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納·松巴特的“精神”概念：帕森斯最初的理論社會學志趣

王 珩

(西北大學 哲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海德堡大學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德文原稿于2018年末至2019年初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1)Uta Gerhardt，Parsons’，verschwundene Dissertation. Eine wahre Geschichte，Parsons, T.: 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3-24.。這份稿件此前被認為早已在輾轉中丟失。帕森斯1924年前往歐洲，跟隨馬林諾夫斯基學習功能主義人類學，1925年來到海德堡大學，開始用德文撰寫關于維爾納·松巴特和馬克斯·韋伯的博士論文。1927年，他以先行提交的論文主體部分參加答辯，并以最優等成績(summa cum laude)通過答辯。1928年末至1929年初，帕森斯將論文整理成為兩篇英文稿件，發表在美國《政治經濟學期刊》上(2)Talcott Parsons，“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28(36)，pp. 641-661；1929(37)，pp. 31-51.。這兩篇英文稿在1929年被海德堡大學作為學位論文底稿接收，而之前的德文原稿就再也不曾露面。直到在哈佛大學帕森斯檔案遺存中被重新發現之時，它已經在箱底度過了半個多世紀不為人知的歲月。

在今天看來，這篇標題為《松巴特和馬克斯·韋伯的資本主義概念》的論文，在各個方面都相當合乎人們對20世紀初博士論文的認識。它聚焦于整理和評述一種現有學說的主要內容。在簡短的引論(第一章)和介紹研究現狀(第二章)之后，論文分別以約40頁的篇幅論述了松巴特(第三章)和韋伯(第四章)這兩位當時在學界極富盛名的學者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而后以它們為基點，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現狀做出簡短的評述(第五章)，最后以簡要的對比和評價結束全文(第六章)。然而，這篇博士論文在平實的文面與合乎標準的體例之下，潛藏著充滿張力和革新精神的思想。作為一篇對帕森斯博士論文密集的文本分析文章，本文致力于闡明它在理論社會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所代表的鮮明立場，提示它年輕的作者具有的內在力量和精彩紛呈的精神世界。

一、“一種重要的東西”

今天我們在社會學專業語境中提及“資本主義精神”，會自然地將它與馬克斯·韋伯的理論工作聯系在一起。事實上這是維爾納·松巴特的原創概念。圍繞這個話題，兩位先驅之間曾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松巴特將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和原則，即“精神”，看做每個時代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基礎，精神生活和實踐理性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一思路決定了《現代資本主義》論述的基本結構。韋伯在1904/05年寫就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承認松巴特貢獻的同時，也表達了不同的見解。韋伯注意到松巴特“精神”學說的倫理意涵，同時指出松巴特將這種動機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塑造出的行動者對外部環境良好適應的產物。他進而指出松巴特的方案所沒有涉及到的現實才是他自己的研究興趣的核心(3)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p. 46-48.。對此松巴特在1913年出版的《中產階級——現代經濟人的精神史》，以及諸如《奢侈與資本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等一系列相關研究當中，推出了他自己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發端的學說，并且在之后對《現代資本主義》的修訂中，有意識地引導讀者注意到他對“精神”概念的澄清。他表明自己拒絕對“精神”賦予任何玄學色彩，不回答“自然法則”這一類抽象問題，而一切歷史的規律也必須回溯到人們具體的意識生活當中。在《現代資本主義》第三卷開篇最顯眼的位置，松巴特隱晦地指出馬克斯·韋伯的理論容易誤導人們產生具有玄學色彩的認識(4)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pp. 6-7.。

帕森斯1925年來到海德堡之后，很快將注意力投放到這兩份不同的“資本主義精神”方案當中，心無旁騖地走上了屬于自己的社會學道路。他在關于“資本主義”眾說紛紜的學術和世俗觀點中，發現了“精神”學說這種獨特的方案。它一方面遠離古典經濟學所基于的功利主義原則，拒絕對人們經濟行為的動機做出一概而論的抽象預設。松巴特和韋伯都曾指出，經濟活動并不總是具有理性的動機，并且“理性”的含義是豐富的。在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的總體思維中，這種現實的多樣性構成了獨特的研究興趣：一種經濟制度是“歷史的個體”，其發生應當被視為獨一無二的過程。另一方面，放置在當時德國學界主流范式的背景中，“精神”學說同樣有別于早期制度經濟學一般意義上的認識模式。它將一種經濟制度的本質不再歸因于其組織形式本身，而是建立在人們的生活上，并且將它的組織形式反而看做后者的產物。帕森斯注重“精神”理論包含的能動性視角，認為它不能被看做社會現實的附屬物。相反，精神構成了人們經濟行為的框架，并且在這個意義上定義了經濟體制?！百Y本主義精神占主導地位的時期，就是資本主義時期”(5)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29.。

