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效應阻斷及犯罪治理研究

楊皓翔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 100038）

一、問題的提出

若一扇窗戶被打破后不及時進行修復，會給周圍居民傳遞該地區無人看管的信號，潛在破壞者和犯罪人會認為即使進行違法犯罪也不會有人管，進而可能導致更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1］。這種現象被稱為“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由美國學者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和喬治·凱林（George L.Kelling）于1982 年提出的犯罪學經典理論。破窗效應的核心是如果輕微的失序現象或越軌行為不及時修復和制止，“破窗”的范圍和后果就會逐步蔓延，最終發展為違法犯罪行為。破窗效應所闡明的失序和犯罪之間的因果關聯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因果鏈條，因果鏈條上關鍵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主要體現為：失序→犯罪恐懼感→退卻→非正式社會控制→違法行為→嚴重犯罪［2］。①失序（disorder）主要是指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環境的惡化與衰退；退卻（withdrawal）是指居民在心理層面和行為層面出現的社會退卻，例如減少社區參與、搬離社區等；非正式控制（informal social control）又被稱為非制度化控制，指的是以風俗、習慣的形式控制社會成員的控制類型。參見楊學鋒.破窗警務的誤解澄清與重新發現［J］.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93-100；Kelling G， Bratton W. Declining Crime Rates： Insiders' Views of the New York City Story［J］.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1998（4）：1217-1232.因果鏈條中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的，每個因素都會對其后的單個或多個因素產生影響。其中，“非正式社會控制”這一因素在破窗效應發展過程中扮演著“分水嶺”的角色。這一因素之前是“破窗效應”發展的初級階段，之后是惡化階段。

在非正式社會控制因素之前，失序現象尚未引起嚴重的實際損害后果，是破窗效應的初級階段，失序、恐懼、退卻行為或心理等因素的影響結果可以通過調查直接獲取。通過實地考察獲取地區失序狀態，通過恐懼感調查得到居民恐懼程度，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民眾存在的退卻行為或心理狀況，并可以通過調查結果及時進行干預和控制。在初級階段之后，破窗效應已經發展為違法行為和嚴重犯罪行為，進入破窗效應的惡化階段。惡化階段已經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后果，即使耗費巨大的刑事司法資源也難以有效控制發展趨勢。因此，阻斷“破窗效應”初級階段的因果關系鏈條是打破“破窗效應”的關鍵，即所謂的要努力修復“第一扇窗戶”。阻斷初級階段的因果關系鏈條能夠實現用最小的社會成本和代價達到切斷失序向違法犯罪傳導蔓延和犯罪治理的目的。

雖然“破窗效應”理論自產生以來被視為社會治理“抓小抓早”模式的典范，并在美國紐約市等地區得到了充分的實踐應用，但是仍有著更深入的研究空間。一方面，“破窗效應”因果關系鏈條是邏輯推演的結果，目前還缺少相應的實證檢驗。另一方面，破窗效應所涉及的因果關系鏈條僅關注了社會外部控制力中的非正式社會控制，而忽視了正式社會控制在阻斷破窗效應中所起到的作用。①社會外部控制力通常包括兩種形式：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劃分依據主要為是否有明文規定。正式社會控制通常是由正規的規范以約束并控制個人行為，正式社會控制的來源通常包括法律、條例和規章；非正式社會控制是指使用非制度化的方式約束個體的控制類型，非正式社會控制的來源通常是社會組織、群體和個人。例如，家庭成員可以通過給予或拒絕認可、尊重和信任等方式施加非正式社會控制；而周邊環境包括學校同學與老師、周邊朋友和社區中的鄰居也可以通過社交網絡，由道德評價、輿論、群體壓力等方式產生非制度化的、不具有強制力的控制。參見張曉輝,王啟梁.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的社會控制與法治建設［J］.思想戰線，2005（2）：111-117.因此，本研究結合“破窗效應”拓展研究的領域，以“失序”為起點，以“非正式社會控制”為終點，運用實證方法驗證“失序→正式社會控制→犯罪恐懼感→非正式社會控制”關鍵因素之間的整體關系，深入剖析四個關鍵因素及變量間相互作用的機制機理，揭示阻斷“破窗效應”惡化為違法犯罪的有效措施。

