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黨史視野中人民音樂家聶耳紅色初心的探尋

胡藝華，張 蕊

（1.湖南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2.武漢音樂學院 研究生部，湖北 武漢 430060）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貫秉持、矢志不移的初心和使命。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把這個閃耀著理論光輝、時代光芒、道德光照和青春光彩的紅色初心，不僅鮮明地標注在自身章程綱領的文本里和鐮刀斧頭的旗幟上，而且深深地熔鑄于所有成員的靈魂深處和精神血脈，使之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砥礪前行、接力奮斗中受之不盡的最大精氣神和取之不竭的精神動力源。紅色初心始終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就是一部立時代潮頭、舉全黨之力，凝練、涵養、踐行、傳承、弘揚紅色初心的偉大詩篇，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榮光就是一幅由無數共產黨人至純至潔、至真至誠的紅色初心交相輝映的歷史畫卷。對于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員個體來說，需要把紅色初心貫通于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努力奮斗的全過程和各方面，但是必須指出的，紅色初心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自動生成的，更不是外力賦予的，而是在黨的旗幟下自覺投身時代洪流的生動實踐中內生出來并不斷涵養的，紅色初心的培植、形成、淬煉、堅守和升華，需要經歷一個從量變到質變、從認知到實踐的辯證發展過程，更需要融匯時代背景和個體選擇、客觀環境和主觀動機等多種復雜的因素。在中國共產黨百年風華中，以紅色初心為鮮明標識的先進人物及其經典故事燦若群星，其中人民音樂家聶耳極具傳奇性和典型性，其紅色初心的培植、生成、堅守、升華，浸透著一段蕩氣回腸、震古爍今的心路歷程。聶耳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深遠影響和傳奇色彩的革命音樂家，是中國音樂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道路的開創者和先驅者。他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用音樂作為戰斗號角和革命武器，為全民族抗戰鼓與呼，為全民族解放吶與喊。在極其短暫的音樂生涯中，他始終心系家國、“以歌為戈”，幾乎傾注全部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賣報歌》等一大批膾炙人口、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與同時代的其他音樂家相比，他的音樂創作具有更深沉的民族性、更深刻的哲理性、更深切的人民性和更鮮明的時代性、更鮮亮的革命性、更鮮活的藝術性，為中國新興音樂發展樹立了榜樣、指明了方向、開辟了路徑。對此，著名作家田漢先生曾作出了這樣一個非常中肯、尤為深刻的評價：“聶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歡迎，首先是他有飽滿的政治熱情，他不是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間，喊出了他們的憤怒和要求?！盵2]那么，聶耳為祖國戰斗、為時代吶喊、為人民歌唱的紅色初心究竟從哪里來？是如何形成的？尤其耐人探尋的是，這樣一位出生于中醫世家、自幼并未接受過系統音樂教育的寒門子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進革命音樂的行列中唱響時代的主旋律和最強音，并最終成長為勇立時代潮頭、引領音樂發展、開創嶄新道路的“人民音樂家”？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關系到對聶耳生平業績和歷史地位的科學評價，也關系到對革命音樂發展內在規律的深刻把握，還關系到文藝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引領下成長道路的歷史解讀，更關系到新時代德藝雙馨音樂人才初心使命的傳承踐行。值此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很有必要回到歷史的場景中，在建黨百年的宏大視閾下，把聶耳的紅色初心及其形成作為一個典型個案進行深入分析，全面考察其紅色初心形成的心路歷程，深刻剖析其紅色初心形成的影響因素，從而挖掘提煉其紅色初心形成的感人故事中所蘊含的價值意蘊與教育意義。

一、聶耳紅色初心形成的歷史考察

（一）啟蒙階段（1912-1925）:聶耳在昆明師范附屬小學和求實學校求學時涵養了正直勤奮的品格和敢于斗爭的精神

聶耳祖籍云南玉溪，出自一個中醫世家，其父親常年在昆明行醫，后定居下來并開辦了成春堂藥鋪。1912年2月15日聶耳出生于昆明，在家中排行第六，四歲時不幸喪父，和母親、兄長過著含辛茹苦的生活。1918年，六歲的聶耳在親戚的資助下進入昆明師范附屬小學求學。學習之余，聶耳對音樂情有獨鐘，白天在學校組織同學唱歌，夜晚纏著母親給他唱云南的民歌，講先賢的故事，這在他心靈深處埋下了家國情懷與革命音樂的種子。1922年，聶耳以全年級第一名的成績從昆明師范附屬小學畢業，但學校規定沒有參加過童子軍的學生不得繼續升學。由于家境貧寒無力購買參加童子軍所需要的服裝和器具，聶耳為此數次向校長提出申訴，認為這些入學規定是不合理的，希望學校能夠接受他升學，但沒有得到批準，不得已只能轉入私立求實小學高級部上高小，得到了減收學雜費的特殊照顧。