帕森斯論文的第二章綜述部分介紹了經濟學歷史學派中有代表性的作者關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史和體制的研究。這一章的行文方式大約是這樣的：某作者對資本主義經濟有如下基本觀點，其中某些見解給我們帶來了新穎的認識。然而，這種學說歸根結底不能被看做充分界定了經濟生活的本質范疇，因為它只涉及某種“外在的特征”，而完全沒有包含任何“精神”的要素。這種露骨的表述體現出這位青年學者的辨別和否定意識。他毫不含糊地澄清了自己的思維模式和理論志趣，以及自己對什么事情不感興趣。這讓我們回過頭來看清他在只有兩頁篇幅的簡短引論中表明的基本立場。帕森斯的工作并不尋求完備地涉及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所有理論方案，因為這全然不是他的興趣所在。他進一步指出，自己甚至不關心論文是否能夠得出一個恰當的“資本主義”概念。他所關心的問題僅僅在于，這個議題當中如何包含了“一種重要的東西”，并追問它的具體內容(6)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29.。僅僅在這個意義上，他優先選擇討論這個話題，即在彼時的經濟社會條件中，“資本主義”概念最容易為我們呈現出什么是“精神”的實質。

二、松巴特經濟史研究的基本立場

“精神”的意涵在其可以追溯到德國觀念論哲學傳統的意義上，具有三個層面。首先，它最常見的意義指的是一種意識的狀態和它所包含的精神氣質；其次，作為一種自我意識的構造，它以自身作為媒介，確立自身存在的基礎，并依靠其自為的性質維系自身與總體現實的關聯；最后，它在自身的發展中不斷將自身客觀化，成為一個實現的過程。松巴特的“資本主義精神”學說在構造上合乎上述精神概念在經典意義上的結構，它同樣具有三個層面：意識層面的“思想品質”(Gesinnung)、自我意識層面的“組織”(Organisation)和作為實現過程的“技術”(Technik)(7)Werner Sombart，Die prinzipielle Eigenart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Werner Sombart，Grundriss der Sozial?konomik，Band I，1925，pp. 1-26.。與彼時常見的研究范式將經濟體制的組織形式作為客觀事實進行描述和分析相比，松巴特理論的顯著特點在于它的思辨性，他試圖“讓經濟生活成為一種活的東西”(8)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39.。松巴特將這種意圖表述為“不要破壞了維系經濟生活的活性的精神紐帶，而是將它作為一種包含一切的力量呈現出來”(9)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Erster Band: 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2. Aufl.，1916，p. 24.。這種“發生系統論”觀點有別于將社會現實看做自然或者可類比于自然的客觀過程的見解。對社會現實的研究在松巴特(與馬克斯·韋伯共享)的觀念中被看做歷史的科學。世界呈現為一個由內而外的現實，行動者在歷史中不僅順應潮流和聽從命運的安排，他的行動也在從內部塑造著歷史的形態。就經濟生活而言，它所呈現的組織形式在每個歷史時期都具有特定的精神內核。而作為“歷史的個體”，它的法則也僅僅適用于系統內部。經濟體制的生命力是由行動的力量維持的，一旦精神的內核崩塌，系統就無法繼續維持自身，并且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個體”，即不可拆分之物。松巴特因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社會具有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形態，而隨著其精神的消散，它也將無可挽回地消亡，并且不會再次重演(10)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XIII.。

在松巴特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方世界經濟史中的特殊地位是由它的精神氣質決定的。精神氣質體現為經濟活動的兩個基本維度：它的目標設置(Zwecksetzung)和它的經營方式(Wirtschaftsführung)。依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不同的表現，松巴特發展出一套西方經濟制度的發展階段理論。前資本主義經濟，即土地私有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階段，經濟活動原則上以滿足人的“自然需求”為導向，以“傳統”的方式運行，而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則以“盈利”為目標，遵照“理性”的要求運行(11)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41-45.。

這種傳統與現代生產方式的二分法，構成彼時經濟史和社會學者共享的知識背景。然而，松巴特在這里仍然展現了他細膩的用心。他說：“在資本主義到來之前，生活中一切操心和辛勞都圍繞著活生生的人?！?12)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Erster Band: 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2. Aufl.，1916，p. 31.作為傳統經濟原動力的“需求”，不僅意味著個體行動的具體動機，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沉淀在風俗和習慣之中，被群體賦予規范性意義。換言之，“滿足需求”成為經濟生活的制度化目標，而“人的需求”脫離了具體的人，成為主導人們生活的原則性力量。它在生活世界中塑造了一種規范性意識，成為被個體所內化的“精神需求”，我們可以用直觀的例子說明這種觀點。傳統社會人們生活在各種時間表和周期性當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老病死，婚喪嫁娶，這些節律既是“自然”，又不是。它們在人們的實踐意識中顯現為自然或本性的要求：自然要求人們在春夏季節耕種，而到了生育年齡就需要嫁娶和繁衍后代。然而這些依托“自然”概念的規范性意識，事實上包含著更多對當事的個體而言難以認識到的抽象的“人的需求”：前者比如統治者對食物儲備作為統治的物質基礎的關注，后者比如長輩面對日益迫近的死亡，而在意識中產生對后代更加熱切的精神需要。在這種觀點中，傳統社會的生產生活就顯得不再如“為了滿足基本需求而奔忙”那般單純。

相較于韋伯，松巴特眼中的傳統生活更加富有“精神”的意涵。在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理論中，傳統主義的行動策略是被無意識動機所占據的生活方式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對立面?！缎陆虃惱怼诽峒暗脑谔岣哂嫾べY的誘惑面前反而降低生產效率的勞工和永遠只會依靠習慣從不改進做事方式的德國和波蘭姑娘，是缺乏“精神”要素的傳統生產方式的代表。而對于松巴特來說，傳統主義本身構成一個“精神”的問題，以滿足需求為導向的生活基于人們對自身的需求在觀念中的認識。松巴特通過揭示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對貴族式生活的“需求”，以及平民階級對生產物質資料的相應“需求”，說明了等級制度的運作方式，也間接說明了這種制度內在的穩定性的根源：生活建立在樸素的“持存”概念之上。人們并非總是處在物資匱乏當中，卻一直處在精神上的物資匱乏當中。

