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發展理論的方法論再審視
——基于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前提批判

王曉兵

（暨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作為當前人口結構領域的焦點問題，老齡化問題成為增長-發展理論領域的熱點話題。人口是增長-發展的重要因素，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就已備受關注。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正是彼時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形態的經典理論表征。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前提批判，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對當前諸增長-發展理論及其衍生觀念加以前提審視的方法論啟示——“思想史-理論-現實”的三重互動結構平臺下的前提批判。首先，圍繞“思想史-理論”引出現實：從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到恩格斯對其的前提批判，理論的衍化背后有著源自生產關系衍化的基礎作用。其次，圍繞“理論-現實”引出思想史：在對作為現實問題的“老齡化”進行理論分析的過程中，難免引證一系列思想史上的理論觀點，分析這些觀點在其形成之時所處的生產關系（理論-現實），廓清該理論所處歷史階段的具體生產關系到當前生產關系的歷史發展脈絡，是正確理解和運用（即對思想史中該理論的特定社會基礎有自覺，對該特定社會基礎衍化為當前社會基礎有自覺）該理論的前提。這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現實問題（包括針對該現實問題的先在理論），推動唯物史觀具體化的有效路徑。

一、作為增長-發展理論的馬爾薩斯人口理論邏輯仍以前提形式發生作用

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是一部長期以來爭議極大的著作，它作為增長-發展理論的經典著作，無論是從正面還是負面，都影響了此后各類增長-發展理論以及研究者的思想取向和分析方法。這種影響表現在理論層面就是對諸理論的思考基點、價值傾向和分析方法的前提約束。在這個意義上，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不應被視為“已過時”的理論而棄之不顧，也不應被視為不證自明或無須證明的理論背景被直接引證，而是需要也應該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去分析該理論何以在其時以該種方式出現，它又以何種方式在約束和支配著此后的諸多增長-發展理論。

這不僅是思想史意義上的理論發展梳理，更具有深刻的現實指向意義。正如蔡昉在《萬物理論：以馬爾薩斯為源頭的人口-經濟關系理論》一文中引證凱恩斯的言論及蔡先生所作的延伸評論所揭示的那樣，凱恩斯指出“以往理論”對當前決策的潛在影響在于“實干家總是以為自己不受任何成見的左右，其實他們往往已被某個已故的經濟學家所俘獲”。蔡先生的延伸是：其一，政策制定者有意識地制定的政策，歸根結底是有其經濟學思想淵源的；其二，如果以上含義（凱恩斯所言與延伸一）確有其事并且不可避免的話，為了提高這種受啟發過程的效率，并使其具有更精準的取向，政策制定者和經濟研究者應該主動從學說史中汲取營養。該文系統梳理了自馬爾薩斯處汲取思想靈感的貧困陷阱理論、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和長期停滯理論，說明諸理論都受到了馬爾薩斯經濟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影響。從思想史維度具體研究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思想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這一路徑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從現實意義來說，思想史研究是應對現實挑戰的需要：“中國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轉變階段上，既遇到供給側沖擊，也即將面臨需求側沖擊，應對挑戰的實踐經驗與理論探索，帶來豐富和發展現代經濟學的機遇?！保?］從理論影響上來說，思想史的研究是創新的根基：“如果我們自己不是專門從事經濟學說史的研究，而只是為了從中找到對于我們思考的現實問題有所啟發的東西的話，務必要秉持一種兼收并蓄的態度。換句話說，需要以腦洞大開的態度對待學說史，非此則不能取得打開腦洞的結果?！保?］

誠如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論證的那樣，理論與現實的關系并非實踐政治派認為的因理論脫離德國社會現實而可以直接否棄，也非理論政治派認為的那樣凌空虛蹈用“天空”中的理論體系套在“大地”的“事實”之上，從而理論在手便頓覺“世界通透”，太陽底下再無新鮮事；而是雖然“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2］9。亦即：需要立足于不斷演化的實踐活動的“大地”上，在理論與現實的張力中，找到理論參與、影響和改變現實的介入點，通過推動理論層次躍遷的方式推動實踐的發展。

