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音樂家族述論

●潘 斌

世家大族，世代承繼，聚族而居，是謂“世”，他們或累世公卿，或雄踞一方，有著強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故曰“大”。漢代的世家大族，素以“詩、書、禮、樂”治家學、傳家道，作為學術權威，他們掌握著主流文化的話語權。在社會多動蕩、江山頻易主的魏晉時期，士族既染指朝政，運轉門閥政治，同時出入玄儒、優游文藝，引領時代風尚、促進藝術發展。

自魏晉以降，家族文化被視為士族的重要標志，“非玄非儒而純以武功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視作士族者”①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第324頁。，保持家族的長盛不衰，無不寄希望于上有“賢父兄”、下有“佳子弟”。永嘉之亂后，南北方士族雖然在家學上有儒、玄之偏，家風上有保守、開放之別，但無不將家教門風視為家族興衰之關鍵，“孝友之內行”與“經籍文史學業之修養”②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161頁。成為培養家族子弟的重要目標，這一觀念直至南朝依然深入人心③王筠《與諸兒書論家世集》載：“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甑妊鲇^堂構，思各努力?！薄材铣悺骋Σ?、姚思廉：《梁書》卷三十三，中華書局，1973，第486-487頁。。因此，學者多將此時之學術歸為家學④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指出：“地方之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經五胡之亂，而學術文化尚能保持不亂者，固有地方大族之力……論學術，只有家學之可言，而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也?！薄督鹈黟^叢稿初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147-148頁。，將時代之風尚系于家風⑤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指出：“魏晉以下人對于人生理想所追求之境界，以及當時之風尚，所謂時代精神之所在。而此等則盡與當時門第有關?！薄吨袊鴮W術思想史論叢（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165頁。，而魏晉文化得以承兩漢之精深、開隋唐之繁盛，則主要有賴于世家大族之護持。

漢晉之際的文化世家，因精專于某一（甚至若干）門類的文學藝術被世人稱道，繼而為家族影響力“錦上添花”，使個人聲譽“如虎添翼”，同時，他們的社會地位、文化素養、思想情操也促進了藝術的轉型、勃發和升華。魏晉音樂家族與音樂發展的關系，就是一個重要縮影。自漢魏之際出現，至兩晉成就斐然，直到南北朝余響不絕，音樂家族貫穿整個時代，并“藝術”地展現出此時的名士家風、雅道相傳。

一、始創新風：漢魏之際的音樂家族

漢魏之際的音樂家族，在思想上開創了由儒入玄之風尚，在文化上奠定了文藝獨立之地位，陳留蔡邕父女、譙國曹氏①今安徽涇縣一帶。父子及陳留阮氏家族就是杰出代表。

（一）博學鴻儒：陳留蔡氏

陳留蔡氏具體指陳留圉（今河南開封杞縣）蔡氏，世代通經博論，蔡邕師從太傅胡廣，學問廣博，通于辭章、術數、天文、音律、書畫等，尤善彈琴，志好琴道。他在《月令章句》《女訓》中的論樂之文，體現出對古今之樂的識見以及對樂禮的重視，在《琴操·序首》中強調古琴“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的功能，在《琴賦》中提出“通理制性，恬淡清溢”這一會通儒道的理念，從而拓展了古琴的審美功能。在其影響下，其女蔡琰幼承庭訓，博學有才辯，尤妙于音律，是為家學之延續。

（二）文壇新風：譙國曹氏

“三曹”父子不只是漢末叱咤風云、建立新政的亂世梟雄，也是雅傳文藝、開創一代新風的文人名士。曹操對音樂不僅迷戀，而且藝術造詣也極高。曹丕“博聞強識，才藝兼該”，才名雖不及其弟曹植，但不乏“殊美贍可玩”之作：他在《典論》中闡發“文不朽”的觀點，賦予文學藝術空前的尊崇地位，對魏晉文藝的轉型起了推動作用。曹植自幼是“言出為論，下筆成章”的神童，也是文高八斗、身兼眾藝的大才子②〔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二十一注引《魏略》載：“博學有才章”的邯鄲淳與曹植相見，“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迄，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中華書局，1959，第603頁。，他在《鼙舞歌序》中力糾古曲之謬誤，在此基礎上改作新歌，又創制魚山梵唄，為佛教音樂華化之先行者。曹氏父子對才藝出眾者多敬重有加，“建安七子”團體的出現、“建安文風”的開創以及“銅雀臺”的興建，皆是他們雅重名士、傳播文藝的重要見證。

