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娼妓書寫的社會學論析
——以《人與人之間》為中心的“性病隱喻”敘事

洪晴

(阜陽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眾所周知，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是一批愛國志士積極推動的先進思想文化運動。受五四婦女解放思想影響，左翼人士女權意識高漲，針對現實生活中難以遏制的娼妓泛濫和性病傳播現象，他們往往帶著深切的同情書寫娼妓群體。左翼文學將娼妓的遭遇與沉重的社會現實聯系起來，揭示娼妓的生存狀況。其中李俊民的《人與人之間》把娼妓作為敘述主體，“從她們的視角呈現其所遭受的身心折磨、社會的壓迫和性別的奴役”[1]，以疾病隱喻的方式諷刺了當時存在的種種不公正現象。

一、娼妓業泛濫與左翼娼妓書寫的形成

人們對娼妓的認知，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在傳統語境中，風月場被看作展現風度與文采的“文雅場所”，逐漸形成所謂的“名妓文化”。盡管朝代更迭，但文人敘述的娼妓形象始終限制在“色藝雙馨”的名妓或耽于享樂的惡妓范圍內?！斑M入二十世紀，資本制度建立，大批貧困農民和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妻女被迫淪為娼妓，娼妓群體呈現多層次的狀況，催生文學敘事中娼妓形象的多元化傾向?！盵2]在現代主流話語中，娼妓成為一種隱喻，一種建構社會性別身份的媒介。作家通過對娼妓形象的感知與想象表達對民族現代化、婦女解放等問題的思考，建立新的自我想象與自我認同。

左翼文學娼妓題材創作始于20年代后期，彼時社會危機重重、秩序紊亂、市場失靈、戰爭頻仍，大量產業工人下崗，民眾家境一貧如洗。女性因社會崗位的性別限制，更是求生無路，無力擔負個人生計，很多女性被迫淪為娼妓。歷史地看，清代確立了公娼制度，向政府繳納娼稅的公娼受到官府庇護，弛娼政策的再度實行使娼妓人數激增。民國肇造，政局動蕩不安，新的社會管理體系尚未完善，民眾生活缺乏保障，賣淫這一特殊行當在民間不受限制地蔓延，為娼人數只增不減。清代遺留的不良傳統和民國的社會現實迫使女性放下尊嚴“棄良為娼”。這種現象引發了知識分子的關注，他們普遍從人道主義出發，把筆觸伸向底層娼妓瑣屑的日常生活，關注她們的遭際，用樸實無華的語言書寫她們悲慘的命運，揭示她們苦難的非人生活，為她們的不幸鳴不平。

然而，娼妓業的興盛不僅加速了道德淪喪，而且使性病(又稱為“花柳病”)流行，對公共衛生造成了威脅?！坝腥苏J為娼妓危害尤大，是如洪水猛獸之不可響邇者，所引起的花柳病是最可恐怖的傳染病，猶或過之，減滅國力，敗壞人種，是吞噬人力之惡魔，提出娼妓是花柳病之母，為人類健康大敵的說法?！盵3]性病作為嚴重危及公眾健康的疾病，其主要傳播途徑是性交活動，娼妓和嫖客是重點感染群體，娼妓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性病的傳播。由于民國時期醫療條件落后，沒有較好的醫治辦法，性病很難徹底治愈。據資料記載，“1875—1922年上海的公濟醫院、山東路醫院接診病人中，性病感染者約占總接診患者的9.9%、6.6%”[4]，可見當時性病患病率極高。

盡管20年代以上海醫學會為代表的醫生提出通過教育預防性病，但公董局、工部局、上海市政府都沒有采納這個意見，認為只要把性病的根源——娼妓管控和約束好就足夠了。但事實上，絕大多數攜帶性病的娼妓很少去看醫生接受治療?！八齻冞@樣的態度不完全是因為未意識到性產業的嚴重危害性或醫療衛生的存在，主要也與她們的經濟狀況和租界、華界實施的政策相關?！盵5]“當時，租界的一切醫療衛生設施主要為洋人提供服務，華人雖蟄居數十萬，但為其提供服務的醫院卻寥寥無幾?！盵6]即使租界在1900年設立了華人隔離醫院，但與外僑相比，醫療設施和水平依然要落后許多。