蔡昉是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馬爾斯薩人口理論對此后經濟理論的思想史影響，闡發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對各種發展-增長理論的具體影響邏輯，并說明了這種思想史層面的研究對我國當前所面臨狀況的思想參考意義。與此相類，我們同樣應該看到就馬爾斯薩人口理論對現時代增長-發展問題的前提性價值而言，并非僅是經濟理論領域的課題，更應該是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普遍需加以前提審視的課題。由此出發，如何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以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為切入點重新思考增長-發展理論，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主動探究。對此，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理論前提批判”的思想方法，為我們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對這一方法論的發生語境和思維方式的理解與把握是進入歷史唯物主義視域重審具體經驗研究的基礎。

二、“思想史-理論”：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前提批判式解讀

馬爾薩斯《人口原理》一書從第一版出版至今已逾200年，該書自出版以來就引發了理論界長久的爭論，它讓人口理論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雖然在其之后，論證更為精致、數據更為詳細、分析模型更為繁復的理論層出不窮，但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所持觀點的論證邏輯、思維方式以及其中所隱含的理論前提和價值傾向，卻是至今仍可在諸種新的人口理論甚或增長-發展理論中顯見的。這也包括風靡一時、不斷再版的《增長的極限》一書，其中就隱含著馬爾薩斯的邏輯。［3］這些事實無不說明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確實切中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某些問題，特別是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早期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從經驗直觀層面即可感知到馬爾薩斯指認的問題，就像恩格斯說的那樣：“在新經濟學家的虛偽的人道背后隱藏著舊經濟學家聞所未聞的野蠻”［2］20。這是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產生如此長久影響的根源所在，它在理論深層有著資本主義社會以競爭為邏輯的現實根源。這一現實根源以前提約束-邏輯強制的方式被繁復的理論話語遮蔽起來，以隱蔽的邏輯強制的方式約束著從馬爾薩斯的增長-發展理論延續而來的新增長-發展理論，并在觀念場域中衍生出諸多觀念，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傾向和行為取向。一旦缺失對觀念的前提反思，在遇到具體問題時經驗性地直接使用其中一個觀念，也就同時不自覺地接受了其理論前提，陷入如馬爾薩斯給出的解決對策式的思維方式，即刺激-應激反應，從而在先定的邏輯框架中打轉，無法通過前提批判的方式跳出隱含前提的邏輯強制。在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批判性解讀中，恩格斯為我們揭示了一種基于理論前提批判的思維方式，提供了一種以“思想史-理論-現實”三者耦合的內在聯結形態的理論結構，它作為思想操作平臺可對觀念場域中諸理論展開前提審視。

（一）從觀點到前提：生活資料的絕對匱乏與相對匱乏

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開篇即提出他的人口理論的“兩條公理”：“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4］6這是貫穿全書的論證起點。從這里出發，經由增長方式在幾何比率和算術比率上的差異——“人類的增殖力無限大于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有多么巨大”［4］7——馬爾薩斯得出了他的人口原理的結論：必然的人口過剩?！叭丝谶^?！迸c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序言中所提到的“社會改善”的目標之間就產生了矛盾，而馬爾薩斯的論戰對手們也沒能有效解決“人口過?！眴栴}。無論是葛德文的基于社會（使用理性加以改造的市民社會）的無政府主義的改良策略，還是孔多塞的對“增長極限”會在很遙遠的未來才到來的樂觀觀點，他們的“社會改善”理論在馬爾薩斯的“自然法則”面前都顯得十分無力。馬爾薩斯給出的“社會改善”策略針對的就是在他的“兩條公理”邏輯支持下的“無可避免”的“人口過?！?。既然過剩，那就只能進行抑制。由此，馬爾薩斯給出的抑制策略分為兩種類型和三種方式：兩種類型包括預防性抑制和積極抑制；這兩種類型以三種方式實現，即道德抑制、罪惡、苦難。其中，道德抑制屬預防性抑制，主要是不婚進而不生育。而罪惡和苦難則是“以任何方式過早地縮短人的壽命”［4］170的積極抑制的方式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這也正是恩格斯評價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是“迄今存在過的體系中最粗陋最野蠻的體系，是一種徹底否定關于仁愛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辭的絕望體系”［2］19。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論證邏輯可由一個關鍵詞加以貫穿：匱乏。在馬爾薩斯的“兩條公理”的邏輯下，匱乏是必然要發生的，甚至是一種“自然法則”。但通過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前提批判可以看到，馬爾薩斯所指認的這種必然發生的匱乏，并非絕對意義上的匱乏，而是一種相對匱乏。即：靜態結構式的由于私有制支配下的分配不均，以及動態機能式的由于私有制造成的競爭邏輯下的類似于馬太效應式的財富集聚和貧富差距拉大的占有趨勢（“勞動得到的僅僅是最必需的東西，僅僅是一點點生活資料，而大部分產品則為資本和土地占有”［2］44）。因此，顯而易見，馬爾薩斯將一種相對匱乏指認為絕對。相對匱乏產生的原因是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基礎上的絕對競爭。從這一前提出發，我們就能夠看到，作為價值傾向和邏輯起點的理論前提形態的私有制及其絕對競爭的邏輯，直接影響著理論的建構，并直接宰制著人們持有觀念中不自覺地被認為是“自明性”的東西。