（三）才性高潔：陳留阮氏

阮氏家族世居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尉氏一帶），他們在古琴、文學領域中均有突出成就，從阮瑀到阮籍再到阮咸、阮瞻，四代皆是著名琴家。阮瑀天機穎悟，早年受學于蔡邕且備受賞識，被稱嘆為“童子奇眉，朗朗無雙”，文才與琴藝皆得蔡邕之真傳。作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曾在曹操舉行的宴會中即興作曲，撫弦而歌，藝驚四座。他在《箏賦》中對箏“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之形貌的刻畫，“五聲并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之演奏手法的詮釋以及“浮沉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之音聲特質的描述，皆體現出他深厚的音樂審美及品鑒功力。阮籍“才藻艷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又“嗜酒能嘯，善彈琴”，其風度“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其個性“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內外皆呈現出典型的名士風范。阮籍族侄阮咸，也是一位妙解音律的文人音樂家，尤善彈琵琶（阮），曾撰《律議》闡論古今樂律，他對于音聲的理論認知，令主管雅樂的荀勖也自嘆弗如③〔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三轉引《竹林七賢傳》曰：“阮咸善琵琶，荀勖雅解音律，自以遠不及也?！敝腥A書局，1960，第2628頁。。其子阮瞻繼承名士家風與家學，性情沖和恬淡，寵辱不驚，“善彈琴”且“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作為中國古代音樂世家的早期代表，阮氏家族在音樂演奏與理論方面皆頗有建樹，而作為道家風范的高揚者，他們則將個體的深情與思想的玄遠傾注于音樂理論，對后來的音樂家族產生重要影響。

（四）江南雅傳：吳郡顧氏

漢魏時期，江南地區已出現一些文化上頗具影響力的家族，以顧雍為代表的吳郡（今江蘇蘇州一帶）顧氏就是一例。顧雍是三國時期東吳丞相，據史書記載，蔡邕游歷江南之際，顧雍作為其琴書授業弟子，頗得蔡邕欣賞，并獲贈同音之名①《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注引《江表傳》曰：“顧雍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卿成必早，故以名與卿?！?、伯喈同名由此?！敝腥A書局，1959，第1226頁。，其家族后人也雅習相傳不輟，如顧雍之孫顧彥先是東晉初年的江南士族領袖之一，而他更為后世熟知的，卻是與琴有關的一則動人軼事②〔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六十八：（顧彥先）“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吊喪主而去?！敝腥A書局，1974，第1811頁。。南朝時，族人顧野王有《舞影賦》《箏賦》《笙賦》等多篇音樂賦傳世。此外，《顏氏家訓》之《雜藝篇》中，尚記載有一對“并有琴書之藝”的吳郡顧氏父子（顧士端、顧庭）。由此線索可見，漢魏以降，江南士族也開始重視家族子弟的音樂教育與家學傳承。

“漢晉間士大夫好樂之風實為彼輩悲涼感慨之人生觀之產物，而非徒生活之點綴品是已?！雹塾嘤r：《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6頁。對于此時的文人而言，音樂不只是審美或娛樂層面的消遣，也并非禮樂體系的道德載體，而更關乎其人生體驗與個人情感。在曹氏父子舉起“文不朽”大旗的同時，音樂在士族中的地位和分量也與日俱增。

二、洋洋大觀：兩晉時期的音樂家族

兩晉時期出現的音樂家族，一類是獨領風騷的士林，其藝術成就與世俗功名相得益彰，另一類則以家業相續的音樂藝術成就著稱于世。前者以瑯邪王氏、陳郡謝氏為典型，后者以潁川荀氏、譙國戴氏為代表。