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收集有關數據，根據研究假設推演構建變量之間的關系，然后經過統計分析驗證假設。本次研究的問卷調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預調查，目的在于檢驗調查問卷中量表的信度；第二個階段為正式問卷調查，目的是檢驗調查問卷中量表的效度并檢驗研究假設。研究采用便利抽樣的方式，通過網絡問卷作答的形式發放問卷，第一次預調查發放了5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10 份，有效率為82%；第二次發放調研問卷1500 份，最終得到有效問卷1185 份，有效率為79%。

二、文獻研究和假設推演

本部分根據文獻研究推演出各個因素間的因果關聯，深入分析不同研究者對相關因素的思辨與實證研究結論，進而推導出各因素間兩兩相關的關系。

（一）失序與非正式社會控制

在犯罪學研究的語境中，非正式社會控制的機制是公眾為了維護法律、法規和社會準則所采取的行動，這些行動包括對犯罪或越軌行為的議論、當面斥責、表示反對或者直接與行為人面對面地討論等［3］。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弱化意味著社區內非正向價值觀的逐漸放大，當犯罪行為在身邊發生時，民眾更可能選擇遠離、逃避而不是主動干預、制止或者報警求助，不良價值觀對社區居民的危害導致大眾難以通過非正式社會控制的途徑減少犯罪。

社會關系不穩定與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低均會導致犯罪行為［4-5］。同時，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可能對一般認知理解中的經濟水平低、人口流動性高的社區有更高的犯罪率具有重要的解釋意義，即經濟劣勢和居住不穩定地區高犯罪率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這些地區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水平較低［6］。將非正式社會控制這一概念納入破窗效應的阻斷模型中，能夠更好地解釋破窗效應的產生與影響，能夠為犯罪治理乃至社會治理提供具有合理性和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由社會解組理論和犯罪治理的實踐經驗可知，一個地區存在的物理失序或社會失序現象越嚴重，該地區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將越低。物理失序和社會失序帶來了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弱化。物理失序意味著一個地區的周邊環境破敗不堪，例如該地有眾多閑置土地、無人看管的報廢車輛、隨處可見的垃圾和不完善的基礎設施；社會失序意味著居民在周圍地區經?？吹酱蚣芏窔?、街面乞討、公眾場合醉酒、破壞公共財產、當街賭博和其他違法犯罪現象［7］。破窗效應體現出一種信息串聯，因為對失序和犯罪的觀察為潛在犯罪者和破壞者提供了社會控制缺失的信息，失序導致居民退卻，削弱了非正式社會控制的程度［8］。

有鑒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失序程度顯著負向影響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

（二）失序與犯罪恐懼感

犯罪恐懼感被定義為個人對于成為犯罪被害人的恐懼［9］。犯罪恐懼感作為民眾對犯罪行為感到恐懼的抽象概念，是個體基于被害風險認知所形成的，因犯罪和犯罪信號產生的情緒反映。犯罪恐懼感不僅會提高民眾預防犯罪被害的心理準備，還會帶來退卻心理和退卻行為。早在20 世紀60 年代，西方犯罪學研究就開始將犯罪恐懼感視為一種可以測量、分析、量化和計算的社會科學之中可以觀測的變量，并運用社會調查、統計、民族志研究、自我報告調查和媒體分析等調查方法積累并豐富這一研究話題，逐漸成為了西方犯罪學學科知識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0］。同時作為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犯罪恐懼感調查研究表明了犯罪恐懼感是犯罪作用于社會的不可或缺的中間變量［11］。

犯罪恐懼感生成的失序模型來源于對“破窗效應”的實證檢驗研究。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失序會導致犯罪恐懼感的提升，但不同的失序類型可能會對犯罪恐懼感帶來不同的影響［12-13］。例如Hinkle 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社會失序顯著提高了個人犯罪恐懼感的認知水平和情緒水平；但是物理失序僅帶來民眾風險感知水平的上升，而沒有帶來恐懼情緒的增加［12］。Doran 和Burgess 發現社區存在的失序現象反映出該社區環境治理的能力存在問題，體現出社區管理組織和居民共同應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弱，所以犯罪問題也就更容易在該區域滋生，犯罪恐懼感也就相伴而生［14］38-39。良好的公共秩序能夠降低居民的恐懼，但是民眾判斷秩序產生的來源既有物理空間層面，又有社會生活層面，而不同秩序或者失序的類型會給民眾的犯罪恐懼感帶來不同的影響。

