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桐城派”批評之梳理與反思

洪錦芳 歐明俊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周作人是“新文化運動”的杰出代表，他對“桐城派”的評價植根于其深厚的中西學養。目前有關周作人“桐城派”批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吳微肯定周作人為“由清至今批評桐城文章最系統、最深刻、最用力者”[1]12；舒蕪將周作人對“桐城派”的評價概括為“挖根式”的批判[2]111-118；陳平原指出，周作人的“桐城派”批評受到其老師章太炎的影響，認為周作人對“桐城派”最想批判的是所載之“道”[3]；范培松認為，周作人“桐城派”批評的思想資源來自文選學和漢學[4]22；駱玉明認為，周作人將“桐城派”作為傳統古文代表，注重對中國新文學源流的回溯[5]；倪墨炎總結分析周作人在評價“桐城派”時將“言志”和“載道”作為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6]。上述諸家從不同層面論及周作人的“桐城派”批評，不過限于篇幅和體例，并未展開詳述。本文在學界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梳理周作人“桐城派”批評的全貌，旨在厘清他對“桐城派”的多維評價并剖析原因，反思總結其批評的價值和不足之處。

一、批評焦點：溯源中的否定與認同

周作人對“桐城派”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他詳細梳理“桐城派”的傳承譜系：《左傳》——《史記》——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歸有光——方苞[7]42，逐步導引出對“桐城派”師法的“唐宋八大家”的批評。舒蕪認為這種統系批評是“挖根式”的[2]。周作人深入挖掘“桐城派”的傳承譜系并批判其根源，主要是立足于“五四”新文學的發展。他批評“桐城派”的深層理路是對整個“文統”體系的批判，其批評核心在于韓愈文章所代表的“道統”思想，以及由此思想演變而來的程朱理學[8]，“思想”批評是周作人“桐城派”批評的一大重心?！巴┏桥伞睂Α暗馈钡淖非筮h遠超過文章本身，周作人并不反對“道學”本身，他在《我的雜學》中說“本來道學這東西沒有什么不好”[9]189，他反對的是借道學名義宣揚服從統治的思想。周作人指出“道統”對思想自由的危害，思想受到鉗制，作文法則自然受到規訓，而規訓背后的“道統”正是程朱理學。周作人對“桐城派”的評價直指“桐城派”的思想核心及其根源，將文學批評上升至思想批評。

周作人對“桐城派”古文有拒斥心理：“他們所作出的東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且，越是按照他們的主張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盵7]46周作人還試圖為“新文學”發展追尋淵源，他認為和“新文學”發生關系的是經曾國藩拓展后的“桐城派”，曾國藩“加添了政治、經濟兩類進去”[7]47?！暗馈钡膬群嗽谠鴩种邪l生變化，增加了新的經世致用思想。

“桐城派”與時俱進，有符合新文學的成分，周作人認為新文學的興起與“桐城派”有關。不過他追尋的這一淵源稍顯牽強，“桐城派”雖有些新文學的因子，但仍是在傳統“古文”體系內的自我調整，而“新文學運動”的主要來源是西方文學，基本上站在傳統文學的對立面，兩者有本質差異。周作人看到了新文學和舊文學的關聯，沒有完全割裂傳統“桐城派”古文對新文學的滋養，這一點值得肯定。

周作人還肯定“桐城派”古文的藝術價值：“平淡簡單，含蓄而有余味，在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時比‘唐宋八大家’的還好?！盵7]47周作人特別欣賞的“平淡”“含蓄”正是他自己的散文風格[7]47，他對“桐城派”古文是選擇性地認可和接受。

二、觀念離合：自由與定式的對抗

方苞《又書〈貨殖傳〉后》將“義法”定義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盵10]“義法”讓“桐城派”古文缺少個人情思，不僅在思想上服務于官方政治體系，形式上更有一套定式，這與周作人推崇的自由的文學宗旨相悖。周作人在《文學史的教訓》中認為過分注重“義法”導致文章模式化，依據“義法”創作散文形成格套，會導致“‘雅達’有余而‘誠’不足”[9]432。

