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史研究的新范式與五四史觀
——評《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

孫朝陽

(1.陜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2.安陽師范學院 馬克思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節烈女性是中國古代社會有確切記錄的、規模最為龐大的女性群體，明清節烈女性數量之多、行為之苦更是遠超前代。貞女是明清節烈女性中十分獨特的一類，其數量盡管不多，卻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頗引起士人階層對此現象的爭議。隨著新文化史學的興起，美國學者盧葦菁教授的力作《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下稱《矢志不渝》)利用明清豐富的歷史文本，對貞女現象進行了系統研究，細膩展示了貞女的情感、理想和生活歷程。2012年，美國學者盧葦菁教授的《矢志不渝》一書中文版在國內出版。該書的獨特視角和研究方法，不僅拓寬了大陸古代婦女史研究視野，也為社會群體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范式。

一、《矢志不渝》研究方式之新

盧葦菁教授試圖以女性為中心建構描述貞女生活和明清歷史的話語體系并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體現在：

首先，該書采取了以女性為中心的書寫范式。盡管作者仍然不得不以主要由男性書寫的歷朝實錄、地方志、文人傳記等貞女事跡為基本史料，但同時也將貞女自己創作的詩歌作為核心材料來探討其主體性、情感及行為意義。通過精心選擇研究內容、確定系統化分析的研究視角和有選擇的運用史料，將貞女現象與明清社會發展變遷相關聯，構建起一個以女性為中心描述明清貞女的歷史敘事和話語體系，深入剖析了貞女對自身角色、身份和生活意義的理解，讓讀者得以從貞女的自我審視中理解其行為選擇的意義和豐富的情感世界。這種兼采兩性書寫資料并從女性視角出發進行閱讀分析的書寫范式，不僅可以更加真實的接近貞女的意識形態和情感世界，更可以有效抵消男性書寫固有的性別偏見。

其次，《矢志不渝》將貞女描述為一個有爭議的矛盾復合體。由于儒家文化和社會規范并不反對未婚女性二次訂婚。所以，貞女行為既普遍遭到父母反對，也將未婚夫家庭帶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同時還引起當時社會就貞女是否符合儒家倫理、貞女旌表是否具有合法性等問題的公開討論，支持者稱其為道德楷模，反對者認為她們是“尸奔”“節淫”。作者對貞女現象一系列矛盾的描述，相當生動地凸顯了貞女的社會意義和作用，將傳統觀點中“無足輕重”的貞女故事建構為明清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將一個社會邊緣群體納入到人們對明清歷史恢宏敘事的公共視野中。

第三，《矢志不渝》將貞女描述為具有明顯主動性的社會群體。通過對貞女現象的分析與研究，作者認為貞女群體具有明顯的主動性和目標指向，她們以堅決的態度、堅強的信念和堅定的意志沖破家庭阻撓，走上了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捍衛了自己的價值觀和尊嚴。這種從貞女自我追求的角度開展的分析，與傳統觀點認為貞女多出于無奈而進行的被迫選擇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此基礎上，作者質疑了五四史觀影響下國內史學界認為中國古代女性是被動消極的，在自身婚姻和生活中完全沒有發言權的普遍觀點；認為明清女性并非被動地接受歷史力量的左右，她們本身就是帝國晚期文化和歷史構建的行動者。

二、《矢志不渝》研究范式與五四女性史觀之弊

晚清以來，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日趨嚴峻的民族危機深深震撼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階層，早期維新派第一次將婦女問題提上了議程，他們把卑弱的女性與卑弱的中國相聯系，認為女性是導致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將“婦女問題”的討論推上了高潮，女權與婦女解放議題被廣泛傳播，女性貞操觀、包辦婚姻、傳統家庭結構和宗法制度遭到了激烈批判。在此背景下，五四話語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指出：“三千年的婦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組織排擠到社會以外了?！瓔D女簡直沒有什么重要?！?1)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頁。將婦女視為被邊緣化、被壓迫群體進行考察成為五四以來婦女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盧葦菁教授認為“壓迫——解放”的五四研究范式在某種程度上了掩蓋了歷史真實。她在《矢志不渝》結論部分寫道：“二十世紀的很多話語把年輕女性視為無聲的、順從的受害者，本書反駁了該觀點?！?2)盧葦菁：《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6頁。她希望通過對女性聲音的描述來改寫五四史觀關照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另一位美國著名婦女史學者高彥姬在《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書的序言中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其著述希望改寫五四史觀對婦女受壓迫歷史的看法。(3)[美]高彥姬：《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頁。在這一寫作目的支配下，盧葦菁教授質疑了婦女“犧牲品說”和女性被動消極、在婚姻和生活方面不具發言權的傳統觀點，認為貞女守節從烈是其主體性選擇，是她們對有意義生活的主動追求。在此語境下，原本被動消極、被壓迫、被剝削、被邊緣化的傳統婦女形象被塑造為自主追求生活意義、自覺維護自身尊嚴，以主體性身份構建帝國晚期歷史文化的行動者。