（一）左琴右書：瑯琊王氏

瑯琊（今山東臨沂一帶）王氏于永嘉南遷時隨晉室移徙江南，因族人王導作為北方士人領袖，有匡扶王室之首功，從此一躍成為東晉第一名門望族，極盛之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樼鹜跏喜华氁蚴来⒗t顯貴一時，以“書圣”王羲之父子為代表的家族子弟在書法史上更享有崇高地位，而在這個以書法著稱的家族中，音樂也是家學的重要部分，由“人琴俱亡”這一飽含魏晉名士“人琴合一”之深情的著名典故④〔唐〕房玄齡等：《晉書》載：“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余亦卒?！敝腥A書局，1974，第2104頁?？梢?，王徽之、王獻之兄弟二人皆善彈琴。王羲之的叔父王廙⑤東晉宰相王導從弟，王羲之叔父。于音樂亦有妙思，有《笙賦》（殘文）傳世。至南朝，王氏家族“左琴右書”的家學傳統依然在延續，王導玄孫王僧虔就是一個典型，他“雅善隸書”且“雅好文史，解音律”，一度上書《樂表》闡發禮樂要義，為朝廷正樂，也曾于宴饗之際一展琴藝⑥〔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二十三：“上曲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藝……王僧虔彈琴……”中華書局，1996，第435頁。，其子王慈亦自幼鐘情于琴書⑦〔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六：“（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敝腥A書局，1996，第802頁。。其堂兄弟王微通曉音樂，“善屬文，工書”，兼解“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其子侄王僧祐“雅好博古……工草隸書，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面對王侯以琴相邀而不屈從的清標傲骨⑧〔唐〕李延壽：《南史》卷二十一：“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于座取琴進之，不從命?！敝腥A書局，1975，第580頁。，更有名士家族之遺風。

（二）文采風流：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地望出于今河南周口一帶，家族地位可比肩瑯琊王氏，后人以“舊時王謝堂前燕”追其往昔盛況。謝氏家族不獨有士林中威望極高的“山中宰相”謝安，“林下才女”謝道韞，山水詩鼻祖謝靈運、謝朓等名冠文壇的人物，也不乏多位通音善琴者，如謝鯤、謝尚父子皆有較高的音樂才能，謝鯤“能歌，善鼓琴”，好讀《老子》《易經》等，他尊崇道家思想，為人處世任情逍遙，“不修威儀”，因挑逗婦女被投梭折齒后，依然波瀾不驚，以“不廢嘯歌”自解自嘲，其子謝尚則以善彈箏而著稱①〔唐〕歐陽詢等撰，王紹楹校：《藝文類聚》卷四十四轉引《俗說》曰：“謝仁祖為豫州主簿，在桓溫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复笠源酥??！鄙虾９偶霭嫔?，1985，第784頁。。謝安作為家族的中心人物，不僅以宰相之尊、高逸之情成為士人領袖，也是博通六藝、“性好音樂”的文人雅士。至南朝，謝氏子弟中依然才藝出眾者輩出，如謝惠連《琴贊》言簡意賅地總結了古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的樂器特點，“以養民心”的社會功用和“取樂山林”的文人意趣；謝孺子“多藝能，尤善聲律”，曾與人笙舞相和，產生了“使人飄搖有伊、洛間意”的藝術佳話；謝朓以文學見長，寫有鼓吹曲辭、郊廟歌辭十余首；謝莊傳世之作《琴論》則是古代琴學的重要遺產。

王、謝兩大家族作為隨晉室南渡的中原望族、政治上的簪纓世家，他們既不專事藝術，也非獨善于音樂，之所以雅重藝術傳習，除了興趣使然，還在于以此為“文化名片”，維持、提升家族的士林聲譽。是故，此時士族子弟在技藝方面皆有所長，琴棋書畫，大體能各樹一幟。他們積極投入藝術創作與賞鑒，在“名士效應”下成為“時尚風向標”，從而客觀推動了音樂藝術與精英文化的融合。若論及此時專精于音樂藝術的家族，當推潁川荀氏和譙國戴氏兩家。