求實小學是一所私立學校，剛成立不久，設備不完善，校舍還借用孔廟的部分建筑。聶耳入學不久，孔廟開始維修，求實學校只能在維修期間遷出孔廟借用附近民房繼續上課，但是等到維修工程結束，孔廟方面卻拒絕讓學?；剡w，學校面臨解散的危機。聶耳得知這件事后非常憤慨，作為班干部的他開始組織大家開展奪回校舍的運動，他不僅收集同學們的心聲與孔廟方面交涉，還與同學們組織宣傳隊走上昆明街頭去爭取群眾的支持，最終得到了各校的聲援和社會輿論的支持，孔廟方面迫于壓力不得不做出讓步，最終求實小學的全體師生重新回到了他們的校舍。在這一場奪回校舍的運動中，聶耳作為組織者和推動者，表現得非常勇敢、機智，初步展現了見義勇為的血性和社會活動家的風范。聶耳以出色的組織能力和強烈的斗爭勇氣贏得了全校師生的交口稱贊，并收到學校的特別嘉獎。時隔30 多年后，時任求實小學校長的蘇鴻綱先生還在《云南日報》上還提到聶耳：“小時候就具有正義感和與惡勢力斗爭的精神……”[3]

（二）初生階段（1925-1930）：聶耳在參軍、復學、遠赴上海期間，自覺加入共青團且在思想上產生了第一次飛躍

1925年7月，聶耳從求實小學高小部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云南第一聯合中學，開始對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在一篇題為《我之人生觀》的作文中這樣寫到：“世界實是一個幻想，我想我們雖然一天一天過去，表面上不覺得什么，實際上還受政府和外人的支配管轄。最好是等到大學畢業，去游歷一轉之后，對于學術上有研究，并且還有幾個錢，一天研究點學問，弄點音樂。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轄?！盵4]3由此可見，受當時社會環境和各種復雜思潮的影響，涉世之初的聶耳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是帶有一定消極色彩的，充滿了對無政府主義及浪漫主義的向往，對此老師給了他一個較為嚴厲的批語：“青年志望宜遠大，不宜做隱逸之想?！盵4]3或許這個批語讓聶耳受到了震動，對世界觀和人生觀又產生了新的思考。兩年后，聶耳升學進入云南省第一師范學校，再次寫了篇關于人生觀的文章——《我的人生觀》，“惡劣的社會快要和我們有為青年交戰了，每一個人都是處在社會里的。既然人人都是在社會里生活，當然要獲得個人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覺曉我們的自由究竟得著多少，完全是在幾個軍閥政客包辦的政府手里?！@些都是我們應當打到的。換言之，就是打倒惡社會建設新社會”[4]20。此時的聶耳不僅對人與社會的關系有了更加理性的認識，也開始對時局進行反思，他堅定地喊出要同“惡社會”作斗爭的呼聲，應該說在這個階段他的思想產生了第一次飛躍，初步萌生了為人民奮斗和戰斗的紅色初心。這與他參加學校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讀書會，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獻以及當時的進步刊物、書籍等經歷是分不開的。他強烈意識到祖國統一和獨立的重要性，在“五卅慘案”發生后，他積極參加為犧牲者遺族籌集資金和抵制日貨的活動，并且寫了一篇題為《近日國內罷工風潮述評》的文章：“自五卅慘案發生以后，國內罷工之風潮，紛紛四起……蓋受資本家之壓迫，生計之日高，工資不敷之故也……吾人欲免除罷工之患，非打破資本階級不可?！盵4]7不僅如此，聶耳還積極參加援工游藝會，將所賣得的錢一概匯到上海去援助工人。同時還加入了幸福社助演話劇，因為幸福社的宗旨是“以博愛互助的精神，為全人類謀幸?！?，聶耳認為幸福社是一種“社會事業”，是“青年當盡的義務”，參加這些活動就等于是在為中國謀幸福、為世界謀幸福?？梢姶藭r聶耳已能用階級的觀點分析時事，在思想和行動上與勞動階級站在了同一條戰線，而且在頭腦里開始有了國際主義精神的萌芽。1928年秋天，15 歲的聶耳毅然選擇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學習革命理論，參加革命活動，成為了一個具有先進思想覺悟的革命青年。