（二）從前提到邏輯：人口的絕對過剩和相對過剩

回到匱乏這一關鍵詞上來，絕對匱乏和相對匱乏這一對立的揭示，直接引出的就是人口過剩之中的絕對過剩和相對過剩的區分。由于匱乏僅僅是相對匱乏，那么在馬爾薩斯的絕對匱乏邏輯下所指認的過剩問題，也就并非絕對過剩，而是相對過剩。問題在此可歸列為：過剩的是什么？是抽象人口嗎？就像斯密的“國民財富”那樣不過是一個抽象概念，抽象的國民顯然無法對應到現實中形態各異的具體個人。要知道，國民財富的增加與工人的日益貧困是同時發生的。與此邏輯一致的是：馬爾薩斯所論證的抽象的人口過剩所對應的也僅僅是缺乏消費能力的那部分人口被視為過剩，即危機時期的剩余勞動力以及缺乏購買能力的群體。對此，恩格斯有著清晰的指認：土地所有者靠地租，資本所有者靠利息，而“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2］44，且資本和土地都可以得到“科學的幫助”，甚至“連科學也是用來反對勞動的”［2］46，機械的使用讓手工勞動減少，從而失業增加。這加劇了同類主體間競爭（“競爭就使資本與資本、勞動與勞動、土地占有與土地占有之間對立起來，同樣又使這些要素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其他兩個要素對立起來”［2］38），私有制帶來的競爭不但讓整個社會生產處在高熱狀態，同時這種競爭邏輯也直接決定了對何為過剩的理解?！叭丝谶^?；騽趧恿^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保?］41恩格斯充分說明了所謂過剩的相對性。在所謂人口已經過剩的同時，在競爭的驅使下資本和產品也在過剩，在牛奶被大量傾倒時，有人正在忍饑挨餓?！爸挥心軌驗樽约喝〉玫臇|西提供等價物的人，才是現實的需求者，現實的消費者”［2］42，一旦一個人無法提供等價物，那么這個人不再是“現實的”需求者和消費者，也就淪為了過剩人口。按照這樣的前提和邏輯，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人口就永遠都會是過剩的。而那種以人口過剩為標榜的理論，不過是“卷入競爭斗爭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棄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經不住這種斗爭”［2］38所蘊含情緒的理論表征罷了。

（三）從思維方式到理論前提：“客觀”理論的價值反思

在一些實證研究中存在著將其所得之結論標榜為“客觀”的現象，追求客觀是理論的動機所在，但何為客觀卻未有定論。實證直接宣稱自身的客觀性，這一點與自然科學發展漸成一家獨大甚至有走向科學主義的時代趨勢有關。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看似以客觀的道德無涉方式在進行，在增長-發展理論的繼承者和后來人那里也多以羅列數據和提供例證等實證方式強化其“客觀”的理論外觀，以此將價值傾向以不自覺的或“自明”的前提預設方式隱藏在理論話語之中。恩格斯在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前提批判中就含有對其所隱含價值傾向的揭露?！坝斜匾顾接兄频睦碚搾仐壖兇饨涷炛髁x的、僅僅是客觀主義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種也對結果負責的更為科學的性質，從而使問題涉及全人類的范圍；有必要通過對就經濟學中包含的不道德加以否定的嘗試?！保?］19這提示我們，對理論表象上的道德無涉應有充分的價值反思，這一反思是使諸理論及其現實基礎得以徹底敞露的重要維度，也是理論以批判的形式真正介入和改造現實的基礎。

