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組織語言政策面臨的挑戰

莉薩·J.麥肯蒂-阿塔利尼斯

關鍵詞 國際組織/超國家組織;聯合國;政策分析;語言制度

中圖分類號 H0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1014（2022）02-0032-12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3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Using the United Nations as a case study and exemplar， it discusses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organisation when trying to balance the demands of linguistic equity among language users， efficiency in communication and cost associate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multilingual provision.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s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ongoing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in its implementation， with marked disparity found in the use of the organisation’s six official languages and the ever-increasing hegemony of English.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time is ripe for a review of the regulatory principles， provisions and linguistic practices and suggests a way for the organisation to assess and reform its current language regime. This， it is argued， will demand first modelling and then operating different language scenarios， which are able to accommodate and adapt to shifting priorities or （resource） constraints. Models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using the current official/working languages） are presented. These simulate change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language provision in different settings. These scenarios can be applied when taking into account a number of variables， e.g. the amount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ny setting; equity of language provision; the linguistic expertise of personnel in any grouping; expediency of communication; access to language interpreters/translators; preference for lingua franca usage etc.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is much to learn from the work of language economists who， in their analyses of multilingual contexts， consider allocative and distributive effects， i.e. comparative cost and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the relative impact of changing language scenario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t is also argued that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and operational constraints， user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should also be analysed to ensure success of take-up. Modelling will support a review of current practices and ideologies （of administrative staff， member state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nd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and operating multiple language scenarios within and across different departments， agencies and bodies of the UN， which has relevance for other inter/sup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oo. Modelling can inform planning and go some way to ensuring a balance can be struck between the persistently challenging trilogy of： equity， efficiency and cost.

Keywords Inter/supranational organis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policy analysis; language regimes

一、引 言

全球和區域一體化（如在經濟、政治和立法層面的一體化）催生了許多頗具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如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世界貿易組織（WTO），更不用說歐盟（EU）和聯合國（UN）了;而長期以來，這些國際組織又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和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全球化進程以及國際組織內部的語言交流都受到語言異質性的挑戰。為此，國際組織制定了很多語言政策。盡管這些語言政策五花八門，但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卻大同小異，而且，國際組織的行政官員、各國代表和專家學者對這些問題和矛盾都一直爭論不休。其中主要涉及以下問題和矛盾：語言公平或語言公正的問題、交際效率與經濟成本的矛盾以及交際效率與其他非物質因素的矛盾，如國際組織是否要向組織內外的聽眾提供多媒體和多語言的交際服務。在探討國際組織這些語言政策挑戰的過程中，本文將以聯合國為例來分析筆者先前多次討論并證實過的一些問題（McEntee-Atalianis 2015，2017，2022;McEntee-Atalianis & Vessey 2020）。文章首先簡述聯合國語言政策的發展史以及該組織在執行多語政策時所遇到的困難，然后討論我們該如何來評價這些政策，以及如何來改變這些語言政策，以便解決聯合國語言政策當下所遇到的困難：交際效率問題、語言公平問題以及多語制維護的成本問題。最后一個問題的討論非常有意義，因為它不僅有利于觀察聯合國語言政策，而且可以惠及其他國際組織語言政策研究。

二、語言政策的哲學取向及當代發展

德瓦倫內斯（de Varennes 2012）對國際組織語言政策做了極富見地的評論，指出不同國際組織對其語言政策有著不同的哲學取向，進而采取不同的實施方式。例如，有些國際組織更加注重語言權利的保護，更加承認和尊重語言與身份（尤其是國家身份）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的觀點;而另外一些國際組織則歷來都不太關注語言權利，而是更加重視行之有效的語言實踐。

歐盟就屬于具有前一種哲學取向的國際組織。1958年4月15日，歐盟首次在其《1號規則》中提出了有關語言使用的條款。后來，歐盟制定了一個機構內部的語言政策，該政策規定歐盟要接納和尊重其所有成員國向歐盟提名的國語。因此，歐盟每接納一個新成員國，其官方語言數量也要隨之增加一個。目前，歐盟有27個成員國，使用24種官方語言。歐盟所雇用的口筆譯員的數量是所有國際組織中最多的，導致其提供語言服務的工作非常繁雜，有時還前后矛盾，而且，由于受到預算經費和實際情況的限制，歐盟無法在各個層面都提供面向所有成員國的語言服務（見Ammon 2012;Gazzola 2006;Kruse & Ammon 2018;Kr?yzanowski & Wodak 2010;McEntee-Atalianis 2022;Truchot 2004;van der Jeught 2015;Wright 2009）。