1928年11月，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在云南招募學生兵，聶耳想利用參軍的機會來改變未來的人生道路，于是瞞著家人偷偷地參軍上路。對于這樣的選擇，聶耳認為“完全是環境的支配，使我不能不這樣做”[4]98，但很快聶耳就對自己的這一選擇感到后悔。12月15日，他隨部隊到達湖南省郴州駐地，第十六軍的實際情況令他感到十分震驚，軍規混亂、克扣軍餉、腐敗橫行、貪污成風的軍隊生活與他所想象中的革命風尚相去甚遠，這使他意識到自己只是被反動軍閥騙來當“炮灰”的，殘酷的現實讓他“屢屢失望，真是沒有什么辦法，只有忍氣吞聲的去過士兵生活”[4]98，同時他又積極疏通與同鄉士官的關系，希望以此來改變現狀。十幾天后，聶耳由一名新兵升職為連隊的文書上士，境遇的改變并沒有讓他放棄內心深處對音樂的追求，在家信中他說到，“我這個時期努力發展我的文學天才”，參軍“不過是手段而已”“借機會圖別的發展而已”“我并不消極。我的英勇，我的熱血，還是繼續地沸騰著，決意向著光明的前途上走去”[4]99-103。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聶耳極其渴望擺脫當時的困境，期望能夠進入黃埔軍校分校進行深造，但由于既沒有入學資格，也沒有其他的晉升途徑，在被十六軍遣散之后只拿到75 元退伍補貼，獨自漂蕩在廣州城中。這段時間他的日記里充滿了苦澀，“我已知道我的事業，我的希望，都同冬日的積雪遇到陽光消溶了；夏日的游絲，遇到罡風飄逝了”“一切熱望，都已落到失望的海底”“一切遠大的希望也不敢想了”[4]105，正如在他給二哥的信中說到：“理想是直線，現實是曲線。[4]105”回到昆明之后，聶耳痛定思痛，選擇了復學，繼續堅持學習，并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他在這一時間段的日記里清晰地記錄了卡爾·馬克思的生平和階級斗爭、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等《資本論》中的重要概念。

1929年7月上旬，云南地方軍閥相互內斗導致昆明城里的火藥庫大爆炸，殃及了眾多商鋪、民居，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成了犧牲品。為了救助無家可歸的受災群眾，民間成立了“七·一一青年救濟團”，聶耳第一時間加入青年救濟團并成為其主要成員，為救援活動奔走忙碌。然而國民黨當局卻認定青年救濟團的背后主導是共產黨勢力，因此對他們的活動充滿警戒。最終青年救濟團在云南政府的彈壓之下被迫解散，昆明城內一時彌漫著濃郁的白色恐怖氣氛，當時聶耳還不知他已被國民黨當局圈定為危險人物。1930年的春節，聶耳所在的戲劇研究會新排的話劇《春閨怨》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警覺和恐慌，國民黨當局認為戲劇研究會的背后有共產黨的支持，因此將研究會的領導人聶耳視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1930年4月24日深夜，武裝憲兵沖入學校宿舍，帶走了聶耳隔壁的三名學生。5月30日，兄長聶敘倫從友人處得知，聶耳已被列入國民黨當局司法部門的“黑名單”，聶耳感到危機迫在眉睫，在萬般無奈之下下，兄長聶敘倫向公司舉薦聶耳到上海工作，以此逃離云南當局的迫害。從此，年輕的聶耳踏上了余生的逃亡之旅，也開啟了“以歌為戈”的新生，他懷著對大都會的憧憬與對音樂的夢想離開了故鄉，但他完全沒有料到此生再也無法回歸故鄉。

（三）質變階段（1930-1933）:聶耳在上海工作期間，創作大量的進步歌曲并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的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抗議國民黨當局“文化圍剿”的宣言，計劃在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組織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逃亡到上海的聶耳在街道上接到了抗議傳單，他在日記中寫到：“十一月七日，已在我腦里蕩漾了好幾天！我對它有著無限的希望和高興?！腥缈匆粋€周游全球的飛行家駕著飛機將要落地時一樣的興奮和愉快”。[4]248至此，偉大的十月革命已經過去13年，蘇聯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渴望進行社會變革的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貧苦人民。在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聶耳心中對文藝的理解和追求也悄然發生變化，“不再作個人的呻吟或以個人革命性的表現去影響群眾?！币驗?，“現在的藝術運動的主要任務是要大眾化。非集團的，不能和大眾接近的是成為過去的東西了，它是在現在社會里所不必需的?！盵4]246為了追求心中的革命理想，聶耳積極主動地向黨組織靠攏，與工農群眾結合，通過同鄉前輩鄭易里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眾組織——反帝大同盟，此時聶耳的紅色初心更加清晰、更加明亮、更加堅定。