松巴特對舊時代的經濟社會生活做出了合乎其本質的描述。他的經濟史研究一方面在傳統社會中尋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雛形，以及能夠代表其“精神”的社會群體。與馬克斯·韋伯致力于揭示資本主義與傳統經濟之間在邏輯上的斷裂不同，松巴特孜孜不倦地尋找兩者之間具有連續性的線索(13)Klaus Lichtblau，Johannes Wei?，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Geist“ des Kapitalismus，Wiesbaden，Springer VS，2016，p. 18.。另一方面，在傳統經濟作為“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比照下，潛藏于其中的“精神”要素呈現為對人類本性的要求史無前例的背離。松巴特眼中的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帶有一種“自然的芳香”(14)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42.?！百Y本主義社會以前的人，就是自然的人，是如上帝所創造出的那樣的人?！毕喾?，現代社會的經濟人是“完全顛倒的”(15)Werner Sombart，Der Bourgeois.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menschen，Leipzig und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13，p. 11.。在對這一部分簡短的總結中，帕森斯暗示這個到目前為止運轉良好的理論體系即將面臨一場災禍，這種自帶芳香的樸素的自然觀念正散發著濃郁的不純正的氣息。他用Aroma這個詞的雙關意(芳香和香精)暗示了它人造物的屬性。領主、地主和家長用自己生活的困境編織而成的網，造就了無所不在的統治秩序的整體。這也是為什么相應的被統治階級——武士、農奴和小孩，在古德語中都用同一個詞(Knecht)來表達的原因。這些舊時代社會生活的真相，恰恰是松巴特的理論帶給我們的重要認識，而不是他應當用“自然”的概念去試圖文飾和掩蓋的事情。

三、實踐意識的樸素同一性的瓦解

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在松巴特看來在于(目標設置上的)盈利原則和(經營方式上的)理性主義，“精神”的概念要求它們是彼此相應的。在傳統經濟生活中，這種同一性體現為“人的需求”作為經濟活動的目的和調節經濟行為的主要機制。而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階段，經濟行為與人的需求脫鉤，目標設置和經營方式的統一必須在原初同一性已然瓦解的實踐意識中重新建立起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闡釋，其核心任務就是解釋這一過程的發生。

松巴特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單位是“企業”，其不同于以“個人”為單位的傳統經濟的關鍵性質在于“勞資分離”。它包括兩個方面：其一，生產資料不再由勞動者而是由少數資本家所掌握，而占有資本意味著掌握設置目標的權限。相比之下，無產者只能通過形式上自由的契約進入生產關系當中。其二，勞資分離帶來了某種特定的分工，即管理工作與生產操作的分離，它伴隨著企業運營各個環節上的專門化進程而逐漸加深(16)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43-44.。松巴特發現——這也是他理論的關鍵階段——上述的兩個勞資分離的維度分別在自身當中實現一種客觀化和匿名化的進程。后者，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愈加依賴科層制的結構和功能，而逐漸脫離(在早期占主導地位的)企業家的個人權威。前者，企業的目標設置也越來越多地聽命于資本的利益而不是資本家的利益。企業遵照它的本質，發展成為一種愈加務實的、以盈利為固有目標的抽象統一體。它所根植于的并與之相應的社會現實就是“市場”。市場抹消了一切存在者“質”的差別，將它們換算成可以用“數量”表達的普遍形式(17)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Erster Band: 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2. Aufl.，1916，p. 321.。

行動與對象的同一性在傳統社會的語境中呈現為生活的兩極性，它反映在早期社會學典型的思維方式當中：現實既與主觀行動相關聯同時又是客觀的。松巴特對這一類社會現實的內在邏輯有敏銳的洞察力。在傳統經濟生活中，他揭示了“人的需求”在社會關系中被客體化而產生普遍和制度化的約束力，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當中，“資本”就屬于這個關鍵的環節。它是企業在行動中所采取的“務實取向的基礎”，代表一種行動的邏輯，而不是對象物的概念(18)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45.。資本沒有“自然”的屬性?！跋胱屬Y本自己產生什么作用，這種看法純粹是一種玄學?！?19)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7.資本增殖的“欲望”從根本上必須被理解為經濟系統內部相互關聯的目的性和手段目的理性的產物。對于松巴特而言，“精神”是行動者的精神——在勞資分離的背景下它僅僅是指企業家的精神，并且只有行動者的精神才是能夠解釋體制創造性的根源。但同時，這種“精神”與它在之前所有經濟制度中顯著的不同點在于，它讓企業的目標設置和經營方式呈現出在外部條件面前的自我強制。松巴特意圖在資本主義精神當中呈現這種兩極性，他解釋一種為行動主體所持有的精神，它的核心特征在于受到客觀力量的決定，并且自行開始遵從客觀的邏輯。

