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薛暮橋農村合作社思想的階段性衍變

胡笑天

(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00)

“合作”在廣義上主要指個人或群體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但相互聯系的生產過程中一起協同勞動[1]1，它在不同領域有著多樣的表現形式。具體到農村經濟領域中，合作主要指農民為從事某種農業生產或經營而進行的聯合行動，而專職負責管理這些合作行為的機構則是合作社。合作社最初誕生于早期西方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家剝削的改良主義運動中，隨后逐步擴散至其他行業。其在農村的發展從消費、信貸等領域開始，隨后擴展到農業生產領域。經過長期發展，合作社自身的內涵規定性逐步完善，最終化為一種獨特的經濟組織形式，影響著社會發展。

農村合作問題是研究近代中國農村的一條重要線索。在近代中國，盡管不少農村問題的關注者都將合作經濟視為解決農村困境的良方，但他們的主要方案和論點卻不盡相同，由此展開的行動也各有側重。薛暮橋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在陳翰笙的領導下多次深度參與了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村社會調查，對彼時的農村經濟狀況有著深刻認知。他不僅對當時盛行的合作運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在山東根據地工作期間，主持了一系列的合作社建設運動，在具體實踐中發展了對合作社問題的認知。這些經典的論述不僅推動了革命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更對建國后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有所助力。

然而目前學界對該部分的探討極為缺乏，僅存的研究多見于一些探討合作社經濟的專著之中，主要包括蔣玉珉編著的《合作經濟思想史論》[1]275-284和楊德壽主編的《中國合作社經濟思想研究》[2]382-388等。二者都從抗戰前和抗戰后(包括解放戰爭時期)兩個階段展開分析，將薛暮橋的早期合作運動批判以及根據地合作社建設方法、方針原則進行了歸納。前者更進一步總結出，強調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構成了薛暮橋合作思想的基本特點。此外，葉世昌、張遠等學者提及薛暮橋在山東的辦社理論[3]，內容與前兩者大體重合?？偟膩砜?，現有研究均未將薛暮橋各階段的合作社思想連貫起來進行分析，對抗戰初期薛暮橋在合作社問題上的態度轉變更是鮮有關注。本文在綜合多方資料的基礎上，嘗試對不同時期薛暮橋在合作社問題上的主張進行歸納思考，厘清薛暮橋合作社思想的衍變主線，以此深化學界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

一、從批判到統戰——形勢轉換中的思想遞嬗

薛暮橋對中國近代早期合作運動的態度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界，由起初的極力反對變為有條件地大力支持。這一顛覆性的變化無疑與時局密切關聯。從中可以看出，合作運動不止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互交織。

(一)合作運動不能救國——對早期合作運動的批判

二十世紀初，許多國人相信合作經濟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靈丹妙藥，因而各類合作社一時間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這其中一部分是民間力量的自發組建，更多則源于官方力量的主動介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對于合作運動的推動立足“擴張國家的行政力量，加強對地方社會的支配強度”這一根本目的[4]，采取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并試圖與民生主義掛鉤。然而，作為舶來品的合作社在行政力量的干預下逐步被法令化和政治化。盡管合作經濟在賑災、調節金融、促進生產等方面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總體而言正面影響有限。與此同時，這種合作運動對現有體制的維護以及買辦資本的趁虛而入引發了薛暮橋的嚴重不滿，他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對此進行了批判。

1.三十年代農村合作組織狀況分析

在分布地域上，薛暮橋認為此時合作社的繁榮與多股上層勢力密切相關[5]142。河北、陜西作為重要的棉植產區滿足了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對廉價原料的追求，因而合作運動發展最好。江西、安徽等地區的合作社推廣目的在于平息農民的土地斗爭，而臨近金融中心的江浙冀魯等省市合作社則是資本家的重要投資渠道。這些合作社的建立大多出于資本增殖和政治斗爭的需要，因而難以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