“新文化運動”主張個性自由，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明確說：“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盵11]289-306周作人否定“義法”的深層原因是他主張散文創作自由。1930年，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合創《駱駝草》，其《發刊詞》說：“不談國事”，“文藝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講閑話，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盵12]這些宣言表明了周作人強烈的自由傾向。

除了形式古板外，內容空疏也是“桐城派”被批評的焦點，周作人、陳獨秀、錢玄同、傅斯年等人對“義法”的評價亦是如此，這幾乎是“五四”新派學人的共識?！巴┏枪盼目帐琛辈恢皇撬叩呐u，派內人士也有先見?！白耘u”是對自己和己作的批評，與專業評論家以他人作品為對象的“他批評”構成對應關系[13]213-260。姜書閣《桐城文派評述》“桐城派自己之批評”一節引用曾國藩對姚鼐的評價：“惜抱名為辟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認為“實則桐城派人，全坐此病……初時習桐城者，尚能得其形似，后乃并其貌而不得也”[14],這是“桐城派”內部的“自批評”。對“桐城派”古文空疏這一點，周作人的批評和“桐城派”內部的“自批評”有一致性。

三、原因剖析：“載道”和“言志”的分殊

周作人批評“桐城派”，但沒有割裂“桐城派”呈現出的傳統文學和新文學的血脈聯系?！吨袊挛膶W的源流》把散文分為“載道”和“言志”兩種類型，周作人認為“言志”派的特點是：“即興的、個人的、誠?！薄拜d道”派則是：“賦得的、集團的、不誠?！?1)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指出：“言志派的文學，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載道派的文學，也可以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頁)《〈近代散文抄〉序》說：“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95頁)《漢文學的前途》認為：“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現在想起來，還不如直截了當的以誠與不誠分別，更為明了?！?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82頁)他反對“桐城派”的“載道”，來自對“純文學”觀念的堅持，但他批判“桐城派”類似八股文、完全服從于“載道”，理由并不充分。錢鐘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說：“‘文以載道’和‘詩以言志’主要是規定各別文體的職能?！盵15]錢鐘書和周作人從不同維度審視“言志”和“載道”，前者立足于文體角度，后者立足于文學觀念。梁實秋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書評中說：“‘言志’和‘載道’又不可分辨得太清楚，‘載道派’亦盡有言志的作品?！盵16]直接表明“言志”和“載道”的含義有重疊。朱光潛在《文學與人生》中說：“情感思想的真實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載道’?！盵17]明確不認同周作人的二元評價體系。朱自清的《詩言志辨》也認為：“‘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盵18]諸人皆認為周作人的“言志”和“載道”評價系統含義不清。周作人以“言志”和“載道”來概括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卻忽視了二者有部分“交集”之處。如莊萱認為周作人“言志”與“載道”這種分類法有絕對化、簡單化、含義模糊的缺陷[19]，不過未深入分析“桐城派”古文與“載道”的聯系。

“詩言志”之“志”含義豐富，但周作人僅僅理解為“情感”，縮小了“言志”的內涵。實際上，古代文章是“大散文”概念，古文本身承擔著較多的功能，周作人以“純文學”觀念衡量古典文學系統中的“桐城派”古文，難免以今律古，有片面之處?！巴┏桥伞倍嗍钦涡臀娜?，其政治身份決定了其文章需要傳承“道統”，如薛雯、劉鋒杰指出：“周作人顯然是以偏概全的，以本來就是非文學的實踐來總結與評價文學的觀念，因而難以正確揭示古人文學觀的核心點與復雜性?！盵20]

“桐城派”古文并非全是“載道”，也有許多情真意切的“言志”之作，如黎庶昌《長姬趙孺人墓志銘》記敘其姬妾趙曼娟之事，感人至深。因此，周作人批評“桐城派”古文的文學評價體系——“言志”和“載道”難以圓融自洽，他對“桐城派”古文的認知并不全面、準確。不過，周作人汲取傳統文論資源以作實例的批評，建構起二元式文學史體系，亦有其價值。