雖然資本主義精神已不復有自然的屬性，但它通過模仿自然來重構自身：重要的是構建主觀現實與客觀現實的同一性，而這一過程又建立在行動主體與自身的原初同一性之上。松巴特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解析實質上就是在闡明這兩個問題。對于后者，“企業家”(人格化的主體)將自身等同于以行動原則定義的抽象存在，即“企業”。企業家以自己全身心的付出維護企業的利益，由內而外地貫徹以盈利為目標的理性化經營方式，并以此獲得主客觀現實的同一性：主觀等于客觀，因為主觀成為客觀——生活就是一部記錄盈虧的賬冊。這種特質被松巴特看做資本主義經濟特有的“創造性”(從內部產生的實現自身的力量)。對于前者，企業作為行動者不是簡單地面對一個既定的外在現實，而是它自身在行動中造就了一種系統化的現實。行動造就的現實完美地合乎行動的內在本性，讓行動在其中得以源源不斷地實現和再生產自身的原則。松巴特指出，這個在以盈利為原則的行動中被創造出的世界，與自然生成的生活世界相比，在一些方面發生了倒置。他用“財富”和“權力”在因果關系上的反轉來揭示這種系統化現實的邏輯。權力不再(如傳統社會那樣)是獲得財富的先決條件，相反，有能力生產財富的人同時可以從中生產出權力(20)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p. 46-48.。

如果上述的兩種同一性構造是“精神”概念的全部真相，松巴特的理論就是無可挑剔的。它令人疑惑的地方在于這種兩極性在行動者主觀世界中的統一。為什么企業家能夠做到全身心地為客觀的利益服務，甚至為此不惜過上一種壓榨自己的生活？韋伯指出這種對待自己的殘忍方式從自然理性的角度看顯然是非理性的(21)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 54.，松巴特自己也指出“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反而具有一種本身不合目的性的“任意的”性質(22)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29.。誠然，這種精神被源源不斷地轉化為現實，造就了作為現代西方文明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但這種動機卻不能因此從它造就出的現實中獲得根據。恰恰相反，它如何扎根于現實當中，面對現實的要求，才是“精神”的概念真正必須關注的事情。

為了理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行動者令人費解的主觀動機，松巴特對比了企業家從資本主義早期到成熟時期具有的不同面相。它從起初充滿幻想和冒險沖動、被攫取和征服的欲望所驅使的海盜精神，逐漸轉向公務人員在經濟管理中日漸成熟的對生產計劃的制定和執行，最后演變為企業家取代一切世俗生活追求的客觀化盈利取向。與海盜的冒險精神和公務人員的務實精神相比，企業家追逐利益的原則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反而絲毫不以對現實的興趣和關注為前提?！叭绻氤蔀橘Y本主義企業家，就必須對企業的興隆懷有欲求，無論這種欲求最初是被對權力的追逐、對利潤的貪求、抑或大干一場的沖動還是別的什么東西所驅使。而企業的興隆事實上單純意味著獲利?！?23)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0.松巴特指出，正是因為這種“欲望”脫離了與現實的原始關聯，它才獲得了一種原則性地位和永無止境的性質。這是成熟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理性的盈利目標”的本質特征，它不同于以往所有時代人們對利益非理性的追逐。

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體制讓個體必須完全憑借自己的行動為自己負責，這也讓個體徹底暴露在充滿與之對立力量的周遭環境當中。個體與帶有敵意的環境之間的關系模式，也就是競爭，成為私有經濟的精神基礎。資本主義制度的活力和創造力也正來源于此。獲利的動機作為經濟生活的目標，與生存的危機感關聯在一起，上升為一種原則和精神的需要：企業必須不斷地努力保持自己在市場上的地位。這使得企業的目標獲得了“永無止境”和“以自身為目的”的性質——這正是“持存”這個在西方社會誕生于近代的思想給人們的實踐理性帶來的新的內容(24)Dieter Henrich，Die Grundstruktur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H. Ebeling (Hrsg.)，Subjektivit?t und Selbsterhaltung，Frankfurt a. M.，Suhrkamp，1976，pp. 97-121.。它們的結果是我們都熟悉的：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在理性的盈利目標中被客體化。人與經濟活動的關系發生了倒置，經濟活動不再從屬于人的需求，反而是人成為它的手段(25)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1.。

我們看到，松巴特將傳統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對比，以期得出后者的本質特征。他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訴諸一種霍布斯式的社會哲學。資本主義經濟建立在脫離人的需求的“客觀化”盈利目標之上。而支撐這種目標的力量，正是人們在泛化的敵對當中保全自身的原始本能。它脫離傳統經濟活動所回應的一切具體需求，作為抽象的“持存”動機塑造了人們的實踐意識，成為制度化的“精神”需求。松巴特解釋傳統經濟的圖式此刻完美地在他的資本主義理論中再現出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創造力”，推動它發展并賦予它活力的那股積極的力量，正是叢林法則給人們帶來的難以抗拒的恐懼，以及人們出自本能的逃生欲望。就這一點而言，松巴特甚至比霍布斯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舨妓股星艺J為，人類社會的歸宿在于其終將走出自然狀態，而松巴特的資本主義社會就建立在運轉良好的自然狀態當中。這種精神在最極端的意義上接受和認同對它產生強制的外在力量，并且將它轉化為從自身出發對自身的強迫。帕森斯不斷地提醒讀者注意，這個“企業家精神”學說一方面強調能動性和創造力，另一方面強調目標的客觀化和行動受強迫的性質，而兩者在松巴特所依據的經驗現實中表現為完美的因果關系。