三、“理論-現實”：以“老齡化”為例敞露提問中的隱含前提

從以上論述出發，我們從“理論-現實”的維度切入，形成一個有著思想史背景的從經驗主義維度躍升到歷史唯物主義視域對具體觀念進行前提批判的邏輯。需要指出的是：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文本必須是基于對我們當前的現實問題的理論把握（包含其價值傾向維度）。一方面，正像阿爾都塞所言：“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哲學實踐，而非理論形態的實踐哲學之一種?！保?］169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實踐活動的一部分，它需要我們在現實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去體認、把握和應用。另一方面，無論是邏輯地看還是歷史地看，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是我們今天把握世界的科學理論，它依然是我們面對現實生活的最重要的指導思想和智識來源。這需要我們不斷地在實踐中通過思想史意義上的回溯，找到理論與現實的連接點，從而開展理論批判工作并推動社會的發展。

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前提批判，使我們廓清了前提批判的方法論路徑。為了更細致地闡發這一方法論啟示，我們以作為人口結構之焦點問題的“老齡化”為例，在研究增長問題時，把“老齡化”作為問題進行描述、構造、分析。這一“問題化”的理論活動隱含著一系列缺乏自覺的理論前提，在其前提性的邏輯強制下給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則該對策就只會是隱含前提的邏輯延伸。在這一具體問題中應用前述從“理論-現實”引出思想史的梳理，完整地展示了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前提批判之當代價值，也即思考如何在理論與現實關系維度上，通過上述闡析，找到解除前提束縛、實現理論躍遷，進而形成對現實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實踐創新的邏輯進路。

“老齡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已經被視為一個既成的“事實”和“問題”而被學界接受下來，進而直接地將其作為理論的“事實”前提去尋找“問題的解決”，即從既定的“老齡化事實”出發給出相應的“對策”和“方法”。對于這一點，只要對現有研究的文獻稍加檢索就可知曉，這一思路在標題上的常見語式是：“老齡化視域下的……”?！袄淆g化”就這樣被直接地、非反思地作為思考的背景和繼而提出對策的“現實”起點不證自明并無須證明地接受進來。但作為人口結構問題之“老齡化”問題，絕非如此簡單！我們知道，對一個事實的認識和理解本身就自然而然地滲透著理論的前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蘊含著一系列缺乏自覺的前提。一旦對這一前見或前提缺少應有的反思，缺少起碼的理論自覺，那么就只能是在其一系列的理論前提和價值前見的“前提的邏輯強制性”的控制下尋找所謂的對策，這實際上已經蘊含在前提的理論背景和價值前見對“問題”的構造方式中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即為明證。

在“老齡化問題”中，界定“老齡化”這一“現實”的標準是什么？標準的合理性在哪里？這都應該也需要且能夠被追問下去。一旦將“老齡化”視為一種“現實性”的既定事實狀態，以及將此種既定事實狀態視為一種問題，那么就會從這一“問題的提出”邏輯引出“問題的影響”和“問題的分析”，它常見的表達是“老齡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勞動力老齡化對糧食產業的影響……”。這些表達暗含著刺激-反應邏輯，即社會以如此這般的常軌運行，“老齡化”作為一個脫離常軌的要素，以影響到常軌中其他要素的方式影響到了常軌的整體運行，因而作為異質的點需要被重新調適到常軌之中。這是對社會生活中出現脫離常軌的社會現象-問題時的應激反應，是在現有的社會生產生活關系慣常的延長線上出現的脫離常軌的現象如何回到原有的“正?！避壍乐系膽に季S方式。這實際上是一種為了滿足重復型實踐而做出的應激反應，以此嘗試通過改良型實踐甚或創造型實踐來重新審視、把握、改造并推動“問題”的解決，對作為事實接受下來的“問題”本身的再問題化就是首先要進行的理論工作。

第一，時間的資本化：老齡的界定。借助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前提批判方法論的闡發，反觀如今觀念場域中對于“老齡化”的理解，我們能夠看到，“老齡化”作為問題并沒有如一些理論將其視為既定事實那般簡單?！袄淆g化”是一種人口年齡結構，在這一點上它是客觀的。某一年齡區段的人口比例發生變化，帶來的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看到它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現象。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老齡化”的社會現象并不直接等同于“老齡化問題”。從事實到問題，這中間應有一個構造的過程。