1931年3月，聶耳在上海棲身的云豐申莊因逃稅被告發，受到稽查被課以大額罰金之后破產倒閉，這導致聶耳在上海第一次失業。3月28日，聶耳在《申報》角落里發現一則招聘廣告，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旗下的歌舞學校正在招募實習生，聶耳立即報名參加，通過初試、復試后被順利錄取。聶耳入校后不久，聯華歌舞學校即赴當時的民國首府南京演出。7月3日，聶耳第一次以職業身份登臺演出，天氣酷熱難耐，“這種殘酷的生活也不亞于那些赤膊露體的工人們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熱的機械下苦作著?！盵4]285但是，“這報酬，多微的報酬，還要看觀眾的多少打折扣?！盵4]285為期四天的公演結束，聶耳只拿到了六塊錢的薪水，他不禁感嘆到：“資本家的剝削，著實無微不至??！”[4]285演出最初上座率尚佳，后半段觀眾席的空座位卻變得越來越多。南京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人認為歌舞學校負責人黎錦暉創作的歌舞劇《百家仙子》只是純粹的歌曲舞蹈，既沒有故事情節，也沒有思想內涵，他們斥之為庸俗娛樂趣味之作。這樣的演出同樣與聶耳心中的文藝追求背道而行，他也覺得這種批評有道理，并在6月1日的日記中這樣寫到：“節目不良，嗓子壞，布景襤褸。臨時換人，使觀眾不起好感，大嚷退票，在京、漢留污點?！盵5]441南京公演的感受使聶耳第一次改變了對黎錦暉的看法，為之后的“黑天使”事件埋下導火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民黨當局對日本的武力侵略和暴行采取“不抵抗”方針，聶耳對此滿懷怒火、憤恨不已。10月4日，“聯華”組織了一個“聯華同人抗日救國團”并在光華戲院開第一次全會，聶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有的不懂開會常識，有的圖得女子可以取笑，發表最無聊、最頑皮的意見”，他憤怒地說到：“這樣一個嚴肅的，感慨的會，哪里容你做那些浪漫行動？”[4]315可見聶耳對于“愛國”“救國”的態度是非常嚴肅、認真的，對大家戲謔的行為感到氣憤、失望。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2月4日，聶耳在戰火中迎來了20 歲生日，他在當天的日記寫到：“大炮給我祝壽辰。整個的世界已經在開始動搖了！帝國主義的沖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伊始，到現在已經是無可隱蔽的事實。我的出路問題在這時候也好像隨之動搖起來，所謂研究藝術，似乎不給你長遠繼續的可能，因了社會環境的決定，常常感到障礙和刺激，況且現在自己所重視的classic music 是多么反革命的??！為了混亂的思想的盤旋，使我近來大不安起來，尤其在廿歲生辰的今天。再想下去吧！至少也要對于自己的生路有個比較可靠的估量。你知道，一切都在轉變了！”[4]364三天后，聶耳的思考和苦惱愈加強烈，“怎樣去作革命的音樂？整天地在想，終沒有想到一個具體的計劃。所謂classic，不是有閑階級的玩意兒嗎？一天花幾個鐘頭苦練基本練習，幾年，幾十年后成為一個violinist 又怎樣？你演奏一曲貝多芬的《Sonata》能夠興奮起、可以鼓動起勞苦群眾的情緒嗎？不對，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你從前是怎樣一個思想？現在居然如此之反動！”[4]3652月11日，聶耳帶著照相機到租界打算開啟他的冒險攝影之旅，意外拍攝到六架日本飛機空襲上海、兩架中國飛機回旋反擊的戰斗場面，他踏入租界的日本區域，準備再次拍攝日機和軍艦時，遭到了日本軍官的兇狠訓斥和武力威脅。聶耳雖得以逃過一劫，但情緒十分低落，他想記錄日軍侵略罪行的殘暴、逃難同胞的痛苦，但真正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野蠻和暴力，自己的抗日救國精神居然如此無力?！敖鼇硇睦淼淖儜B，著實呈為異樣的怪。常常會無由地憂慮、玄想。有時想入非非，好象前途非常光明；有時想到消極，感到人生無味?！盵4]393此時的聶耳憂心忡忡，對未來充滿迷茫。

1932年4月23日，聶耳第一次與共產黨人、“左聯”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文藝活動家田漢見面。田漢在“左聯”提出重視文藝評論的方針，并邀請聶耳參與文藝評論，聶耳很快以“黑天使”為筆名在電影期刊《電影藝術》第三期發表了題為《中國歌舞短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猛烈地批判黎錦暉，認為在面對民族存亡的危難的時候，如果表演“仍是為歌舞而歌舞”，將不會再有人要看，“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的硬功夫！你想，資本家住在高樓大廈大享其福，工人們汗水淋漓地在機械下暗哭，我們應該取怎樣的手段去尋求一個勞苦大眾的救主？!”，“你要向那群眾深入，在這里面，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喂！努力！那條才是時代的大路！”[4]48這篇文章雖然是以筆名發表的，但歌劇社內部紛紛猜測聶耳是此篇文章的作者，聶耳也無意隱瞞，由此，他與黎錦暉的關系出現了很大裂痕，不久之后就遭到了停職處分，并于1932年7月退職，這是聶耳第二次失業了。

1932年8月7日，聶耳在“左聯”的幫助下，懷著滿腔的熱情，從上海乘船赴北平報考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卻遺憾落第。9月18日，考試發榜之日正值“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考試落榜的郁悶心情也擋不住聶耳從事革命活動的激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到：“九·一八，上午去天安門開市民大會。街上戒備極嚴，在天安門附近的軍警更多，門是關著的，我們知道又是被壓迫著解散了?！盵4]466聶耳的音樂才能和革命熱情是令人欽佩的，當聶耳決定于11月6日返回上海時，其同鄉、友人、“左聯”戰友無不對他的離去深感惋惜，正如聶耳在日記中寫到：“送行的還不少，有幾個很像要流眼淚的樣兒，想不到他們會對我如此好！”[5]513

