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化如何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
——兼論營商環境的調節作用

羅斌元,陳艷霞

(河南理工大學 財經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0)

0 引言

當今世界，人類社會迎來有史以來最為迅速、廣泛和深刻的革命——數智化革命，其將改變社會基礎“神經”，推動經濟和社會生活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催生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帶來數智化轉型和數智化創新。2020年9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要順應數智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趨勢，共同致力于消除‘數字鴻溝’，助推服務貿易數智化進程?！睌抵腔菙底只l展到人工智能更高階段的產物，是數字化和智能化的融合與應用。數字化主要以大數據分析與處理為基本特征，而智能化則以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為核心要素。如何充分利用新一輪數智化革命契機，推動我國企業數智化轉型，加快產業升級，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實務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焦點。而營商環境作為促進各種要素資源流動和市場主體活力迸發的基礎與源泉，必然對數智化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的加速或抑制作用。因此，研究數智化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營商環境對兩者關系的調節作用，不僅有助于在理論上揭示數智化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而且可在實踐上為利用數智化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科學依據，同時，也為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證范本。

1 文獻綜述

1.1 數智化與經濟發展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社會經濟增長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社會知識積累。數智化發展為社會知識傳播、存儲創造了條件，而以指數級快速增長的知識傳播和存儲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現有學者針對數智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主要從數字化和智能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兩方面展開。首先，IT、軟件等技術成本下降有利于提升其對其它資本的替代率[1]，相關技術的應用可有效降低市場活動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降低發展成本[2]，也促使傳統的產業結構、勞動組織方式等發生變化，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3]，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其次，數據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4]，并在不斷改變生產要素供給體系。最為重要的是，數據完全打破了資源稀缺這一傳統限制，為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無限可能[5]。再次，智能化技術應用不僅可以替代人力勞動[6]，而且還能實現人機協作[8]，更能發明出新方法，改善技術性能、推進創新過程，對技術革新和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8]。由此可知，以上幾個方面均有利于實現經濟發展由“量”變到“質”變的躍遷。

1.2 營商環境與經濟發展

營商環境是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影響因素，雖然該概念由世界銀行提出不久，但是很快在國際上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接受和認可。而且，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可以增強經濟發展活力、激發經濟增長動力、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預期[9]，這已成為普遍共識。

關于營商環境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現有學者主要從行政環境、公共法制環境、經濟金融環境、人才環境和創新環境5個方面研究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行政環境方面，研究發現，政府層面監管到位、行政審批效率提高能顯著提升經濟發展效率[10]；在公共法制環境方面，研究者一致認為，產權保護制度、稅收減免及財政補貼政策有助于規范經濟發展秩序[11-12]；在經濟金融環境方面，佟明亮[13]指出，健全的金融制度、良好的信貸政策可以激勵市場主體參與經濟發展，提高經濟發展活力；在人才環境方面，相關研究表明，勞動力市場規范運行、勞動力制度改革等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經濟建設[14]；在創新環境方面，姜巍[15]認為，社會創新創業促使企業擴大生產性投資，有利于加速產業集群化和規?；?，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促進經濟創新發展?？傮w而言，良好的營商環境是經濟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主要關注數智化對經濟增長規模的影響，而較少系統研究數智化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另外，現有研究主要探討營商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較少考慮營商環境通過影響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間接影響經濟發展。因此，本文首先研究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理和經濟成效，然后進一步考察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以期為我國數智化轉型實踐提供理論依據。

2 理論分析

2.1 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數智化主要從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經濟發展效率和節約經濟發展成本3個角度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

