引力不足，畢竟，明確從寬量刑幅度有利于增強外逃人員對刑期的可預測性。因此，可考慮將認罪認罰設置為獨立的量刑從寬情節，明確具體的量刑優惠比例，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印發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中設定量刑優惠及幅度，并且對于自首或坦白后又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給予量刑優惠的幅度，可以比目前規定的比例更大[20]。此外，認罪認罰從寬審查制度既要允許律師介入，充分征詢辯護律師的意見，也要依據《監察法》規定的兩級機關審查模式，對認罪認罰的過程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分別從自愿性、真實性和合法性三方面進行實質審查。這是基于審查起訴實質化的要求，若被追訴人確實符合從輕處罰、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的有關情節，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起訴和人民法院依法審判時，本身自然會予以充分考慮[21]。

（二）提高遣返合作的對接能力

遣返在過程上的單邊性，意味著需要應遣返國的遣返制度作出配合并提供高效的協作。具體而言，應當確定和規范我國在遣返國的調查和救濟程序，提高對接技術，在能夠適應遣返國法定要求的基礎上開展遣返事宜的國際合作。

其一，監察機關作為履行職務犯罪調查權的反腐敗專門機關，其主體地位應予以明確。國際慣例通常以司法機關作為司法協助的聯系和辦案機關，而我國以監察機關作為腐敗犯罪調查機關，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監察委員會獨立行使監察權，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也將監察委員會確定為聯系和辦案機關，那么監察機關完全可作為我國履行司法職能的獨立機關。倘若我國將監察機關定位為政治機關，那么其所調查的腐敗犯罪則可能被外國認定為“政治犯罪”，而遣返國在對外逃人員的非法移民身份調查過程中，通常都會審查請求所針對的行為是否屬于政治犯罪，以此判斷是否屬于“政治避難”的情形。此時，監察機關以政治機關的身份所查明的犯罪事實，便會成為外國以“政治犯罪”為借口拒絕將外逃人員遣返回我國的理由。在海外追逃實踐中，一些外逃人員申請政治庇護時往往聲稱案件由作為政治機關的紀檢機構辦理，并采取《刑事訴訟法》里未曾規定的“雙規”政策，所以其是在受“政治迫害”[22]。因此，監察機關應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監察法》的規定，以履行職務犯罪調查權的反腐敗專門機關身份參與遣返合作，并規范海外追逃案件中的國內監察調查程序，保障外逃人員能夠順利被遣返回我國。

其二，應當妥善解決遣返協作的技術性問題。前文述及的域外經驗顯示，不同國家的遣返程序在調查規則和救濟制度等方面的規定并不一致，而海外追逃實踐往往需要國家間就個案進行充分溝通和磋商。此時，監察機關應當充分發揮其作為職務犯罪案件辦案機關和反腐敗追逃主管機關的雙重作用，在請求遣返前依據相關國家的非法移民調查程序標準對涉及的案卷和文書進行核查。事實上，不同國家間的法律文化差異，是許多刑事司法協助請求以需要獲取更多信息為由被駁回的常見原因[23]。為避免因術語偏差等原因造成的溝通不暢，監察機關需要在遣返的書面材料中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二條的要求，簡明扼要地解釋文書用語以滿足遣返國的調查要求。而用非正式協助請求渠道進行行政程序的對接以尋求遣返國的合作意見，也是現實可行的策略。美國即鼓勵追逃國在刑事司法合作中，通過非正式請求要求美國進行常規調查，如證人會晤、視聽監控等，以滿足追逃國進一步核查的需要[24]。鑒于此，監察機關應當組織有關機關與遣返國各機關之間直接聯系，征詢關于保存特定證據和應對上訴程序的建議。

（三）協調海外追逃的程序供給

遣返在價值選擇上的平衡性充分體現了程序正義理念，這也奠定了我國在海外追逃中保障順利遣返所作出的程序供給的基礎。無論是在國內對職務犯罪進行調查，還是在國外對外逃人員進行追回，對遣返制度進行供給的過程中都需要貫徹正義理念，通過相互的、合法的配合與協調，推動遣返調查的及時進展。