1933年年初，由田漢作介紹人，夏衍作證人，聶耳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擁有九千余萬名黨員，是這全世界最強大的政黨。但是在聶耳入黨時，共產黨建黨只有短短12年，不僅在組織力量上相當薄弱，還一直遭到殘酷鎮壓。聶耳深知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意味著可能會帶來生命的威脅，隨時遭受到國民反動派的迫害，但是他在內心滿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同時又極其痛恨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腐敗，希望奉獻自己的力量拯救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因此他寄希望于共產黨，選擇了緊跟中國共產黨、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的一條道路。

（四）升華階段（1933-1935）：聶耳在黨組織的幫助下進一步投身革命音樂創作，為民族和大眾深情吶喊直至逃亡日本，獻出生命

1933年，聶耳自北平回到上海后，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入職聯華影業公司，并與好友任光、安娥、張曙等發起成立了“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志在中國發展革命音樂。什么是“新興音樂”？“新興音樂”與古典音樂有什么不同？對此，聶耳認為“音樂和其他藝術、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著大眾在吶喊。大眾必然會要求音樂的新的內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態度?！f時代的作曲家們，跟從革命前確立的方法繼續作曲；他方面，革命產生的新時代音樂家們，根據對于生活和藝術不同的態度，貫注生命?！盵4]511在該會的推動下，聶耳創作了第一首工人歌曲《開礦歌》，該歌曲作為電影《母性之光》的插曲，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同年2月，在“左聯”的倡議和領導下，電影界成立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聶耳當選為協會的執行委員，與金焰、夏衍、田漢等志士仁人為伍。該協會的宣言為“團結國內電影人，制作反帝國主義、抗日電影，這為國民黨“今后禁止拍攝一切關于戰爭及革命的電影”的電影審查制度所不容，在國民黨反動派當局鎮壓左翼文藝運動的背景下，聯華影業老板羅明佑膽戰心驚，擔心會受到牽連，進而以患病為由開除聶耳。1934年1月，聶耳第三次失業。

1934年春天，聶耳入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這是一家設在租界的外國資本公司，國民黨當局鞭長莫及，聶耳等人得以借電影音樂或流行歌曲之名，推出了一系列革命歌曲。1934年6月14日，影片《漁光曲》在上海金城大劇院首映，影片超長上映84 天，極大地引發了廣大觀眾的共鳴，并在1935年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獲獎，這是中國影片首次獲得國際榮譽。同時，這首由安娥作詞、任光作曲、聶耳演奏的影片同名歌曲《漁光曲》即刻傳播開來，這首歌深情地唱出了舊社會窮困潦倒的漁民們的艱辛勞動，折射出舊中國無數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窮苦百姓飄零動蕩的生活?！稘O光曲》一炮走紅，使大家看到了聶耳卓越的音樂才華，各處的作曲邀請令他應接不暇。1934年10月，藝華影業公司將聶耳在工作之余受友人之托創作的影片歌曲交由勝利唱片公司出品及售賣，此舉使百代唱片公司對聶耳感到十分不滿，最后導致聶耳不得不向唱片百代公司提出辭呈，這是聶耳在上海的第四次失業。

1935年1月，聶耳受邀參與電影《新女性》的音樂工作，聶耳因此重返聯華影業公司，然而國民黨當局的魔爪卻正在逼近。2月19日深夜，田漢被捕，聶耳下決心要將田漢的抗日救國精神通過自己的旋律傳播于大眾，于是立即面會夏衍，申請創作電影主題曲，聶耳堅信這是自己的使命。然而，就連聶耳自己也沒有料到，自1934年至1935年，《桃李劫》《大路》《新女性》等影片相繼上映，他的作品迅速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對這位將音樂作為戰斗號角和革命武器的年輕旗手，國民黨當局早已密切關注并列入“抓捕名單”。1935年4月1日，聶耳日記里寫道：“晴天的霹靂到來了！到日本去！牛皮！三哥！留歐！”[4]521就在這一天，聶耳從友人于伶那里得到了國民黨當局即將逮捕他的消息，聶耳立即向黨組織匯報了逃亡計劃，提出赴日留學費用的申請。雖然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情況十分艱難，但為了保護這位以創作抗日歌曲為己任并且已經聲名鵲起、熠熠生輝的青年音樂家，黨組織竭力幫助他實現逃亡和留學的計劃。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后，完成了《義勇軍進行曲》曲譜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影片公司?？梢?，即使是逃亡日本，聶耳也一如既往、毫不松懈地研究革命音樂，進行革命活動。也正如馮紹京在回憶中提到的那樣，“在東京，聶耳從不遺漏重要的音樂會，他精力充沛地……開闊視野，增長藝術見識。同時他根據這些見聞，在上海雜志上發表了關于日本音樂尤其是唱片普及狀況方面的文章?！盵6]1935年6月3日，聶耳出席在日留學生藝術團體舉辦的“東京藝術座談會”，并以“最近中國音樂界的總檢討”為題進行了即充滿自信有又飽含激情的演講。當天的座談會的主持人杜宣回憶到：“他以兩個多鐘頭的時間來檢討中國樂壇以后，我們立刻覺到他不但是一個進步的音樂家，還是一個大演說家，一個社會運動者?！盵7]然而，不幸的是，這位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卻因為一場意外事故于1935年7月17日隱沒于鵠沼海岸，令人痛惜。

