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中娼妓形象的社會學分析

洪 晴

（阜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娼妓的生存狀況很大程度上受社會、 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對娼妓的認知，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明顯的差異。 五四時期在啟蒙理性觀照下，娼妓被寄予人道主義關懷，成為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的派生物；20世紀30年代娼妓的苦難生活被敞開，成為批判社會現實的 “利器”；40年代娼妓形象或躍升為民族氣節的捍衛者，或跌落為世俗欲望的追求者，回歸到圣女與妖女的認知框架。 其中，左翼文學將娼妓的遭遇與沉重的社會現實聯系起來，剖析外界壓力，揭示生存艱難，提供了娼妓描寫的社會學模板，在文壇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娼妓泛濫：社會縱容

民國肇始，政局動蕩，民生凋敝。 女性因性別限制，更是求生無路，被迫淪為娼妓。 “棄良為娼”現象引發了左翼知識分子的關注，他們從人道主義出發，把筆觸伸向底層娼妓的日常生活，關注她們的遭際，用樸實無華的語言書寫她們悲慘的命運， 揭示她們苦難的非人生活，為她們鳴不平。 孫席珍的《裙子》、丁玲的《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李俊民的《人與人之間》和草明的《傾跌》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從社會現實看， 底層女性進學堂的機會微乎其微，立身的知識與能力薄弱，缺少勞動技能，就業屢屢受挫，窮途末路便不再避諱出賣身體。 《傾跌》中的蘇七和阿屈被裁員后，無法生存，踏入性產業。 《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中的阿英知道女性從業的困難，便在上海一直從事賣淫行當。 《裙子》中的小香水從貧窮的家鄉來到城市， 只能通過出賣身體換取生活物資。 《人與人之間》中的女叫化陪著衣冠楚楚的男人上了好多次臺面。 《麗莎的哀怨》中的“我”和伯爵夫人“明目張膽”地在白渡橋勾引尋歡的客人。 這種賺錢方式簡單、 快速， 較易吸引缺乏勞動技能的女性。以北京和上海為例，“截止到1920年，北京僅公娼就占女性總量的1/192。 上海在抗戰前，公共租界內的34974名女性中， 據說有賣淫者25000人”［1］。 雖然從社會學的角度說，“底層女性從事性服務業屬于一種勞動， 因為性是她們唯一擁有的勞動資本”［2］，但是這種勞動只能讓女性愈加沉淪。

清代以來盛行的公娼制度助長了男性狎妓的風氣。 難以遏制的娼妓現象和這些女性背后難以下咽的苦澀成為左翼作家批判社會的“宣泄口”。 《裙子》借大學生之口發出疑問：“難道城里掛了青白旗之后，諸色人等都可以從此平等解放，都可以做清白人嗎？”［3］320有意味的是，故事以小香水接待佩戴青白徽章的客人， 暗示了五四以來廢娼運動與救濟妓女活動的表里不一。

由于缺少充裕的時間制定新的律法， 涉及娼妓問題的法律法規一直停滯不前。 雖然法律經過1928和1935年兩次修改， 但關涉娼妓業的條文只是注重防范娼妓危害，減少娼妓來源，而非取締娼妓。 《傾跌》中“我”看到蘇七和阿屈被帶往警局，沒有表現出對同伴處境的擔憂。從路人的態度也可以看出，娼妓被抓是一件尋常事。民眾對娼妓問題的麻木、法律制度的松懈以及執法人員的隨性， 共同助長了社會上的狎妓風氣，這也反映出在動蕩年代，短時間內無法妥善解決娼妓問題。

二、娼妓成因：經濟所迫

女性淪為娼妓，除了社會縱容以外，更重要的是經濟困窘。 一方面，民國經濟本就脆弱，連年的自然災害猶如雪上加霜，又因兵災不斷，民眾始終處于顛沛流離之中， 因經濟所迫女性墮落為娼的比率就非常高。 另一方面，“近代以來西方工業化生產方式輸入中國，在不同程度上破壞了原有的經濟組織，農村面臨破產，一批批農村女性逃亡或被迫來到城市，但在經濟危機的狂浪中，就業崗位削減，有工作的女性尚難保全自身，沒有工作的女性為了生存，只能以出賣身體換取生活的酬報”［4］。 就業市場的持續低迷，城市女性做工無路，農村女性更是被公開買賣，變相促進了娼妓行業的繁榮。

