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現代化視域下公民精神培塑論析

摘要：鄉村治理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歸因于人的現代化。公民精神源自人們對公民身份的心理認同和價值塑造，是公民公共價值理念和行為自覺的凝練與升華，也是衡量當代公民素養的重要標識。在農民群體中積極培塑公民精神，對于改善鄉村治理現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公民精神成長需要在尊重和提升農民主體性作用的基礎上，不斷培植和強化公民精神的內在價值理念。

關鍵詞：公民精神;鄉村治理現代化;基層治理;基層民主

中圖分類號：D6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2）01-0118-07

鄉村治理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優化升級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也是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保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新決策部署，其中“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的要求是對鄉村社會治理能效的關切。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進一步指出，要“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我國鄉村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是治國理政的戰略重點。鄉村社會治理涵蓋與農業生產、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有關的方方面面，鄉村治理現代化是由其內在治理要素關聯而成的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治理制度、治理理念、治理結構、治理能力等影響因素的現代化。從根本上講，鄉村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歸因于人的現代化。鄉村社會的行為主體是鄉村居民，提升鄉村治理能效的關鍵在于激發鄉村民眾的主體意識和行為自覺，通過公民精神的培塑進一步釋放鄉村社會的治理活力。

一、鄉村治理在社會轉型發展進程中的現代化轉向

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體制轉變為先導的經濟改革引發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領域的一系列變革，中國社會由此進入轉型期。所謂社會轉型是指社會“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1]。在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我國傳統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逐漸被現代生產方式所取代，農業領域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手段不斷更新，組織化、規?；臋C械生產加速了農業的工業化。被納入城鎮化建設軌道的鄉村面貌也得到明顯改善，城鄉人口結構發生改變，城鄉融合發展態勢加快了鄉村的城市化和農民的市民化。與此相應，鄉村社會原有的社會治理格局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審視鄉村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鄉村治理體制在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階段性的演化過程。1958年，中國農村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普遍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1978年以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人民公社體制逐漸解體。鄉鎮基層政權重新恢復建制后，在村一級設立村民委員會，實行村民自治，鄉村治理開始進入“鄉政村治”體制?；跁r代背景、政策導向和發展路徑的不同，鄉村治理格局在社會轉型和現代化變革中主要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向。

（一）從管制到治理，鄉村治理理念不斷更新

在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我國政府長期扮演著全能政府的角色。參照公社制度下的鄉村社會，“隊為基礎、三級管理”的人民公社既是基層政權組織又是農村經濟組織，兼有國家行政管理和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雙重職能。在全能主義模式下，人民公社通過集權管理全方位管控著鄉村社會事務和鄉村居民的生產生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讓渡出農村自治空間，為農民創設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制度環境。隨著行政改革進程的推進，政府在轉變職能、簡政放權的過程中，逐漸實現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角色轉換。改革實踐的有益探索促使政府的服務意識不斷增強，傳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也得到更新。理念是行動的先導，治理的理念釋放出社會自主空間。治理的核心內涵是社會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一元中心，而是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治理，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預示著鄉村社會基層治理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二）從賢人治理到協同共治，鄉村治理資源實現整合與重構

受傳統習慣影響，在鄉村自治的實踐運作中，民間基層權威多來自以鄉賢為代表的村莊精英。他們的共同特征表現為德高望重、能力突出、關心公共事務，在村莊范圍內擁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和較高的社會影響力，能夠在村莊發展過程中發揮組織管理、道德教化、調解維穩等功能，是維系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在社會加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運用治理理念適時引導，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制度設計促使鄉村治理主體實現了由一元中心向多元中心的遷移。當前鄉村社會治理資源包括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村黨支部、新鄉賢和鄉村居民等多種實體要素，黨和政府致力于在多方力量的協同合作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多元共治是對農村社會自主性力量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對鄉村治理資源的優化整合。以農民為主體、以政府為主導的鄉村治理要發揮出群眾參與的治理優勢，就必須進一步理順不同治理主體的權責利關系，實現鄉鎮基層政權與村民自治的互動治理。