從緩解信息不對稱角度，數智化可以增加信息的可獲得量、提高信息獲取便捷度和準確率、緩解信息不對稱狀況，進而顯著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首先，數字化增加了信息的可獲得量。數字化發展拓寬了信息來源渠道。渠道越廣，市場主體可獲得的信息量越大、可選擇的范圍越廣，提供的發展機會越多，進而有利于市場主體把握機遇，為經濟轉型和創新實現提供信息支持。其次，智能化可以提高信息獲取便捷度。智能化發展為信息流通提供了技術載體[1]，市場活動參與者能直接、快速獲得有效信息，利用信息互通優勢全面協調經濟社會各領域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協調發展。最后，數智化發展提高了信息獲取準確度。如大數據和智能化比對系統使得數據核對與數據傳遞更真實，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科學決策支持?？偟膩碚f，數智化通過更便捷、更準確地獲取更多信息，從而緩解經濟發展中的信息不對稱狀況，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從提高經濟發展效率角度，數智化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創新生產方式和加大生產監督，進而提高經濟發展效率，加速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一，數字化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其通過資源整合，高效匹配各研發要素，促進創新產出增加，促進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二，智能化促進生產方式創新[23]。人工智能、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不斷加快經濟技術變革和產業轉型升級，推進高質量創新進程。第三，數智化能增強生產監督效果。大數據和物聯網的發展使得各部門對經濟發展的監管更嚴格、精準，加速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可能。數智化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創新生產方式、增強生產監督效果，使得經濟發展與技術革新更加緊密，從而提高經濟發展效率[16]，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從節約發展成本角度，數智化發展通過節約信息成本、生產成本和機會成本，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信息獲取成本方面，數字化技術使得企業獲取發展所需的信息成本不斷降低，企業可將節約的部分資金投入到研發費用，促進企業創新發展。在生產成本方面，企業可利用智能化網絡將挖掘的信息轉化為數據資源，進而節約傳統生產要素，促進企業綠色發展。在機會成本方面，數智化可為評判項目可行性與決策選擇提供技術支持，降低因經營失誤或失策導致的機會成本?？傊?，數智化發展有利于節約生產發展成本，減少資源浪費[2]，從而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因此，可以推斷，數字化與智能化能夠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經濟發展效率和節約經濟發展成本，帶動經濟發展邁向“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實現高質量發展。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1：數字化、智能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正相關；

H2：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正相關。

2.2 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

在數智化促進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離不開營商環境的支持。本文的營商環境主要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環境、經濟環境和人才環境3個方面。

公共基礎設施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為硬件基礎設施和軟件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對數智化發展的影響。如郵電通信、互聯網、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奠定萬物互聯基礎，實現以數據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更大范圍地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支持經濟與社會數字化轉型，為數智化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支撐。同時，各地區、各部門關于產業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升級出臺的制度、政策等軟件基礎設施，為數智化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便于市場主體獲得精準信息，避免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決策失誤，有利于推動數智化與其它產業深度融合，促進生產方式變革[3]。因此，公共基礎設施環境優化能強化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經濟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速度、規模對數智化發展的影響上。經濟發展速度越快，越能為數智化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使得各部門有更多資金投向數智化技術的研發與革新，促進經濟創新發展[11]。同時，經濟規模越大，越能為數智化發展提供充足的發展空間，擴大數智化應用范圍和領域，使各部門、各領域都能共享數智化發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梢?，經濟環境優化能促進和強化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在人才環境方面，人才數量和質量都會影響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如熟練掌握數智化技術的人才數量越多，產業數智化規模就越大，從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人才和產業規?；A。另外，數智化人才質量決定經濟數智化轉型質量。高質量的人才為數智化發展提供智力支持，便于進一步開發和挖掘數智化價值，進而加速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人才環境優化有助于深化數智化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程度。

由此可見，營商環境可以調節市場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進而影響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優越的營商環境會提升數字化、智能化及其綜合效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3：營商環境優化有利于強化數字化、智能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相關關系；

H4：營商環境優化有利于強化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相關關系。

2.3 調節作用的區域差異性

營商環境優化有助于強化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各地區由于營商環境不同，對數智化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調節作用也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性。

第一，不同區域的公共基礎設施環境不同。上述差異一是由硬件基礎設施環境差異造成的。具體而言，各地區因為發展程度、資金儲備等不同，對硬件基礎設施的重視和建設程度也表現出差異。東部地區數字化發展起步早、程度深，資金充足，硬件基礎設施更完善，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為數智化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更優越的硬件條件。二是由軟件基礎設施完善程度不同造成。由于經濟、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不同，相比中西部地區，東部出臺的數智化發展相關政策較多，且政策解讀與落實到位，投入數智化建設方面的資源也更多，導致其數智化建設水平更高，為數智化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更多的政策和人文基礎。因此，東部地區公共基礎設施環境對該區域數智化發展的影響程度更深，更能提升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