相反，聯合國則屬于上述第二類國際組織，即在語言選擇和語言政策的實施方面都“遵循行之有效的語言實踐”（McEntee-Atalianis 2022）。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選擇英語和法語為官方語言，所以，聯合國成立之初，英語、法語及其他幾門二戰勝利國的語言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西班牙語也列入了聯合國官方語言的名單，這是因為在聯合國的創始國中有數量龐大的西班牙語使用者。于是，《聯合國憲章》第111條規定該組織擁有5種官方語言——中文、法文、俄文、英文和西班牙文，這些語言“具有同等效力”。但是由于受到當時現實條件的限制，聯合國行政部門（即秘書處）只使用兩種工作語言——英語和法語，這一做法延續至今。1946年，聯合國第一屆大會第2（1）號決議標志著該組織語言政策的正式出臺。該決議指出中文、俄文、西班牙文與英文、法文一道作為該組織的官方語言，并且今后會為這些語言提供對等的翻譯服務。但是，僅有英語和法語被同時確認為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它們可以在許多情況下獲得口、筆譯服務支持。不過，該語言政策只限于聯合國大會，并不適用于聯合國所有的實體機構。

在隨后的幾十年里，聯合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實踐都發生了變化：官方語言的功能（如承擔工作語言的角色）擴展到更多的使用領域;在許多阿拉伯國家的大力游說下，阿拉伯語也成了聯合國的官方語言之一;聯合國還通過自己的信息中心網絡、秘書處以及現在稱作全球通訊部（Departmen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的機構在外聯工作中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語言或方言提供支持和幫助。此外，聯合國的全球通訊部還負責提高世界各國公眾對聯合國工作的認識和支持，這一任務主要是通過以下幾個策略來完成的：主辦各種活動;與公民社會建立良好關系;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來傳播信息。

表1呈現了聯合國語言政策的歷史演進。1948年，西班牙語成為聯合國大會的工作語言，但還不是秘書處的工作語言。1968年，西班牙語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工作語言。俄語也在同一年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從官方語言到聯合國大會的工作語言，但其實際使用還需時日。直到1980年聯合國大會的一個決議通過后，俄語的使用才得到聯合國大會中幾個主要委員會的支持。在20世紀80年代初，基于聯合國大會的要求，俄語才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1973年，中文成為聯合國大會的工作語言。1974年，中文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工作語言。

縱觀聯合國語言政策的發展史，雖然里面的小調整不斷，但其基本內容框架不變。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聯合國為了平衡當時的各種權力而做過不少有關語言政策方面的決定，而這些決定基本上確定了當今聯合國內部的語言機制。

三、信息中心語言使用實況

在聯合國內部，以6種官方語言以外的語言來編制文件的情形很少?！堵摵蠂藱嘈浴肥莻€明顯的例外，它已被譯成525種語言和方言，1999年還被列為世界上翻譯語種最多的文件。按字母順序，其譯文從阿布哈茲語（Abkhaz）排列到祖魯語（Zulu）（詳見網頁：www.ohchr.org>udhr>pages>introduction）。另外兩個翻譯語種較多的文件是《聯合國憲章》和最近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多語使用主要出現在高級別的工作中（如全體會議），而在級別較低的會議（如通訊小組或工作小組會議）中，英語往往占主導地位。此外，英語也是聯合國網絡信息傳播中的主要語言（McEntee-Atalianis 2015，2017），這在聯合國63個信息中心（IC）的語言使用中得到充分證明。這些機構在非洲、美洲、阿拉伯地區、亞太地區、歐洲和獨聯體地區開展各種活動，并向其所在國家提供有關聯合國系統的信息。他們通常使用6種官方語言中的5種（中文除外），但大多數工作只使用其中一種或兩種語言。2013年，40種語言被用以制作宣傳材料（紙質版和多媒體），30種被用以開設網站。然而，在短短的7年內，這個數目有了顯著增加——到2020年，聯合國新聞中心有153種地方語言被用于出版和傳播。