有鑒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失序顯著正向影響犯罪恐懼感；

H2a：物理失序顯著正向影響犯罪恐懼感；

H2b：社會失序顯著正向影響犯罪恐懼感。

（三）失序與正式社會控制

破窗效應的實證檢驗通常將正式的社會控制，例如破窗警務措施、社區警務等工作方式和手段，作為失序影響犯罪恐懼感的中介變量，由此發現了居民對社區失序的感知往往影響了他們對當地正式社會控制有效性的評價［3］［15］。

民眾對失序狀況的感知降低了其對社會存在的正式控制的評價。對社會治安狀況負有直接責任的警察部門在這一過程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失序會導致民眾對當地警察效能評價的顯著降低。例如，Steenbeek 和Hipp 根據荷蘭74 個社區長達10 年的縱貫數據進行了交叉滯后模型的檢驗，發現失序對社會控制水平和社會凝聚力等因素具有巨大且穩定的影響［16］。對失序現象視而不見將導致社會控制機制的瓦解。Gau 等人在探究失序影響犯罪恐懼感的過程中發現，正式社會控制在失序對犯罪恐懼感影響的過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17］。Sprott 和Doob 梳理了多個學者針對失序與正式社會控制評價之間關系的研究提出了失序因素對警察、法院等正式社會控制評價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通過加拿大的犯罪調查數據驗證了失序顯著降低了民眾對警務工作的評價［18］。鑒于失序是一種易于觀察到的現象，其反映了刑事司法系統的正式社會控制機制未能直接發揮作用，將導致民眾對刑事司法系統等社會控制機制產生更多的負面看法。

有鑒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失序顯著負向影響正式社會控制。

（四）正式社會控制與犯罪恐懼感

正式社會控制是影響民眾犯罪恐懼感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正式社會控制的程度和水平會被民眾感知進而做出評價；另一方面，正式社會控制還是一種存在的客觀事實，制度化的控制手段會通過法律法規的執行過程作用于社會。就國內而言，與打擊違法犯罪事件息息相關的公安機關就成為了正式社會控制的典型表征，而警務相關活動的開展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民眾判斷正式社會控制有效性的評判標準。

作為打擊違法犯罪活動中堅力量的警察部門成為了影響民眾犯罪恐懼感程度最重要的主體。若某地區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警力資源未得到優化，無法及時處理轄區內發生的各類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轄區內居民明顯能夠感受到所處環境的危險，犯罪恐懼感也水漲船高。警察的執法勤務活動涵蓋的業務較多，民眾可能無法直接感受到，而巡邏警察往往被認為是降低犯罪恐懼感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19］。警察巡邏縮短了警察和民眾之間的距離，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前瞻性的執法活動，這種活動可能無法直接降低犯罪率，但是卻大大降低了民眾的犯罪恐懼感［20］。

警務活動等正式社會控制手段在失序與民眾的犯罪恐懼感之間起到中介作用。社會控制程度越強意味著警察執法等制度化的社會鍵越強，且潛在犯罪人的犯罪外部遏制力越強，犯罪發生的可能性越低，民眾的犯罪恐懼感也越低。

有鑒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正式社會控制顯著負向影響犯罪恐懼感。

（五）正式社會控制與非正式社會控制

社會控制力的減弱會導致犯罪率的上升，進一步削弱社會的凝聚力并產生惡性循環。當前國內針對控制理論的實證研究大多關注內部控制系統，例如自我控制對犯罪與越軌相關問題的影響［21-22］，而較少關注外部控制系統在犯罪與越軌行為發生過程中具體的作用機制。