第二，不同區域的經濟環境不同。一方面，各區域經濟發展規模不同，如東部地區的傳統制造業發展較好，規模大、基礎牢、水平高，產業發展基礎差距使智能化技術受重視和應用的程度呈現出東部優于中部、中部優于西部的區域特征[24]；另一方面，各區域經濟發展速度不同，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速度不平衡，整體呈現出東部高于西部的特征。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制約數智化發展速度，進而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地區經濟發展規模越大、速度越快，越能發揮經濟環境對數智化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升效果。由此可見，東部地區經濟環境對數智化發展的影響程度更深，更能凸顯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

第三，不同區域的人才環境不同。一是各區域人才數量不同。我國教育資源的區域性差異表現為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主要集中在東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較少，因此東部地區的人才數量更充沛，更有利于培養更多數智化人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人才支持。二是各區域人才質量不同。東部地區的就業和發展空間大，技術發展水平高，資金充足，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更大。東部地區能夠憑借高素質人才提升區域數智化發展水平，進而提高經濟發展“智”量。因此，東部地區的人才環境優勢能有效強化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調節作用。

綜上可知，營商環境對數智化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調節作用存在區域差異性。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5：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存在區域異質性。

3 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及處理

基于數據可得性，本文以我國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2009-2018年數據為樣本。數據大部分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各省市統計局的統計報告以及《中國統計年鑒》，個別缺失數據從《年鑒》中手工整理得到，最終樣本量為310個。需要說明的是，為了減少回歸時可能出現的異方差問題，對收集的數智化與營商環境相關指標數據進行對數處理，個別缺失數據利用插值法補齊。對數據的處理、運算、模型回歸分析以及檢驗都通過Stata15.0完成。

3.2 變量界定

3.2.1 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

科學界定和量化高質量是深化高質量發展研究的著力點、關鍵點?，F有文獻主要從全要素生產率[18]、高質量發展內涵[19]和五大發展理念[20]3個角度構建宏觀層面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指標。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穩定[21]，由于單一指標不利于全面衡量企業發展，因此采用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程度并不能適應當前時代發展要求，而學者們從高質量發展內涵出發構建的多指標體系并沒有統一測度標準。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國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能代表我國宏觀層面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質和內涵。因此，本文采用五大發展理念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也更符合宏觀層面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特征。具體地，本文結合五大發展理念特征并綜合考慮指標相關性和數據可獲得性，以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社會消費品貢獻率，外貿依存度等綜合反映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指標選取依據如下：一是上述指標更能衡量宏觀層面的經濟發展程度；二是新時代發展應是經濟、社會、生態和人文的全面可持續發展。上述指標能較全面地反映五大發展理念在地區經濟發展層面的實現。本文在參考邊少穎[20]研究的基礎上，將發展數量、創新、協調、綠色以及共享作為一級指標(“開放”理念更多偏重于世界各國合作與互利共贏，本文主要研究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為保證嚴謹性，暫不納入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指標)。在一級指標的基礎上選取12個2級指標，并對這些指標進行降維處理，進而建立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結合分析結果合成的高質量發展指標如式(1)所示。由于KMO=0.761 7，通過KMO檢驗，說明適合主成分分析法。

HQ=α0+α1X1+α2X2+α3X3+α4X4+α5X5+α6X6+α7X7+α8X8+α9X9+α10X10+α11X11+α12X12

(1)

其中，HQ為經濟高質量發展，X1-X15是評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二級指標。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衡量指標Tab.1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3.2.2 數智化水平測度

目前，國內外關于數智化發展的研究不多，針對數智化實證方面的測度研究更少，而主流研究更多偏向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對宏觀經濟或微觀企業發展的影響機理?；谠摤F狀，本文從數字化和智能化兩個層面出發，創新性構建數智化綜合指標。數字化指標借鑒沈運紅和黃桁[22]、張雪玲和焦月霞[23]的研究，以數字基礎建設水平、數字化產業發展水平、數字技術創新科研水平和企業數字化發展4個方面衡量數字化。數字化指標的選取基于美國學者泰普斯科特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對數字化概念的界定。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數字化發展的前提，互聯網普及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能衡量地區、行業的數字化發展程度，這些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區數字化發展水平。當前，關于智能化實證方面的研究較少，本文借鑒孫早[6]關于智能化創新和生態層面指標構建的思路，結合數據可得性，加入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城鎮就業人員工資總額、電信業產值、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固定資產投資、電子設備制造業人均產值等指標，綜合衡量宏觀省際層面智能化發展程度。具體地，參考孫早[6]、劉亮等[24]的研究，并借鑒溫珺等[25]的方法，采用智能技術、智能化結果、競爭力與效益3個指標衡量智能化。數智化指標的具體處理方法為，先對數字化和智能化指標分別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Dig(數字化)、Int(智能化)相關數值，然后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數智化(Di)綜合指標。