在主要類型上，現存合作組織大部分都是信用合作社，然而由于農民普遍破產，這些信用合作社并不愿意向農民借出大量資金。即便是已發放的貸款，利率依然很高，與原本的高利貸只是量的差別，而非本質變化。因此“這些合作社是銀行資本在各地農村中的最下層的根須，同時也是高利貸的一種新式機關”[5]143。除信用合作社外，運銷合作社也在快速增長，但這種合作社的目的在于控制農產品的交換過程，“實際只是帝國主義者和銀行資本家的收貨機關”[5]144。這二者背后都是資本對利益的追逐，而真正與生產息息相關的合作社卻難以充分發展。

2.農村合作運動的主要特質

通過上述分析，薛暮橋將此時的合作社稱為“一件最時髦的裝飾品”[6]166。他認為農民面臨著田租、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多重剝削，而合作運動的開展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資本力量以合作社為掩護滲透農村時，往往與地主豪紳勾結在一起，通過地方實力派來分發貸款，因此合作運動“并沒有摧毀農村中的封建勢力，反而使他們的地位更加鞏固起來”[6]169。此外，一些合作社背后更有帝國主義勢力的操縱，意圖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殖民侵略。這些因素使得當時的合作運動往往只有合作之名，而無合作之實。

基于這樣的認知，薛暮橋進一步批判了單純寄希望于合作運動，不經革命斗爭便扭轉農村局勢的觀點。他指出：“所謂合作組織，并不是一種特別的社會制度，也不一定代表或排斥某種生產方式。合作組織可以存在于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社會中間，也可以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間；而且隨著它所處的社會環境各異，它所盡的任務也便大不相同?！盵6]169具體到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農村社會，國民政府所謂的合作經濟既不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也不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最終的結論是“今日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發展，其前途只是進一步地掃蕩地方經濟的殘余，使各地農業加深其商品化的性質，最后使中國的農村經濟更趨向于殖民地化而已”[5]142。

可以看出，薛暮橋并非對合作社這一理念本身持否定態度，而是極力反對資本力量和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合作運動。他曾指出，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可以利用合作經濟，問題的關鍵在于“誰來運用這套工具，以及如何運用這套工具”[7]91。在他看來，這種外界力量干預下的合作運動并不能使廣大農民脫離苦海，反而會加深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屬性。想要使農村社會產生質的蛻變，就必須首先掃除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是其他一切變革的起點。因此，從根本上講，薛暮橋對這一時期合作運動的抨擊實際上是批判當時改良主義觀點的一個分支，并以此論證革命的必要性。這一根本性訴求不單單體現在薛暮橋的合作社思想中，更成為薛暮橋對近代中國農村問題看法的中心線索。

(二)以抗戰勝利為目的——戰時合作經濟的特殊性

抗日戰爭爆發后，民族矛盾空前尖銳，各地也隨即進入戰時狀態。面對危急的形勢，薛暮橋對合作社經濟的認識有了新的變化。

1.戰時合作經濟的重大作用

全面抗戰爆發不久，薛暮橋發表了《抗戰時期的合作事業》一文，闡明合作經濟在戰爭時期的重大作用。薛暮橋認為，合作經濟不僅可以有效協助戰時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給與必要的資金技術支持，排除不合理的剝削，同時還能統制產品的運輸和分配，打擊投機商人，保障日常必需品的供給，穩定市場?？箲鹨荒旰?，薛暮橋再次發文總結了戰時合作運動的特殊任務。他指出，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合作經濟除一般性任務外，還應承擔五種特殊任務，分別是調整農村金融，供給生產資金；扶助手工業者，彌補原料缺失；指導并促進農業生產；供給日需品和運銷農產品以及戰時慰問救濟[7]92。薛暮橋重申，合作組織是國民經濟建設的一種有力工具，同時也是戰時經濟動員的有力武器，這一點已經在實踐中得到了證明，因此，必須充分利用各種手段，發揮合作經濟對抗戰的支持作用。