其一，監察機關應當適用刑事訴訟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調查職務犯罪案件。在我國，《監察法》《刑事訴訟法》的程序銜接，意味著監察機關在調查程序中收集的證據材料，需要經過監察和刑事訴訟兩道程序，從監察證據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侗O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監察機關在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時，應當符合刑事審判關于證據的要求和標準，同時也確定了監察程序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是，盡管明確了收集證據的禁止性事項，《監察法》卻并沒有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情形、種類和條件，而《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則對非法證據排除進行了比較明確和詳細的規定[25]。為了應對遣返在調查程序和救濟程序中對于刑事證據合法性的要求，監察機關在進行追逃追贓案件的犯罪調查時，應當遵循《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既對以非法收集的言詞證據進行排除，也要對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實物證據予以排除，避免因我國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問題，而影響遣返國對外逃人員難民身份和被遣返后風險評估的認定。

其二，海外追逃應當建立全面的反洗錢措施，調查外逃人員的洗錢行為。腐敗分子在逃往國外的同時，通常會通過洗錢為其提供海外生活的經濟基礎。而洗錢罪作為一種經濟犯罪，將比腐敗犯罪更容易成為遣返外逃人員的依據。因此，以洗錢罪為由請求對方國家遣返腐敗分子更為合理和便利，這就需要我國加大對外逃人員洗錢犯罪的偵查力度。但是我國目前的反洗錢措施尚存不足，需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予以完善。第一，金融機構應當與監察機關共享洗錢情報。我國金融機構在反洗錢領域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行業自律和監管制度，監察機關和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就信息共享建立合作，對于及時掌握職務犯罪中的洗錢線索具有重要意義。第二，支持非金融機構履行反洗錢責任?！吨腥A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尚未確立非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義務，在此背景下，有關部門可以組織協調反洗錢監管部門對非金融機構確立內部的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可疑交易報告制度等提出建議。第三，防控地下錢莊非法跨境匯兌。一方面，公安機關可以和監察機關進行部門合作與協調，加強打擊非法交易銀行卡的黑色產業鏈，從源頭上監控地下錢莊非法跨境匯兌。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可以組織建立反洗錢大數據平臺，使數據源具備覆蓋面廣、準確度高、時效性強等特點，將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進行跨部門、跨機構、跨行業的高度整合，為風險識別、案件調查、打擊犯罪提供高效的服務[26]。第四，落實FATF 虛擬貨幣反洗錢標準。我國盡管已經禁止虛擬貨幣業務，但是并未出臺專門針對虛擬貨幣的反洗錢法規，難以控制虛擬貨幣的洗錢風險?！洞驌粝村X、恐怖融資與擴散融資的國際標準：FATF 建議》（以下簡稱《FATF 建議》）作為國際公認的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標準，已明確了對虛擬貨幣的反洗錢標準。我國可以根據追逃追贓實踐情勢，組織協調有關部門討論《FATF 建議》標準，在符合國情的前提下具體適用?？偠灾?，將反洗錢措施全面運用到遣返中，能夠為遣返國認定腐敗分子的非法移民身份提供新的助力，在遵循秩序和自由的正義價值基礎上保障外逃人員被合法遣返回國。

五、結語

在海外追逃已進入深水區的背景下，如何持續擴大追逃成果是我國腐敗治理實踐必然會面臨的挑戰。復雜多變的追逃形勢需要我國在符合法治原則的基礎上靈活選擇合適的追逃措施。而通過完善被遣返人的保護制度、提高遣返合作的對接能力、協調海外追逃的程序供給等方式，形成合理有效的海外追逃訴訟路徑，是現階段完全可行的遣返適用模式。后續階段，我國還可以繼續通過對國際上相關立法和案例的進一步研究，充分汲取國際社會在遣返領域的先進經驗，并結合我國反腐敗治理實踐，在立足中國國情的基礎上不斷完善遣返制度與其他司法程序的協調配合，推動海外追逃工作在法治化前提下深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