3.2.3 營商環境測度

查閱現有文獻發現，國內主要從兩個方向研究營商環境，一是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評估我國營商環境發展狀況；二是結合國內外情況構建營商環境指標并確定其測算方法。然而，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國省際層面的營商環境。本文從營商環境內涵出發，根據營商環境建設路徑，遵循其發展模式，從基礎層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到創新、人才發展激勵，構建經濟發展建設層面的營商環境指標，以期探討營商環境如何在經濟層面調節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進而為我國宏觀層面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因此，參考張三保等[26]和董志強等[11]的研究，以基礎設施環境、創新環境和人才環境為營商環境基礎指標，同時，借鑒馮濤和張美莎[10]對營商環境的測度方法。具體來講，首先將選取的基礎設施環境、創新環境和人才環境3個指標數值進行標準化處理，排除數據差異的影響，然后求得各省域3個指標數值的平均值(0～1)，再乘以10，得到一個取值為0～10的數值，即營商環境指數。數值越大，表示該地區營商環境越優越。

3.2.4 區域差異性界定

將31個省市劃分為三部分，分別為東部(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黑龍江、海南和吉林)、中部地區(四川、重慶、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內蒙古)和西部(陜西、新疆、甘肅、寧夏、貴州、云南、西藏、廣西和青海)。同時，將位于東部地區的省域賦值為0，位于中部地區的省域賦值為1，位于西部地區的省域賦值為2。

3.2.5 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其它因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借鑒楊暢等[27]、鄭燁等[28]的研究設計，選取經濟規模(Es)、外貿依存度(Dfi)和人均可支配收入(Inc)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同時，對年份和地區加以控制。主要變量及含義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說明Tab.2 Variable descriptions

3.3 檢驗模型

為了檢驗模型(1)和模型(2)，構建如下模型：

HQi,t=α0+α1SZH+α5Controlsi,t+∑Year+∑Prov+εi,t

(2)

其中，HQ表示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SZH代表數智化，回歸時分別取Dig、Int和Di，Controls為控制變量，∑Year代表年度虛擬變量，∑Prov代表省域虛擬變量。若α1顯著為正，則假設H1和H2成立。

為了驗證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構建如下模型：

HQi,t=β0+β1SZH+β2Be+β3SZH*Be+β5Controlsi,t+∑Year+∑Prov+εi,t

(3)

其中，SZH代表數智化，回歸時分別取Dig、Int和Di，Be為營商環境，若β3顯著為正，則假設H3和H4成立。

4 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表3為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在現有樣本中，經濟高質量發展(HQ)的標準差值為2.720，最小值為-3.590，最大值為11.57，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的差值較大，說明我國不同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程度有很大差異。并且，高質量發展的中位數為-0.710，均值為0，中位數小于均值，即數據偏向左分布，說明我國經濟整體發展質量不高，差距較大，與鄭京海和胡鞍鋼[29]、胡志強和苗長虹[30]、馬茹和羅暉[19]的研究結論相符，同時，也表明本文選取的樣本及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測算是可靠的。對于數智化(Di)指標，其標準差較大，表明我國不同地區數智化發展程度有較大差異。營商環境指數的中位數為1.400，均值為1.440，中位數與均值差距較小，說明樣本地區營商環境較均衡。經濟規模(Es)、外貿依存度(Dfi)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等均符合我國實際情況，不再一一贅述。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4.2 實證分析

4.2.1 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為了驗證假設H1和H2，利用模型(2)進行多元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Tab.4 Impac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從表中的模型(1)和(2)可以看出，當數字化(Dig)與智能化(Int)水平較高時，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顯著正相關，說明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假設H1得到證實。模型(3)顯示，數智化(Di)在1%的水平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顯著正相關，說明經濟質量會隨著數智化水平提升也獲得提高，假設H2得到驗證?？刂谱兞康幕貧w結果顯示，經濟規模(Es)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HQ)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表明以上因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都有較大推動作用。