除“言志”“載道”的分殊外，周作人批評“桐城派”的原因還有師門和文選學、漢學思想資源的影響。陳平原認為，周作人的“桐城派”批評受到其老師章太炎的影響。盧毅也指出，章太炎與“桐城派”成對立之勢，對章門弟子產生了明顯影響[21]。章太炎說：“夫李翱……歐陽修、曾鞏，好為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盵22]錢玄同等弟子亦有相似見解(2)錢玄同說：“應用文之弊，始于韓、柳，至八比之文興，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錢玄同日記》第3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0—1481頁)，可見章門弟子大多排斥唐宋古文而推崇魏晉文。周作人還詳細考察了“桐城派”和唐宋古文的傳承關系，使其“桐城派”批評有理有節，不像章門其他弟子那樣絕對。

范培松認為,周作人的“桐城派”批評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來自文選學和漢學[4]22，不過周作人增加了西方“純文學”觀念和“五四”新文學的立場，他還關注到“桐城派”古文與科舉制度的密切關聯，限于篇幅，此不贅述。

周作人的“桐城派”批評更新了評價標準，建構了新的評價體系，著眼于思想變革和新文學發展，注重源流，識見深刻。

四、周作人“桐城派”批評之學理反思

有必要對周作人的“桐城派”批評進行學理反思。置于當時的文化場域，應當看到周作人對“桐城派”的批評受制于那一代人思想觀念和知識結構的深刻影響：“周作人這一代既已經經過‘五四’的洗禮，進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統?！盵23]他是留學日本的新式學人，為建設新文學而激烈地批判傳統。吳微認為周作人的“桐城派”批評“契合時代的期待和需要”[1]140，但他過于崇尚西方而貶低傳統，趨新而棄舊，輕視“桐城派”的正面價值，缺乏對傳統的尊重。

周作人又難以擺脫傳統觀念的影響。范培松認為，“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學者“究其實質，仍與傳統學人的思路極為接近”[4]25。周作人反對“正統”對“異端”的排斥，而自己又排斥不合己意的“異端”，他反對“桐城派”的“載道”，而又堅持另一種“載道”。

“桐城派”集義理、考據、辭章之大成，而周作人僅將“桐城派”界定為“桐城文派”：“桐城派是應歸屬于文學中之古文方面?！盵7]43明顯是狹隘化的理解?！耙ω臼钦驹凇畬W術’立場創立‘桐城派’……而不是站在‘文學’立場?！盵24]在對“桐城派”群體構成的認識上，周作人有時也含混不清。廣義的“桐城派”概念包括“桐城派”自身、“桐城派”的淵源和“桐城后學”，狹義的“桐城派”概念只特指“桐城派”自身，即姚鼐和姚鼐的弟子，最多到姚鼐的再傳弟子，以及姚鼐“追認”的方苞、劉大櫆[24]?！吨袊挛膶W的源流》只提及狹義“桐城派”方苞、姚鼐等人，未能關注到“桐城后學”吳汝綸、賀濤等人散文創作追求的審美性和文體獨立性。周作人對“桐城派”的批評缺乏整體視角，顯得偏頗。

五、結語

周作人承認“桐城派”古文和新文學之間的關聯，尤其認同“桐城派”“平淡”“含蓄”的風格。他對“桐城派”的批評是“破而有立”，“破”體現在否定“桐城派”的“載道”與“定式”，“立”則體現在創立“言志”和“載道”的文學評價體系。但他對“言志”概念的理解顯得狹隘化，將“詩言志”概念移植為“文言志”，不夠妥帖，學理性不足?！巴┏桥伞惫盼氖侵袊鴤鹘y文學的古老“標本”，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學的代表，他的“桐城派”批評正是新文學和傳統文學關系的具體呈現，也是觀照反思二者的典型個案。他以文選學和漢學作為批評“桐城派”的武器，實質上是以一種“傳統”來對抗另一種“傳統”，目的是發展新文學。此批評最有價值之處在于拓展了新文學發展的內部理路，將文學批評上升到思想文化層面，從而使傳統古文批評成為思想文化批評的一部分，因此而建構的“言志”和“載道”評價體系更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