2.戰時合作經濟的應有變化

為了適應戰時局勢，合作事業也應迎來一些新的變革。薛暮橋強調，為了完成戰時的特殊任務，首先必須“放棄銀行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合作路線，使合作運動脫離了銀行家的支配而獨立發展”[7]93，不能受到私人的限制；其次，要改革官僚化的指導機關，肅清貪官污吏，提倡民主精神；第三，要提高干部的工作熱情，使其真正信仰合作運動，自覺地對工作負責；第四，要努力發展并充實各地的合作組織，降低入社難度，使合作運動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第五，要將合作運動與民眾動員緊密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整體動員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薛暮橋還特別強調，戰時合作經濟發展最關鍵的一個要點在于“建立一個正確目標，建立一個很健全的理論基礎”[8]，如果不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任務和前途，只單純照搬外國的合作經驗，最終收獲的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

通過分析這一時期薛暮橋對合作運動的相關表態，可以發現在戰爭這一極端環境下，薛暮橋合作經濟思想的一些方面發生了極為明顯的變化。例如，他曾在早期批評那時合作社的建立并非出自農民自愿，而來自政府的外力干涉。到了抗日戰爭期間，薛暮橋卻主動要求政府加大對合作事業的投入，他表示“過去合作事業的發展，雖然很多得力于政府的獎勵和扶植，但要使它普遍發展，完成上述使命，政府所花費的力量自然還需大大增加”[8]。另外，全面抗戰前的薛暮橋對于銀行家、地主等階層普遍持以否定態度，將其視為農民的剝削者，合作運動背后的受益者。而全面抗戰爆發后，薛暮橋則表示“要靠有良心有見識的經濟巨頭——銀行家工業家，以至地主商人——能夠犧牲個人的目前利益，來擁護這保障民族生存的戰時經濟政策”[8]。

由此可見，薛暮橋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他總是會根據形勢的變化做出最利于國家和人民的選擇?？箲饡r期薛暮橋的合作社思想緊緊圍繞支援抗戰這一主題而展開。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議都基于戰時中國的實際狀況，目的在于通過各種手段廣泛凝結社會各界的力量，這無疑與當時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構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訴求保持高度一致。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時刻，薛暮橋將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放到了次要位置，站在人民立場出謀劃策，以期助力抗戰的勝利，這不僅體現出他個人的專業素養，更彰顯其出色的政治智慧。

二、經管工作中的新發展——新民主主義的合作社經濟

1943年初，薛暮橋來到山東根據地主持經濟工作。此時山東地區的農村狀況并不樂觀，薛暮橋面臨的首要挑戰就是“幫忙解決吃飯問題”。從抗戰末期到新中國成立前夕，薛暮橋圍繞如何將群眾有效組織起來，建立屬于人民的合作社經濟這一問題進行了多方思考。

(一)什么才是真正的合作社——新民主主義的農村合作社

1.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的特征、任務與前途

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民政府推行的合作運動不同，此時山東根據地的合作社經濟是屬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全新形式。薛暮橋認為這種合作經濟主要有著三方面的特征：其一，“合作社是為群眾服務的經濟組織”[9]137，主要任務在于扶助生產。雖然仍需賺錢分紅，但這并不是主要目的，為群眾解決生產困難才是最主要的任務；其二，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之上的，是個體經濟發展到集體經濟的橋梁，它可以使生產逐漸集體化，從而解決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分散性和落后性；其三，合作社是資金和勞動力的結合，資金持有者和生產勞動者是合作社共同的主人，都享有分紅的權利，但隨著合作社的發展，應逐漸減少資金分紅比例[9]138-139。

