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個延續兩千年的民族協作傳統
——成都在漢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與特點①

石 碩

我因為做藏學研究，結識一些藏族朋友。不少西藏的藏族朋友告訴我，他們到北京等地出差辦事，只要回到成都，就像回到家一樣，有一種親切感。進一步詢問原因，回答林林總總，不外乎有這樣幾個理由:1.成都人不欺生，待人熱情友善，無論是到面館吃面，還是問個路什么的，總是很熱情。不會因服飾和語言顯示你是藏族人而有任何歧視。2.他們在成都大多有親戚朋友或熟人，這頗能讓他們對成都這座城市產生一種親近感。3.成都東西好吃、種類多，物價不貴 (以西藏為參照)，物品豐富，應有盡有，生活舒適方便。4.成都是入藏門戶，坐不到兩個小時飛機就回家了，所以，回到成都就像到了家門口一樣。這是我所接觸的藏族朋友對成都帶有普遍性的印象和認識。我有一些來自西藏的藏族學生，他們告訴我，近些年，西藏尤其是拉薩的藏族人在成都買房的很多，他們也開始過上“候鳥型”的生活，冬天尤其是春節前后，成都氣候較西藏溫暖，于是全家到成都生活一段時間，也享受一下大都市的繁華生活。開春后尤其是天氣一天天炎熱以后，他們又返回西藏。這些都是悄然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變化。只是我們平時不太留意罷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概括成都“天府文化”特點時，提煉出成都的一個重要特點“友善包容”。從以上藏族朋友對成都的印象看，這還真不是成都人的自封和自夸，而是很客觀、很貼切并受到周邊地區及民族普遍認同的特點。那么，成都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特點與傳統?這個問題很值得深入探究。對一座城市而言，一個傳統的形成絕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幾年或幾十年的事，往往需要漫長的歷史積淀。由此，我想到一個事件，一個發生在成都的延續兩千多年的漢藏協作的案例。本文擬對此案例作一分析討論。雖不能說此案例就是成都“友善包容”特點與傳統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但透過此案例，或許能幫助我們認識成都這座對青藏高原地區有巨大輻射力的大型城市，在漢藏民族傳統交往中的地位與作用之一斑。

一、民族學家馬長壽揭曉兩千年“謎底”

古代遺留下來有關成都的記載，最豐富、最具史料價值的史籍，無疑要算《華陽國志》?！度A陽國志》按地方志體例撰寫，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可謂中國地方志的“鼻祖”。①劉琳:《〈華陽國志〉簡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第82頁?！度A陽國志·蜀志》對蜀地的記載尤為豐富、翔實，目前我們對公元前316年秦滅蜀以前古蜀國的情況，尤其對“開國何茫然”的古蜀國先王世系的了解和認識，均來自《華陽國志》。新近三星堆發掘取得的一系列令世人驚異的考古發現，對這些考古發現的認識，均有賴于《華陽國志》提供的重要背景和線索。

《華陽國志》成書于晉代，作者常璩是蜀人，是東晉時蜀郡江原人 (即今成都附近之崇州)。史載他撰著《華陽國志》時，曾“遍讀先世遺書”，尤諳熟蜀地及西南之地理、歷史及風土社會。②[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頁。我們現在所知曉的“成都”這一地名三千多年不變，其依據正是《華陽國志》。所以，《華陽國志》對我們認識和了解成都的歷史，是一部極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史書。

《華陽國志·蜀志》記敘成都時，提及位于蜀之西 (即成都之西)岷江上游“汶山郡”時，有一條重要記載:

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為常。③[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蜀志》，第184—185頁。

“汶山郡”是漢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設置的一個郡，主要在岷江上游地區，郡治在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縣城一帶。這條記載說，岷江上游“汶山郡”的“夷人”冬天“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為?！??！度A陽國志》這條記載，被南朝劉宋時范曄所撰《后漢書》完全采納?！逗鬂h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

(冉駹)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眾邑。④《后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858頁。

從以上兩條記載來看，我們可以得出兩個認識:第一，《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完全是源自《華陽國志》；第二，二者均記載岷江上游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夏則避暑反落”，均稱“入蜀為傭”“庸賃自食”。但他們“庸賃自食”和“入蜀為傭”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入蜀后他們具體做什么工作，記載中卻只字未提。檢閱其他史籍和相關研究發現，《華陽國志》和《后漢書》這兩條記載，在兩千多年中并未受到人們足夠的關注。