第二，資本的時間化：作為“剩余”的老齡?！袄淆g化”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人在進入一定的年齡之后，其時間就已經無法被充分資本化，也就因此無法被納入資本邏輯下的勞動力范圍內了。從這一點上說，“老齡化”被視為一個問題，其客觀性在于作為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的存在，以及這種人口結構在資本邏輯看來是不利于被“充分使用”和作為“勞動力”的人口的。這帶來的后果是，一旦忽視了這一問題的構造過程，那么“老齡化”就直接成為一個以“資本邏輯”加以定向和單一化的“問題”，也就因此對問題之為問題本身失去了理論自覺和前提批判的能力，隨之受到不自覺的理論前提的邏輯強制，看不到“老齡化”作為一種資本邏輯下的“剩余”之外的其他面向，從而陷入只能是對業已被視為是問題的“老齡化”應該如何在“人等于勞動力”的邏輯下去應對和加以解決的問題。正像馬爾斯薩人口理論所顯示的那樣，人口的“過?！币呀洺蔀橐粋€“公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計算這一“過?！焙螘r到達頂點，到底是用“暴力”的方式抹去這種過剩還是通過控制生育的方式來平衡這種過剩的應激反應了。

一旦問題被限定在針對一個既定事實去謀求解決之道的理論困境上，那么要形成基于“老齡化”這一客觀事實又能夠突破“刺激-反應”這種非前提反思式的、單純給出應激對策的理論邏輯，是絕無可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老齡化問題”的解決首先就應該是對“老齡化”作為一個問題被充分地再問題化，并對其隱含的理論前提和價值傾向給予充分的敞露，從而在解除既有的前提約束、形成對價值傾向的充分自覺的基礎上實現對“老齡化問題”之認識，以推進理論發展，進而介入和實現改造社會現實的目的；而不是被他者的域外的所謂增長-發展理論構造出來的現成問題所左右，為其價值傾向和理論前提所強制，失去基于實踐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這一理論優勢。

四、“思想史-理論-現實”：恩格斯的前提批判對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啟示

如何形成對觀念場域中存在的諸觀念保有且時刻保有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為基礎的前提批判式的理論自覺？對“思想史-理論-現實”這一邏輯結構的理論把握，是理論得以參與和影響實踐活動的基礎，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富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一）在何種意義上“回到馬克思”

如何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出發來觀照現實，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梳理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發生發展歷程，毫無疑問，這是不能回避的基礎性理論工作。張一兵教授在他的《回到馬克思》一書中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思路，就不可能完整地獲得對馬克思哲學內在邏輯進程的科學認識”。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發展過程中“三個理論制高點”的發生過程及其內涵的闡發，指出：“除去社會主義實踐和其他哲學觀的作用，馬克思正是在對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斯密、李嘉圖社會歷史觀的社會唯物主義的認同，以及在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性超越之上，才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辯證法。以實踐唯物主義為基本立場，對一定的社會歷史階段的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的研究，特別是對科學的歷史性生存的本體性規定的思考，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的理論焦點?！保?］20這為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提供了思想史角度的豐厚理論資源。對這一理論資源的利用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從方法論的角度切入，是站在前輩學人的理論貢獻基礎之上繼續推動理論發展的一種理論生長的可能性。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雖是其早期思想的代表，還存在諸多局限，但“從對立或矛盾的角度來理解私有制社會的各種現象，這是一種多么重要的方法論切入點。正因有了它，恩格斯才會在隨后的《神圣家族》《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著作中對歷史過程的豐富性、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資本主義商業危機等現象展開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才會與馬克思一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矛盾運動過程作出經典性的概括與說明”［7］。因此，對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獻中的方法論的闡發就有了一重借由對經典文本的思想史基礎和理論展開邏輯的理解和把握，基于對當前理論場域中諸理論的前提批判式的解讀，從而展示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具體應用的方法論示范。筆者認為，這是在前輩學人的文本-思想史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理論工作的一種可能路徑。阿爾都塞將馬克思-列寧的理論稱之為哲學實踐，以區別于以解釋世界為焦點的“以往哲學”形態的實踐哲學。但對我們來說，在看到哲學實踐與實踐哲學之間差異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兩者之間的內在勾連。我們要時刻牢記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提示：“迄今為止的哲學本身就屬于這個世界，而且是這個世界的補充?！保?］8在從事哲學實踐的過程中，解釋形態的“以往哲學”諸理論帶來的影響是會一直存在的，對這種影響的視而不見只會造成理論上對前提的非反思狀態，從而僅僅是在前提強制下的表面花樣翻新的“對策”制造式的重復性-應激式的實踐，而無法達到以前提批判方式敞露既有前提、轉變既有前提、形成理論自覺，進而在改造和創新的層次上開展實踐活動的目的。