（三）從宗法禮治到“三治”融合，鄉村治理方式多元化

在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傳統村莊的人際交往基于地緣和血緣關系漸次展開，形成差序格局，宗法倫理關系是村莊共同體的主要聯結紐帶。置身于帶有濃厚宗族色彩的熟人社會中，鄉村居民主要依靠宗法禮制的道德約束來實現傳統自治，如傳統文化中的禮儀孝道、村規民約、家風家訓、村莊輿論等。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鄉村社會結構急劇變遷，村莊內部利益分化明顯，僅僅依托宗族組織的道德教化已經無法滿足基層群眾的利益訴求。為實現對村莊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新時代要積極倡導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模式，即在堅持基層群眾自治的同時，強化法治保障，厚植道德底蘊。這種復合式的治理模式不僅可以促使自治、法治和德治在各自的作用空間發揮其特有功能，而且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形成協同效應、疊加效應，推動鄉村走向善治。

二、公民精神與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關聯

現代化轉向鋪就了鄉村治理圖景的發展底色，現代制度體系的架構為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制度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人的問題。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現最終還要依賴人的現代化。伴隨社會的發展轉型，鄉村居民的權利意識開始覺醒，人們的思想認識、價值觀念、道德素質和行為方式等也在經歷由傳統思維向現代思維、由義務本位向權利本位的轉化，一種契合現代社會的公民精神正在生成。

（一）公民精神的概念厘定

學界關于公民精神的界定尚未達成統一共識，存在著公民精神與公民意識、公共精神等相近詞語并行使用的現象。統觀學界既有研究，學者們多從政治學、行政學、社會學、教育學等視域結合政治發展、公共行政建設、社會治理、公民道德教育等現實問題給予公民精神不同程度的關注和解讀。研究視角雖有不同，但學者們都是在公共性特征的分析框架下對公民精神進行闡發，共同指向現代公民的公共關懷。

在西方，公民精神可溯及古希臘雅典的城邦社會。城邦是古希臘文明時代一種獨特的國家形態，具有小國寡民的特征，其本質是公民自治團體。在城邦政治制度下，雅典人憑借公民身份才能擁有公民權利的合法性，獲取參加公民大會或出席陪審法庭的資格。公民是城邦的主人，雅典公民積極參與到城邦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中，并將個人價值與城邦集體利益高度融合在一起。其發達的公共政治生活培育和蘊含了公民精神，使雅典成為民主實踐的典范。此后，隨著現代國家形態的出現，公民精神的相關思想在公民共和主義和公民自由主義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繼續闡發。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理論引發了人們對公民精神的關注。1997年，新公共行政領域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圍繞政府責任、社會公平與公民精神的關系重點分析了公民精神的公共性特質，將公民精神闡釋為公民對待公共事務的積極、熱愛、奉獻、服務的態度，強調了公民精神對于公共行政價值重塑的積極意義。

在中國，伴隨著現代化歷程的推進，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在介紹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將與公民相關的內容納入對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思考中，引發中國學者對公民和公民精神的關注和早期探討?？涤袨槭禽^早提出近代意義的“公民”概念的人，也是最早主張“立公民”[2]的人。梁啟超也提出了新民思想，他們借助新的概念闡釋紛紛表達了變革現實的強烈愿望。新中國成立后，帶有階級屬性的“人民”更多地出現在政治話語中?！肮瘛币辉~在規范性文件中出現是1953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1982年憲法使得公民概念得以明晰，其中憲法第33條明確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一概念的界定超越了城邦時代公民身份局限于特權階層的狹隘，提出只要是合法擁有國籍的社會成員都被納入公民的范疇。