東漢時期岷江上游“夷人”“入蜀為傭”“庸賃自食”到底是從事什么營生?這個謎底最終揭曉，是在兩千多年后的20世紀上半葉。揭曉此謎底的，是我國著名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1936—1942年，馬長壽多次深入岷江上游嘉絨地區進行田野調查。①王欣:《馬長壽先生的川康民族考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第134—145頁。此后，因抗戰和參與籌建中央博物院工作而滯留于成都，并于成都居住。②王欣:《馬長壽先生與中央博物院 (下)》，《西北民族論叢》2015年第1期，第194—218頁。這使馬長壽不僅對岷江上游嘉絨藏族情況有深入了解，也對成都較為熟悉?；诖吮尘?，馬長壽在撰著《嘉絨民族社會史》中，③馬長壽:《嘉絨民族社會史》，原載于《民族學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收入馬長壽著，周偉洲編:《馬長壽民族學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專門提及了嘉絨人“入蜀為傭”之情形:

漢傭之制，“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返其邑?！贝苏f常璩《蜀志》亦言之。今日嘉戎尚多如此。每年秋后，嘉戎之民，褐衣左袒，毳冠佩刀，背繩負錘，出灌縣西來成都平原。詢之，皆為漢人作臨時傭工也。其中雖有黑水羌民，然為數無多。按嘉戎傭工精二術，莫與來者:一為鑿井，一為砌壁。成都、崇慶、郫、灌之井，大都為此輩鑿成。蓋成都平原，土質甚厚。井淺則易淤，以深為佳。漢工淘鑿無此勇毅。故須嘉戎任之，砌壁更為此族絕技?！霰?，堅固整齊。如筆削然，漢匠不能也。④馬長壽:《嘉絨民族社會史》，載馬長壽著，周偉洲編:《馬長壽民族學論集》，第129頁。

這段記敘非常重要，其突出價值有以下四點:

1.確鑿證明至1940年代，岷江上游的人季節性到成都做傭工的情形仍然延續 從文中“詢之”一語可知，馬長壽不僅目睹這些到成都做傭工的人，且對其進行過詢問，得知他們是“為漢人作臨時傭工”。

2.首次明確“入蜀為傭”者是岷江上游的嘉絨藏人 馬長壽剛對岷江上游嘉絨地區進行過為期半年的詳細調查，所以對于這些人是嘉絨藏人十分肯定。指出他們中“雖有黑水羌民，然為數無多”。澄清了過去多以到成都做傭工的人群是羌族的誤解。⑤任乃強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記:“茂汶羌民，直至清末民初，猶有多男女結對入成都平原及川北各地賣藥、打井及傭力者?！眳⒁?[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蜀志》，第189頁。馮漢驥也認為來成都打井的人群主要是羌人。馮漢驥:《禹生石紐辨》，《川大史學·馮漢驥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9—39頁。

3.首次明確嘉絨藏人到成都所做傭工是“鑿井”“砌壁” 如果說我們對《華陽國志》和《后漢書》所記岷江上游“夷人”“入蜀為傭”具體做什么并不清楚，那么，馬長壽這段記敘則提供了明確答案:“一為鑿井，一為砌壁?！惫仕麄兊男蓄^也相對簡單:“毳冠佩刀，背繩負錘?！?/p>

4.馬長壽十分肯定，1940年代嘉絨人季節性到成都做傭工正是《華陽國志》和《后漢書》所記岷江上游“夷人”“入蜀為傭”的延續 馬長壽為著名民族學家，尤以民族史研究見長，諳熟民族史料。這段記述中，他一開始即引用《華陽國志》和《后漢書》關于岷江上游“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返其邑”的記載，接著即指出“今日嘉戎尚多如此”。這意味著，馬長壽十分確定，每年秋后嘉絨藏人來成都“鑿井”“砌壁”這一傳統，正是史籍所載岷江上游夷人“入蜀為傭”傳統的延續。

綜上所述，馬長壽這段敘述，揭開了一個幾乎被人遺忘但卻在成都居民生活中鮮活存在的事實:岷江上游嘉絨藏族延續兩千多年的“入蜀為傭”傳統。

二、嘉絨藏族“入蜀為傭”傳統何以延續兩千年

綜上所述，岷江上游地區嘉絨藏族冬季“入蜀為傭”，從事“鑿井、砌壁”之傭工，夏季不耐暑熱而返回聚邑的傳統，從漢代起一直延續到了民國時期，延綿了兩千多年，真可謂源遠流長。

我們不禁要問，是什么因素使岷江上游人群“入蜀為傭”的傳統能延續兩千余年?產生這一傳統的機制與內涵是什么?