女叫化在四五歲時被父親從“靠天吃飯”的農村賣了出去，在上海輾轉多個弄堂謀生，她不愿意再過“咬緊牙關眼淚直望肚里吞”的窮日子，便做了娼妓養活自己。阿英也因為貧窮早早離家，過著賣身積攢家私的生活。阿屈和蘇七被鄉里的絲廠擠了出來，跑到城里尋求“活路”，只為吃上飯，走上賣身路。 她們身上展露出底層女性實現經濟獨立的渠道狹窄、生活幾乎無著落的困境。 面對經濟的窘迫和現實的苦況，她們只能走旁門左道。

僅從物質層面看，她們成為娼妓后，生活上的確實現了富足：小香水由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轉變為過著“安閑”的日子。阿英的娼妓生涯藏積了不少家私。 蘇七淪落為娼后，還清了各項債務。 不難看出，當絕境出現一絲生機時，她們便毫不猶豫地抓住。 生存的艱難讓她們為了活下去甘愿放下心中的不愿、自尊與自愛，殘酷的現實讓她們明白，當基本的生存都變得困難時， 適當的變通是為了更好地活下去。

女性淪為娼妓后，受周遭環境的影響，羞恥感和道德觀也發生動搖。小香水“以為當妓女是最不名譽的，而且是最下賤的……但在這等時候，妓女的觀念是被拋在意識之外了”［3］314。 《傾跌》中的“我”起初氣憤蘇七自甘墮落成為暗娼，心里有點瞧不起她，覺得她不值得尊重， 但知曉蘇七內心無時無刻不遭受著苦楚后，又使“我”完全同情她?！拔摇泵靼姿齻儗嵲跓o路可走，才選擇做娼妓，因此不再從道德倫理層面審視她們的行為。 這些女性身上也顯示出靈與肉的撕裂，呈現出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極大的落差。

妓女們墮落之前認真生活，辛苦勞動，但努力也是徒勞， 所經受的一切似乎都成為她們淪落風塵的鋪墊。蘇七與阿屈最初在工廠勤勤懇懇地工作，但城市老板借故開除工人，農村的絲廠時常停閉，資本小的工廠也停閉下來，導致女工大量失業。生活的困頓對欲望和人性產生極端性的擠壓， 悲慘而嚴峻的就業情形催生部分女性放棄工作。 出賣身體表明生活已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 不能不在貞節與生存面前艱難抉擇。以前活蹦亂跳的蘇七，總為兩頓飯變得憂郁， 為生活焦急了幾個月的她終于決定走上賣身的道路。 倔強的阿屈也向生活妥協，在被老板開除后，走上和蘇七一樣的道路。

三、娼妓形象：時代之表征

在傳統語境中， 風月場被看作展現風度與文采的“文雅場所”，逐漸形成所謂的“名妓文化”。盡管朝代更迭，但文人敘述的娼妓形象始終限制在“色藝雙馨”的名妓或耽于享樂的惡妓范圍內。 “進入二十世紀，資本制度建立，大批貧困農民和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妻女被迫淪為娼妓， 娼妓群體呈現多層次的狀況，催生文學敘事中娼妓形象的多元化傾向”［5］。 在現代主流話語中，娼妓成為一種隱喻，一種建構社會性別身份的媒介。 作家通過對娼妓形象的感知與想象達到對民族現代化、婦女解放等問題的思考，建立新的自我想象與自我認同。