薛暮橋指出，合作社經濟作為新民主主義五種主要經濟成分之一，擔負著一項重要的歷史任務，“即扶助和改造廣大的小生產者，使他們擺脫商業資本的支配和剝削，進而擺脫一切資本主義剝削，逐漸走向社會主義”[10]254。而這一任務的完成又分兩個階段，一是組織廣大小生產者，使他們在國營經濟的幫助下逐漸擺脫商業資本的控制。二是對小生產者進行改造，逐步實現集體化，從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合作社經濟受國營經濟領導并與國營經濟密切聯系，“它是勞動人民的集體的經濟組織，目的是為保護自己免受商人的中間剝削，而不是為追求利潤”[10]251-252，因此與資本主義有著本質區別。但同時它又與私營經濟有著若干聯系，參加合作社的小生產者仍可能轉向資本主義經濟。從這個角度上講，合作社仍是建立在個體經濟上的集體組織，因此只能稱為半社會主義性質。在這樣的狀況下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就必須不斷密切合作社經濟與國營經濟的關系，并在國營經濟的引導下使合作社經濟不斷向社會主義性質轉型。

2.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的主要類型及作用

薛暮橋將根據地的主要合作社類型歸為三種，分別是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三者各有特點和作用。生產合作社是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一種生產組織，包括農業中的互助組、變工組，以及手工業中的小型合作社。它們仍建立在個體經濟和財產私有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自愿和兩利的原則上的一種不定型的組織，可按生產需要隨時結合，隨時分散或另行組織”[11]163。供銷合作社是另一種較為普遍的組織方式，主要任務是幫扶農業和手工業進行生產。發展一般的鄉村應當建立綜合的運銷合作社，幫助采購農具，銷售農產品；而比較發達的地區可以考慮建立較為專業的運銷合作社，有針對性地幫助具體行業進行生產。參加供銷合作社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只是共同經營供銷業務，仍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性。消費合作社是一種零售單位，主要為社員的消費需要服務，可以使國營工廠或商店的生活資料更加準確地發放給人民群眾。這種合作社在城市中有著更高的需求，而在農村中，由于農民的生產資料往往由自己生產，因此消費合作社的發展較為不易，更多的時候可以成為供銷合作社的兼營業務。

除上述三種類型以外，信用合作社、醫療合作社、教育合作社等組織都在人民日常生產生活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薛暮橋也指出這些專門的合作任務“一般可以成為供銷合作社或消費合作社的兼營業務，不一定要成為單獨的組織”[11]166?？偠灾?，合作社的類型、數量以及業務范圍都要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狀況來靈活調整。

(二)怎樣辦好合作社——合作社的組建與經營

如何在方法論上引導合作社的組建和經營是薛暮橋面臨的另一個考驗，結合實踐中取得的經驗，薛暮橋對此進行了詳細說明。

1.合作社的組建

薛暮橋認為基層合作社建設的基本原則是“民辦公助”，由群眾經營，也為群眾服務，政府只在方針和業務上予以一定幫助，“一方面要反對包辦代替，或使合作社為政府服務而不是為群眾服務；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只有民辦而無公助，任其自生自滅，或任投機分子操縱達其自私目的”[9]149。薛暮橋將村視為合作社建設的基本單位，他認為這樣既不會脫離群眾，又不會使資金過于分散，待村社普遍建立并逐步穩定后，再嘗試建立更高級別的聯合社。

聯合社的構建大概可分為三個步驟：首先，在尚無群眾基礎的新解放區，可以用公營機構來代替聯合社的工作。但在群眾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就應當組織群眾建立起村合作社，“到村合作社普遍發展且已相當鞏固時，更可吸收他們投資入股，使這公營機構逐漸轉變為公私結合的合作社的聯合組織”[9]149。其次，待合作社較為普遍之時，多個村社可以進行聯合，經常性地召開聯席會議，并推舉出一個中心合作社，執行部分共同的業務?！斑@種中心合作社可以擔負聯合社的部分工作，但因沒有專門的組織，固定的資金，中心合作社的本身還是一個村合作社?！盵9]148因此，這只是聯合社的初步形式。最后，在上一步的基礎上，農村可以成立區聯合社或各種專門業務的聯合社。區聯合社是各村社的聯合組織，由各村社投資入股，同時派遣代表成立代表大會，作為聯合社的領導機關。聯合社的任務在于聯合舉辦各種共同業務，并幫助村社解決自身處理不了的困難，可以稱之為“合作社的合作社”。