然而，上文的描述還只是聯合國語言使用的部分情況。McEntee-Atalianis（2017）對2017年聯合國網站的語言使用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地方語言在聯合國網站的使用情況是不均衡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各種語言在聯合國諸多信息中心網站上的可及性存在很大差異。例如，聯合國布魯塞爾信息中心（比利時）使用13種語言，而聯合國阿克拉信息中心（加納）僅支持一種語言——英語。研究發現，在聯合國駐世界各地的信息中心里，駐歐洲和英聯邦的是使用語種數量最多的中心。非洲有16個中心，但只有2個（達累斯薩拉姆信息中心和內羅畢信息中心）支持當地語言——斯瓦希里語;在美洲，里約熱內盧信息中心只保留英語和葡萄牙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太地區，11個信息中心用6種當地語言（印度尼西亞語、孟加拉語、印地語、日語、波斯語和烏爾都語）;歐洲和英聯邦國家共有14個信息中心，使用24種語言，其中比利時布魯塞爾信息中心和奧地利維也納信息中心的網站使用的語言最多。

聯合國各個信息中心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傳統媒體（廣播和電視）來傳播聯合國的信息，但近年來，在聯合國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數字技術（如網站、社交媒體和移動電話）得到加強，以便聯合國信息中心可以“及時有效地接觸到更廣泛和更年輕的受眾”（UN 2015a，第11頁第48段）。據報道，在2015年，有76%的信息中心擁有臉書賬戶（48/63：在63個信息中心里有48個開設了臉書賬戶，下同），63%的信息中心擁有推特賬戶（40/63），但是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中心（17個）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29個（占46%）中心擁有油管（YouTube）賬戶，使用12種語言（包括英語）進行傳播。多年來，信息中心和聯合國其他機構一樣，不得不面對語言資源上的限制并進行恰當管理，并被迫探索“不增成本”的替代方案，以維持多語服務。于是，聯合國的創新措施接踵而至，比如里約熱內盧信息中心與聯合國巴西分部合作，支持用葡萄牙語提供臉書和推特頁面;2014年，伊斯蘭堡信息中心與巴基斯坦新聞網（PTV World）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將新聞宣傳活動翻譯成烏爾都語和23種地方語言（UN 2015a，第11頁和第12頁，第49和52段）;聯合國還與多所大學、聯合國地方機構或聯合國宣傳小組合作，例如聯合國布魯塞爾信息中心與大學合作，為聯合國文件的翻譯提供“虛擬實習”（UN 2015b，第19頁第95段）。盡管如此，許多倡議都是臨時的、零碎的，國際上許多利益相關方仍然無法通過一種易于獲取的語言或媒體獲得重要信息。

如前所述，聯合國信息中心對所在地語言的使用所提供的支持前后不一，而且這種差異似乎受到許多變量的影響，包括員工的語言專長、當地的語言需求和語言資源、國家環境中是否有針對性的活動或工作流程（例如非洲的抗艾滋病和瘧疾運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推出）;以及所涉國是否有聯合國支持的某一種官方語言。盡管任何國家都希望以其官方語言或當地語言來傳播信息，但聯合國的官方語言可能優于其他語言。為使盡可能多的人了解可持續發展目標，聯合國近年來做了很大的努力，將其翻譯成多種當地語言。盡管如此，2013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委托編寫的一份獨立報告指出，與英語的主導地位相比，“地方語言的使用仍然很匱乏”（第15頁），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許多文件甚至都沒有翻譯成聯合國的其他官方語言。

聯合國信息中心由聯合國全球傳播部主管，該部門以聯合國全部6種官方語言提供文件和信息，盡管英語通常占主導地位，或作為翻譯工作的源語言。聯合國電臺和新聞中心以所有6種語言進行報道，并增加了斯瓦希里語、葡萄牙語、烏爾都語、印地語和孟加拉語的節目。社交媒體平臺已經使用官方語言和其他幾種語言。全球傳播部非政府組織資源中心已將其語言能力擴大到德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和烏克蘭語。此外，法律事務辦公室以150種語言出版了多語文件（如《條約匯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還擁有一個多語判例法數據庫和圖書館。

四、語言供給差距

人們認識到，即使是聯合國的官方語言，在供給上也存在差異，特別是英語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為此各方一致同意審查聯合國內部、外部或外聯和實地工作中的語言實踐和主流的多語主義思潮。隨后開展了一些活動，并通過了越來越詳細的多語主義決議。近幾年來，推動這一進程的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2010年對聯合國語言使用情況的全面審查，并任命了一名稱為“多語協調員”的高級官員，由主管聯合國大會和會議管理的副秘書長擔任，負責監督和促進聯合國多語使用。