公民精神是公民概念的衍生。在政治維度上，公民是相對于公共權力組織“國家”而言的個體概念，也是政治共同體的基本構成要素。公民身份是參與治理國家或社會公共事務的前提。在法律維度上，公民資格須經法律確認，代表著權利和義務的統一?；诠裆矸莸臋嗬麄€體在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認知態度、價值取向和行為表現鑄就出不同的公民精神。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公民精神的生發源于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權利意識的覺醒，并且處于國家開放的空間內，同時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在個體價值與整體價值的統一中更加側重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整體觀照。與此相應，公民精神源自人們對公民身份的心理認同和價值塑造，是公民公共價值理念和行為自覺的凝練與升華，也是衡量當代公民素養的重要標識。公民精神的核心是社會公共責任問題，旨在尋求公共的善。這種“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社會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的以公民和社會為依歸的價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負責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價值命題”[3]。毋庸置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我國民眾對“公民”的角色認知日漸加深，不僅倡導和尊重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平等，而且在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主動承擔社會公共責任，自覺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這些都促成了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長。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公民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也將日益凸顯。

（二）公民精神對鄉村治理能效的積極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是促進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和承擔者。公民精神對人自身而言具有目標價值導向和建構性功能，是推動人發揮自覺能動性的內生動力。鄉村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長過程與治理轉型的頂層設計理念、基層制度建設和鄉村變遷實際存在著強耦合性。在農民群體中積極培塑現代公民精神，有助于進一步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對改善鄉村治理現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一，公民精神是發揚基層民主、推進鄉村政治文明建設的應有之義?；鶎尤罕娮灾沃贫仁俏覈幕菊沃贫戎?，同時也是國家權力體系向基層群眾賦權，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1980年，廣西宜山地區農民開始自發成立村民委員會，并自發維護治安、制定村規民約[4]。作為公民行為樣本，該事件反映了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基層公民意識的覺醒。從1987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試行頒布到1998年的正式施行，國家從法律上確認了村民委員會的村級自治組織形式，主張村民群眾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對村莊事務進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法律與政策的相繼出臺為現代公民精神的進一步豐富提供了制度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民精神培育是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更為重要的是，鄉村民眾的政治素養直接決定著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面貌。公民精神的生發可以幫助鄉村居民樹立權利觀念，強化政治主體意識，以更加積極的心態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中，提高基層民主政治參與實效。

其二，公民精神是實現鄉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縮小貧富差距的智力支持。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大包干”拉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改革序幕，農戶開始作為相對獨立的經營主體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以競爭性和開放性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速了農業的商品化和市場化進程。市場經濟以“個人自由權利的確立和保障”為基本前提，市場交換的實質是“個人權利的自由貿易” [5]。農民紛紛以獨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市場經濟行為又帶動了農民主體意識和自由精神的增長。健康穩定的市場經濟秩序有賴于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長，契約意識、規則意識和法治理念等深入人心，能夠讓人們更好地均衡利益主體間的關系，有效解決土地流轉經營、農產品質量安全、貧富差距等問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與利益共享，在村莊公共利益的驅動下有助于激發村民自覺探索先富帶動后富、共同致富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其三，公民精神是拓寬鄉村文化建設、提升鄉村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鄉村傳統文化價值體系逐漸被消解?！霸瓉碇袊鐣且脏l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盵6]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農民舊有的價值觀念不斷得到更新，傳統文化價值悄然發生裂變。新時代呼喚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的對接，亟須通過文化建設實現鄉村文化價值的重構。公民精神是公民文化的組成部分，公民精神所蘊含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責任意識、合作精神等是對鄉村文化內容體系的豐富和發展。以公民精神為紐帶推進鄉村文化建設，可以拓寬鄉村文化的建設路徑，在繁榮鄉村文化的同時為鄉村居民的道德建設提供滋養，進而折射出公民精神特有的道德價值?！耙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最終體現是人，是一國的國民;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強弱，本質上表現于國民能力素養的強弱高下?！盵7]公民精神是廣大鄉村居民精神品質和道德修養的直接體現，也是構成鄉村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文化底蘊。