（三）承傳樂統：潁川荀氏

荀氏地望潁川（今河南禹州），以荀勖為代表的荀氏家族世代公卿，地位顯赫，在文化史上也頗負盛名，其中，荀勖外祖父乃曹魏書法大家鐘繇，荀勖祖孫三代皆通曉音律，致力于晉代雅樂的復興：荀勖作為朝廷樂官，肩負著制禮作樂的重要使命，他一方面“修律呂，并行于世”，又根據十二律呂，制作笛律以定調，并揣摩校正之法，以種種途徑進行樂學理論與實踐探索②〔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十九，中華書局，1974，第1153頁、1158頁。。荀勖之子荀藩子承父業，掌管雅樂，治鐘磬。藩子荀遂亦“解音樂，善談論”③〔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十九，中華書局，1974，第1153頁、1158頁。。

（四）琴書自娛：譙國戴氏

晉宋之際，譙國（今安徽涇縣一帶）戴氏家族以琴聞名于世。其中，以戴逵父子最負盛名?！稌x書》載，戴逵才華橫溢且行持高潔，“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余巧藝靡不畢綜”，“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晚年歸隱于會稽剡縣（今浙江紹興嵊州）。他不為權貴折腰，更不以才藝為自己仕進的階梯，面對武陵王司馬晞居高臨下以琴相邀的召請，他破琴于使者面前，以“不為王門伶人”的義正辭嚴，維護了文人的風骨和藝術的尊嚴。相形之下，同樣善彈琴的兄長戴述則“聞命欣然，擁琴而往”④〔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六十四，中華書局，1974，第2457頁、2458頁。，人格節操，高下立判。戴逵在一篇文論中表達了自己的超然心志：“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雹荨蔡啤撤啃g等：《晉書》卷六十四，中華書局，1974，第2457頁、2458頁。又撰《琴贊》曰：“至人托玩，導德宣情。微旨虛遠，感物悟靈?！倍潭虜笛?，已表明其琴樂審美標準及人格理想。戴逵之子戴勃、戴颙，琴書皆得父傳，“凡諸音律，皆能揮手”。

無論是荀勖父子對宮廷雅樂的整理研究，還是戴逵父子令世人矚目的琴學成就，皆標志著兩晉時期音樂開始成為家族的文化標志，并由此獲得一定的社會影響。然而，這一家業的相傳，不同于受制于王權、服務于權貴的樂工伶人之輩，而源于文人的自由人格和獨立心志。通過戴氏的言行可以發現，他們義無反顧地再三與“王門伶人”劃清界限，強調“超然絕跡，自求其志”的獨立人格，有形的聲明與無形的堅守，共同賦予并塑造了文人音樂的精神內涵。

三、風雅流傳：南北朝時期的音樂家族

南北朝時期，隨著士族與寒門地位的升降，再無占據絕對政治優勢的“共天下”的豪族，兩晉時期的世家大族多不復往昔盛況，他們的后人多依賴于通過婚宦等途徑努力維持著門戶地位，其文化藝術的建樹及影響也相應有所減退。此時，個別來自中原地區的家族開始逐漸嶄露頭角，如陳留江氏、河東柳氏。隨著南朝社會的更迭，權力的遞轉，一些原本習武少文的寒門把握重權，自然而然地跨入士族名列，在實現“名實相副”以鞏固家族地位的過程中，他們對文化藝術亦有諸多貢獻，蘭陵蕭氏就是其中之典型。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儒、佛三家相互碰撞、交融，佛教義理對文人的玄談及精神世界的重建產生了重要影響，南朝宋、齊以下，士大夫文人多轉奉釋氏①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204頁。，這一文化和思想上的轉變，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劉宋時期的名士宗炳就是這樣的一位先行者，他將山水理想與佛教信仰融入自己的人生與藝術中，也影響了他的后人。