因此，把患病娼妓作為文學創作對象，通過再現她們的生活，凸顯別樣的社會面貌，能折射出某些隱蔽的世態人情。左翼文學的娼妓書寫中，梅毒在性病敘事中占據突出位置，多數人物形象有患梅毒的情節。蔣光慈《沖出云圍的月亮》中王曼英被誤診患有梅毒，《麗莎的哀怨》中麗莎因最終染上梅毒而走上絕路，李俊民《人與人之間》更是通篇以身患梅毒的女叫化視角，來揭示梅毒對其身體的摧殘，刻畫出女叫化患病后遭受的種種排斥與不公。通過對這種現象的書寫，一方面顯示出左翼作家對娼妓現象的關注，對婦女地位的重視，并從人道主義立場對社會進行反思與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五四以來廢娼運動和廢娼效果的不盡如人意。

民國時期，左翼文學結合社會現實對娼妓進行創造性書寫，暴露軍閥統治之下社會的混亂，揭示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僅使娼妓問題被擱置，更使娼妓業演變成女性生存的“避難所”，帶有極大的諷刺性和批判性。這種批判也展示了作家直面現實以及與人民心意相通的創作立場。

二、人性與人情的異化

在文學創作中，“疾病”是重要題材。作為偏離正常軌道卻又潛伏于身體的存在，疾病總會引起人們恐慌、擔憂和不滿的情緒，因此也多被作家當作敘事的“引爆點”，來拓展文本的內在深度和敘事的廣度。蘇珊·桑塔格認為，在具有想象特質的文學創作中，“疾病隱喻”是一種常見的表達方式。疾病是每個人必然經歷的生理現象，“在現實社會中，健康/疾病是二元對立關系，無疑疾病是被邊緣化的一方。作為備受排擠的疾病，既不具有與健康同等的身份與地位，同時又被健康所代表的主流壓制，這種壓制也是由隱喻的出現來完成的”[7]。

性是人們諱莫如深的話題，隨著五四時期“人的發現”，人的原始本能——性，正式在文學中擁有了合法地位。李俊民的《人與人之間》是為數不多的以患梅毒的妓女為主人公的小說，茅盾曾評價說：“《人與人之間》只是一個所謂‘平凡的故事’?？勺x了之后卻留下‘不尋?！挠∠?，就是作者覓取題材時用他自己的眼睛?！盵8]小說刻畫了人物感染梅毒后外貌的變化：“她那幾乎全禿的，只剩得幾綹散亂而黃污的稀疏頭發……她的鼻孔因了梅毒潰敗的結果，陷成了一個肉紅的深洞……她的眼瞼也倒翻向外，肉紅色的內皮……她上唇微缺……由兩頰扯到兩個耳根，有好多處紫色的瘢痕?！盵9]167可以看出，梅毒是一種極為恐怖的性病，不僅傳染性極強，對人體的毒害也極大。毫無疑問，梅毒嚴重危及個人健康，患病者也被排斥在正常人之外，成為邊緣群體。因此，小說中由于梅毒侵襲而面部受損的女叫化無法正常生活，老爺太太們閉著眼掩著口鼻避開她，她即使去拾垃圾和乞討也遭人厭惡，乞丐也把她打得半死。