不同研究者就正式社會控制對非正式社會控制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并進行了實證檢驗。對正式社會控制機制有效性的看法極有可能遷移到非正式社會控制，并可能影響個體對采取非正式社會控制行動的潛在危險和成本的評估?；凇捌拼靶钡木瘎兆饔脵C制就是通過有效的警力資源等正式控制手段來激活社會資源，進而提升社區的非正式控制水平［2］。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以實現非正式社會控制的目標［23］。根據感知效力和行動成本理論，如果居民認為非正式的社會控制行動并未獲得有效的正式社會控制的支撐，那么就效用最大化原則而言，這會導致非正式社會控制行動所需的成本提高，降低了采取行動后的潛在效益與回報［24］。在那些認為警察有意愿并有能力解決當地問題的社區，警察的參與甚至可以使相關問題通過非正式控制的方式解決，或者至少這種信心可以讓居民放心，他們的非正式社會控制行動將在必要時得到加強。

有鑒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正式社會控制程度顯著正向影響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

（六）犯罪恐懼感與非正式社會控制

社會解組理論表明集體效能和非正式社會控制是在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減弱的部分，社會鍵的減弱帶來社會規范的缺失、社會價值的崩塌以及文化的沖突。犯罪恐懼感加劇了社會解組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劇烈變遷、亞文化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降低［14］34［25］。對犯罪產生恐懼的根源是公眾對當地社區秩序狀況的不信任，以及對社會變遷過程中更為廣泛的焦慮，具體體現為對社會衰弱、社區分裂和道德權威的擔憂等［26］。

犯罪恐懼感會帶來非正式社會控制的降低。民眾因為對犯罪感到恐懼而形成了退卻行為，降低了與他人之間的聯系，人際網絡的弱化帶來了非正式控制程度的降低。破窗警務的作用機制就是通過警方對于失序現象與越軌現象的高度關注和及時處置，達到降低民眾的犯罪恐懼感、加強社會融合、提高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目的；同時，警察作為社會控制的主要人員，在執行維持社會秩序、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時，本質上承擔著增強社區自身的非正式控制機制的任務［2］。

有鑒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6：犯罪恐懼感顯著負向影響非正式社會控制。

綜上所述，本研究涉及的所有假設路徑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破窗效應阻斷研究假設路徑示意圖

三、問卷調查及實證檢驗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測量

在正式調研之前，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樣的方式通過網絡問卷作答的形式發放了500 份預調研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10 份，有效率為82%。調查變量、潛變量以及具體的問卷調查題目詳見表1。本研究采用一手調查數據進行潛變量測量，在充分參考借鑒犯罪學相關領域測量方式和成熟量表的基礎上編制問卷，以更加精確地獲取民眾針對失序、犯罪恐懼感、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等內容的真實態度和想法。其中自變量失序主要參考Hinkle 的量表［27］,包括兩個維度,共9個題項。因變量非正式社會控制主要參考Marzbali等人［28］以及Bellair 和Browning［29］的量表，包括家庭、校園和社區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內容，共包括5 個題項。中介變量犯罪恐懼感量表在參考英國［30］、美國［31］等國家犯罪調查中的犯罪恐懼感量表并在國內相關本土化研究的基礎上，編制包括風險感知和恐懼情緒兩個維度的9 個題項；中介變量正式社會控制程度參考Salmi［32］和Cho［33］的研究，編制包括警務工作的見警度和警務機構的可獲取度等內容共6 個題項。為求量綱一致，本研究所編制的所有問卷均為李克特7 點量表的形式?？刂谱兞繛樾詣e、城鄉分類、年齡和教育程度。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 Statistics 25 軟件，對410 份有效樣本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所有變量的KMO 值均大于0.8，巴特利球形檢驗的結果均小于0.05，都在臨界值以內，說明適合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各變量有效因子載荷均在0.6 以上，且不存在交叉載荷現象，各因子的收斂效度較好；各變量的特征值也滿足大于1 的要求；各變量的Cronbach's Alpha 系數為0.859-0.926，均超過學界通常要求的0.8 以上，累計解釋變異均在60%以上。根據學界通行標準，本研究測量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

