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驅動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研究

羅君名 葉成徽

如何基于互聯網、大數據技術進行循證決策、科學決策、計劃或規劃，確保各市場主體供給高質量的產品（或服務），是現代信息社會不容回避的一項重大難題。同時，鑒于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跨地域發展特征，需要運用協同理論，實施積極的跨區域聯合行動策略，對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配置重行理論機理解析與實踐操作優化。以往，學者們對大數據決策及資源優化配置有過許多探討。比如，在當今信息化時代，大數據思維側重過程、數據及參與度，應積極運用大數據為社會生產生活服務；大數據創新決策范式，有利于提升決策質量。需要提高社會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和智能化水平，可以借助大數據思維和技術來創新治理模式，通過大數據推進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大數據應用需要實現法治化等。

但是，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各地區比較分散的角度來開展相對分散化的研究，對于宏觀層面的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的系統化研究與策略設計方面的關注略顯不足。有鑒于此，本文將大數據驅動特點與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結合起來，進行專門的理論與實踐探討。

一、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理論框架

（一）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的內涵

德國科學家哈肯（H.Haken，1971）提出《協同學》，協同本意是“關于合作的科學”。哈肯認為，復雜系統中子系統協同作用會產生協同效應，即“1+1＞2”或“1+1+1＞3”的效果。從哈肯最初描述的協同原理來看，序參量是對系統組織性程度的揭示與刻畫；役使原理解釋那些起決定作用的、變化較慢的特定序參量；自組織原理則解釋系統穩定的原因與變化的方式。因此，要形成協同效應，就需要探尋、分析與研究維持該系統狀態、導致系統變化的那些決定性因素或變量。協同概念自產生以來，側重點是探討各種學科之間的協作、創新，后來被廣泛應用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諸多領域的研究。就經濟資源的協同優化配置而言，需要運用系統的方法探尋、分析與研究各種作用因素，是什么因素（序參量）造成當前現狀、風險及問題，又是什么因素（序參量）可以改變現狀、解決問題并獲得高效率（協同效應）。

資源配置及其優化是經濟學界的一個永恒主題?，F代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資源配置及其優化是將一個社會的各種生產要素、自然資源或其他遞延派生資源，假以一定的方法及手段配置到最能產生效率的產業或地區去，使資源得到高效利用，從而提高整體社會的經濟效率或經濟福利。在具體實踐中，前述方法及手段主要分為市場與計劃兩大類，兩者各有其優缺點，需要合理運用、互相補充。就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而言，是指以旅游目的地及旅游社區為重要基點、以服務各類游客“吃、住、行、游、購、娛”特定民族文化體驗為主要目的，并主要由市場渠道提供的區域網狀式分布的特定旅游服務資源的總稱。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以整體優化與服務便捷性為目的，具有非常強烈的正外部性效應，具體包括旅游服務要素、設施、人員、技術支持系統、信息資源等龐雜的內容。需要綜合統籌區域全部的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按照“一個地區是一個市”的理念模式實現協同優化配置、高效率使用。

在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模式下，存在如下一些現象。一是協同的前提是協同利益的存在，該協同利益要大于非協同情形下得到的個體利益總和；二是在協同過程中，客觀效果往往不取決于最強者，而是取決于最弱者；三是社會公眾對協同的效果感知是整體的，一些局部的失敗都可能導致放大到協同體。通過構建并完善“優勢互補、資源共濟、信息共享與優化管理”的行業橫向聯合機制，來提升協同效果。其中，優勢互補強調分別發揮各自的文化旅游資源優勢、長處及特色模式，互相學習工作經驗，形成錯位競爭、產品互補、利益多贏格局；資源共濟強調文化旅游線路整合、文化旅游資源共享、發展空間共享、游客互推等；信息共享強調運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實現市場信息共享，促進知識關聯、精準溯源與智慧應用；優化管理強調通過理順內部管理科層關系、加強橫向工作溝通交流關系、完善跨地區協調方式等，特別是要加強工作銜接環節、薄弱環節，實現文化旅游行業管理的整體優化。

（二）相關利益主體的協同動機分析

在區域旅游服務資源協同優化配置模式下，無論是政府、市場主體、文化產權人、文化旅游產業區域協同創新中心、社會公眾和旅游社區居民等其中的哪一類利益相關者，基本動機都是為了獲得來自協同優化配置中與其對應的那一部分利益。盡管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具體利益訴求與實現方式并不相同，但就其共性利益而言，無非是經濟利益、社會利益與環境利益的特定組合。