2010年的審查以25個聯合國組織為調查對象，在自我報告的基礎上，調查了語言使用的5個領域：會議語言使用、機構伙伴關系、外聯語言使用、員工聘用和語言培訓。2011年發表的報告（JIU/REP/2011/4）突出了一些需要改進的領域，并針對聯合國的行政首長和立法機構提出了15項建議，其中包括如下幾點（內容已簡化）：

（1）任命一名“多語協調員”;

（2）確定“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的統一定義;

（3）員工應當流利地使用一種工作語言（取決于其職責分工），并對另一種工作語言有“良好的了解”;

（4）經常評估用戶對官方語言的需求，以確保語言公平使用，并制定適當戰略，支持多語使用;

（5）設立工作組，支持資源分享，以降低費用，提高會議和語言服務的效率和能力;

（6）為任何新機構的預算規劃提供語言服務;

（7）認識到并遵守聯合國與國際會議口譯協會、筆譯協會之間的協定;

（8）確保語言考試培訓和后續規劃的資源供給;

（9）開發支持所有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的多語種網站;

（10）促進和支持各類“語言活動”，以提高國際社會對多語使用面臨挑戰的認識，并鼓勵與本組織內部和外部各方面（如成員國、學術界）建立伙伴關系;

（11）以所有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以及受益人的當地語言開展實地工作（如人道主義、維持和平）;

（12）立法機構支持所有必要的安排，以確保所有工作語言和官方語言參與本組織“核心”工作。

（McEntee-Atalianis 2015：301）

報告承認官方語言得到了廣泛使用，但也批判性地指出，實際因素和經濟限制導致了過度使用和依賴英語，認為聯合國正在采取“零碎和分散的方法”（第4頁）來使用多種語言。報告特別批評行政首長和多語協調員，認為他們在確保本組織語言平等方面軟弱無能，要求他們與成員國一道解決英語霸權及其他語言之間的使用差異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不利于語言平等和公平參與。

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代表聯合國系統各組織，對審查報告進行了初步答復，承認報告中的調查結果，并接受了相關建議（UN 2012 A/67/78/Add.1）。然而，他的回答也道出了以下無奈：要改善這種狀況不易，必須認識到聯合國是在預算資源緊張的情況下運作的。因此，任何變革建議都必須使用成本效益分析以及“不增成本”的舉措來檢驗，唯有如此才能改進多語使用狀況。

2011年7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該決議包括檢查專員提出并納入聯檢組報告的有關語言使用的多項建議，同時，也包含了聯合國的其他一些承諾。

盡管這些建議的宗旨令人欽佩，但其中許多尚未取得成果。然而，近年來，特別是在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多語協調人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和負責多語事務的其他秘書處成員的支持下，這已成為一個戰略優先事項，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本組織的一項“核心價值”。這一點在古特雷斯最近在大會做的報告（UN 2019 A/73/761，第2頁）中得到證實，他在報告中聲稱：“多語主義促進多元一體、國際理解、寬容與對話;有助于聯合國行動的自主權和可持續性發展，是提高本組織效率、業績和透明度的一種手段?！?/p>

該報告接著用工作文件形式闡述了這種迄今為止最詳細的集約化工作方案。這些文件記錄了一些推動多語使用成為主流和確保聯合國各語言平等共處的實踐。例如，聯合國各部門的工作方案要以多語發布作為常態;崗位招聘要有多語言要求;要了解組織內部員工的語言技能狀況;要制定多語網站的最低標準;要鼓勵員工在聯合國總部內外學習語言，并提供語言學習的機會;要培育和支持“語言日”活動;要保持與學術界的接觸。然而，盡管聯合國付出了這些努力，但仍然是在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和可用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并且還在努力尋找到“創造性的解決方案”（UN 2015a），目的是消除語言不平等和多年來英語在線上和線下占據的主導地位。