2.合作社的經營

對于合作社的經營問題，薛暮橋認為“應貫徹著公私兩利、獎勵生產勞動和為群眾服務的精神，資金分紅是居次要地位，特別強調合作社為群眾服務并為群眾解決困難”[9]147。其中，薛暮橋結合實踐中的經驗著重討論了兩個方面的問題：集股和分紅。

在入股方式上，薛暮橋認為除了貨幣入股外，還應包括實物、勞力、分紅入股等方式，以此盡可能地吸引人們參加。集股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保障入股和退股的自由，避免發生資金流出門檻過高從而限制資金流入的情況。只有確保在遇到困難時可以自由退出，群眾才能放心將閑散資金送到合作社。

而分紅問題則稍顯復雜，需從五個方面來討論。其一，生產合作社的分紅應靈活調節勞資雙方的比例，不宜機械規定，一方面要按勞動性質有所差別，另一方面要按工資高低有所差別；其二，消費合作社的分紅“應當一部分按資金分紅，一部分按購買數量分紅”[9]146，具體比例也應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調整；其三，運銷合作社的分紅辦法是一部分按資金分紅，一部分按社員出售產品的數量分紅；其四，合作社職工的分紅最好一方面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給與一定的分紅權力，將分紅與職工的服務掛鉤，最好在民主檢討會中決定個人分紅數額，更能起到激勵作用；最后，在公積金和公益金的問題上，合作社建立初期如若盈利較少可暫不設立公積金和公益金，“但如合作社盈利很多，資金分紅已在月利百分之十以上，即應說服社員從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的公積金，可能時再抽出百分之十的公益金”[9]147。

除上述內容外，薛暮橋還專門指出發展合作社需特別重視的四方面工作。一是明確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的辦社方針，與資本主義經濟做明確區分。二是建立合作社經濟的完整組織，增強生產的組織性和計劃性。三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和國營經濟應給與合作社經濟更大的幫助，包括而不限于提供干部和資金，予以一定免稅或減稅等等。四是注重培養干部，積累經驗。只有這樣，才能使新民主主義的合作社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11]167-169。

三、薛暮橋農村合作社思想的主線及意義

民主革命時期的薛暮橋扎根農村多年，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他不僅看到變革半封建小農經濟的必要性，更堅定了未來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薛暮橋認為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需要組織起來，通過勞動互助和農業合作社的形式走向現代化。數十年間，薛暮橋的農村合作社思想不斷發展，同時也在實踐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革命歲月中薛暮橋合作社思想的變與不變

任何思想的形成與衍變都與特定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薛暮橋的合作社思想正是對彼時中國合作經濟發展狀況的一種理論反映，只有結合特定的歷史背景加以分析，才能準確把握其中的邏輯主線。

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薛暮橋對近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狀況有著清晰認識：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殘余勢力壓迫是中國農民所面臨的兩座大山，二者帶來的經濟入侵和剝削是農民困苦的重要原因。要改變這一切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這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中國知識分子在找尋中國出路的過程中，合作主義被諸多主義一同拿來作為改造社會的良方，但合作經濟究竟適不適合中國，采取怎樣的組織形式與發展方式才最為符合近代中國的實際狀況，卻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v觀薛暮橋的合作社經濟思想，可以看到它始終以推翻兩座大山的壓迫作為政治前提，從早期理論批判到后期建設探索，都在尋求符合中國實際的合作經濟發展模式，這條主線明確地貫穿始終。