在實際博弈中，可以將上述利益主體的博弈具體分為三種基本類型：一是政府主體的博弈（比如有助于區域文化旅游發展政策優化的協同行動），具有較強的以權力科層結構為基礎的指揮、服從與響應的基本特征；二是民間同類或同行主體的博弈（比如跨市縣行政區域的文化旅游產業項目合作），具有較強的市場競合主導、自發謀求利益均衡的基本特征；三是不同主體之間的任意博弈（比如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利益多元主體共享），是上述各類主體基于特定利益關系或多重利益動機的交叉博弈，具有多層次性、多階段性、動態調整性、可重復性、正反饋性等基本特征。這里針對區域協同發展的理想狀態，把這些博弈類型統一視為長期的合作博弈。

設有N個博弈行動主體，具有形式相似的利益函數與策略函數：

其中，i=1、2、3、……、N；Ri為第i個利益主體的特定利益組合，它是經濟利益Ti、社會利益Si與環境利益E i的有機組合，Ui、Vi、Wi分別是對應的組合權數，每個利益主體的組合權數各不相同，因為其內在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偏好各異，實現方式、方法多樣化；△Ri是第i個利益主體得自協同行動策略的利益增量，Ri0是初始利益狀態，e-rtRit是采取協同策略后的利益貼現值，e-rt是貼現因子，r表示利率，t表示協同期限；Ci為協同策略函數，可以簡化為與協同利益增量高度相關的單調函數；（△R）`是相對于協同期限而言的邊際協同利益，令某一泛函A=A［（△R）`（t）］，可用定積分形式來表示各利益主體在協同期限內謀求協同利益的極大化。上述博弈假定是一種長期性的無限次重復的合作博弈，故有t∈（0，+∞）。

基于上述假定，可以構建利益主體兩兩博弈收益矩陣，并推廣到所有博弈主體（局中人）。即：

表1 混合策略協同博弈收益矩陣

二、大數據驅動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的機理

（一）大數據驅動基本流程

在現代信息社會，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物聯網、APP等數字化技術迅猛發展，基于多源、海量、異質、開放、分布式、非結構化的大數據進行決策、計劃或規劃，并影響資源配置，迅即成為一種全新范式。一般而言，各類市場主體的決策、計劃或規劃是在考察和預見某種事件、問題或矛盾的發展態勢、跡象及未來變化趨勢的基礎上，酌情采取一些應對策略的動態過程，可以分為事前循證監控、事中行動處置、事后總結完善三個基本階段。此時，以大數據支撐來進行決策、計劃或規劃，可以極大地改善各類市場主體的管理思維，提升決策理性與精度，改變事前循證監控方式，提高事中行動處置、事后總結完善的能力、效率及效果。

可以用圖1來描述市場主體大數據決策、計劃或規劃的全部流程。首先是事前循證監控。即從多源、海量、異質大數據池中跟蹤動態數據（正在記錄的數據），比如人的行跡、資金流動、物資變動、網絡輿情等信息，測定數據信息頻率（尤其是針對關鍵信息、敏感信息），進行風險分析、條件分析、文化旅游需求分析，通過知識關聯與靜態數據（事件記憶集）進行對照，進而預測、判斷某些事件跡象、供需矛盾發生，并及時制定應對預案。如果沒有可匹配的靜態數據，說明是新發事件。監控預警要求具備極高的數據分析技術（算法研究、風險量化與有效評估等），大數據分析越精準，循證監控的效果就會越好；其次是事中行動處置。即針對事件跡象、風險及發生，對照應對經驗集進行智慧應用，直接采取行動措施。如果沒有可匹配的應對經驗集，需要進行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上述行動措施、事件風險管理是針對具體事件來細化各種操作，并根據事件的變化來做相應調整，直至事件被控制、處置或結束。大數據技術本身為區域協同行動提供了強大支撐；最后是事后總結完善。即事件已經被控制、處置或結束，形成新的經驗教訓免疫措施集，將其添加到應對經驗集中，歸入大數據池經驗板塊，供日后決策及行動參考。該經驗集越豐富，則智慧應用的程度就會越高。上述應用要求達到數據開放、智慧高效、協同共治的目的。