其四，公民精神是激發基層自治活力，構建鄉村善治新格局的思想保證。公民既是現代社會的基礎，也是鄉村社會的治理主體。治理語境關注的是政府與社會力量的良性互動，是村民自治的實踐成效。面對村莊共同體式微、村民自治能力不足的現實困境，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長可以激發鄉村群眾的公共意識，提升其公共參與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可以在民主和法治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基層群眾的擔當精神和自治精神，并在自治、法治與德治的共同作用下，營造出群策群力、合作共贏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以鄉村善治助力鄉村振興。此外，公民精神還具有涵育鄉風文明的功能。公民精神蘊涵的基本價值理念能夠轉化為村民判斷是非、明確行動的價值標準，讓鄉村居民更加理性地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對改善鄉村社會風尚、構建和維護良善的鄉村生活秩序具有積極意義。

三、公民精神培塑在鄉村治理轉型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鄉村社會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如今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織碰撞中，在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中，鄉村又成為匯聚古今文化精神的實體，在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現代公民精神的衍生。

（一）鄉村公民精神的發展契機

其一，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指向為鄉村公民精神培塑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契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救國圖存、尋求民族復興中開始了對現代化道路的追求與探索，并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八膫€現代化”目標的確立和“三步走”發展戰略的實施，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不斷向前推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盵8]治理現代化由此上升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取向，其中不僅蘊含著現代化旨意對國家制度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也關涉對全體公民素養的提升要求?，F代化的治理是公民參與的治理，其實質是一種社會共同行為，以社會公共價值為旨歸的公民精神是現代社會治理的認同基礎。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短板，鄉村治理面臨著社會治理結構體系和基層群眾自治能力現代化的雙重任務驅動。鄉村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應順勢而為，以鄉村治理主體為抓手，緊緊圍繞鄉村居民的民生訴求積極培塑鄉村民眾的公民精神，充分挖掘公共治理格局的內生動力和內在活力。

其二，歷史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為鄉村公民精神培塑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在世界文明的歷史發展長河中，中華文明一直未曾中斷，中國社會在治亂交替中呈現出大一統的局面?！熬椭袊藖碚f，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盵9]歷史表明，中華民族在不斷經歷分裂與統一、民族沖突與融合的發展過程中積淀而成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植根于中國人民內心深處的優秀文化基因，在恒久傳承中鑄就了中國人的精神品格?！皭蹏髁x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盵10]歷史的興衰演變彰顯了愛國主義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是中華民族價值認同和文化自信的活水源泉，是個人與國家、小我與大我之間的關系映照。愛國主義不僅賦予每一個中國人強烈的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更是對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的構建，其精神實質與公民精神所倡導的基本內涵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變遷中公民精神化育離不開愛國主義傳統的濡養，鄉村社會亦不例外。

其三，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實踐成效為鄉村公民精神培塑提供重要的德性基礎。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現代公民精神的生發是公民道德素養不斷得到提升的結果，也是公民個體境界和德性修養的重要表征。在鄉土情結中，國人的鄉愁抒發的不僅是對美麗鄉村的眷戀，還有割舍不斷的風土人情，鄉村人民的勤勞與質樸、善良與忠厚成為最暖心的鄉村記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引發了經濟與文化、社會等方面發展的不平衡，一方面農民群體道德生活與價值觀念呈現多樣化，另一方面受小農意識和教育文化水平的影響，鄉村人民的整體素養與現代社會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早在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旨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實踐證明，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入開展使鄉村居民的思想道德觀念、科學文化素養不斷提高，來自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公民道德等不同領域的道德追求積極引導人們向上向善，成為鄉親鄰里之間價值共識和道德認同的構建基礎。道德踐履錘煉高素質的新型農民，他們的道德覺悟映襯著當代中國公民的氣質和修養。