就文本呈現的內容來看，貞女的守節從烈行為的確具有主動性，其意志之頑強、態度之決絕、方式之激烈不能不令人嗟嘆。但是，考慮到旌表制度的影響、士大夫對從一而終的鼓吹以及現實社會婚姻問題的復雜性，一概用主體意識解釋貞女行為的做法并不符合當時的社會語境，因為“婦女的主觀能動性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父權制社會對婦女控制的需求”(4)焦杰：《錯位的歷史:文本來源與敘述差異——以唐代婦女史研究為例》，《南開學報》2018年第6期，第37-47頁。。貞女的守節從烈行為并非來自于自身對生命的感悟和對生活的理解，而是來自于對主流價值觀的迎合和皈依，真正掌控她們行為的不是她們自己的思想，而是社會的語境，她們犧牲的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全的是主流的話語和期望。也有一部分貞女很可能是迫于外界環境的壓力而不得不守節從烈，但在當時社會語境下，她們卻很少能表達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因此，不去剖析貞女守節從烈行為的社會語境，是無法深刻理解她們主體意識的真正來源及其內心的真實情感。

不可否認，五四史觀所確立的婦女史研究理論的確存在機械化、程式化和抽象化的弊端，它不僅忽略了婦女群體內部的差別，也在某種程度上夸大了性別對立和古代婦女受壓迫、受剝削的程度，難以客觀呈現古代婦女生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難以全面勾勒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身份婦女生活的特殊狀態。但是，以盧葦菁教授為代表的海外中國婦女史學者秉持為反對而反對、為推翻而推翻的寫作目的，不但可能影響她們公正對待五四史觀在中國婦女史研究方面的積極意義，也可能影響她們對明清貞女現象研究的客觀性。

三、中國女性史研究之基

后現代主義的流行，使宏觀、整體、統一的宏大話語體系遭到質疑與批判，微觀、個體和差異的研究范式興起。如果說“壓迫——解放”屬于宏觀范式，那么從主體性和女性經驗角度開展的研究則屬于微觀范式?！皦浩取贝砹藡D女地位從母系到父系的跌落，“解放”則象征著現代化進程中婦女的覺醒。在父權社會里，男娶女嫁的婚姻結構的確有利于男性權力的主張和男性同盟的建立，女性群體處于受壓迫、被損害的境遇是不言而喻的。但人類社會的構成又是極其復雜的，階級、種族、地域、民族、宗教、年齡都會對女性生活狀態產生影響，從而造成女性群體的分化和實際生活狀態的差異。也就是說，婦女史研究既要關注整體性，也要關注差異性，既要以歷史文化為背景考察婦女生活，也要探索婦女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和真實感受。

因此，作為宏大敘事的五四史觀的確需要不斷吸收中外學術研究的新理論、新方法，五四史觀關照下的大陸婦女史，也的確需要吸收以盧葦菁教授為代表的西方中國女性史研究的優秀成果。但是，對西方理論和學術成果的吸收與借鑒必須堅持本土化原則，不能全盤接收。五四史觀對中國女性史研究的基礎性地位不能動搖，五四史觀蘊含的反壓迫、求解放的基本理念，對女性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的關懷，對促進中國婦女解放和性別平等的意義，都具有鮮明的跨時代特征，閃耀著進步的光輝。即使盧葦菁教授，也承認貞女的行為應從當時文化和社會經濟語境中去理解，儒家對貞節寡婦的褒揚，社會對奇特文化的推重，宗教文化、父系家族制度、女教和童年訂婚習俗等都是影響貞女行為的因素。但可惜的是，盧葦菁教授并沒有就此展開充分的分析和討論，《矢志不渝》用大量篇幅對貞女義無反顧的精神進行了詳盡描述，卻在貞女守節從烈與社會環境關聯性及其社會價值的探討方面惜墨如金。

更為重要的是，盧葦菁教授認為，五四女性以自殺方式來逃避包辦婚姻的行為和明清貞女以自殺維護包辦婚姻的行為并無對錯之分，她們都是為了自主追求有意義的生活。這種認識如果僅用于對五四女性和明清貞女兩個群體對生命尊嚴、生活意義、婚姻和情愛看法的描述，甚至用于對貞女自殺情節現象的描述進行指導，都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用于對兩種女性群體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進行評價，則是根本錯誤的。前者反對的是舊制度、舊禮教，追求的是新文化、新生活，代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是真正意義上的主體行為，其行為的革命性、進步性不容抹殺。后者維護的是舊制度、舊禮教，追求的是舊道德、舊觀念，是父權社會婦德觀的“犧牲品”，并非是完全意義上的行為主體，其行為的消極性、落后性不容置疑。

近年來，海外中國學在大陸的影響越來越大，他們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確實在相當大程度上推動了大陸中國史研究的發展。以《矢志不渝》為代表的海外中國婦女史研究成果顯然值得大陸學者認真學習，女性中心論、主體論的研究范式也的確對中國女性群體研究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但其過于強調自我和族群主義的方法，則可能對研究結果和讀者群體產生消極影響。葛兆光曾經指出，海外中國學因其問題意識、研究思路以及方法跟他本國的、當時的學術脈絡以及政治、觀察立場密切相關，是其本國學術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一部分，在本質上是“外國學”。(5)葛兆光，盛韻：《海外中國學本質上是“外國學”》，《文匯報》2008年10月5日。葛先生之語無疑為學界如何認識和借鑒西方理論提出了忠告。

最后，本文以一個十分簡單的例子結束對《矢志不渝》的討論，在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的當下，不同群體的美國人仍然在爭論著帶不帶口罩的問題，按照《矢志不渝》的書寫邏輯，對帶不帶口罩這兩種截然不同行為的描繪當然也并無對錯之分，但哪種行為是在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社會的安全，哪種行為是個人自私的冒險和對社會安全的威脅，則是學者更應關注并做出正確評價的。否則，仍然在類似問題上堅持強調個體的尊嚴和群體中心論，罔顧群體行為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則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和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