圖1 大數據決策、計劃與規劃一般原理圖示

（二）大數據驅動的實踐邏輯

1.從事后被動應對、補救變為事前主動預防、處置

常規決策、計劃或規劃，大都是在事件發生后才采取應對措施，事前很難有效甄別、預警與提前行動。大數據技術則通過提取與分析各種分布式信息、跡象或關聯事件，可以提前預判、預測某種事件發生、供需矛盾及其條件，因而可以提前制定應對預案。凡事預則立，應用大數據視野非常開闊，信息更加充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決策、計劃或規劃及特定事件處置能力。

2.從依賴直覺經驗變為依賴客觀數據

直覺經驗來自若干決策、計劃或規劃實踐，對于常規性事件處置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如果是以前并未出現的突發事件、重大事件，依賴經驗就會非常主觀、機械，極易產生判斷、決策、計劃或規劃遲滯，以致盲目應對、不知所措。大數據則是客觀的，關鍵是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尋求其內在關聯性、精確性，可以隨時動態關注與及時應對事件全過程，使決策、計劃或規劃更加科學、客觀可靠。

3.從單一主體行動變為多元主體協同行動

常規決策、計劃或規劃主要以單一主體行動為主，橫向溝通、縱向督促程序比較多，難以實現同步，極易導致碎片化、分散化。大數據通過高效便捷的網絡、智能智慧技術手段與現代通訊工具等形成統一平臺，將多元主體的分工協作在很短的時間內組織協調起來，可以協同行動，隨時可以實現橫向溝通、縱向督促，提高決策、計劃或規劃整體執行效率、效果，并能應對內容更加復雜、范圍更加廣泛的重大事件。

4.從模糊控制變為相對精確控制

常規決策、計劃或規劃在實際執行與反饋方面，主要是一種模糊控制與缺乏彈性的調整過程，很難及時跟蹤或完整動態地預測、模擬整個事件過程。大數據技術通過對事件的持續、不間斷的跟蹤、記錄，非常詳實且多渠道、多場景地展現或演示整個過程，通過篩尋關鍵事件信息并掌控特征值，可以實現相對精確控制與動態化高彈性機動應對，使決策、計劃或規劃的針對性、靈活性更強，能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5.從靜態循證變為動態循證

常規決策、計劃或規劃更多地建立在事件發生的階段性條件及不連續狀態描述基礎上，循證要素缺乏動態變化過程，決策、計劃或規劃的調整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察覺。大數據技術使循證要素從靜態變成動態連續的過程，隨時可以跟蹤事件的發展變化，及時發現決策、計劃或規劃效果或偏差。循證不再是基于靜態小數據，而是全過程動態大數據，加之比較嚴謹的算法，使循證更加符合客觀實際。

三、大數據驅動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的實踐路徑

大數據驅動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協同優化配置，就是通過優化行動主體（政府及企業）的決策、計劃或規劃，來實現對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存量整合與增量調整；從長期來看，整個過程會形成動態累積循環，使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配置結構逐步趨于合理與優化。

（一）應用大數據技術使決策、計劃或規劃實現高效率與精細化

體現在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協同優化配置的事前循證監控、事中行動處置、事后總結完善全過程。

在事前循證監控階段，主要是通過大數據技術對事件進行信息識別分析，監控、判斷、預測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供給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側重事前的跡象循證、風險分析預測步驟。此時，大數據池主要包括以下信息：游客流動、聚集，旅游預約，旅游交通，景區景點壓力，資金、物資流動，區域旅游服務資源配置現狀，旅游產品生產與供應現狀，網絡輿情等。這些大數據表面上紛繁復雜，但具有一定的內在關聯性，需要通過一定的科學的分析技術篩選、提取并構建邏輯聯系，發現其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價值。