與企業家在為生存所迫的斗爭中表現出的積極進取的行動者精神相應，資本主義精神的另一半在松巴特的眼中合乎邏輯地體現在市民階層(勞動者)節儉自律的受動者精神當中。這一“精神”的核心品質，即“適應”的意愿和能力，將普通人的生活塑造成為有原則的“經營”和“商業道德”。市民階層管理自己生活的方式，與企業家管理企業的方式是相仿的。市民的生活同樣以收支平衡為原則，支出永遠不得大于收入。這種節儉不再被看做下層民眾的窘迫狀態，而是被視為遵從理性原則的生活方式。節儉的道德的適用范圍從金錢拓展到時間，以至于生活中的一切對象。它最徹底的表述就是本杰明·富蘭克林的那篇關于“時間就是金錢”的教導。帕森斯特別指出，這篇松巴特和韋伯都十分重視的著名文本在兩人那里分別得到了不同的理解。富蘭克林所宣揚的這種在字面上以“唯利是圖”表述自身的生活方式，在韋伯眼中反而透露出濃厚的宗教式信念(26)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 33.。而在松巴特看來，這種美德僅僅是由生活經驗造就的，是適應的產物。市民生活所貫徹的道德，在各個方面以對客觀標準的“遵守”為核心理念：誠信意味著遵守諾言和契約。明晰性要求對生活的賬目化管理，它在生產活動中又體現為行動嚴格遵照目的性和計劃性，以既定目標作為唯一的取向。遵照這些原則構建出的生活，其本身成為以金錢為中心的關聯性整體。它不再奉行除商業道德以外的任何道德，唯一衡量其價值的方式就是轉換為收支。帕森斯指出，這種精神很容易退化為功利主義，人們不再追求美德，而只需要追求在行動中被看做具有美德(27)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2.。

毫無疑問，松巴特如實地再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在鼎盛時期人們的精神氣質——節制、耐勞、守信、規律、冷靜、均衡，所有這些品質塑造了一個時代成功者的形象。然而，松巴特對于這些品質的由來和社會基礎卻持有類似婆羅門教的觀點：它體現為一種社會分工的原則。企業家是這個社會整體現實的頭和軀干，而市民階層相當于社會的手和腳。帕森斯這樣表述松巴特的觀點：“我們可以說，創造性毫無疑問在于企業家，……而市民階層造就了一種有序的現實，讓企業家得以在其中施展?！边@個整體性現實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莫過于市民階層的生活同樣被塑造為(將自己當作自己的企業，一切以收支來衡量，以追求利益為目標的)“經營”，并且它同樣呈現出不以人的自然需求為依據的“以自身為目的”的性質，帕森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市民化”(28)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3.。詭異的是，統治者(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內化了被統治者的道德，自己成為自己設置出的統治原則的對象。帕森斯說“資本主義精神的市民化”帶來了“市民精神的客觀化”。企業家反過來將企業設置為他的主人，賦予它人格和人的品質?！捌髽I家精神”轉化為“企業精神”，后者意味著進取精神和創造力，前者必須節儉和操勞。

四、帕森斯對松巴特“精神”學說的接納和批判

從帕森斯的博士論文對松巴特“資本主義精神”概念的討論中，我們可以辨認出這份早年的研究在其日后的理論工作中留下的印記。首先，松巴特的“精神”概念扎根于行動中的主客同一性思想，與觀念論哲學傳統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作為意識、思維和氣質，精神不僅意味著文化現象，它的社會學意義更多在于行動的同一性訴求在系統中的展開。帕森斯日后的理論構建呼應了松巴特以“精神”為核心的系統概念。行動與世界建立關聯的邏輯環節構成了帕森斯“系統”理論的核心要素。其次，帕森斯分享著早期德國社會學通行的理念，在社會現實作為行動產物的意義上，賦予其獨特的現實性。社會學關注人們的主觀意識，比如經濟行為的動機、目標設置、對生活方式的營造、道德觀念以及宗教信念，正是由于他嚴肅地認識到，自己的任務在于探究客觀的社會現實問題的根源，帕森斯之后五十余年的社會學生涯堅守著這種思想傳統，并且在與主導美國學界的量化研究不同的意義上倡導將社會學視為嚴格科學的理念。與之緊密相關的是帕森斯的理論工作關于社會現實的整體性觀點。他在十年之后出版的《社會行動的結構》引論部分就澄清了自己將研究對象視為不可拆分的有機體的基本立場(29)Talcot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8，p. 47.。這種觀點極易在社會學創立初期的學者當中得到回應，而放置在作者的生年，卻逐漸表現出與時代的格格不入。非但如此，帕森斯要求自己的理論工作呈現出對社會總體現實的描述和解釋。這種學術風格無論是在內容、形式還是(不合時宜的)篇幅上，都與維爾納·松巴特的工作遙相呼應。

然而，即便對前輩的工作充滿敬意和欽佩，帕森斯也在對資本主義精神內涵的認識上與松巴特保持著清晰的距離。文面上對學術權威必要的隱晦，合乎體例和期望的表達，以及作為非母語者在修辭能力上的限制，都沒有能夠阻礙這位時年23歲的青年學者呈現出他鮮明的立場。松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的精神是既定的生產方式“被客體化”的產物(30)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54.。他將生產者看做棍棒底下的孝子，無論是市民還是企業家，其生活都不再有絲毫內在的成分，道德意識的唯一表征是順從，以此完美地遵從壓抑自我適應規則的價值觀。帕森斯揭示了松巴特關于“企業家和市民精神”的學說在規范性意識的問題上所包含的問題?，F代社會思想正是以人們發現和揭露這種以“順從”為核心的道德觀念的虛偽性質為開端，它構成了康德、黑格爾一流的倫理學說的原始動機。