表1 主要變量因子分析結果（n=410）

（三）正式調研樣本與驗證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正式調研在抽樣過程中盡量考慮全國不同地區、不同居住環境和不同年齡層次的人群，開展網絡問卷調查。在通過人際網絡的雪球調查法發放問卷的基礎上，又通過見數（Credamo）平臺的數據集市發放，發放的問卷與預調研問卷一致。正式發放調研問卷1500 份，通過甄別題拒絕不認真填寫被試問卷和人工排除明顯亂填問卷的方式剔除無效問卷，最終得到有效問卷1185 份，有效率為79%。問卷的樣本結構如表2 所示。

表2 樣本人口學變量頻次統計表

利用AMOS 軟件，對1185 份正式調研的樣本進行驗證因子分析。針對問卷調查中所有問題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在形成以下驗證性因子分析前已經進行分析，由于非正式社會控制中的vIS_2、vIS_6 變量，失序中的PD_1、PD_3、SD_2變量和犯罪恐懼感中的FE2、PR1、PR3 變量，因子載荷小于0.6，故將這些變量刪去后，重新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避免調查樣本出現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哈曼（Harman）單因素檢驗，對本問卷調查涉及的所有變量進行單因素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在提取出5 個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中，第一個公因子所占解釋變量的比例為32.34%，小于第一個或特定因子總方差解釋程度為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編制的問卷調查量表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34］。

根據驗證性因子結果分析可得以下結論：

1.結構效度

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如表3 所示。四因子模型是將犯罪恐懼感和失序分別組成一個二階因子，將失序、犯罪恐懼感、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組合而成；三因子模型是將犯罪恐懼感和失序下的二階因子組合成為一個因子，與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組合而成；二因子模型是將犯罪恐懼感和失序下的二階因子組合成為一個因子，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的所有觀察變量組合成一個因子，共同組成二因子模型；單因子模型是將所有觀察變量放在一起組成。

表3 各模型整體擬合系數表

四因子模型是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模型，其卡方自由度比值為4.703，小于學界通常要求的5；①卡方自由度比值的最理想值為小于3，卡方自由度比值在3 至5 之間屬于可接受的范圍，大于5 則說明模型的結果效度欠缺。由于本研究調查的樣本數量為1185，大樣本數量會導致卡方自由度比值有所下降，但其數值為4.703，小于5 屬于可接受的范圍內。RMSEA為0.056， 小 于0.08 的 要 求；CFI、IFI、TLI、NFI 和GFI 均大于學界要求的臨界值0.9 的標準，同時，四因子模型的各項指標均優于其他模型，說明模型整體擬合適配較好，具有較高的結構效度。

2.聚斂效度

由表4 可知，失序、犯罪恐懼感這兩個二階潛變量以及非正式社會控制、正式社會控制和物理失序、社會失序、風險感知和恐懼情緒的一階潛變量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6，由此說明各個潛變量對應所屬題目具有很高的代表性。此外，每個潛變量的平均方差變異AVE 都大于學界通常要求的0.5，同時組合信度CR 均大于0.8，說明聚斂效度理想。

表4 聚斂效度表格

3.區分效度

由表5 可知，失序、犯罪恐懼感、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p<0.001）,另外相關系數均小于AVE 的平方根，說明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區分，量表數據的區分效度明顯。

表5 區分效度表

（四）實證檢驗結果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子分析，對物理失序、社會失序、正式社會控制、犯罪恐懼感和非正式社會控制指標進行降維，提取特征根數值大于1 的因子，將生成的得分保存為變量，另外將物理失序和社會失序的算術平均數生成新的失序變量。以失序作為自變量，性別（1=男性；2=女性）、城鄉分類（1=城市；2=城鄉結合區；3=鎮區；4=鎮鄉結合部；5=鄉村）、年齡和受教育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及中專；3=大專；4=本科；5=碩士；6=博士）作為控制變量，非正式社會控制作為因變量，正式社會控制和犯罪恐懼感作為中介變量，根據Hayes 提出的條件過程模型分析方法,運用SPSS軟件中的Process3.3 插件（模型6）進行分析，該方法可以對鏈式中介模型進行整體性檢驗。