4.2.2 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

為了驗證假設H3和H4，利用模型進行多元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Tab.5 Regulatory effec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模型(3)中，數智化與營商環境的交乘項(Di*Be)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數智化在營商環境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中存在正向調節效應，此時促進效應為：?HQ/?Be=1.021+0.143Di，表明每提高一個單位的營商環境水平，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將提高14.3%。同理，觀察營商環境與數智化的交乘項，發現智能化與營商環境的交乘項(Int*Be)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表明營商環境在智能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中有顯著調節作用。研究發現，數字化與營商環境的交乘項(Dig*Be)在5%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營商環境對數字化經濟發展也有顯著促進作用。經濟規模(Es)、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等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HQ)在較高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經濟發展程度、國民收入水平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較強關聯性。營商環境越優越，越能推動數智化依托營商環境精準匹配資源，減少外在障礙，盡快適應經濟發展提質增效的要求，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因此，假設H3和H4得到驗證。

4.2.3 調節作用的區域差異性

為了考察營商環境的調節作用對不同地區的影響，按所在地，將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組子樣本并進行回歸，目的是檢驗不同地區營商環境對兩者關系影響的差異，具體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在東、中和西部三組子樣本中，數智化與營商環境交乘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60、0.352、-1.039，東、中部地區數智化與營商環境交乘項均在10%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表明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顯著存在，但在西部地區未體現，這與陳太義等[9]的結論相符。

表6 基于區域差異性的回歸結果Tab.6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在使用SUR估計對組間系數差異性進行檢驗時發現，中部與西部、東部與西部間的Di*Be系數均存在顯著差異性，相對應的P值均小于0.1，且中部為0.047 4，西部為0.080 5，中部小于西部，東部與西部、中部與西部兩組間的差異較明顯。但是，在Di*Be系數上，東部地區為0.321 4，大于中部地區的0.047 4，說明東中部的差異化檢驗結果并不顯著。以上結果表明，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在中部和西部、東部和西部地區中存在顯著差異，而在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差異不顯著。

上述結論均說明，營商環境通過數智化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有明顯的地區差異性，該差異呈現為中、東部地區強于西部地區，即假設H5得到證實。

4.3 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上文結果的穩健性，進行穩健性檢驗。

(1)營商環境衡量指標的穩健性檢驗。借鑒馮濤和張美莎[10]的研究，以行政環境和法制環境等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新營商環境Aie，表7列示了相應回歸結果?？梢园l現，數字化、智能化、數智化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數智化顯著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數智化與新營商環境的交乘項(Di*Aie)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營商環境在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中確實存在“放大器”的作用。替換營商環境的衡量指標后，其回歸結果與原來的結論基本一致，說明本文結論具有較強穩健性，前述分析具有合理性。

表7 營商環境穩健性檢驗結果Tab.7 Business environment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2)調節效應檢驗。參考溫忠麟[31]的方法，對數智化影響營商環境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效應進行檢驗。檢驗步驟如下：第一，對數智化與營商環境數據作中心化處理；第二，開展經濟高質量發展對數智化與營商環境的回歸；第三，開展經濟高質量發展對數智化、營商環境以及兩者交互項的回歸。若加入交互項后得到的調整R2高于未加入交互項的R2，則調節效應顯著，檢驗結果見表8。從表中可以發現，加入營商環境與數智化的交乘項(Di*Be)后，R2值為0.708，未加入交互項的R2值為0.702，因此調節效應確實存在。

表8 調節效應回歸檢驗結果Tab.8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gulatory effect test

(3)縮短樣本期作穩健性檢驗。為考察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是否受研究時長的影響，參考羅斌元和劉玉[32]的方法，將樣本研究區間由2009-2018年劃分為2013-2018年和2014-2018年兩部分并分別作回歸，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貧w結果顯示，數智化對營商環境、高質量發展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存在顯著調節作用。對比表9中兩部分的回歸結果發現，數智化與營商環境的交互項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前文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穩健性。