在事中行動處置階段，是實質性的大數據決策、計劃或規劃過程。根據監控預警初步結果（特定跡象、供需矛盾），及時進行決策、計劃或規劃，采取應對處置措施。主要包括：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調配與管理，文化旅游線路時空優化，文化旅游產品生產、供應與管理，網絡輿情疏導與管理等。其中，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調配與管理是針對相關旅游事件的發展態勢，按照協同優化配置原則，集中優質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實現調整、配置與充分利用，對服務價格、服務質量進行行業管制等；動態研究文化旅游線路時空優化，妥善組織旅游產品的生產、供應，啟動與優化網格化的各類便民旅游服務點，揚長處、增特色、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牽頭研究與制定具體的旅游服務優化操作性方案、規程、標準及措施，在具體實踐中不斷地完善文化旅游服務體系；網絡輿情疏導與管理是以正面引導為主，及時規范地披露各類旅游事件真實信息，積極回應社會公眾關切事項，宣傳社會正能量，完善互聯網信息管理，糾正網絡謠言與輿情偏差等。上述行動處置在客觀上得到一種綜合治理效果，并形成新的動態的事件大數據與執行反饋大數據，為后續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及行動調整進一步提供數據支持。

在事后總結完善階段，又具體分為某項具體行動執行反饋總結、階段性評估總結與最終評估總結等。其中，某項具體行動執行反饋總結是針對行動效率、效果或問題進行及時的反饋、評價，以便及時做出調整；階段性評估總結是在取得防控階段性成效時進行，主要是針對事件處置、供需矛盾解決的經驗、教訓、問題、不足等進行階段性反思、評價；最終評估總結主要是針對事件處置、供需矛盾解決的經驗、教訓、問題、不足等進行整體性反思、評價等。評估總結也會形成大數據，但對一些敏感數據要進行脫敏處理，重在客觀、真實，根本目的是進一步強化與完善事前循證監控、事中行動處置能力，完善制度規范立法等。

在上述三個階段中，大數據技術都可以提供重要支撐，從而提高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效率、效果。比如，大數據可靠、客觀、體量大，可以溯源，可視化程度高，可以根據大數據分析事件原因，揭示內在關聯性，預測事件、供需矛盾的走勢，提供多階段循證決策依據，強化監控預警能力；應用數字化現代溝通工具，可以準確記錄并及時檢驗事件處置、供需矛盾解決的效果，通過分析、工作成效數據，及時發現漏洞并予以補救，調整與優化具體工作方案，提高多部門、多地區、多層級的協同執行效率；所有工作過程都會形成相應的數據，全部記錄在案，為事后總結評估提供充分的依據，提高評估總結的詳實性、可靠性與精確性?？傮w而言，通過大數據技術應用，相關利益主體在循證決策、事件處置、供需矛盾解決、社會溝通、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能力得到較大的提升。

（二）應用大數據技術完善協同優化配置的方法及手段，明確協同優化配置的具體內容

鑒于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調整及配置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利益主體的決策、計劃或規劃，但這個決策、計劃或規劃并不是盲目的、空洞的，需要實現科學化，應當具有充分的預見性、高彈性與實時性。預見性要求利益主體具備較強的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能力，在充分掌握文化旅游市場信息的基礎上，有科學的應對預案，能根據具體事件發展情況動態有計劃地調配文化旅游資源；高彈性主要強調靈活性、機動性，由于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在一定時期的存量是既定的，增量也是非常有限的，相關利益主體需要對存量進行合理整合、對增量進行優化調整，使文化旅游資源在實際利用上具有高彈性；實時性強調在最需要的時候能得到非常及時的文化旅游資源供給及其服務，要求決策、計劃或規劃能夠做到及時有效。顯然，需要借助非常高效的以互聯網大數據為支撐的文化旅游市場信息識別分析系統、決策組織系統、高智能配置系統等，使具體的決策、計劃或規劃達到智慧化、精細化與精準化，才能達到上述工作目標。

同時，應用大數據技術明確協同優化配置的具體內容。首先，實現高效地整合與調配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從時間上看，要形成各區域民族文化旅游服務在時間節點上的交錯性、連續性，不產生對接沖突。從空間上看，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從區域整體優化出發，以區域民族文化旅游服務在信息溝通上方便，空間縱橫延展性強，有利于文化旅游資源的集約化、高效率利用，實現高效協作、快捷聯動；其次，進一步整合區域民族文化旅游產品生產與供應產業鏈，形成高效率生產、高效率配送，在空間統籌、集中調配與服務共享及過程銜接上更加通暢、快捷。通過區域優勢互補，從整體上優化文化旅游產品生產與供應產業鏈，形成彈性化、精細化的高度機動靈活的體系及模式；最后，強化區域民族文化旅游市場信息及新技術共享。在宏觀層面，充分運用互聯網技術，將游客流動聚集、旅游預約、旅游交通、景區景點壓力、資金物資流動、網絡輿情等信息整合起來，通過統一的區域智慧旅游權威信息管理平臺發布，實現動態化、集成化、有序化的發布與共享，為社會公眾、政府部門、各類企業及投資者等提供完整的旅游市場大數據，從而促進整個地區社會大系統的知識關聯、精準溯源和智慧應用。在微觀層面，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互聯網+信息終端設備+現代通訊工具等），推進區域民族文化旅游智能化、便利化、個性化，各類游客圍繞旅游實質要素完成“線上+線下”一體化的旅游體驗；也可嘗試在當前疫情影響情形下，結合大數據應用實現旅游預約消費、精準對接、錯峰服務、全程溯源等。