結果如表6 所示，由表可知，失序顯著負向預測正式社會控制（β=-0.15，p<0.001），研究假設H3 得到證實；失序顯著正向預測犯罪恐懼感（β=0.50，p<0.001），研究假設H2 得到支持，正式社會控制顯著負向預測犯罪恐懼感（β=-0.06，p<0.05），研究假設H4 得到支持；失序顯著負向預測非正式社會控制（β=-0.63，p<0.001），研究假設H1 得到支持，正式社會控制顯著正向預測非正式社會控制（β=0.10，p<0.001），研究假設H5 得到支持，犯罪恐懼感顯著負向預測非正式社會控制（β=-0.09，p<0.01），研究假設H6 得到支持，由此研究假設1-6 均得到支持。加入正式社會控制和犯罪恐懼感之后，失序對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影響依舊顯著，所以正式社會控制在失序和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同理，犯罪恐懼感在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6 失序和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的鏈式中介模型

采用Bootstrap 檢驗方法對本研究所提及的所有變量進行重復抽樣以估計模型的整體效果和置信區間，重復抽樣5000 次后進行分析。表7 顯示了直接效應、三條中介效應和總效應的標準化Bootstrap 檢驗結果。鏈式中介效應各路徑中的置信區間均未包含0，說明中介效應均顯著，鏈式中介成立，正式社會控制、犯罪恐懼感在失序和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其中，路徑1：失序→正式控制→非正式社會控制占間接效應的占比量為24.70%；路徑2：失序→正式控制→犯罪恐懼感→非正式社會控制占間接效應的占比量為1.19%；路徑3：失序→犯罪恐懼→非正式社會控制占間接效應占比量的74.11%。由此說明通過Bootstrap 檢驗方法驗證后鏈式中介模型中的每條路徑均顯著，其中路徑3 的影響最為突出。

為進一步研究假設H2a 和H2b，分別以物理失序和社會失序作為自變量，性別、城鄉分類、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作為控制變量，犯罪恐懼感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8 所示。由表8可知，物理失序顯著正向預測犯罪恐懼感（β=0.29，p<0.001），研究假設H2a 得到支持；社會失序顯著正向預測犯罪恐懼感（β=0.42，p<0.001），研究假設H2b 得到支持。由兩個模型的R2數值對比可以得知，社會失序相較物理失序對犯罪恐懼感所帶來的影響更大。

表8 物理失序和社會失序對犯罪恐懼感影響的效應檢驗表

四、研究結論及其對我國犯罪治理的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破窗效應過程中尚未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初級階段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失序對非正式社會控制影響的鏈式中介模型，對破窗效應的阻斷過程進行驗證，得出了以下結論：

1.失序對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該研究結論說明了破窗效應在我國的實證背景下仍然具有較強解釋力，破窗效應帶來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減弱十分明顯，阻斷破窗效應的首要任務就是降低失序及失序帶來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弱化。

2.失序可以通過犯罪恐懼感影響非正式社會控制

失序帶來犯罪恐懼感的上升，同時犯罪恐懼感導致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弱化，因此犯罪恐懼感是失序和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的中介變量。該結論說明了因失序產生的風險感知和恐懼情緒會進一步加劇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弱化。一個物理空間雜亂不堪、社會越軌行為頻繁的生活環境將導致大眾的恐懼感大幅上升，風險感知的上升和恐懼情緒的增加將使個體的回避與退卻行為增加；而一個人人自危的生活環境將很難形成有效的社會網絡，居民將背離傳統的風俗和習慣，進而更加難以形成有效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破窗效應在社會層面形成失序現象，在個體層面形成失序感知并且由失序產生的恐懼情緒帶來個體行為方式的改變，從而導致了社會層面非正式控制程度的弱化。

根據失序對非正式社會控制影響的間接效應分析發現，路徑3（失序→犯罪恐懼感→非正式社會控制）的間接效應占比量最高，說明了犯罪恐懼感在破窗效應發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個體恐懼情緒所帶來的退卻行為也成為了嚴重犯罪進一步升級的土壤。此外，社會失序相較于物理失序會給犯罪恐懼感帶來更嚴重的影響，由此可見在阻斷破窗效應的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社會失序現象的處置。破窗效應的阻斷可以通過恐懼感的調控進行，避免過高且非理性的犯罪恐懼感可以在避免被害的同時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居民參與社區非正式控制的意愿，降低由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過低引發的違法行為及其衍生的嚴重犯罪，從而達到犯罪防控的目的。