如上所述，除了這些年來的少許變化外，曾經推動制定聯合國語言政策的驅動因素一直存在，即本組織內部除了支持阿拉伯語和西班牙語外，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治上占主導地位的語言。盡管有人呼吁引入其他語言，如孟加拉語和葡萄牙語，但這一局面仍然保持不變（見McEntee-Atalianis & Vessey 2020）。然而，和其他國際組織或超國家組織一樣，聯合國面臨的語言挑戰問題依然存在。這些問題包括：除了嚴格的預算限制外，還要在公平的多語供給和高效的溝通效能之間取得平衡。很明顯，法律規定的政策在實踐中有些不切實際。因此，通常只有少數幾種語言在實踐中占主導地位，尤其是英語。此外，組織的成員國和利益相關方經常會指出一些問題，如英語往往作為譯成其他文件的源語言，結果導致文件查閱延遲;英文內容支配了聯合國的新聞頻道或網站。盡管國際社會存在這類抱怨，但很少有國家希望增加語言方面的預算或認為必須優先考慮語言問題（見McEntee-Atalianis & Vessey 2020）。聯合國所遇到的各種壓力和不斷演變的實踐都超出了其管理人員（特別是秘書處）的控制范圍，他們所能做的往往是盡量消除語言不平等的現象，但無法消除語言不平等的根源。

五、可能的解決方案

目前，聯合國的語言政策和許多其他國際組織一樣，都傾向于語言使用的包容性。限制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數量的理念有悖于權利平等、民主參與和文化多樣性的原則。然而，減少語言供給可能被視作務實和符合實際需要，例如加快工作流程（特別是語言服務）和降低員工和材料成本。然而，后者需要仔細分析，因為“……當主張改變實踐以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時，同樣的邏輯錯誤總是重復出現：服務成本高并不意味著它本身就昂貴……服務成本的高低取決于觀察者或社會賦予它的主觀價值”（Gazzola 2006：400）。但是，后者也需要仔細考慮，如果我們對當前的語言制度進行改革，可以考慮兩種不同的替代方案，其間可能存在細微差別（見表2“語言制度模型”）（見McEntee-Atalianis 2015）。這些替代方案在學術文獻中已經有所討論，其中包括支持以通用語為主的語言制度（參見Cogo & Jenkins 2010;Mac Giolla Chríost & Bonotti 2018;Quell 1997;Seidlhofer 2003;van Els 2005;van Parijs 2013;Wright 2009）;或者根據交際語境和交際事件的不同而提供單語和多語翻譯的靈活語言制度，該方案允許基于互動需要而提供單語和多語服務的做法;或者權衡價值觀或原則或優先權的語言制度，例如相對地剝奪某些語言權利;還有就是效率-成本制度（參見Fidrmuc & Ginsburgh 2007;Fidrmuc et al. 2008;Gazzola 2006，2016;Gazzola & Grin 2013;Ginsburgh & Weber 2011;Ginsburgh et al. 2017;Grin 2008;McEntee-Atalianis 2015;Pool 1996）。

在探討上述各種語言制度的性質之前，我們需要考慮一下這些觀點的利弊。

在前一種“簡化論”（即減少語種使用和提供通用語）中（McEntee-Atalianis 2022），人們往往是理直氣壯地把國際組織當前占據霸主地位的通用語正名化。贊成這種做法的理由包括：減少語言服務（口譯/筆譯）的費用，避免處理沒完沒了的語言服務投訴（例如口筆譯材料的效率、質量和數量）;降低被剝奪權利的比率，特別是對于那些本國語言尚未納入國際組織官方語言名單的成員國。由于每個成員國都使用一種或兩種聯合國官方語言或工作語言，因此所有成員（除母語使用者外）實際上都在分擔學習和使用同一種語言的成本;由于世界上大多數的英語使用者都不是把英語作為第一語言來使用的，于是，英語作為一種通用語，已成為許多國際組織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語言，從而在事實上也奪取母語使用者的語言所有權;最后，鑒于目前英語的使用在國際上得到較好的普及，有人認為僅提供英語服務足以讓國際上大多數人知曉和參與國際組織的眾多活動和使命。