不同時代的作家因文化背景的差異， 形成對妓女形象的想象性偏差。 杜十娘、霍小玉、李香君乃至李師師這些傳統文化中的“妓女”敘事話語既有揭示男性寡情的模式，又有纏綿、哀怨的名士加妓女的曖昧模式。隨著“名妓文化”的消散，左翼文學中的娼妓已并非大眾所追崇和爭相夸贊的“高雅群體”，而是結合時代背景被重新塑造成另一幅面孔重現文壇。左翼作家多是站在最廣大的受壓迫者的立場上慷慨陳詞，奔涌著一股充沛的人道主義力量，表達了其對道德倫理、社會現實的憂患意識，娼妓由此成為文人抒發悲憤之感和反思社會的時代符碼。

盡管民國時期人們對婦女的社會地位、 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但她們仍不具有與男性同等的地位，就業依舊受限。盡管阿英展露出個體的覺悟，即不寄望于依托丈夫，意愿以自己的身體易取生活資料，自主自立，但她獲取生存資源的渠道遠離不了男性。小香水和女叫化通過被男性叫局和應酬來獲得收入，麗莎與伯爵夫人也依靠在男性面前跳裸體舞和賣身來賺得生計。這些女性在經濟上受男性影響頗深，她們所遭遇的不公與苦難，似乎都與男性脫不了干系。正是由于男性對女性欲望的不加抑制和縱容， 才造成女性為娼的困境。

蘇七和阿屈通過站街的方式拉客， 在路邊如商品般任人挑選；麗莎在公共場所被隨意搭訕和調戲。在這里，女性均被“物化”，她們不再是“人”，而是作為“物品”被隨意玩弄與踐踏，民眾指責她們敗壞道德，破壞家庭，應當遭受排斥和冷眼，但對真正的“罪魁禍首”——男性卻百般放任與縱容。 這也反映出女性對被奴役、被壓迫的不自知與無意識。

妓女的悲劇不僅在于舍棄尊嚴和出賣肉體，很大程度上還在于想象層面的“污名化”。 《裙子》寫張家口明令妓女不許穿裙子，上街須圍黑紗，這相當于貼上“我是妓女”的標簽，就像《紅字》的女主人公胸前佩戴著紅色A字， 以一種恥辱的方式折磨著靈魂。她們雖擺脫了物質上的貧困，內心卻留下創傷，無論怎樣掙扎也擺脫不了社會上的“另眼相待”。 她們囈語式的獨白不僅反映出對自身境況持續惡化的清晰感知，也顯露出無助的心性與情緒的波折。作家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底層妓女作為敘述焦點， 既揭示了社會上的性別壓迫， 也傳達出他們對現實的批判與反抗之情。

左翼知識分子關注底層苦難， 將目光轉向底層最受壓迫的群體——娼妓，可以說“娼妓形象在現代主流話語中被重新確立， 既受民族國家現代性轉型直接影響， 又與民族國家現代性敘事話語有錯綜復雜的關系”［6］。 現代文學娼妓形象歷經幾許變遷，身上被賦予了多重內涵。 不同時期作家創造的女性也呈現出敘事的割裂性、 權利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性。 左翼文學把娼妓作為時代表征，把她們整合入宏大敘事，體現了鮮明的人道主義立場、關注底層苦難的悲憫情懷和揭示社會根源的批判精神。

四、結語

左翼知識分子把被侮辱、 被損害的娼妓群體作為書寫對象，敘述她們在現實中面臨的困境與苦楚，傳達對現實的反叛和批判意識， 這樣的寫作認知顛覆了傳統娼妓題材的書寫模式， 打破了 “妖女與名妓”的文學想象。 在左翼作家筆下，書寫娼妓的作品細致而逼真地刻畫了那個時代底層女性的苦難：她們身心被殘酷地剝蝕，像螻蟻一樣生活，微弱的希望在無盡的愁苦和壓迫中消磨。 娼妓們默默承受著不間斷的剝削，在現實的苦難中萬劫不復。 可以說，左翼文學娼妓書寫重新構建了一種對社會的控訴模式，揭示了娼妓在文明社會遭受非人待遇、處于沉重苦難中的現實境況，具有重要的社會學和文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