（一）仕而游藝：陳留江氏

江氏地望在陳留濟陽（今河南蘭考一帶），南北朝時期，各有兩個分支在藝術領域頗具影響，北朝以江式、江順和為代表，以書法成就見長，南朝以江湛、江祿為代表，這一支則兼善琴書。

北朝江氏自晉以降，多居西北地區，江式先祖歷任馮翊（今陜西一帶）太守、敦煌太守、趙郡（今河北一帶）太守，家族中多有善書者，其祖上江瓊即善書蟲篆，江式于“篆體尤工”，當時“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出自他的筆下，江式還曾上表專述歷代各書體的演變及特點，強調文字“六藝之宗，王教之始”的地位，此外，江式之侄江順和“亦工篆書”②〔北齊〕魏收：《魏書》卷九十一，中華書局，1997，第1960-1965頁。。

南朝江氏同樣地位顯赫，江湛的祖、父輩皆被委以重任，歷任晉護國將軍、驃騎咨議參軍、湘州刺史等職，江湛官至吏部尚書，與宋文帝結為姻親。在個人才華方面，江湛廣涉六藝，尤以通文義、善鼓琴、明算術而見諸史傳，江湛孫輩中才華出眾者以曾孫江祿為代表，雖“形貌短小”，但“神明俊發”，且“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③〔唐〕李延壽：《南史》卷三十六，中華書局，1997年，第940-944頁。。

（二）琴名遠揚：河東柳氏

柳氏是河東解縣（今山西永濟一帶）的名門望族，南北朝時期，柳氏家族有兩個分支：南朝的柳世隆、柳惔、柳惲父子，北朝的柳遠、柳諧兄弟。兩者皆善彈琴，并因此獲得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力。

柳世隆先祖于永嘉之亂時南遷，族親曾任宋、齊時期宰相、尚書令，柳世隆亦早年顯達，歷任要職，而他卻視讀書彈琴為至業，“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他還自創琴指法“柳公雙瑣”④〔唐〕李延壽：《南史》卷三十八，中華書局，1975，第982-985頁、987-989頁。，于士流中頗具影響。柳世隆次子柳惔及三子柳惲皆通音律、善彈琴，其中，柳惲琴名尤盛，齊竟陵王蕭子良贊其“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柳惲還改革古聲，創制新曲，著《清調論》。此外，柳惲亦善弈棋和尺牘，梁武帝稱其才藝“足了十人”“可謂具美”⑤〔唐〕李延壽：《南史》卷三十八，中華書局，1975，第982-985頁、987-989頁。。

柳遠、柳諧為堂兄弟，柳遠“粗疏無拘撿”，有“柳癲”之名，善彈琴、好飲酒、能詠文，才情酷似魏晉名士，柳諧精于琴藝且善于創新“新聲手勢”⑥〔北齊〕魏收：《魏書》卷七十一，中華書局，1997，第1576-1577頁。，一時追慕者甚眾。

（三）縱橫文武：蘭陵蕭氏

南朝齊、梁之際，大權多為蘭陵（今江蘇武進一帶）蕭氏所握，從而獨尊天下百余年。蕭氏家族不獨于軍政中運籌帷幄，在文化藝術領域亦聲名遠播。雖然諸蕭地望盡出蘭陵，或同宗同源，若以血緣關系詳加考察，亦有若干分支分別見重于不同時期。

其一，劉宋朝之蕭氏家族，以蕭思話、蕭惠基父子為主要代表。蕭氏世代公卿，蕭思話的父親蕭源之歷任將軍、瑯琊太守，姑母乃孝懿皇后，蕭思話亦位高權重，官至征西將軍、左仆射，史書中稱其“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⑦〔唐〕李延壽：《南史》卷十八，中華書局，1975，第495頁。，是一位堪當“國器”①〔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七十八曰：“（蕭思話）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敝腥A書局，1974，第2011頁。的文武全才，他不獨見重于書傳②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痹骸豆沤駮u》稱“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太平御覽》卷七四八）。梁武帝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評其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于琴史也留有一段“松石間意”③〔唐〕李延壽：《南史》卷十八：“（蕭思話）嘗從文帝登鐘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鐘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敝腥A書局，1975，第495頁。佳話。其子蕭惠基亦有雅名，書法造詣頗得家傳，且善弈棋，解音律，對漢魏民間遺調尤為喜愛④〔唐〕李延壽：《南史》卷十八：“惠基善隸書及弈棋，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莼庖袈?，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敝腥A書局，1975，第500頁。。