(4)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性檢驗。為檢驗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有無滯后性，對數智化作滯后一期、滯后二期處理并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滯后項回歸檢驗結果Tab.10 Regression test results of lag term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數智化是否以及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是近幾年的研究熱點。本文在研究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基礎上，引入營商環境這一調節變量，進一步分析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影響機制并進行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

(1)數智化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數智化轉型以及數字化程度提升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充足動力。具體表現為，數智化技術應用能加速政府數智化轉型，為經濟生態化發展提供高效服務。數字化發展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數字信息指導，數字作為要素資源，具有較強流動性和傳播性，有利于資源協調、共享。并且，數字信息資源的高效流通也加速了經濟高質量的開放、創新進程，增強了經濟發展活力。同時，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減少了傳統生產要素投入，為綠色發展創造可能。

(2)營商環境在數智化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起顯著促進作用。具體表現為，基礎環境優化能提供更加完善的政策和制度，有利于數智化技術引入與實施，保障經濟高質量的“公平、共享”實現；人才環境優化為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才智支持；經濟環境優化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開放、創新的發展環境。

(3)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存在區域差異性。具體表現為，營商環境的調節作用呈現出東部、中部地區強于西部地區的特點。

5.2 政策建議

(1)加快推進數智化轉型與應用。本文研究發現，數智化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各地區不僅要加快數智化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利用數智化技術為政府治理賦能，推動政府數智化轉型，強化政務數據整合、開放、共享，構建人機協同的數智化網絡集成應用系統。同時，還要加大數智化轉型的創新支持力度，利用數智化技術創新產品和服務監管模式，構建市場化的生態組織，提升管理服務能力與效益；以數智化技術應用推動我國經濟實現高效、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各市場主體也需加大自主創新投入，借助數智化發展“洪流”，加快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2)著力打造公平正義的營商環境。根據以上研究可知，營商環境在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之間的調節作用顯著，所以優化營商環境能夠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是，良好營商環境的建立離不開社會各方利益關系的協調，所以要不斷建立與完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規章制度，切實保障社會各主體同等享受生產資源、優惠政策的權利，為各市場主體提供政策保障，規范市場經濟發展，為營造更優越的營商環境創造條件。同時，要充分利用政府這只“看不見的手”，通過合理有效的手段調節不同區域、不同行業間的經濟發展矛盾，強化政府在維護社會穩定發展中的職能；在行政審批、政務服務和市場監管等方面進一步優化流程，提高政府服務職能；不斷完善競爭有序的發展環境，充分調動各市場主體的主動性、靈活性，形成規范、高效的競爭秩序；不斷完善營商環境的法制體系建設，營造公平正義的法制環境，以數智思維引領“智慧政府”、“智慧城市”的創建。

(3)因地制宜地制定營商環境和數智化發展政策。分地區回歸結果顯示，營商環境對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調節作用在東部和中部地區更顯著，而在西部地區不顯著。這說明營商環境的優化與改善能顯著提高我國東部和中部數智化發展程度，進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從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而言，中東部地區應加大對數智化發展的重視，繼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充分調動資金、創新人才等相關要素資源，不斷促進營商環境優化，為數智化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加速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兼顧效率和公平，積極為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持與指導。數智化發展對西部地區的促進作用不明顯。因此，西部地區要借助數智化技術提高自身發展水平，必須加大政府財政支持、技術支持和監管力度，不斷優化政商環境，吸引人才與優秀企業入駐，并借鑒中東部地區數智化發展經驗，為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

5.3 不足與展望

本文研究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一些思路，但是限于數據與研究方法局限，可能還存在一定不足，同時，也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1)指標數據選取方面。本文的數據采樣時間為2009-2018年，相對于最新的數智化研究而言略有欠缺。另外，我國的數智化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基于時間的連續性和數據的可獲性，數據的代表性還有待驗證。因此，后續研究需要根據數智化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分時段搜集有關數據，并作實證檢驗。

(2)指標衡量方面。針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標準尚沒有統一，本文從五大發展理念角度構建相關指標。這是否能全面闡釋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相關指標數據計量是否高效準確？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3)研究視角方面。本文主要研究宏觀省際層面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并沒有涉及微觀企業層面的高質量發展。在數智化背景下，企業如何借助數智化技術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將是未來的研究重點。所以，分析數智化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也將是未來研究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