有人則持相反的觀點。這些人強烈主張語言供給中的公平性與公正性，從而可使各成員國及其公民能夠獲得用自己國家語言書寫的信息，也能夠用自己國家的語言來處理事務。但是，這種觀點的前提是，國際組織能提供這些語言服務。他們認為，一個人去學習一種與自己母語體系相異的語言，其結果是得不償失，因為他們必須為了口筆譯、語言校對、語言編輯等工作去學習另外一種語言，結果分散了自己的資源。此外，那些獲得語言機構提供的母語服務的群體，實際上在平時工作溝通和全體會議交流上占了便宜。例如，在進行辯論和決策的論壇上，他們可以獲得用自己母語書寫的材料，可以方便地用母語進行辯論。有研究發現，使用通用語談判有時也會造成交流困難，因為當通用語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官的二語或三語使用時，經常會出現誤解（Barbier 2018）。還有一些人認為，除了在工作中出現緊急情況需要使用通用語外，如果一般情況下也經常使用通用語（如英語），而該通用語又不是其母語，這種行為會產生一種語言使用者與其文化符號不相稱的感覺，同時還可能損害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國際社會之所以將英語作為通用語頻繁使用，是因為英語國家在不斷推廣自己的語言意識形態和文化。實際上，認為英語通用語是一種中立語言和民主語言的觀點一直都受到挑戰（例如，Gazzola & Grin 2013;Phillipson 2003，2008，2012）。

六、改革建議

盡管許多人都承認當前國際組織的語言政策還難以完全適合國際組織的功能，但本文在此只能對國際組織語言政策復雜性的某些方面進行闡述。雖然目前沒有任何一種語言狀態是我們所期待的理想狀態，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實施一些改革措施（McEntee-Atalianis 2022），使之變得可能。在改革中，我們需要不斷地挑戰目前多語機制的實施情況，但是，這些挑戰需要得到專業評估，即對國際組織語言政策和多語決議中的管理原則和內容條款進行客觀評論和多維度評估。

首先是進行系統的政策分析，比較不同語言情景下的交際有效性和語言公平性，同時還要考慮語言交流的不同目標、受眾群體、交際需要和交際能力。語言經濟學家（如Grin 2001;Grin & Vaillancourt 1997;Grin，Sfreddo & Vaillancourt 2010）和語言政策理論家共同進行的政策分析能夠把國際組織中的語言配置（allocative）效應和語言分配（distributive）效應解釋清楚。語言配置效應允許我們對成本和效率進行比較分析，而語言分配效應則需要考慮到不同語言情景對個體或群體的相對影響，即誰是某些特定語言制度的贏家或輸家，以及我們該如何來重新平衡語言制度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這種分析對于資源有限的國際組織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既考慮到了“資源配置”問題——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資源，也考慮到了“資源分配”問題——如何平衡凈收益和損失的關系（見Grin 2008：75），同時，還考慮到了通用語使用者不足的問題（McEntee-Atalianis 2022）。

其次，不同的語言使用情況反映了不同環境和工作領域中語言權利的剝奪程度，因此，雖然目前沒有一種語言使用情況是完美的，但我們可以嘗試性地創造一種動態的語言使用生態，即在不同的群體、活動或會議上優先使用不同的語言。例如，我們可以對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的不同配置進行建模，以模擬各種需要優先考慮或應急處理突發事件的情況，例如，財政數額的變化、語言服務的公平性（即：提供所有官方語言服務，還是提供部分官方語言服務）、各語種的人員構成、規模和專業水平、工作人員辯論時的語言便利性、駐外或外聯工作時的語言需求、語言專業人員（如口筆譯人員）的可及性、工作人員對通用語的偏好情況，等等。不同的語言使用情景可以形成不同的模態，從而可以根據不同的環境（如全體會議、機構行政工作、工作組、駐外和外聯工作）以及不同的語言使用者來調整語言使用的優先次序、目標、限制、水平要求和語種選擇。我們在制定國際組織語言政策時，除了要考慮為那些本國語言未能得到國際組織語言體制接納的員工制定補償計劃外，還需要考慮國際組織中語言使用的不同情景。談到國際組織的語言補償計劃，有人（如Ammon 2006）提出過語言稅的概念——在國際組織中，本國語言得到使用的員工需要在經濟上或實踐上（例如通過語言學習）來支持那些本國語言未能得到使用的員工。

表2提供了聯合國一個專門機構的語言模型（包括6種官方語言和3種工作語言——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見McEntee-Atalianis 2015：317）。