其二，南齊之皇家宗室，即建立南齊政權的蕭道成家族，其皇子皇孫中，不乏琴書相傳之風流文雅者。如齊高帝第五子武陵昭王蕭曄工篆書、善弈棋⑤〔唐〕李延壽：《南史》卷四十三：“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棋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棋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敝腥A書局，1975，第1081頁。，第十二子江夏王蕭鋒“好琴書”且造詣頗高⑥〔唐〕李延壽：《南史》卷四十三：“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跡，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于世，非唯七弦而已，百氏亦復如之?！?，孫輩中，州陵侯蕭子游“好音樂，解絲竹雜藝”⑦〔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五，中華書局，1996，第623頁。，蕭子云善書草隸⑧〔唐〕李延壽：《南史》卷四十二，中華書局，1975，第1074-1075頁。，性情超脫，“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群”，重孫輩中，亦多有善書畫者，如子云之子蕭特、子侄蕭干以及蕭賁、蕭幾等⑨〔唐〕李延壽：《南史》卷四十二：“（蕭特）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跡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于父?！保ǖ?076 頁）又云：“（蕭干）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云之法?！保ǖ?072 頁）卷四十四：“（蕭賁）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保ǖ?106頁）卷四十一：“（蕭幾）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敝腥A書局，1975，第1076頁、1072頁、1043頁。。

其三，南梁之皇家宗室，即建立南梁政權的蕭衍家族，與南齊蕭氏有可考的同宗關系⑩據《齊書》和《梁書》載，齊高帝蕭道成與梁武帝蕭衍之溯源，皆同出蕭整，蕭道成宗族關系分別是：蕭整—蕭儁生—蕭樂子—蕭承之—蕭道成，蕭衍宗族關系分別是：蕭整—蕭轄—蕭副子—蕭道賜—蕭順之—蕭衍。。梁武帝蕭衍是一位通達六藝五經諸子百家的博學之士，他在音樂方面功績卓著：不僅親自“正樂”，在雅樂中加進了俗樂成分，甚至把歌舞、百戲、佛曲皆并入廟堂之樂，蕭衍自己也親自參與編創清商樂，曾“改西曲，制《江南上云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篤信佛教的他，不僅使這一信仰風靡南朝，也以他個人身體力行地促成了佛教音樂的中國化。梁武帝蕭衍在位期間精勤克儉，制禮作樂，大興文教，使江南地區文化“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唐〕李延壽：《南史》卷七，中華書局，1975，第225-226頁。。他的文治功名亦廣傳北朝，北齊人高歡嘗言：“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保ā侗饼R書·杜弼傳》）蕭衍的宗族子嗣多承其博雅眾藝之才學：長子昭明太子蕭統孜孜研學，“以文章著述，率以為?！?；第三子簡文帝蕭綱“博綜儒術，善言玄理”，始創“宮體詩”，有《舞賦》《箏賦》《箜篌詩》等音樂賦傳世；第七子元帝蕭繹“工書善畫”，其作品為時人所稱道。孫輩中，蕭堅善草隸，蕭確工楷隸，蕭大連“妙達音樂，兼善丹青”，蕭大春“博涉書記，善吹笙”。

（四）山水清音：南陽宗氏

宗炳家世顯赫，地望南陽，祖父宗承曾任宜都太守，父宗繇之為湘鄉令，母親亦聰慧有思辨力有學義，家學氛圍為其打下才藝學問的根基，但宗炳高情逸趣，并不著意于仕進，而是“妙善琴書圖畫，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他善于在玄學、佛理中頓悟人生，醉心于在山水、琴書間安頓身心①〔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九三《隱逸傳》言其“好山水，愛遠游，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將至，名山恐難遍睹，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于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中華書局，1974，第2279頁。，傳有古曲《金石弄》。宗炳之孫宗測，其性情、才藝皆頗得祖風，“少靜退，不樂人間”，晚年攜《老子》《莊子》歸隱廬山，亦善繪畫、好音律，樂山水②〔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四，中華書局，1996，第940-941頁。。