帕森斯的批評呼應了馬克斯·韋伯對他與松巴特在理論志趣上的差異做出的辨別。韋伯在《新教倫理》中隱晦而尖銳地指出，現代資本主義與手工業生產保留在個體身體記憶中的勞動方式形成反差的“勞動的客體化”進程，在早期資本主義時期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那種日后社會學所熟悉的慣習場域相互嵌套的解釋圖式，并不適用于韋伯所關注的特定歷史時期。這種主客同一性的起源才是韋伯眼中“資本主義”這個議題中所包含的真正的社會學問題。松巴特將人們對資本主義的關注引向經濟理性主義(?konomischer Rationalismus)，亦即依靠精密的計算建立起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韋伯指出，他將這種生產方式中的“理性”意涵置換為一個“合理化進程”(Rationalisierungsprozess)，也就是在現實因素面前對自身做出的調適。松巴特的視角催生出一種精妙通透、影響深遠且毫無疑問的觀點?？创┻@種觀點的欺騙性，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該理論的根本誤區。松巴特區分需求取向和盈利取向的經濟活動。韋伯指出，如果“需求”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需求，那么需求經濟與傳統主義經濟就是相對應的。但如果將“需求”的概念回溯到它在心理上的普遍意涵，那么所有在形式上采取現代企業組織，而事實上被自身的生存所驅使的經營行為，本質上也是需求取向的。韋伯審慎地提醒讀者將被松巴特歸入盈利取向的某些企業從這個歸類中分離出來。他以此隱晦地指出，將求生存的需求看做企業盈利導向的動機的觀點沒有對兩者做出實質上的區分(31)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übingen，J. C. B. Mohr，1988，pp. 46-49.。

帕森斯在這一章的總結部分指出了松巴特的“精神”學說具有欺騙性的根源?！八砂吞貙⑺难芯抗ぷ魍度氲浆F代資本主義當中，并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研究了當今西方世界經濟社會秩序的歷史發展進程，從中總結出在其間產生的歐洲中世紀封建體制，并以此作為對立面，反過來揭示資本主義的歷史獨特性?！?32)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63.換言之，松巴特始終站在一個中世紀農民的立場上批判現代社會。他試圖依靠傳統生活中人們的實踐理性建立在需求調節上的樸素同一性，為自己的批判立場構建基礎。然而他自己的學說本身，卻已經揭示了傳統主義并不是精神自然發展的產物。松巴特用“抽象的目的”來表述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理性的特征，這一批評卻在同樣的意義上適用于傳統經濟，并且根源于傳統社會的結構當中。行動動機系統地建立在外在要求之上，服務于制度化的他人的需求，精神在其中無法獲知自身的意義。正如松巴特所揭示的那樣，企業家的主導性地位的前身正是領主的權力，而勞動者從屈從于領主的需求，到開始自主地為市場的需求操勞，也就此實現了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松巴特沒有認識到從中世紀傳統社會到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過程或包含某種質的飛躍，從中會有全新的東西產生，并塑造了從未有過的現實的形態。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能夠接受和理解現代社會對個體的要求，也就是帕森斯在引論中提及并且一直在尋找的那種“重要的東西”。這也是為什么雖然無論在哪個時代，精神都是人類存在的本質屬性，然而到了現代，它卻開始具有一種特別的意義的原因。

有一種觀點可以看似合乎情理地維護松巴特的精神學說。松巴特或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讓我們從根本上不可能具備認識到“精神”概念實質的條件,只有在社會主義的語境中，精神才會顯露出它的意義。松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的寫作動機建立在作者早年與馬克思的學說深厚的淵源之上，其學術生涯的特定時期有充足的理由持有這種立場。帕森斯在這一章的最后部分討論了這個議題。在他看來，松巴特可能贊同，并且自己或許具有這樣的直覺，但他同樣沒有領會“精神”在馬克思的思想背景中的含義。帕森斯指出，馬克思的學術觀點包含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基本方面，而松巴特與馬克思在思想上的淵源恰恰體現在，他在這兩個方面都認同后者的立場。其一，馬克思主張歷史發展是由“生產力”這種客觀力量推動的，而松巴特眼中資本主義精神的特征就在于它會在人們的實踐意識中作為一種客觀的力量呈現出來。其二，馬克思同樣積極地認同行動者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個體并不因為生活在依照客觀規律發展的歷史中，就失去了參與歷史的能力。新的社會形式是必然會到來的，并且在同樣的意義上，它也是在人們不懈的斗爭中被帶來的。帕森斯指出，在客觀的歷史發展規律面前，唯意志論的思維在馬克思的學說中同樣體現出強大的力量(33)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61.。松巴特贊賞馬克思獨特的理論貢獻：他發現了生產關系背后活生生的人。而松巴特自己對企業家和市民的精神的關注也印證了他對此的認同。