二、促成聶耳紅色初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家庭教育是促成聶耳紅色初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家庭是個人成長的搖籃，家長的世界觀、人生觀等會對子女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氛圍等都會滲透到子女的思想意識中。聶耳和母親以及兩位哥哥一起生活，日子雖然清貧，但家庭氛圍非常溫馨和睦。他的母親是一位剛強的婦女，不僅考取了中醫資格以行醫為業，晚上還要替人家做針線活或洗衣服來彌補開支。盡管生活十分艱苦，聶耳的母親對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卻十分關心和重視。正如在《少年時代的聶耳》中，聶耳的兄長聶敘倫回憶到：“母親常說小孩就象樹苗一樣，不好好灌溉它，培育它，就會枯死！因此她有一套嚴厲的家規?！钡词故菄绤柕哪赣H，也有溫柔的一面?！奥櫠r候喜歡纏著母親講故事給他聽，母親總是有求必應，把講故事作為教育子女的一種方法。她常講述《安安送米》《柳蔭記》《董永賣生》等民間故事，也常用民間諺語來激勵孩子們愛惜時光，努力上進，忠誠對人，始終如一……”[8]23母親的啟蒙教育對聶耳之后的治學和為人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不僅如此，從聶耳的日記以及和家人的書信中可以看出，聶耳的二哥聶子明、三哥聶敘倫，對聶耳給予很大的幫助。他們不僅支持聶耳的音樂夢想，時常去看聶耳的舞臺演出，還與弟弟在學習上有諸多交流。例如，1929年聶耳參軍時，把一切希望和計劃都告訴二哥聶子明，回校后給二哥郵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新時代》等書籍。還托哥哥們幫他搜集云南民歌?？梢娐櫠c兄長們的關系是十分親近的，并且他的兄長們也十分贊同他的思想，支持他的事業。這些對于聶耳形成勤勉、友愛、忠貞、剛毅的性格，對于他紅色初心的初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組織關懷是促成聶耳紅色初心形成的關鍵因素

珍惜人才、凝聚人才、培養人才、關愛人才、保護人才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v觀聶耳從一個懵懂少年成長為人民音樂家的心路歷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我們黨為他的成長成才所傾注的關心關懷和引導引領。

其一，黨組織對學生時代嶄露頭角的聶耳進行了思想啟蒙。早在1927年8月，黨組織就已經注意到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色的聶耳，云南省第一位共產黨員、時任共青團云南省特別支部書記李國柱約見了聶耳，對聶耳的音樂表演天賦以及良好的群眾關系給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的引導和幫助下，1928年，聶耳正式加入中國共青團，積極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如饑似渴地追求革命真理，先后閱讀了《共產主義ABC》《東方雜志》等一系列進步著作。1930年聶耳逃亡到上海，在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下，參加了進步組織——反帝大同盟，同時加入了明月歌劇社，很快展現出非同尋常的音樂才華，得到了上海左翼聯盟的關注和欣賞。1932年4月23日，時任“左聯”黨團書記的田漢第一次與聶耳見面，從某種意義來講，這一次與田漢的相識和交流是聶耳在音樂道路上走向新生的一個開端，正如他的日記里這樣寫到：“我覺得著簡直是決定我一生的一個緊要關鍵，一點不要放松地艱苦地做”[4]394。1933年，田漢介紹聶耳參加另一進步的文化團體“蘇聯之友社”的音樂小組，這是由田漢發起，任光、安娥、張曙等組成的學習、研究蘇聯優秀歌曲創作，探討中國革命歌曲的發展道路，從事有關革命群眾歌曲的創作和研究工作的革命音樂團體，聶耳與田漢在音樂上的合作更加密切了，從《聶耳全集》中查實，聶耳創作的歌曲共有35 首，其中10 首是由田漢作詞，廣為人知的有《義勇軍進行曲》以及《開礦歌》《畢業歌》。他們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藝術事業的知音、音樂道路的知己，被稱為“黃金搭檔”，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初經田漢介紹，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其二，黨組織為處在生死攸關的聶耳提供了最大的保護。1930年6月，國民黨當局開始對昆明學生中的進步力量進行有計劃的鎮壓，聶耳被叛徒出賣，不得已逃亡至上海。在聶耳的信件和日記中多次出現“鄭重良”“雨笙”“七叔”等字樣，這個人就是聶耳的同鄉前輩、云南的中共地下黨員鄭易里，不僅如此，鄭易里與聶耳還有一層親戚關系，聶耳的三哥聶敘倫是鄭易里的侄女婿。應該說聶耳能成功逃亡至上海也有鄭易里的暗中幫助，在1930年至1935年，聶耳生命中最后5年的時間里，他與鄭易里的關系十分密切，鄭易里知道聶耳在昆明參加過學生活動，于是在聶耳到上海兩個月后便介紹聶耳參加了上海虹口區的“反帝大同盟”，還經常與聶耳探討人生哲學問題，勉勵他樹立正確的人生目標，并引導他閱讀了一些哲學書籍和進步書籍。不僅如此，鄭易里也曾感嘆聶耳對音樂有著很深的領悟，1932年，聶耳為了音樂夢想赴北平學習時，鄭易里資助了聶耳100 元錢作為盤纏，當聶耳報考北平大學國立藝術學院失敗時，鄭易里鼓勵他：“在音樂上，你沒有發掘出來的能力一定還很多。比如歌曲吧，你既然不滿意黎錦暉，可想你已經具有一種潛能，這潛能已在你心中發癢，使你對歌曲懷有新的要求。你不妨找本書看看，練習一下?！盵9]這一番話為聶耳挖掘自己的音樂天賦指出了方向，之后聶耳開始找一些與作曲有關的書來看，練習作曲，幾個月的功夫就為電影《母性之光》創作了插曲《開礦歌》，在音樂領域開始大放異彩。1935年，由于聶耳創作了大量的進步歌曲，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國民黨反動派對此極為恐慌和嫉恨，將其視為“危險分子”列入準備抓捕的“黑名單”。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獲知情報后，便立即指示聶耳迅速離開上海，準備經日本到歐洲、蘇聯去學習考察。4月18日，聶耳一抵達日本東京就去了好友張天虛的住所，張天虛是聶耳在昆明參加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濟難會”等活動中結識的終生不渝的好友，他也是一名中國共產黨員，在加入“左聯”之后走上了革命文藝創作的道路。之后聶耳又去拜會了左翼作家聯盟北京支部的盟友陶也先，日本左翼相關人士、“新協劇團”的創立者、與田漢、夏衍、歐陽予倩等中國左翼劇作家關系密切的進步作家秋田雨雀。由此可見，不論在生死攸關的緊要時刻，還是在隔海相望的異國他鄉，黨組織始終千方百計護佑、關懷這位年輕的革命音樂家。