盡管南朝時期的社會環境及門閥制度皆有所變易，家族文化依然與前代有諸多相似處：無論是手握重權的貴胄皇族，還是名不見經傳的隱逸世家，皆沿襲著將琴、書作為家族文化必修課與個人賞心樂事的傳統。在自覺的家學傳習中，出現了造詣超群揚名天下的音樂世家，柳氏父子就是繼戴氏父子之后的又一典型。從嵇康游心太玄、彈琴赴死的從容慷慨，到戴逵“守心抗志”“不為王門伶人”的個人宣言，再到宗炳“澄懷觀道”臥以游之的淡泊靜默，魏晉風度、文人風骨——這一時代最富魅力的精神遺產，在音樂的世界里得以承傳和發展。

四、歷史影響

音樂家族的出現與發展，來自漢代以降世家大族社會影響和自身實力的持續壯大，也得益于漢晉之際人文思想與文學藝術的巨大轉型。其歷史影響，一方面在于對音樂文化的推進及貢獻，一方面體現在家族文化的建構與弘傳。

作為文人音樂家，他們打破了音樂囿于某種技藝的局限，把深邃的哲理、豐富的想象、創新的技巧注入音樂思想、音樂創作和演奏中，并以其博古通今的知識、流暢犀利的文筆從理論的高度探索和研究音樂藝術的作用和規律，從而將音樂文化推向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這一時期的音樂成就首先體現在音樂理論方面。蔡邕的《女訓》，既是一部教女家訓，也是一篇迄今可見最早的琴人“守則”，其中，“若問曲名，則舍琴興對曰某曲”“無數變曲無多少，尊者之聽未厭不敢早止”“尊者之前，不更調張”“私室若近舅姑，則不敢鼓”，是長幼尊卑有序的樂禮要求，“正坐操琴而奏曲”“凡鼓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琴必常調”，則涉及具體的彈琴規范。如果說，蔡邕的音樂思想尚有較濃厚的漢儒之風，阮籍的《樂論》則開始有意識地用道家思想解讀詮釋傳統的禮樂觀。曹氏父子所開創的“唯才是舉”路線、“文不朽”觀點及倡導天賦氣質與獨特才情的“文氣論”思想，更是先后將“才”從“德”中分離、將藝術從內容中獨立、將個體情感從社會倫理中解放，為魏晉時期藝術的成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樂律理論和禮樂認知上，魏晉時期的音樂家族亦作出了重要貢獻：阮咸的《律議》大膽提出了對當時律制的質疑；王僧虔上書《樂表》，指出“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之時弊，認為“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進一步提出“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典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的建議來匡扶禮樂以拯時弊③〔唐〕李延壽：《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中華書局，1975，第602頁。；荀勖、荀藩父子先后掌管宮廷雅樂，修律呂、治鐘磬，荀勖上書《奏條牒諸律問列和意狀》，闡發了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以和律呂的原理，堪為中國樂律史上的一次重大創造。