松巴特認為他的資本主義精神理論可以有效地緩和馬克思的思想中客觀力量的決定性和主觀力量的能動性之間的矛盾。他意圖揭示主觀的行動(企業家精神)如何通過自身構成了客觀現實的基礎，從而有效地中和了唯物史觀在形式上必然具有的外在決定論。他在主觀精神與客觀歷史規律之間構筑了一座“因果關系”的橋梁，卻恰恰因此拆毀了它們之間原本固有的“辯證關系”的紐帶。事實上，馬克思的學說毫無保留地同時賦予主觀力量與客觀力量獨特的現實性，并不試圖通過將它們相互還原來緩和兩者的矛盾。正是在不可調和的對立中，它們獲得了統一。松巴特通過中和唯物史觀的意義來塑造“精神”的概念，卻因此反而陷入了深刻的教條主義當中，從中得出了一種徹底被物質現實所決定的精神概念。松巴特在對待“矛盾”的問題上的中世紀立場(消滅矛盾)和他對辯證思想的不解，造就了他與馬克思截然不同的歷史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現實的關注，構成了他在學術道路上前進的動力。然而，站在更高的“發展”的視角上，他也辨認出資本主義制度在歷史進程中的積極意義，并從周遭世界矛盾深重的狀況中獲得了對未來樂觀的態度。松巴特將資本主義時代看做一種歷史進程中短暫的病態，他得出的結論同樣帶有深厚的中世紀色彩：“我們只能繞過和背離它，來尋求一條拯救之路?！?34)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Dritter Band: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27. p. XXI.

帕森斯最后總結道，在“僅僅作為對我們時代的經濟生活的呈現”的意義上，我們要“承認”松巴特的貢獻。他在表述中自如地運用著隱藏和彰顯的辯證法,“承認”透露出主觀立場與對象在表面的一致之下所掩蓋的深刻對立，同時也表達了將對立面包含在自在與沉默當中的自知?！拔覀兿嘈?，松巴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完成了將馬克思帶給他的靈感發展為理論的工作?！?35)Talcott Parsons，Kapitalismus bei Max Weber-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fast vergessenen Themas，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 62.松巴特沒有做到這件他有理由相信的事情，事實上，他從一開始就沒有能夠走上這條道路。松巴特的貢獻在于“描述”，而作為一種關于精神的(合乎個體與社會發展內在規律的)理論，他的學說早已崩塌。松巴特對“精神”概念的理解與這一理論傳統中幾位開拓者的思想從一開始就沒有共同點。

五、新的契機

帕森斯在社會學理論教科書中通常以一個死板守舊的老頭的形象出現。雖然他的學說對現當代社會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人們還是寧愿將他歸于經典理論家。一種典型的看法是將他看做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的守護者中的最后一位。帕森斯的理論工作方式帶有濃厚的舊時代遺風，他具有非凡的雄心和強硬的作風，將理論社會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來操作，并且訴求對總體社會現實的把握和理解能力。這種驚人的思維方式戲劇性地將他同時放置在美國社會學界兩股對立的主流思潮(人文主義和量化研究)的對立面上。還未等到他去世，他的同行和學生就埋葬了這股傳統，認同它的人今天已經是真正的少數派。

在人們對帕森斯學說的總體觀感中，他被看做社會學保守思想的大本營。帕森斯的兩部代表性著作可以用來彰顯這種思想的脈絡。至1937年完成并出版的《社會行動的結構》被人們理解為以“社會秩序是怎樣實現的”這個霍布斯式的問題為出發點，并且由“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倫理動機所推動(36)Alvin W. 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pp. 335-336.。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一波理論思潮，即在這個意義上將自己置于帕森斯思想的對立面。他們倡導不要忽略了(相較于理性)在現實中具有更多決定性作用的權力關系和社會生活中廣泛的沖突。這些視角都對“秩序的維持”的理論動機投以懷疑的目光。帕森斯的理論方案被看做康德式先驗主體論的社會學版本：社會現實必然地建立在人們先驗的規范性意識當中，它是一切社會行動的基礎。在20世紀中葉各類解放運動開始興起的美國，持有這類命題就無法避免被看做一個守舊的道學家。1951年出版的《社會系統》所開創的結構功能主義范式和帕森斯自己的姓名永遠聯系在了一起。這是一部關于總體性社會現實的邏輯結構的理論方案，它關注系統建構的先驗范疇和它在經驗世界中的自我維持過程。依照之前的那種觀點，這種理論不僅關注秩序的形成，而且將一切社會現實的要素全部納入一個無所不包的秩序概念當中，這種做法讓人們感到窒息和本能的抵觸。

帕森斯的博士論文德文原稿(1925/26)的現身帶來了一個契機，讓我們有可能重新認識這位先驅走上社會學道路的原始動機。由這種(此前僅為少數學者私下持有的)興趣所推動的理論工作，在近幾年來事實上已經逐漸展開。人們開始理解帕森斯的行動理論中包含著一種隱晦的“最終之物”，它既不能被還原為“外在條件的決定性力量”，也不能被等同于“行動的目的論綱領”，并且同樣不能從“規范性意識中”得到充分的理解。人們認識到它超越經驗意識的本質(37)Jens Greve，Talcott Parson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The Social System，Senge, K.，Schützeichel R. (Hrsg.)， Hauptwerke der Emotionssoziologie，Wiesbaden，Springer VS，2013，p. 256.，并且開始嘗試用前所未有的方法來界定它。筆者在此簡要地討論兩個有代表性的方案。