薛暮橋對合作社的經濟模式期望極高，在建設根據地的過程中他明確指出，當下幫扶小生產者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合作社(包括勞動互助)的方式把他們都組織起來，使他們的生產逐漸地集體化”[12]32。在農業集體化問題的思考中，薛暮橋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既猛烈批判了官僚買辦勢力主導下的合作經濟，又避免了簡單重復蘇聯集體農場的道路，而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做出全新闡釋，努力探求合作社經濟與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有效結合方式，將其打造為個體小農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手段。這條道路無疑立足國情，是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合作經濟發展道路。

薛暮橋合作社思想的邏輯主線一以貫之，但在各個時期的側重又有所不同，這種衍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時局的變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合作運動批判是對改良主義道路的否定，并以此證明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抗日戰爭時期對合作社問題的再思考是基于統一戰線的需要，力求最大可能地凝聚力量以獲得抗戰勝利；山東根據地工作期間的合作經濟反思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有益探索，目的在于更好地發展生產，并引導農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通過梳理時間線可以發現，薛暮橋合作社思想的階段性側重點都與不同時期中共革命的主要斗爭目標和工作任務高度呼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反對大地主，官僚買辦為主；抗日戰爭前期以構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主；解放戰爭時期則以推翻國民黨政權，穩固根據地建設為主。在這一過程中，薛暮橋從一名學者逐步轉型成為根據地經濟政策的制定者，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合作社思想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二)薛暮橋農村合作社思想的歷史意義

薛暮橋對農村合作社問題的思考不止停留在理論層面，更在實踐中有所反饋。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山東根據地合作社建設的蓬勃發展。山東合作事業有著一定歷史基礎，梁漱溟早年間曾在此創辦過許多合作社，但大多都因戰爭而消亡。從1943年開始，薛暮橋在吸取過去失敗經驗的基礎上，秉持民辦公助的原則，采取“發展一個，鞏固一個”的方針，使山東地區的合作社事業穩步發展，至1944年已重新建立起兩千多個合作社[13]26。隨后，在薛暮橋的領導下，山東合作事業的發展又接連克服了干部缺乏經驗，合作社領導成分等難題，在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底，全省已擁有了4790個合作社，社員100萬人，總體規模一年間就擴充了一倍[13]28。

解放戰爭期間，合作社發展受到戰火的巨大影響，不少農村合作社一度因局勢動蕩而破產。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薛暮橋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努力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使廣大農民不斷認可合作社的經營模式從而走上集體化道路。隨著戰況扭轉和時局穩定，合作社建設又重回正軌，到1949年全山東各類合作社的數量已達8000多個，社員200萬人，股金6億，合作事業迎來新的高潮[1]283。這一過程中，群眾的積極性也被有效調動起來，極大促進了解放區物資的調配和運送，從而在戰爭時期順利完成了支前任務，粉碎了國民黨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助力解放戰爭取得最終勝利。

合作社的推廣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更實現了對基層民眾的有效組織，在制度變革的同時也促進了對人民群眾的改造。這充分顯示了合作社經濟所具備的經濟改造和社會改造雙重功能。薛暮橋主導的合作社運動進一步證明了合作社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扶持合作社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一項重大任務，這些重要結論無疑為建國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提供了理論準備。新中國成立初期，飽受戰爭摧殘的農村社會百廢待興，面對農業生產力薄弱，工業尚不發達的境況，合作經濟自然而然地成為推動農村復興的必然選擇。過渡時期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堅持的自愿互利原則，以及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相當程度上都來自前期解放區合作社建設的經驗積累。這既是對過往歷史的繼承，也是新形勢下的再發展。

總的來說，不同歷史階段的薛暮橋農村合作社思想既有繼承也有發展，這一衍變的背后是現實境況的不斷變化。在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交織中，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合作社發展之路逐漸清晰，農村社會得以在新的組織形態中走向社會主義。薛暮橋的一系列探索深刻揭示出農村問題的極端復雜性以及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艱巨性。這也啟示我們，想成功實現對農村經濟的改造，必然要牢牢把握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基本經濟規律，掌握農民的真實需求，將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從這個角度來講，研究薛暮橋的合作社經濟思想對于今天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依然有一定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