表中列出的第一種模型——“獨裁型”模擬了對僅使用英語情景的支持。這與使用三種語言（目前的工作語言）的“寡頭型”形成了對比。目前的聯合國制度支持“寬松型”，即在大會、理事會和委員會會議上，為所有官方語言/工作語言提供口譯和筆譯服務?！鞍詸嘈汀焙汀叭S對稱型”使口筆譯受到了限制。在這些制度中，雖然所有規定的機構語言均獲得支持，但是口筆譯都是以一種軸心語言為中介，其中，“霸權型”僅以英語為中介，而“三軸對稱型”通過三種工作語言進行。在后面三種情況中，如果不需要口筆譯，相關費用可能會進一步減少。

在模擬此類情景時，應考慮機構成員的語言技能（包括表達能力和理解能力）和語言學習要求（以及其他一些需求）。事實上，伽佐拉等人（Gazzola et al. 2020）已經開發了一套數學指標（其中有可用的數據來確定管理人員、外交官等參與者的語言技能），這可以作為評估多語機構中不同溝通場景的一個有用工具。這類指數有可能為語言政策審查提供信息：測試實施不同的單語/多語情景的可行性，并考慮參與者在表達和理解方面的語言技能。

這種設想和改革建議需要進行進一步更廣泛的研究，并且需要依賴組織成員適應新工作模式的意愿。迄今為止，關于國際組織/超國家組織內外部工作人員的語言技能、具體工作環境和會議的語言需求，相關的可用數據還很有限。事實上，任何改變超國家/國際組織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和語言實踐的建議，只有通過對當前和不斷發展的語言生態及語言態度進行詳細研究和細致分析后才能得出。除了經濟層面和實際操作層面的限制外，相關研究還必須考慮講話人的偏好。這些將有助于審查官方語言和工作語言的使用，以及在聯合國不同機構內部和各機構之間實行具有可行性的多語制度。

七、結 語

本研究取材于國際組織當前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文本以及它們的一些改革方案，此外，還特別參考了目前已發表的有關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學術研究成果（McEntee-Atalianis 2015，2017，2021;McEntee-Atalianis & Vessey 2020）。聯合國在支持和執行多語政策方面遇到不少挑戰，特別是在確保語言使用公平公正、提高溝通效率和限制語言成本方面面臨挑戰。實際上，這些問題在其他國際組織的文件記錄中也有同樣的反映。

近幾十年來國際組織普遍擴大了成員國數目，并越來越多地發揮外向型作用。例如，現在的國際組織在工作上不再僅僅是面對成員國，它們還要面對民間社會、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等等，因此，對國際組織的語言政策進行研究，目前正合時宜。如本文所述，如果我們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現有的研究工具和分析工具足以用來對國際組織的語言政策進行嚴謹的學術評價，并為之提出新的方案。我們可以根據國際組織當前有關語言使用、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的數據，并利用民族志、社會語言學和社會心理學領域中長期確立的研究方法，對不同國際組織的語言狀況和語言制度的未來發展進行評價。我們對國際組織語言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內容可以與語言經濟學中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內容結合起來，以便解決國際組織語言實踐中的成本（經濟成本和非經濟成本）和收益問題。本文認為，在培育國際組織語言生態時（如既要支持通用語的使用，也要鼓勵多語制的實施），可以在確保公平、效率和成本的挑戰之間取得平衡。這些研究成果可為國際組織語言政策的決策者提供參考信息，以便他們改進國際組織目前的一些做法。

參考文獻

Ammon， U. 2006. Language conflic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On finding a politically acceptable and practicable solution for EU institutions that satisfies diverging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6（3）， 319–338.

Ammon， U. 2012. Languag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Bernard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570–5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bier， J. 2018. The myth of English as a common langua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some of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M. Gazzola， T. Templin & B.-A. Wickstr?m （Eds.）， Language Policy and Linguistic Justice， 209–229. Cham： Springer.

Cogo， A. & J. Jenkins. 2010.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Europe： A mismatch between policy and prac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2（2）， 271–294.

de Varennes， F. 2012. Language policy at the supranational level.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149–1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drmuc， J. & V. Ginsburgh. 2007. Languag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quest for equality and cos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1， 1351–1369.

Fidrmuc， J.， V. Ginsburgh & S. Weber. 2008. Voting on the choice of core languag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5， 56–62.

Gazzola， M. 2005. La gestione del multilingualismo nell’Unione Europa. In A. Carli （Ed.）， Le sfede della politica ?linguistica di oggi. Fra la valorizzazione del multilinguismo migratorio locale e le istanze del pluringuismo europeo. Milano： Franco Angeli， 17–117.