哈羅德·溫策爾(Harald Wenzel)早先關于帕森斯行動理論的論著包含他對其中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參與的直覺(38)Harald Wenzel，Die Ordnung des Handelns. Talcott Parsons’ Theorie des allgemeinen Handlungssystems，Frankfurt a. M.，Suhrkamp，1990.。這種直覺與帕森斯早年對“精神”概念的執著是相應的。在之后的研究中，溫策爾發現帕森斯前后期的思想之間呈現出一種斷裂：后期的系統理論對社會現實的規范性來源的理解，已經脫離早先秩序理論的思維，它訴諸一種源自主體自身的凝聚力(39)Harald Wenzel，“Jenseits des Wertekonsensus. Die revolution?re Transformation des Paradigmas sozialer Ordnung im Sp?twerk von Talcott Parsons.”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2002(4)，pp. 435-436.。然而，在溫策爾(以及當代社會學者典型)的思維中，“規范性”在范疇上已然退化為純粹的外在力量，因此他隨即將約束主體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動的權限交付予“媒介”。這種解讀可以被看做是對哈貝馬斯提出的“精神作為媒介”理論的拓展(40)Jürgen Habermas，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Philosophie des Geistes“，Jürgen 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Frankfurt a. M.: Suhrkamp，1969，pp. 9-47.。這樣一來，溫策爾雖然認識到用保守主義思想來衡量帕森斯的理論有缺陷，卻仍然預設它作為其早期工作的動機，這讓他自己重構帕森斯整個學術生涯連貫思路的嘗試反而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漢斯·約阿斯(Hans Joas)研究了帕森斯晚年對一些本源問題的探尋，并指出其(極少引起讀者注意的)關于宗教的思考事實上貫穿他所有時期的理論工作(41)Hans Joas，“Das Leben als Gabe. Die Religionssoziologie im Sp?twerk von Talcott Parsons”，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2002(4)，pp. 505-515.。帕森斯的理論從一開始就與人們的修行生活以及他們關于生死的意識保持著聯系，他也從未讓實踐本身過多遠離它的本源。這種理論思維對于約阿斯本人來說，只需推己及人就很容易理解：他從一開始就十分清楚，價值(Wert)在根本上與行動和世界的關聯(Weltbindung)，亦即創造性有關(42)Hans Joas，Die Entstehung der Werte，Frankfurt a. M.，Suhrkamp，1996.，它要回答的遠不止“規范性意識怎樣促成了秩序的產生”這一類的世俗問題。他就此提出帕森斯將秩序的穩定性看做分析的參照系而并非自身價值的謹慎觀點。套用哲學上常用的對立范疇，人們一直認為帕森斯關注“有效性”的問題，但事實上他一直在探尋“發生”這件奇妙的事情。從這里入手可以進一步揭示帕森斯的思想不為人知的深度。約阿斯在自己早期對行動理論的研究中，就將帕森斯的論題作為其揭示行動創造性維度的理論工作的開端(43)Hans Joas，Die Kreativit?t des Handelns，Frankfurt a. M.，Suhrkamp，1992.。他卻沒有從帕森斯本人的方案中著手做這件事情，而是將任務留給了我們。

帕森斯這篇個性鮮明、鋒芒畢露的博士論文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線索，他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澄清了自己對松巴特建立在“精神”概念基礎上的經濟史學說的見解。后者致力于說明一種現實秩序的可能性和它在歷史中的形成過程?！冬F代資本主義》1902年最初的版本即在引論部分開宗明義地指出了對“秩序”問題的關切(44)Werner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Erster Band: Die Genesis des Kapitalismus，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 Aufl.，1902. p. 3.。松巴特以同一性構造為出發點，發展出涵蓋廣泛社會現實的描述性和解釋性理論。這種“精神”的構造最終在他人的期望(傳統社會)和客觀現實的要求(現代社會)中找到自身的根據。這印證了社會學在當代持有的“社會同一性”的出發點，并抹殺了行動從自身出發的同一性訴求(作為“理性”的原初含義)的現實意義。帕森斯在他的博士論文討論松巴特的部分，隱晦地對這種總體思路表達了無可爭議的拒斥態度，他對被外在現實所決定的精神概念沒有任何興趣?！渡鐣袆拥慕Y構》討論松巴特的篇幅萎縮到只有討論韋伯篇幅的四十分之一，這一殘酷的現實印證了帕森斯最初的動機和志趣。建立在這樣的認識之上，我們再要從“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這一論題出發來理解帕森斯的學說，就不得不有所顧忌。這種認識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社會行動的結構》的途徑。雖然它有令人望而生畏的篇幅，但仍然很容易辨認出，直到1937年《社會行動的結構》出版完成，帕森斯一直在關注一件事情。他的博士論文所展現出的強大的集中力，這一次蔓延到長達十年的工作周期中，所有的階段性成果都指向這種唯一的關切，并且它和之前的博士論文具有深刻的連續性。用帕森斯自己的話說，這些工作是關于“經濟學理論中的社會學成分”。然而它們背后的“問題”，那種他一直在尋找的“重要的東西”是什么，卻仍然值得我們去追究。它讓我們可以嘗試從不同的角度，進而更加完整地認識到這位作者鮮活的思想。這篇論文致力于揭開這樣一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