四、相關對策建議

客觀地講，大數據驅動提供的更多是一種技術可能性，通過決策、計劃或規劃能力的提升，推動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協同優化配置，這是一個長期的不斷努力精進的過程。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積極提升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行業組織的溝通協調能力

區域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協同優化配置需要對旅游行業組織的溝通協調能力進行全過程精細設計與再造。尤其是需要構建與完善事前循證監控、事中行動處置、事后總結完善全過程工作機制，要積極提升大數據決策、計劃或規劃主體的行動能力，構建動態高效的“優勢互補、資源互濟、信息共享與優化管理”橫向聯合行動機制。目前，在現實可能性上已經能夠構建并打通跨地區的多部門高效率協同工作平臺。比如，民族地區在構筑與優化“智慧城市大腦”，此舉有利于指揮、調度與優化配置城市服務資源，有專門的旅游服務資源板塊設計?；诖髷祿夹g、“智慧城市大腦”，可以進一步整合成跨地區的多個部門協同工作綜合平臺，消除部門間“信息孤島”現象，實現信息共享，有利于統一協調、決策部署、協作聯動，隨時實現橫向溝通、縱向監控，提高工作效率。

（二）積極提升民族文化旅游市場主體的信息技術實際應用能力

一方面，需要強化大數據決策、計劃或規劃思維，減少事前循證監控及預警阻梗。大數據雖然不是萬能的，但它會真實地記錄各種旅游事件觸發條件、實際發生及演化的全過程。只有不斷強化大數據決策、計劃或規劃思維，高度重視與充分挖掘大數據，提升事前循證監控及預警功能。另一方面，需要積極提升數據分析及循證基礎能力。大數據技術依賴數據的采集、挖掘、分析和利用，其中，數據分析是揭示事件苗頭、隱患及發生的關鍵工作。同時，該分析結果提交有關部門，直接關系到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的科學性、準確性與及時性。顯然，數據分析與循證都是決策、計劃或規劃的先導條件。大數據本身也會受到信息噪音干擾，雖然有內在關聯性，但它們并不會自然地凸顯出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隱蔽性、滲透性、低價值密度等問題。應當構建數據分析專業化技術隊伍，推進數據資源共享開放和開發應用，積極提升大數據處理應用能力；需要進一步完善循證要素、條件，從制度層面規范決策、計劃或規劃程序，為大數據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精準服務等提供重要保障。

（三）積極規范各類大數據決策行為

一方面，需要嚴格遵循大數據應用倫理規范。在大數據視角下，所有數據、信息和知識等都成為重要的資源要素，事先并沒有預設較為明顯或者較為合理的邊界。大數據應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數據開放共享、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方面的風險，需要強調大數據應用倫理規范。對于社會公眾敏感數據、個人隱私數據應當加強管理，若公開利用必須告知當事人同意，采取一定的“脫敏”措施，既能保證數據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又要合理地保證公共數據安全與保護個人隱私。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大數據應用責任追究制度。隨著大數據決策、計劃或規劃的深度應用，大數據必然會集信息系統、咨詢系統、監控系統等為一體，可能會導致“成也大數據、敗也大數據”的現象，需要有效統籌數據資源和積極加強決策風險管理，以免走入極端。應當科學、理性地運用大數據而不是濫用大數據，既要將大數據思維和大數據技術恰當地運用到循證決策、計劃或規劃之中，又要加強大數據運用權利監督，從制度上進一步明確不合理、不規范使用大數據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著力提升大數據應用的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