（二）警惕理論前提中的經驗主義“強制”

對現實的解讀最為常見的是一種經驗主義式的解讀邏輯，這是因為經驗主義式的解讀能夠直面社會生活，貼在生存-生活活動上的，也因此是能夠避免因觀念的疊床架屋導致理論的玄虛凌空從而脫離現實的弊端。但經驗主義式的理論邏輯并非沒有風險，理論思維一旦陷入純粹的經驗主義邏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就很難真正貫徹于理論論證的始終。更為棘手的問題在于，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視角是涵括著經驗研究在其中的，這就造成了許多雖名之為“××馬克思主義”，實則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經驗式的誤讀。唐正東在《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批判性解讀》一書中，對當代西方理論中被冠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或后馬克思主義，以及以經驗化和臉譜化理解的馬克思為其攻擊或“繼承”的理論，進行了批判性解讀，揭示出其炫目的名詞概念背后因經驗主義基底的前提約束而淪為“解釋”式理論的必然結局。［8］340所謂的直接對社會現實的經驗分析，其理論表象雖然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本性，但實際上因其囿于經驗式的理論解讀，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維度，從而淪為仍然是以“解釋世界”的形態為其最終歸宿。所謂的批判、改變世界這一最終指向，要么依賴于某種無法預測的“偶然性”，要么依賴于某種諸如“出離”式的狀態，要么就直接承認“資本社會的永恒存在”。這種“批判”更多的只是一種承認資本社會存在狀態后的姿勢大于內容的“撒嬌”而已。但也正如唐正東同時強調的那樣，“真正進入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視域是不容易的”，雖然這并不容易，卻又非如此不可。因為要讓經驗研究擺脫經驗主義的約束，就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下；否則，在經驗主義的約束下，就會出現以某一固定的語詞作為不變的基點來解釋整體社會現象的情況，斯密的“分工”是這樣，李嘉圖的抽象勞動價值理論也是這樣。一旦理論以一個固定的語詞作為支點構造邏輯結構，那么再多的經驗現實也不過是這一語詞及其邏輯展開的注腳和現象“質料”罷了。

（三）經典文本學習和研究的一種嘗試

鑒于上述兩種情況，筆者認為，要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視域，可能的理論嘗試就是一種“一體兩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思想史意義的發掘，即對文本的方法論之形成以及這種方法論形成過程與作為其思想背景和理論參照的思想史進程相勾連，深入理解歷史唯物主義視域在真實的思想史語境中是如何構造起來的，這對于我們進入歷史唯物主義視域是基礎性的理論工作。如前所述，這一理論工作在前輩學人的努力下已經有了豐厚的累積，值得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是正如阿爾都塞對馬克思-列寧理論是一種哲學實踐而非實踐哲學的論斷那樣，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文本均有其具體的指向，這種指向的特點在于其面對現實問題的批判總是以勾連其時代的既有理論觀念并對其作出前提批判為方法邏輯，這種思想方法幾乎貫穿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視域形成的過程始終。從《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歷史法學派、實踐政治派和理論政治派的觀念，到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馬爾薩斯、英法國民經濟學家的諸種理論，尤其是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通過對鮑威爾、施蒂納等人的批判得以確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視域，都有著一重通過對其所處社會現實中存在的諸理論的批判性解讀來完成自身理論觀點闡發和示范的思想線索，并以此實現對現實世界的歷史唯物主義把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要形成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視域，用前提批判的方式對那些“針對當前社會現象存在的問題”作出解釋，給出對策的諸理論的理論前提加以敞露，從而解除經驗主義式的前提約束，進入歷史唯物主義視域重新審視和把握經驗，在理論的前提批判中參與實踐活動，推動社會發展。因此，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前提批判所揭示的“思想史-理論-現實”的分析結構，是深具現實意義的方法論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