Gazzola， M. 2006. Managing multilingu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Language policy evaluation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Language Policy 5， 393–417.

Gazzola， M. 2016.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for whom？ Language policy and fairnes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17（4）， 546–569.

Gazzola， M. & F. Grin. 2013. Is ELF more effective and fair than translation？ An evaluation of the EU’s multilingual regi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3（1）， 94–107.

Gazzola， M.， T. Templin & L. J. McEntee-Atalianis. 2020. Measuring diversity in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47， 545–566.

Ginsburgh， V. & S. Weber. 2011. How Many Languages do We Need？ 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insburgh， V.， J. D. Moreno-Ternero & S. Weber. 2017. Ranking languag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Before and after Brexi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93， 139–151.

Grin， F. 2001. English as economic value： Facts and fallacies. World Englishes 20（1）， 65–78.

Grin， F. 2008. Principles of policy evalu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multilingu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X. Arzoz （Ed.）， Respect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73–83. Amsterdam： Benjamins.

Grin， F.， C. Sfreddo & F. Vaillancourt. 2010. The Economics of the Multilingual Workplace.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Grin， F. & F. Vaillancourt. 1997. The economics of multilingualism： Overview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7， 43–65.

Kruse， J. & U. Ammon. 2018. The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failures. In C. S. K. Chua （Ed.）， Unintended Language Planning in a Globalising World： Multiple Levels of Players at Work， 39–56. Berlin： De Gruyter Open.

Krzy?anowski， M. & R. Wodak. 2010. Hegemonic multilingualism in/of the EU institutions： An inside-outside perspective on European languag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C. Hülmbauer， E. Vetter & H. B?hringer （Eds.）， Mehrsprachigkeit aus der Perspektive Zweier EU-Projekte DYLAN Meets LINEE， 115–133. Frankfurt： Peter Lang GmbH.

Mac Giolla Chríost， D. & M. Bonotti. 2018. Brexit and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D. Mac Giolla Chríost & M. Bonotti （Eds.）， Brexit， Language Policy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McEntee-Atalianis， L. J. 2015.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U. Jessner-Schmid & C. J. Kramsch （Eds.）， The Multilingual Challenge：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ren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6， 295–322.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McEntee-Atalianis， L. J. 2017. “Leave no one behind”： Linguistic and digital barriers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41（3）， 217–244.

McEntee-Atalianis， L. J. 2022. Inter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M. Gazzola， F. Grin， L. Cardinal & K. Heugh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bingdon： Routledge.

McEntee-Atalianis， L. J. & R. Vessey. 2020. Mapping the Language Ideologies of Organisational Members： A Corpus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Debates （1970–2016）. Language Policy 19， 549–573.

Phillipson， R.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Phillipson， R. 2008. The new linguistic imperial order： English as an EU lingua franca or lingua frankensteinia？ Journal of Irish and Scottish Studies 1（2）， 189–203.

Phillipson， R. 2012. Review essay： Languages， genocide and justice i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3）， 377–414.

Pool， J. 1996. Optimal language regimes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21， 159–179.

Quell， C. 1997. Language choice in multilingual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role of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as working languages. Multilingua 16（1）， 57–76.

Seidhofer， B. 2003. English for Europe， or European English？ In Rüdiger Ahrens （Ed.）， Europ?ische Sprachenpolitik. European Language Policy， 123–138. Heidelberg： Universit?ts Verlag Winter.

Truchot， C. 2004. Languages and supranationality in Europe： The linguistic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J. Maurais & M. Morris （Eds.），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99–1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 DESA. 2013. Strengthe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alogue， Debate， Dissent， Deliberation. Barbara Adams & Lou Pingeo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2012. Multilingualism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Organizations：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67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June 2012. A/67/78/Add.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2015a. General Assembl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37th Session 27 April-8 May 2015. A/AC. 198/2015/2 & A/70/2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2015b. General Assembly. Activi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Outreach and Knowledge Servic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37th Session 27 April-8 May 2015. A/AC.198/2015/4.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2019. Multilingualism：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73r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73/76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van der Jeught， S. 2015. EU Language Law. Groningen： Europa Law Publishing.

van Els， T. 2005. Multilingu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3）， 263–281.

van Parijs， P. 2013. Linguistic Justice for Europe and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S. 2009.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Language issu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1（2）， 92–120.

責任編輯：王 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