（二）鄉村公民精神的培塑困境

其一，傳統思維定勢與習慣力量的束縛作用依然存在。由于受到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影響，在政治文化傳統中長期積淀而成的臣民意識和等級觀念仍然存在于人們的思想中，文化的慣性作用仍然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普通民眾的社會心理和行為價值取向。在專制統治、小農經濟和宗法禮教影響下簇生的臣民意識和臣屬心理，缺乏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容易引起個人主體性的喪失?，F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不同，從臣民到公民身份的轉換既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也是民主與自由思想的進步使然?！盁o論一個國家引入了多么現代的經濟制度和管理方法，也無論這個國家如何仿效最現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執行這些制度并使之付諸實施的那些個人，沒有從心理、思想和行動方式上實現由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真正順應和推動現代化經濟制度與政治管理的健全發展，那么，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只是徒有虛名?！盵11]由此可見，臣民意識在鄉村社會的延續阻礙了農民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形成，鄉村治理亟須在公共生活的治理實踐中不斷培育具有優良公民品質的新型農民，努力克服傳統思想弊端對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消極影響。

其二，村莊共同體的場域變化帶來的新挑戰和新問題。村莊是鄉村民眾的基本生活空間，也是鄉村社會關系網絡的主要載體。傳統村莊囿于地域阻隔在人口結構和社會關系方面相對單一，受宗法等級觀念的深刻影響，村莊共同體的社會交往和公共秩序主要依靠倫理規范來實現，傳統村莊實質上是一個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倫理共同體。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村莊共同體的場域發生變化。鄉村治理樣態已經由傳統的倫理共同體轉變為民主共同體?！皼]有人可以‘任意’依自己高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得遵守著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里發生共同授予的權力了。這種權力的基礎是社會契約，是同意?！盵12]現代民主社會的演進使得傳統倫理關系變得松散，人們更加重視權利和義務的統一。隨著權利本位理念的深入，現代社會對公民精神品質的需求對村莊治理提出新挑戰。此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輸轉移加速了鄉村社會的原子化，頻繁的人口流動導致村莊凝聚力減弱，政治冷漠與政治失范問題也在不同程度影響著農民個體的理性自覺，村莊自治主體內生動力的不足引發鄉村治理的內卷化。

其三，私域局限與市場逐利對村莊公共價值的消解。作為治理主體的鄉村居民既帶有個體生活的獨立性，形成與己相關的個體利益，又兼具社會交往的公共性，面臨著個人利益與村莊集體利益的權衡與取舍?！昂沃^大我，我之群體是也。何謂小我，我之個體是也?！盵13]在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博弈中，個體利益時常會對農民的主體境界和鄉村公共價值的追求形成掣肘，直接影響著村莊公共生活領域中的價值共建。同時，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使人們偏重于對利潤的追求，利益交織不僅加劇了現實對人性的各種考驗，也導致公共德性在某種程度上的缺失。事實上，鄉村公共秩序的治理旨在追求公共的善，其公共性建設依托于人們對村莊共同體的關心與貢獻，也就是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長。雖然鄉村居民的公民意識正在覺醒，但是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公共參與能力還有待提升。正確處理公與私、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克服“小我”的私欲局限，共同維護村莊和諧是鄉村居民形成公民品質的基礎?！爸挥性诩w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盵14]構建村莊公共價值彰顯的是人性向善的一面，能夠反映出社會文明程度的高低。

四、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公民精神的培塑路徑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盵15]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離不開公民精神的支撐，其植根于中國土壤，在歷史文化的接續傳承、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過程中漸進演化、長期發展而來。目前，鄉村社會正在經歷著制度規范、生活模式、社會文化和精神風貌的系列變革，鄉村公民精神培塑需要在尊重和提升農民主體性作用的基礎上，不斷培植和強化公民精神的內在價值理念。