《人與人之間》開篇寫到，女叫化在四五歲時被貧賤的父親賣到上海弄堂里，不解人事的她“僅知道寂寞、孤苦和懷戀家鄉；她好幾百次地逃回去”[9]168-169。漸漸長大后她學會了一些騙術和媚術，開始沉浸于紙醉金迷的生活，滿足于眼前的一切，但對未來的設想終是茫然。直到這樣平靜的生活被“性病”打破：病患深深地折磨她，沒有被醫治的資格使她不得不忍受這種痛苦繼續生活，致命的病患腐蝕她的器官，也腐蝕了她的內心，仇恨的種子在心中發芽，生活的沒落使憎惡的情緒在她內心擴張，女叫化的心態由此發生巨大轉變——她變成“眥睚必報”之人，通過傳播梅毒的方式發泄這種憎恨。隨著病情加重，她的身體大面積潰爛，無法繼續營業的她遭到了驅逐，但這種境況反而使得她更加肆無忌憚。她故意跟隨過路的行人，嘴里溜出些污言穢語，似是諷刺他們又像恫嚇他們。她候在車站石級上，對每個等電車的人伸出霉爛的手，看似是乞討，更多是為達到自己“報復”的目的。

在文學創作中，性病被附加的隱喻十分廣泛，它不僅被看作是可怕的疾病，而且也暴露出自身道德的松懈或墮落，同時也是作為對這種態度的懲罰。感染性病通常是與性病攜帶者發生性關系所致，感染者不僅自己要遭受疾病帶來的痛苦，還要承受外界的冷眼、厭惡和道德化目光對身體的凝視，以及對那些附著于性病之上充滿隱秘感的性污染的幻象。但左翼作家在敘述梅毒時，略去了道德上的批判和譴責，故而筆下的人物即使感染性病，也毫無畏懼和悔意，甚至引以為傲?！八凉u漸地，秘密地炫耀起她的病患來，她幾乎崇拜了它，覺得它可以替她復仇。她馴服地接受著別人各種各樣的毒菌，再無聲地將它們廣播出去……她驕傲著她開辟的功績，正和買辦階級覺得他們有功于中國的商業一樣?！盵9]169老舍的《月牙兒》亦是如此，月牙兒在發現身上染病后，“我把病盡力地傳給他，我不覺得這對不起人，這根本不是我的過錯”[10]，并以此作為對嫖客的懲罰。

“在現代政治話語中，疾病隱喻的夸張透露出一種懲罰性的觀念：這并不是說疾病是一種懲罰，而是疾病被當作了邪惡的標志，某種被懲罰的東西的標志”[11]77。這種附加于疾病的隱喻，無不與人的道德準則相關聯。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月牙兒》，在作者的表述中，性病成為她們向社會報復的工具，患病的娼妓轉化成惡的化身，成為社會的罪惡力量?！霸谶@一轉化過程中，性病起著‘媒介’的作用，對于她們來說，性病不再是生理層面的疾病，而是道德和社會力量對女性的批判和對女性身體的管制?！盵12]

對左翼作家來說，“疾病書寫”是表達對社會和人生思考的有效方式，蔣光慈和李俊民對性病敘事具有不同的創作態度，或以革命反抗社會，或以死亡反叛社會。在這里，性病實際上完成了對人物身體和心性的變異，揭示出命運無常，世事難料，“生”與“死”的往復也使文本具有豐沛的敘事張力。同時“疾病”也與社會問題息息相關。女叫化的疼痛、焦慮、憎惡等情緒是對社會和生存困境的反饋。性病帶來身體的殘缺和生活的苦難，讓人很難不注意到“臭皮囊”加之于她的桎梏：有缺陷的相貌使她受到驅逐，行動的迂緩使她時常挨餓，身上的惡臭使她遭受毒打。她的這一切遭遇都是因患性病引起的。疾病導致她產生厭惡、悲世、仇恨和異化的情緒，精神的頹廢和肉體的衰敗把她隔絕在無望的世界里，她在饑餓與病患中痛苦死去，李俊民正是通過女叫化之死來為不幸群體的不幸命運發出悲鳴。

在30年代左翼娼妓題材作品中，李俊民《人與人之間》里的女叫化，蔣光慈《麗莎的哀怨》里的麗莎、《沖出云圍的月亮》里的王曼英等都身患梅毒。由于梅毒往往通過性交方式傳染，危及人的身體健康，它的肆虐引起了作家對娼妓制度的關注。左翼文學對娼妓形象的認知多是被損害者，為人所同情和憐憫?！度伺c人之間》女叫化的患病并不是由于個人的放縱所致，她因生活所迫走上賣身道路，為了生存不得不帶病接客?？梢钥闯?，李俊民的娼妓書寫更多的是站在受壓迫者的立場上慷慨陳詞，顯示了他對道德倫理、社會現狀的憂患意識，故患病娼妓成為抒發悲憤之感和反思社會的時代符碼。