（三）友人幫助是促成聶耳紅色初心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淑質貞亮的朋友交往，不僅讓人心情愉悅，還能促進人的思想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講，友誼不是偶然的選擇，而是志同道合的結果。聶耳一生有諸多好友，在日記和書信中可以看到，他與田漢、艾思奇、吳家蓉、呂驥、孫師藝、夏衍等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正是在這些摯友的合作幫助下，聶耳得以創作出兼具民族元素和時代氛圍并被廣為傳唱的歌曲。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孫師毅對他紅色初心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是我們黨歷史上一位頗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15 歲時隨母親從香港回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一中就讀，經常在閱覽室里如饑似渴地閱讀當時最有影響的進步刊物《新青年》《向導》等。當時的云南共青團組織負責人李國柱除了注意到聶耳，也慢慢地注意到了這位好學的青年，開始了他們越來越密切的友好交往，不僅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借給艾思奇閱讀，還引導他加入學生自治會的學藝部，并且在李國柱的介紹下，1925年，艾思奇與聶耳相識。由于兩人都熱愛參與話劇演出，他們便經常在一起相互討論，相互學習。在音樂上，艾思奇用自已的壓歲錢買了一支很好的笛子送給聶耳，還常帶聶耳到叔父家里去練習手風琴。此外，艾思奇見聶耳也喜歡讀書，便常借一些進步書刊如《學生雜志》《世界周刊》以及魯迅的《吶喊》《彷徨》《野草》等給聶耳，在思想上不斷向他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二人在愛國反帝的罷課示威游行活動中成為同一條戰線上的戰友。1928年，艾思奇從日本留學回到昆明后，急忙去找聶耳暢敘離情，當得知聶耳已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后，他很高興，還把在日本專為聶耳買下的《國際歌》《馬賽曲》《伏爾加船夫曲》等著名樂章送給了他。1932年在上海時，艾思奇同樣也是反帝大同盟的活躍分子，他在《中華日報》上發表哲學短文，引起了哲學界的注目，也引起了聶耳對哲學的興趣。據史料記載，兩人在昆明和上海曾有過深度的交往，也有過跨界的對話，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在艾思奇的影響、幫助、鼓勵和推動下，聶耳在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且把哲學大眾化的理念運用到了自己的音樂創作中，從而開啟了音樂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路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和聶耳這一對莫逆之交和革命摯友，在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相互啟發、互相勉勵、共同進步，分別在各自的領域中創造了人生的輝煌，艾思奇以一本《大眾哲學》名揚天下，聶耳以一首《義勇軍進行曲》享譽國際，哲學大師和音樂天才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交相輝映，成為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上的一個佳話。