古琴音樂的發展也離不開文人音樂家及其家族之力。首先，他們的文化素養、交游閱歷都極大地豐富了琴曲的創作，蔡邕幽居山林，用三年的時間創作了《游春》《淥水》《幽思》《坐愁》《秋思》，此“蔡氏五弄”一改前代琴曲強調人倫教化之題材，而是寫景寄情、游目騁懷的性靈之作，對后世琴曲的風格意境影響深遠。戴勃、戴颙兄弟因不忍聞父親為舊曲傷情，各自創作了多部新曲，其中，“勃制五部，颙制十五部，颙又制長弄一部，并傳于世”。其次，家族內部與文人之間的傳習、研學之風促進了琴曲的傳承和演奏技法的發展。戴逵的琴學，一脈由二子繼承，其中戴颙尤其出色，“凡諸音律，皆能揮手”，另一脈，則通過嵇元榮、羊蓋傳承至柳世隆之子柳惲。柳世隆自創的指法“柳公雙瑣”被譽為“士品第一”，同時得兩家之真傳的柳惲，琴學造詣甚至超乎其師嵇元榮、羊蓋之上，甚至“可追蹤古烈”。此外，文人音樂家族善于從民間音樂中汲取養分和靈感，從而開創了古琴音樂的新風。戴颙常將當時流行的民間曲調融入琴曲中加以改編，其中的《游弦》《廣陵》《止息》，曲調別具一格，《清曠》則是他在《何嘗》《白鵠》兩部清商樂基礎上加以改創的琴樂作品。柳惲也在繼承家學傳統的基礎上，善于創新勇于突破，將自己對時調的認知與應用、對古法的揚棄，通過《清調論》以理論化呈現，聲名鵲起，一時間“京師士子翕然從學”。

音樂家族對漢晉之際民間音樂的保存和發展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方面，他們熱衷欣賞俗樂、積極扶植樂人、主動創編新聲，從而推動了民間音樂與文人音樂的融合；另一方面，他們以民間歌辭為范本，創作了大量的歌詩文學用以入樂演唱，促進了民間音樂的繁榮。曹氏父子在這方面貢獻尤為突出，史傳，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曹植擅長胡舞、能誦俳優小說，對樂舞也相當熟悉，在《鞞舞歌序》中糾正古曲之謬誤，改作新歌。在素以文學見長的謝氏家族中，“大謝”謝靈運、“小謝”謝朓均有諸多歌行體詩作，謝朓還創作有鼓吹曲辭、郊廟歌辭十余首。梁簡文帝亦創作有大量歌詩，如《江南曲》《雁門太守歌》《艷歌行》《隴西行》等。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文人家族對俗樂的推廣效應延至南朝達到了全盛，“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蕭惠基“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①〔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六，中華書局，1996，第809頁。，梁武帝蕭衍在位期間，出現了“南朝文物，號為最盛，民謠國俗，亦世有新聲”的盛況。

作為門第的守護者，世家大族既努力向外攀緣、積極營求事功，同時也注重向內培養子弟學識特長、傳承家學家風。先秦“游于藝”的士大夫傳統，在這一時期借由家學得以延續發展。漢晉之際儒玄交鋒、交融的思潮及種種文化習尚，則造就了特有的文人風度和家族精神。如是種種，皆與音樂密切關聯。

漢晉之際的學術和文化皆講究家學，是時，文學藝術堪稱“上品無寒門”。從經學傳家到藝術傳家，是由漢入晉的一個明顯轉變，盡管每一個世家大族的“招牌”“標志”各有不同，然而，他們普遍博綜眾藝，尤其在琴、書、文學、玄理方面皆廣泛涉獵，由此加強了各個藝術門類之間的相互滲透，如琴、書在審美理念和技巧方法上存在的諸多同一性，六朝以降出現大量琴樂題材、音樂題材的文學作品，都與此時的家學有一定淵源。

作為孝悌精神的載體和獨立人格的象征，音樂在士族家風的弘傳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樼鹜跏鲜且粋€講求儒家倫理的禮法世族，素來重視家族父兄之間親善和睦，遂出現子敬、子猷這對手足知音以及“人琴俱亡”的悲情佳話?！袄锨f告退，山水方滋”，在玄風熏染下，愛尚自然成為士族普遍的精神意趣，他們或不堪俗擾，或情志超脫，以“素退”為門風，在此情形之下，琴書成為其精神世界的最佳歸養之處，戴逵“與琴書為友”“超然絕跡，自求其志”的風骨，宗炳“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的高情，皆傳為一時佳話，亦深刻影響其后世子孫。

家族文化的構建與承傳自漢以降綿延不斷，然而，音樂家族的大量出現及其杰出貢獻，卻是魏晉時期所特有的一道人文景觀，他們曾在那個時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對中國音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