很顯然，這一傳統得以產生并延續兩千余年，必有其特殊的機制與內涵。從諸多線索看，這是一個民族之間相互協作的傳統，這一協作傳統之所以產生并源遠流長，其核心機制應是成都平原地區居民在鑿井取水上的需求，同岷江上游地區嘉絨藏族在“鑿井”“砌壁”上特殊技能的有機結合。大體來說，該傳統的形成主要由兩方面因素所造成:

第一，在傳統農業時代，成都居民日常飲用水主要靠鑿井取水，但成都平原是一個巨大的沖積平原，其泥沙夾卵石的特殊地質結構對鑿井提出了極高的技術要求。

富饒且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是數千萬年以來在來自青藏高原的岷江、沱江等河流沖擊下形成的巨大沖積平原。①錢洪、唐榮昌:《成都平原的形成與演化》，《四川地震》1997年第3期，第3頁。在這樣的沖積平原地區，幾乎沒有任何山泉水可以利用。唯一的取水方式，就是鑿井取地下水。所以，在沒有自來水以前的漫長的傳統農業時代，成都平原居民日常生活所需飲用水主要依靠地下水，故鑿井取水，成為成都平原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但是，由于成都平原的地層主要是泥沙夾卵石的地質結構，在這樣的地質結構下鑿井取水，如果井打得淺，很容易被地層中滲出的泥沙所淤積，井的壽命會很短。如馬長壽所言:“蓋成都平原，土質甚厚。井淺則易淤，以深為佳?！雹隈R長壽:《嘉絨民族社會史》，載馬長壽著，周偉洲編:《馬長壽民族學論集》，第129頁。因此，過去成都的井，主要是深井。今成都市正通順街原巴金故居附近，尚有一口作為文物遺跡保留下來的井，名曰“雙眼井”。井口的直徑不大，大約不到1米，但是井的深度卻令人咋舌——至少有10米。要把井打得深，就面臨一個很大難題，由于泥沙夾卵石的地質結構，井如果打得很深，井壁很容易垮塌。所以，如何在打深井的情況下能夠砌出堅固、結實的井壁，就成為成都平原打一口井成功與否的關鍵。

第二，至漢代以來岷江上游嘉絨藏族及其先民擁有建造碉樓的精湛砌石絕技。

《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在記載東漢時岷江上游冉駹夷時云: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砸郎骄又?，累石為室，高者至十余丈，為邛籠。

這里所說“累石為室，高者至十余丈”的“邛籠”，正是今廣泛分布于嘉絨地區的碉樓。③石碩:《“邛籠”解讀》，《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第92—100頁。這也是漢文史籍中最早關于青藏高原碉樓的記載。此記載說明，至少東漢時期岷江上游的冉駹夷已有建碉樓的傳統，當然也產生了與之相應的砌石技術。需要注意的是，《華陽國志》和《后漢書》所記“入蜀為傭”者，均是在“汶山郡”的條目下。①參見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蜀志》，第184頁；《后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第2857頁。史籍也明確記載，漢武帝元鼎六年在冉駹夷地界設“汶山郡”。②參見《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997頁；[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蜀志》，第184頁；《后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第2857頁等。既然《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明確記載，建“累石為室，高者至十余丈”之“邛籠”的正是冉駹夷，則當時岷江上游“入蜀為傭”者，正是有著建“邛籠”傳統的冉駹夷人。

對“入蜀為傭”者是有著建造“邛籠”傳統的冉駹夷人之事實，尚可由以下兩點得到有力印證:

其一，1942年馬長壽通過對嘉絨地區為期半年的調查，進一步確認史籍所載“冉駹地理環境，與今嘉絨區全合”，③馬長壽:《嘉絨民族社會史》，載馬長壽著，周偉洲編:《馬長壽民族學論集》，第128頁。從而得出“古之冉駹”即“今之嘉絨”的認識，并確定他們正是建造碉樓的人群:

