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信平臺的健康信念教育在哮喘患兒健康相關指標及家庭疾病管理中的作用

儲婕 戴元媛

1上海市東方醫院南院兒科 200123；2上海市彭浦鎮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預防保健科 200436

支氣管哮喘是以夜間和晨起為重，與呈陣發性發作的胸悶、咳嗽、氣促、喘息及呼吸困難的小兒常見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1〕，該病為異質性疾病，因個體環境、遺傳因素的不同，其發病機制均有所差異，目前最常見的為遲發、過敏、肥胖、非過敏或伴固定氣流受限的5種哮喘類型〔2〕。由于哮喘疾病伴有反復發作、病程較長等特點，且治療管理具有持續、個體化等特殊性，不僅對患兒身心產生一定心理障礙，若處于發作狀態時，照顧者未采取及時搶救與護理，可引發患兒出現呼吸衰竭而導致死亡〔3-4〕。因此，家庭疾病管理對其病情發展及預后尤為重要。健康信念教育模式是通過觀察個人信仰及態度來完成理解、解釋健康行為的心理模型〔5〕，該護理強調個人認知及特征因素，使其提高自我感知障礙、易感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嚴重性、行動提示與感知益處。隨著現代科技技術與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人們獲取健康信息的突進逐漸開始多元化。本研究旨在探討基于微信平臺的健康信念教育在哮喘患兒健康相關指標及家庭疾病管理的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該院收治的哮喘患兒86例，利用數字隨機法將其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43例。對照組男29例，女14例；年齡6～11歲，平均(9.05±1.17)歲；病程：<1年12例，1～3年15例，>3年16例；家庭結構：單親家庭2例；核心家庭29例，主干家庭12例。觀察組男26例，女17例；年齡6～11歲，平均(9.18±1.24)歲；病程：<1年10例，1～3年18例，>3年15例；家庭結構：單親家庭4例；核心家庭25例，主干家庭14例。兩組患兒年齡、性別、病程及家庭結構等基本資料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可進行對比。納入標準：①經臨床確診為哮喘患兒；②年齡≤11歲；③智力正常，無溝通交流障礙；④陪同家長具備一定閱讀能力，并持有微信賬號；⑤愿意參與研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伴有聽力、軀體障礙者；②處于哮喘急性發作期；③參與過該研究；④依從性差，不愿配合研究者。

1.2 方法

對照組為患兒家長發放哮喘疾病護理的知識手冊、給予患兒親切、舒適的環境護理、飲食指導、同時采取語言、玩具、多媒體、故事等多樣形式，為患兒進行心理疏導等常規治療及護理，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實施基于微信平臺的健康信念教育，具體操作流程如下。

1.2.1成立干預小組 由經統一接受健康信念教育護理專家的講座培訓，資歷深厚的?？浦魅?、主治醫師、護士長各1名，以及高資質的5名責任護士成立該小組，主任與主治醫師負責制定護理干預計劃，并以每周會議討論模式展開交流探討；護士長根據自身專業水平提出相應意見和臨床反饋；責任護士對患兒一般資料與臨床信息進行收集歸納。經共同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后與征詢專家建議后，開始實施護理計劃，干預期間可及時根據現存問題適當調整護理計劃，以確保護理質量。

1.2.2評估患兒及家庭照顧者的健康信念 在基于查閱該疾病相關量表與循證專家建議后〔6〕，自行設計以評估患兒及家庭照顧者對該疾病的認知、易感、嚴重性及應對態度等健康行為、不良健康行為，對疾病引發不適的理解、心理意志及治療依從性。同時根據收集的患兒病程、照家庭結構、收入、家族史等個人信息，針對其健康行為的薄弱環節采取個體化的教育計劃。

1.2.3建立微信平臺 醫護人員在患兒出院前1 d建立微信群與公眾平臺，并將其制成二維碼以便患兒家屬掃描進群并關注公眾號，由?？谱o士長與10年以上臨床經驗的責任護士共同管理該平臺，與每日下午7～10點或其他定時期間，結合患兒病情發展與評估結果將推送以下信息：①健康教育模塊：采取視頻、圖片等形式的知識推送，使患兒及家屬感知哮喘帶來的威脅與易感性。②健康互動模塊：通過互動、互助小組模式，強化外界因素對患兒及家屬健康行為的影響。③健康心理模塊：以每月一次的單獨訪問形式，了解患兒病情發展現狀或存在哪些障礙，通過個體化的病情與心理疏導，強化患兒及家屬對健康行為的益處認知。見表1。