3.失序可以通過正式社會控制影響非正式社會控制

失序負向影響正式社會控制，同時正式社會控制正向影響非正式社會控制，因此正式社會控制是失序和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的中介變量。雖然民眾對失序的感知會降低其對社會正式控制的評價，但是通過正式社會控制可以降低物理失序或社會失序對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所帶來的影響。

警察能見度的提升、警力資源可獲取度的提升等社會正式控制程度增加的表征都可以改變失序現象對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弱化過程。在失序狀況相似的社區，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強化可以加強社區內群體間聯系，和諧友善的社區環境更能夠強化非正式社會控制。采取非正式社會控制行動存在潛在的成本，例如阻止不良越軌行為需要時間成本、見義勇為可能會遭致打擊報復或者使其面臨更大的受害風險。當居民認為警察效率低下、正式社會控制程度不足時，居民運用非正式社會控制手段制止犯罪時會感到現實危險、未得到有效保護，會降低民眾參與非正式社會控制的意愿；當居民認為正式社會控制程度較高，出現犯罪能夠被及時發現處置、警察能夠較好地預防和控制犯罪時，自身對犯罪和越軌行為的制止能夠及時得到正式控制的支撐，民眾打擊犯罪、制止越軌和處置失序的可能性也因此上升。

4.正式社會控制和犯罪恐懼感在失序對非正式社會控制影響中起到鏈式中介的作用

正式社會控制能夠在破窗效應發展過程中與失序行為帶給個體的恐懼情緒“抗衡”，減緩并阻斷因失序帶來的恐懼感進而導致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降低。如前所述，非正式社會控制在破窗效應中扮演著“分水嶺”的角色，這一鏈式中介模型說明，在破窗效應的初級階段可以通過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降低破窗效應的發生與惡化。

通過采取破窗警務等措施增加正式社會控制的強度可以有效阻斷或延緩破窗效應從初級階段向惡化階段的轉變。破窗效應初級階段與惡化階段中的每一個關鍵因素都與最終的犯罪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通過阻斷破窗效應所闡述的因果鏈條機制，運用層層阻斷措施進行犯罪防控能夠將犯罪扼殺在萌芽之中。特別是尚未引起嚴重實際損害后果的破窗效應初級階段，能夠及時干預和調控失序、恐懼感、退卻行為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等關鍵影響因素，能夠運用最低的成本切斷失序與犯罪之間的傳導機制。

破窗效應所涉及的關鍵因素為犯罪治理提供了著力點。失序一方面直接帶來犯罪恐懼感和社會退卻，導致民眾參與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社會控制的意愿降低，采取道德說服、輿論譴責、見義勇為等相關非正式社會控制活動制止犯罪的可能性也進一步降低，使得破窗效應的初級階段逐步升級；另一方面，失序釋放出居民對犯罪漠不關心的信號，潛在犯罪人認為當前環境中缺少有效的監管者，降低了其預期的受到懲罰的可能性。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的缺失也降低了潛在犯罪人進行犯罪決意階段所需要經歷的動機斗爭，導致潛在犯罪人犯罪可能性的上升，進而導致犯罪的發生與惡化。破窗效應阻斷強調犯罪治理不單單是防止和控制違法與犯罪行為的發生，犯罪治理還應控制失序向犯罪層層傳遞的因果鏈條，其中包括控制犯罪恐懼感過高、避免退卻心理與退卻行為過盛、預防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過低等。

破窗效應的阻斷有助于構建犯罪治理共同體。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我國已經逐漸由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人口流動性增強，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可能進一步被削弱。發動人民群眾和各種社會力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犯罪治理和社會治理格局是阻斷由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不足導致破窗效應初級階段向惡化階段轉變的關鍵。進行破窗效應阻斷能夠順應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需求，能夠利用正式社會控制機制調動非正式社會控制力量，構建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共享的犯罪治理共同體。而將輕微問題處理前置，通過社會治理調動社會資源降低失序現象、通過合理手段調控犯罪恐懼感并通過不同途徑強化非正式社會控制無疑是犯罪控制與犯罪治理的最優答案。