今四川茂、汶、理三縣，以岷江為界，自岷江以東多為屋宇，以西多碉樓。且愈西而碉樓愈多，從雜谷腦至大、小金川，凡嘉戎居住之區，無不以碉樓為其建筑之特征。大體言之，碉樓的分布與嘉戎的分布是一致的。④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頁。

其二，筆者在做青藏高原地區碉樓的整體調查與研究時，發現一個重要現象:岷江上游嘉絨藏族地區是迄今整個青藏高原范圍碉樓建造最為普遍的地區。嘉絨地區不僅碉樓分布最為密集，也是數量、類型最多的地區。從造型上看，嘉絨地區碉樓從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到十三角均有，具備了碉樓的所有類型。從功能看，則分別有家碉、寨碉、戰碉、經堂碉等，按當地民間說法還有公碉、母碉、陰陽碉 (風水碉)、姊妹碉、房中碉等。⑤石碩等:《青藏高原碉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從碉樓分布的密集程度看，嘉絨地區亦堪稱青藏高原之最。從碉樓數量看，嘉絨地區也是目前青藏高原保留碉樓最多的地區，屬于嘉絨地區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因保留有碉樓562座，被人們譽為“千碉之國”。⑥楊嘉銘:《丹巴古碉建筑文化綜覽》，《中國藏學》2004年第2期，第93頁。

綜上可以肯定，《華陽國志》《后漢書》所記岷江上游地區季節性“入蜀為傭”者，正是冉駹部落的夷人。從《后漢書》關于“邛籠”的記載看，在東漢時今嘉絨藏族的先民冉駹人已經有建碉樓(“邛籠”)的傳統。要建“高者至十余丈”的碉樓，必有高超的石砌技術。至此，我們不難明白，東漢時岷江上游冉駹夷人是憑借什么樣的特殊技能“入蜀為傭”。從民國時馬長壽記嘉絨藏族季節性“入蜀為傭”主要是“鑿井”“砌壁”來看，他們正是憑借精湛的石砌絕技，從事與打井相關的工作。

岷江上游地區石砌技術有多厲害，對當地砌石絕技作過深入調查的任乃強曾有如下描述:

康番各種工業，皆無足觀。唯砌亂石墻之工作獨巧?！靶U寨子”高數丈，厚數尺之碉墻，什九皆用亂石砌成。此等亂石，即通常山坡之破石亂礫，大小方圓，并無定式。有專門砌墻之番，不用斧鑿錘鉆，但憑雙手一筐，將此等亂石，集取一處，隨意砌疊，大小長短，各得其宜；其縫隙用土泥調水填糊，太空處支以小石，不引繩墨，能使圓如規，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傾畸?！朔N亂石高墻，且耐久不壞……歷經地震未圯，前年丹巴大地震，僅損上端一角，誠奇技也。①任乃強著，西藏社會科學院整理:《西康圖經·民俗篇》，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2—254頁。

其實，在整個川西高原地區，不僅僅是碉樓，當地高達數層的民居建筑等，均用亂石塊砌成。當地工匠，誠如任乃強所說:“隨意砌疊，大小長短，各得其宜；其縫隙用土泥調水填糊，太空處支以小石，不引繩墨，能使圓如規，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傾畸?！雹谕?，第254頁。但最能體現精湛石砌絕技的無疑是碉樓的建造。有兩個例子可以印證當地砌石絕技達到的精湛程度與水平。

其一，今大渡河上游屬于嘉絨地區的金川縣馬奈鎮，屹立著一座高達49.8米的碉樓，是迄今青藏高原地區留存下來的最高的碉樓，號稱“碉王”。大渡河處于橫斷山區鮮水河地質斷裂帶，是地震頻發區域。馬爾邦碉王，能在此地震斷裂帶上巍然屹立達數百年，足證其精湛砌石絕技非同尋常。

其二，2008年在震驚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中，呈現了一個讓人驚異的事實。近十余年，隨著旅游業強勁發展，為進一步吸引游客、增加人文氛圍，人們在一些存在古代碉樓的景點又新建了一些現代碉樓，這是現代人用石塊砌筑的碉樓。但是，這一類新造碉樓在5·12大地震中大多垮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唯古代遺留下來的碉樓，除個別上部受損外，則大多完好。這充分印證了任乃強“歷經地震未圯，前年丹巴大地震，僅損上端一角，誠奇技也”之言。也說明在科技十分發達的今天，古人建造碉樓的精湛砌石絕技仍令現代人難以望其項背。