表1 基于微信平臺的健康信念教育

1.3 觀察指標

①健康相關指標：采用我院自制觀察表，記錄兩組患兒干預后2個月、干預4個月后的哮喘發作、急診次數及住院天數，次數越少表示護理干預效果越好，反之則越差。②家庭疾病管理：參照Knafl等研制的家庭管理測量量表(FMM)〔7〕，該量表共有53個條目，其中包含患兒日常生活狀況(5個條目)、父母對患兒疾病擔憂狀況(10個條目)、父母疾病管理困難(14個條目)與精力消耗狀況(4個條目)、父母疾病管理能力(12個條目)及互相支持狀況(8個條目)6個維度。采用以完全同意至完全不同意的Likert 5級評分法。除精力消耗與父母疾病管理困難維度代表家庭對疾病管理的投入時間，因此該項得分越高則說明疾病管理期間越吃力，花費的精力越多，其余維度均表示家庭對該疾病的治療與自我管理的看法，故得分越高代表能力越強。③哮喘控制水平：應用兒童哮喘控制測試(C-ACT)〔8〕判斷兩組患兒哮喘是否得以控制，該測試由患兒獨自完成(1～4題)與家長完成(5～7題)兩個部分組成，以27分為滿分值，若分值≤19分則說明該患兒病情未得到有效控制，≥23分則表示哮喘癥狀已完全控制。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健康相關指標情況

干預后對照組患兒哮喘發作次數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急診次數與住院天數并無差異(P>0.05)；觀察組患兒發作與急診次數等健康相關指標顯著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2、表3。

表2 對照組患兒健康相關指標(n=43)，〔n(%)〕

表3 觀察組患兒健康相關指標對比(n=43)，〔n(%)〕

2.2 兩組患兒家庭疾病管理情況

干預后，觀察組患兒家庭疾病管理能力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2.3 兩組患兒哮喘控制水平情況

干預后，觀察組患兒哮喘控制水平有效提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兒C-ACT評分比較(分，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社會工業化的發展與嚴重的環境污染，兒童哮喘以每年6.0%～10.0%的患病率逐漸呈上升趨勢〔9〕，據全球哮喘防治創議(GINA)指出〔10〕，哮喘發病機制可分為遺傳、或由氣道慢性變態型炎癥所致的氣道彌漫性阻塞與氣道高反應性等宿主因素，以及感染、飲食結構或被動吸煙等環境因素兩大類。該疾病目前并無徹底根治的治療方案，通常均以GINA推薦的激素吸入治療等長期控制及預防藥物〔11〕，并隨著病情進展程度以能控制哮喘發作的基礎上逐漸減量。然而，長期治療過程中除了藥物的應用，更需要患兒及家屬每日規律使用、自我規范管理等醫患之間的密切配合。除了因發生急性哮喘發作事件而需住院接受治療外，家庭作為患兒的日常生活場所，許多與哮喘相關的疾病管理皆在家庭中完成，因此，加強哮喘的宣傳教育尤為關鍵。且隨著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人們通常在各種平臺獲取片面、虛假性的疾病與護理知識，導致病情不僅無法得以控制，還將引發消沉、焦慮等負面效應。

家庭管理可分為家庭教育、家庭健康、家庭財政、家庭關系與家庭文化五大類管理形式的廣義，以及如何管理日常生活與應對慢性疾病護理的狹義之分，即家庭成員為患兒病情所采取的管理與特殊調整行為〔12〕。據GINA指出，良好的家庭管理方式對患兒哮喘控制及生命質量伴有重要作用，臨床需與患兒主要照護者建立伙伴關系，幫助患兒及家屬提高對疾病技能、知識及自我管理能力，以避免不良事件的發生〔13〕。健康信念教育是由Hochbanm等社會心理學家提出的護理模式，相較于以往集中、口頭、一對一等多媒體的教育形式，該護理以理解及解釋健康行為的心理模型，使其個人健康信念與慢性疾病的控制伴有密切聯系，可對人體健康造成重要影響〔14〕。

健康教育對疾病康復及防治至關重要。本研究通過經統一接受健康信念教育護理專家培訓講座的?？浦魅?、主治醫師、護士長，以及責任護士共同建立干預小組，在基于查閱該疾病相關量表與循證專家建議后，自行設計評估量表，并針對其健康行為的薄弱環節采取個體化的教育計劃。在創建微信群與公眾平臺的基礎上，分別推送哮喘治療、病情監測、哮喘基礎知識的健康教育模塊，并通過視頻與文字的形式，示范正確的哮喘藥物吸入等技術指導〔15〕，鼓勵患兒家屬互相監督及日常生活指導的健康互動模塊。同時由于哮喘伴有需長期用藥、病情反復等特點，故不僅會對患兒病情發展產生影響，其家庭因花費大量財力與時間照顧患兒，經濟與精神負擔也隨之增加〔16〕，因此本研究推出病情及心理疏導，強化患兒及家屬對健康行為益處認知的健康心理模塊。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后，觀察組患兒健康相關指標顯著優于對照組；觀察組患兒家庭疾病管理能力明顯高于對照組；觀察組患兒哮喘控制水平高于對照組。表明基于微信平臺的健康信念教育模式可有效減少患兒急診發作次數及父母精力消耗，提高相關健康指標與哮喘控制水平〔17〕。

綜上所述，對哮喘患兒采取基于微信平臺的健康信念教育護理模式后，可明顯改善患兒哮喘控制水平，提高其家庭疾病管理能力，改善患兒相關健康指標，使患兒及其家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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