（二）實踐啟示

1.公安機關持續推進智慧平臺建設以增強正式社會控制

運用智慧警務平臺建設進行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破窗警務已經被整合到國內的社區警務工作模式當中，所以應當持續完善智慧社區警務工作模式，以降低失序對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影響。具體工作包括：進行社區人口精細化管理，管控沿街乞討賣藝行為，幫扶刑滿釋放人員，對接政府部門幫助其妥善擇業或再就業；嚴格管控重點場所，重點關注出租房屋、公共復雜場所、網吧、歌舞廳等場所，預防與解決公眾場合醉酒、社區周邊噪音過大等問題；持續完善天網監控系統，增加犯罪熱點地區的監控覆蓋密度、定期維護存在故障的監控設備；提高警察能見度、加強民眾需要使用警力資源時的便利程度，前移并優化指揮調度工作，持續提升110 限時到場率。增加民眾所感受到的正式社會控制程度以降低過高程度的犯罪恐懼感，進而阻斷破窗效應。

2.基層自治組織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以提高非正式社會控制力

當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成功就是激活非正式社會控制對于犯罪防控的例證。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其中自治與德治就是激活群眾之間非制度化的控制手段，利用輿論譴責、倫理風俗等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從而達到犯罪治理的目的。所以，需要不斷繼承和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鄉鎮和街道矛盾糾紛一站式、多元化解決機制和心理疏導服務機制，運用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發揮基層政權整合社會治理資源、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的平臺作用，通過開展社區活動、社團活動等集體活動的形式不斷加強社會融合、提升集體效能。即鼓勵居民共同參與社會生活、享受社會福利，通過線上和線下的各種集體活動重構群體歸屬感，在集體活動中不斷超越自我，實現自我價值并創造社會價值，以達到強化非正式社會控制的目的。

3.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完善弱勢群體管理體系以降低犯罪恐懼感

犯罪恐懼感在破窗效應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將犯罪恐懼感控制在合理程度是阻斷破窗效應的有效手段。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婦女等作為潛在被害風險較高的群體需要重點關注。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婦女聯合會等組織和部門需要積極進行被害預防工作，加大被害前的被害預防宣傳工作，針對高發被害風險開展個性化、精細化的宣講工作；講授典型被害類型發生時的應對技巧；拓展被害后的救濟渠道，避免再次被害、重復被害和惡性逆變等事件的發生，重視被害后犯罪恐懼情緒的舒緩，避免被害后求助無門導致的恐懼感上升，進而帶來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程度的降低和社會負向價值觀的擴散。

4.企業和社會團體參與社會共治以健全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

僅依靠正式社會控制力激活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難以徹底阻斷破窗效應，還需要企業和社會團體共同參與，構建犯罪治理共同體。需要積極利用社會力量，具體包括：運用義警賦能基層治理，發揚“紅楓義警”“江淮義警”精神，宣傳并推行義警工作模式，積極利用義警開展社會治安防范，進行公益服務活動；重視企業自治工作的開展，通過企業內部機制控制和監督機制的完善進行犯罪風險控制；強調行業規范的制定實施，各行業結合自身潛在的違法犯罪風險從源頭上避免犯罪行為的發生。例如金融行業通過風險管理手段設置行業標準進行金融相關犯罪的預防與治理，食藥環相關行業積極制定行業自律規范有效防范食藥環犯罪的發生。通過非正式社會控制的機制健全有效避免破窗效應向惡化階段轉變。

5.城市管理局推進文明城市創建工作以消解失序問題

為避免增加相關部門額外職能任務，可以將阻斷破窗效應工作與創建文明城市工作有機結合。通過城市管理局合理規劃，提高路燈覆蓋率、街道整潔度并減少公眾場所吵架、斗毆等不文明行為等方式，達到文明城市評選標準中對市容市貌和公共場所道德方面的要求，通過這些手段盡量減少城市與社區中存在的“破窗”。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依法賦予基層行政執法權，整合現有執法力量和資源，提升衛生、環境等方面的正式社會控制能力，做好市政市容管理、物業管理、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社會組織培育引導等工作。通過社會環境的優化達到將犯罪扼殺在萌芽之中的效果，通過社會治理的優化帶動犯罪治理效果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