當地精湛的砌石絕技正是東漢以來在建碉樓的傳統下孕育和發展起來，并臻于登峰造極。多年前，我在川西高原調查碉樓時，一位老人告訴我，建碉樓可不是一般人所能為，一寨之中或方圓幾十里內僅有一兩位這樣身懷絕技的工匠，他們的絕技大多是父子或師徒相傳，行內有很多行規和秘訣，通常要幾十年工夫才能學成。半個世紀前，康藏研究著名學者任乃強充分意識到當地石砌絕技在中國建筑史上的獨特價值與地位，將之稱作中國建筑之“疊石奇技”。③同上，第252頁。

兩千多年前，身懷砌石絕技的岷江上游冉駹夷人開始季節性下到成都平原，用其精湛砌石絕技為成都平原居民從事鑿井、砌壁的工作。他們成功解決了在泥沙夾卵石地層中開鑿深井之難題，用精湛的砌石絕技砌出深達十余米、下大上小的堅固井壁，解決了成都平原居民鑿井取水之難題。正如馬長壽所說，他們的砌石絕技為“漢匠不能也”。④馬長壽:《嘉絨民族社會史》，載馬長壽著，周偉洲編:《馬長壽民族學論集》，第129頁。岷江上游嘉絨藏人季節性來成都平原“鑿井”“砌壁”，覆蓋地域甚廣，如馬長壽所說“成都、崇慶、郫、灌之井，大都為此輩鑿成”。⑤同上。這意味著他們鑿井、砌壁范圍覆蓋整個成都平原地區。此外，井的使用是有壽命的，一口井用上數年后，其出水量會下降或漸漸干涸，需要進行疏淘，或開鑿新井。當然，也不排除他們亦常以砌壁之絕技為成都平原居民做地面砌墻之類的工作?？傊?，從馬長壽記民國時期嘉絨藏族來成都的行頭是“毳冠佩刀，背繩負錘”看，他們的主要工作是“鑿井”“砌壁”。從“褐衣左袒”的衣著特征看，他們無疑都是藏族。

綜上所述，在成都的發展歷史中，存在一個長達兩千多年的漢藏民族協作傳統。正是馬長壽對民國時期嘉絨藏人秋后“入蜀為傭”的記敘，為我們揭示了這段幾乎被湮沒的歷史。這段歷史清晰地告訴我們，兩千多年來，岷江上游的嘉絨藏人不僅用他們精湛的砌石絕技建造起眾多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碉樓，①青藏高原碉樓已被中國政府正式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參見石碩等:《青藏高原碉樓研究》，第3頁。同時也以精湛砌石絕技造福于成都平原居民的鑿井取水，書寫了漢藏民族協作的佳話。從此意義說，被任乃強稱作“疊石奇技”的精湛砌石絕技，其應用范圍遠不止于岷江上游地區，它不僅建造了當地眾多碉樓，也構筑了兩千多年成都平原的地下井壁，造福了成都平原居民的飲用水。兩千多年來，嘉絨藏族以精湛砌石絕技實際上建造了兩座“碉樓”，一是地上碉樓，二是成都平原的“地下井壁”。二者有兩個共同點，均下大上小，均為嘉絨藏族及其先民精湛砌石絕技之杰作。

三、當今成都已成為漢藏等各民族和諧共享之城

毫無疑問，成都居民與岷江上游地區藏族之間這種跨越兩千多年、源遠流長的互助協作傳統，正是我們理解成都“友善包容”特點的重要角度之一。這一互助協作傳統，不但反映漢藏民族之間的彼此需要與協助，也蘊含了漢藏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歷史積淀。