孫師毅，是中國現代新興音樂的“開路先鋒”之一，也是最早進入電影界的共產黨人。1934年，聶耳第三次失業后，孫師毅介紹聶耳入職法商百代公司做唱片選題指導工作，之后兩人便開啟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創作了一大批在中國音樂史和電影史上具有經典意義的歌曲。1934年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在上海成立，安娥、任光、聶耳、孫師毅作為主要成員，他們以“左聯”的綱領為指導，合作開展卓有成效的革命音樂創作。在孫師毅與聶耳合作創作的大量電影歌曲中，最有影響的作品是影片《大路》的序歌《開路先鋒》和影片《新女性》的主題歌《新女性》。其中，《大路》是中國電影歷史上第一部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影片，也是一部旗幟鮮明的抗日救亡影片，《開路先鋒》作為這部影片的序歌以高昂的激情歌頌青年工人們的愛國熱情，歌頌他們旺盛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

（四）自我反思是促成聶耳紅色初心形成的認識基礎

1918年至1930年，聶耳曾先后求學于昆明師范附屬小學、求實小學、云南第一聯合中學、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這些學校均是聶耳在青少年時代思想逐漸進步、成熟的搖籃。值得一提的是，求實小學的柏希文老師在講課中經常給學生灌輸無神論的思想，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罪行，闡述帝國主義必敗，中國必勝的觀點，對聶耳的人生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共產黨和共青團地下組織的領導下，聶耳積極參加革命活動，這促使他對時局、對個人未來進行反思，其思想發生了第一次飛躍，從希望“有幾個錢，一天研究點學問，弄點音樂。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轄”上升為“打倒惡社會建設新社會”，初步形成了革命的人生觀、世界觀。1928年11月，聶耳在正式加入共青團之后，積極響應共產黨地下組織“開展兵運”工作的號召，瞞著家人報名參加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主要是考慮到自己作為云南子弟，有利于深入國民黨軍隊進行革命宣傳和鼓動工作，應該說這也是聶耳自我反思后作出的慎重選擇。雖然理想與現實存在很大落差，但此次參軍的經歷使他對社會、對人生有了新的理解和把握，回到昆明復學之后，更加堅定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

1930年聶耳逃亡到上海之后，盡管生活艱苦，歷經波折，但聶耳一刻也沒有放棄對社會、對人生乃至對音樂道路的思考，隨著不斷地學習和反思，聶耳心中用音樂為祖國和人民吶喊的愿望更加強烈。他從當時興起的革命文學中受到啟示，逐步認識到“現在的藝術運動的主要任務是要大眾化”，今后的研究和文藝創作方針要“向著新的藝術運動的路上跑去”，進而在思想深處不斷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和創作觀，正如他在文藝評論中所說的那樣，表達藝術要向群眾深入“才是時代的大路”，要發展“新興音樂” “代替著大眾在吶喊”。這些思想認識為聶耳順應時代和人民的呼喚、奔赴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線、唱出時代的最強音打下堅實基礎。

三、結語

聶耳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其生活的年代是中華民族爭取獨立、中國人民謀求解放偉大斗爭的年代，特定的時代背景注定了聶耳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也激發了他艱苦奮斗、堅強不屈的革命精神。他的一生只有短暫的23年，即便是生活艱苦、飽受磨難，他也毅然決然將自己的美好青春奉獻給人民，旗幟鮮明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以歌為戈”為祖國和人民而深情吶喊、英勇戰斗，堪稱是革命戰爭年代文藝工作者扎根中華大地厚植紅色初心的經典個案。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事物的發展是包括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從理性認識到實踐兩次飛躍的辯證過程。聶耳紅色初心的形成從“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轄”到打倒惡社會建設新社會再到“要向那群眾深入”“不再作個人的呻吟或以個人革命性的表現去影響群眾”，最終發展為自覺的踐行著創作代替大眾吶喊的音樂。必須指出的是，這個初心的培植和形成也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內因固然是聶耳自身擁有用音樂代替勞苦大眾吶喊的紅色理想和藝術天賦，但紅色初心的最終形成也離不開一系列積極的外在因素的影響，包括家庭教育、音樂友人的幫助等，尤其是得益于黨組織對他的正確引領、悉心教育和愛惜保護。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指出：“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堅守藝術理想，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文化修養、藝術訓練，努力做到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除了要有好的專業素養之外，還要有高尚的人格修為，有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感?！盵10]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重要論述閃耀著紅色初心的歷史光芒，可以說其中也包含了對聶耳精神的傳承和弘揚。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順應廣大人民群眾對文藝的新需求，發揮文藝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新動能，鑄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新高峰，我們強烈呼喚一支懷有紅色初心、擔當時代重任、不負人民期待的文藝人才隊伍?；诖?，在建黨百年的宏大視域下，進一步講實、講好、講活人民音樂家聶耳錘煉和堅守紅色初心的感人故事，必將有助于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在文藝工作隊伍中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有利于引領和推動文藝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自信為人民創作藝術精品，為時代譜寫青春華章，為民族傳遞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