（一）以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提高農民主體意識和自治精神

作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我國政府在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發揮了政治主導作用，良好的制度環境推動了公民精神的嵌入式生長。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公民的個體自主性需快速成長。在政治生活中，公民身份是政治共同體成員資格的象征，是平等享有政治參與權利、促進個人與國家良性互動的基礎。村民自治制度賦予農民在鄉村治理格局中的主體地位，要求農民對村莊公共事務的自覺參與和主動擔當。這就需要在村級治理體系中進一步厘清鄉鎮行政機構與村級自治組織、村黨支部與村委會、村兩委與鄉村精英以及村民之間的關系，通過政治吸納積極引導農民參與村莊治理，充分尊重農民對村莊公共事務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要及時更新與大數據相融合的信息技術手段，建立暢通有效的交流溝通機制，不斷拓寬村民自治參與渠道和實踐方式，增加農民政治參與的獲得感，進而增進農民對村社共同體的認同。此外，還要加強對基層微腐敗現象的懲治，不斷優化鄉村政治生態，避免村級干部權力的異化。

（二）以農村經濟發展提升農民理性意識和契約精神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盵16]社會物質生產決定著人的意識和精神生活的層次和水平，鄉村經濟的振興發展不僅有助于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的經濟實力，也能夠為農民素質的提升提供有力的物質保障，減少經濟發展不平衡引起的素質差別。鄉村振興要不斷豐富鄉村經濟業態，積極發展村級集體經濟，通過集體經濟組織或農民合作組織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增加村莊經濟的聚合力。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以等價交換為特征的市場經濟為農民個體釋放出自由發展的成長空間，平等競爭、誠信經營等經濟交往行為醞釀著獨立、自由、平等、公正的公共性理念和契約精神。在生產經營活動中，農民由傳統的依附型人格走向獨立，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展開自由競爭與合作。實現經濟利益關系的平衡與協調需要依靠價值理性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這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精神的生成的必要路徑。

（三）以公民文化建設增強農民責任意識和公共精神

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在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文化構建具有重要的價值引領和精神傳承作用?！坝^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7]，在鄉村公民精神建設中普及公民文化教育，加強農民對公民身份的文化認同是發揮農民主體性價值、凝聚共識助推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建立和完善農民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人格，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與公民精神的價值共識，在歷史傳承中用傳統文化滋養鄉村居民的公民品格。中國傳統文化蘊涵著豐富的人文精神和優秀品質，以愛國主義為代表的文化傳統表達了社會民眾對民族、國家的整體觀照和責任擔當，在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追求中人們始終恪守著對公共利益的推崇與關懷。另一方面，要不斷加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文化建設，在鄉風文明的化育中鑄就農民的公共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價值追求為提升農民的精神境界、改善鄉村社會道德風尚提供了基本的價值遵循，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于鄉村文化建設過程，引導農民在社會生活中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推進人的精神的現代化。

（四）以法治鄉村建設強化農民權利意識和法治精神

法律是文明的基石，用法律形式確認和保障公民權利是法治建設的邏輯起點，法治實踐蘊含著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價值理念。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發展態勢下，法治建設為公民精神的孕育提供了有利的成長環境。深入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積極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鄉村善治，一是要將村民自治制度納入法律框架，使民主權力在法治軌道上有效運轉。要依法規范村莊選舉程序、村民參與程序、集體決策程序、基層權力監督和反饋程序等，在村莊事務的管理中澄明法治，從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等環節入手全面提升鄉村依法治理水平。二是要深入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工作，不斷提升農民學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行為自覺。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和文化教育水平偏低的限制，農民群體的法治意識相對淡薄。要將法律治理與農民的現實需要銜接，幫助農民在諸如處理債務糾紛、征地拆遷等問題的利益訴求中建立依法維權意識。三是要注重拓寬民間法律服務渠道，不斷夯實法治鄉村的群眾基礎。要加強法律工作人員隊伍建設，通過法律顧問、民間調解員的設置為鄉村居民提供便捷的法律援助，建立農民對法律權威的普遍信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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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妮】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新常態下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研究”（15CZZJ03）。

作者簡介：杭麗華（1981-），女，山東威海人，齊魯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