兩千多年過去了。今天，在新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下，我們欣喜地看到，成都與青藏高原各民族之間互助協作的傳統，仍以新的形式和內容不斷得到延續和擴大。例如，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青藏高原地區使用最多、最重要的禮儀商品——哈達，絕大部分都是在成都平原的崇州、邛崍等地生產的，再發往涉藏五省區銷售。此外，再進一步深入了解，我們會發現，目前銷往涉藏地區的許多物品，包括藏式圖案的地毯、各類寺院所需宗教用品、藏式風格的文案用品、工藝品、旅游用品，以及藏文書籍及各類印刷品，很多都是在成都平原地區生產，再運往青藏高原各地銷售的。這些企業的老板，絕大部分是來自涉藏各地區的藏族年輕人，他們不僅在涉藏地區有廣泛的人脈和銷售渠道，同時有很多成都本地漢族朋友作為合伙人。我曾詢問過其中一些年輕民營企業家，在成都地區生產面向涉藏地區銷售的商品有什么優勢和好處，他們的回答雖各有側重，但有一共同點，都提到一個關鍵——成都容易聘請到各類專業人才。比如，很多產品的設計和生產環節，已經離不開電腦，但在涉藏地區找到電腦方面的專業人才就會困難一些；而在成都，電腦專業人才不僅多，而且水平一流，聘請成本也相對低。這讓我想到了一點，從兩千多年前的漢代起，岷江上游嘉絨藏族的先民正是憑借建造“高者至十余丈”的碉樓所練成的精湛砌石絕技來成都平原“鑿井”“砌壁”，解決了“漢匠不能”的深井砌壁難題，造福了成都平原的居民；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生產面向涉藏地區商品的企業大量落戶成都平原，同樣是要借助成都地區的技術與人才優勢，來助推和繁榮青藏高原地區的商品經濟與社會發展，造福涉藏地區各族人民。這一現象蘊含著一個深刻道理，成都平原與青藏高原之間從來就是取長補短、優勢互補、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源遠流長的互助協作傳統。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及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各民族之間在生計即經濟上因相互協作所產生的共同性至為重要?！懊褚允碁楸尽?，各民族在經濟生活上的相互聯系、彼此依存，始終是民族之間產生凝聚力、形成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內容和主要驅動力。馬長壽在談到民族融合時指出:“融合不但是外表的生活樣式的變動，更重要的是有著共同經濟生活?！雹隈R長壽:《烏桓與鮮卑》，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頁。

今天，在中國西部最靠近民族地區的昆明、成都、西寧和蘭州四大省會城市中，成都已成為向民族地區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區輻射力最強、影響最大的城市，成為青藏高原地區以藏族為主的各民族選擇退養、居住、就醫、觀光購物，以及年輕人求學、創業，實現夢想及享受現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目的地。成都出現了除拉薩之外銷售藏式工藝品、宗教用品的最大商業街——武侯祠商業街，也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諸多藏族人居住社區，如武侯祠、雙楠、茶店子、營門口等地，青藏高原地區的藏族人往往按不同地望、籍貫結伴居住。藏語有衛藏、安多和康三大方言區，因成都集中了來自各個方言區的人，藏族人內部遂將成都戲稱為藏語“第四大方言區”。都江堰成為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后院”，從阿壩州移居都江堰的人自嘲為“十三軍” (因阿壩州共有13個縣，故名)，當地人也親切以此稱呼他們，此稱謂帶有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意味。成都雙流 (原為縣，現為“雙流區”)因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移居成都的集中居住地，甘孜人遂將雙流戲稱為甘孜州“第十九個縣”。除此之外，在成都周邊的溫江、崇州、邛崍、郫都等地，都居住著大量來自西藏、青海、甘肅乃至云南迪慶的藏族人，他們往往以原所在地三五成群集中購房居住，或是選擇“候鳥型”居住模式。成都及其周邊平原地區之所以受到青藏高原地區以藏族為主的各民族青睞，成為其退養、居住、求學、創業、就醫，乃至觀光購物、享受現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目的地，除了氣候溫暖、經濟發達、生活舒適等特點外，也與成都人自來樂觀幽默，對少數民族同胞“包容友善”的傳統密切相關。這種歷史傳統與人文稟賦，使成都受到青藏高原地區以藏族為主的各民族高度認同與青睞。記得有一段時間，成都五城區內限制外地人購房，一位拉薩藏族朋友對此深感遺憾，對我說:“能不能請老師幫我們呼吁一下，很多拉薩家庭聽到這個政策深感失望，斷了我們在成都居住和享受現代大都市生活的夢想?！蔽覈诿褡逭叻矫嬉恢弊裱粋€原則，即“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各民族共同奮斗，共享社會發展與繁榮成果，正是我黨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針。

成都平原居民同青藏高原藏族先民間延續兩千多年的協作互補，是民族“共享”的一個典型案例。這是成都“包容友善”特點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成都受到青藏高原以藏族為主的各民族認同與青睞，形成普遍“共享”的重要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