五四前后興起的廢娼運動也使人們對性病產生較高的關注，人們認識到娼妓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關系到整個國民健康的問題。由于缺乏預防性病的教育宣傳，多數人不了解性病的傳播途徑和危害，沒有掌握一些預防手段，在得病之后又得不到及時有效的醫治，使這一疾病在社會上蔓延。這一現象也引起左翼人士的關注，在他們筆下，落后的醫療條件和水平無法遏制性病的傳播，娼妓與嫖客得性病幾率激增?！度伺c人之間》正體現了這種社會現象：女叫化得病后依舊有嫖客光顧，顯示出他們對性病的無知。由此可見，即使積極開展廢娼活動，取締娼妓業，但在此過程中，由于對性病的漠視和不加防范，仍無法有效遏制其傳染、蔓延。

三、社會肌體的潰爛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天災人禍頻仍，無數家庭陷入破產的境地，人們被迫卷入流民行列，有些則淪為娼妓、小偷、乞丐等，許多家庭無奈之下只好賣兒鬻女。面對苦難迭至的情形，左翼文學將底層群體作為表現對象，為他們發出不平的聲音。敘述被壓迫、剝削的民眾在社會中面臨的生存困境和自發或自覺形成的反抗意識，是左翼文學常見的敘事特征。

左翼作家把“疾病”當作隱喻，來指控社會腐敗或種種不公正現象。李俊民在《人與人之間》中把女叫化的住處(即垃圾堆)安排在某大慈善家多年經營的藥房后面，別有深意。女叫化悲劇的始因正是患上梅毒，盡管她發覺得病后想去治療，但療治資格的受限，使她只能放任疾病的發展、蔓延，受盡折磨。前方所謂的“醫者仁心”與后方病患“求醫無門”形成強烈反差，似是諷刺民國時期陸續開展的廢娼運動和娼妓救濟的無效性。他們一方面宣揚娼妓肆虐和性病危害，積極鼓動廢娼，另一方面醫療衛生設施主要為洋人服務，對患病娼妓不管不問，任其發展，故而阻斷性病傳播和徹底根除娼妓業的愿景難以實現。因此，30年代左翼作家“性病隱喻”的文學敘事實際上是表達了“個體力量對外在環境和社會秩序操控能力的喪失，以及對這種喪失的反抗”[13]。

作為底層利益的代表，左翼文學不僅反映民眾艱難的現實處境，而且表達了底層群眾對現實的強烈不滿以及改變生活的意愿。在左翼作家眼中，娼妓作為底層最貧賤、卑微的群體，不能單純地從道德層面予以批判。他們把娼妓問題視為崩壞的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是需要拯救的個體，因而在左翼文學中娼妓常以被損害者的形象呈現，被左翼人士用作批判社會制度、道德和正義淪喪的“利器”。

從李俊民的《人與人之間》、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沖出云圍的月亮》等作品不難看出，這些女性不幸的命運也與當時的男權社會息息相關，一方面社會對女性的奴役迫使無生存技能的女性從事這樣的行當，為了生存，她們別無選擇。另一方面，盡管有人宣稱“花柳病不應被視為對淫蕩生活的一種報應，而必須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故”[14]，桑塔格也認為“應當把梅毒看作是一種被動地感染上的疾病，是一種純屬偶然的災難”[11]59，但大眾普遍視妓女為“污染源”，認為她們是男性墮落的引誘者，厭惡和仇視她們，甚至娼妓們用以謀生的“身體”和“性”被附加了欲望、道德、罪惡的意義。

李俊民作為革命教育家，曾在南通女師的“三八節”紀念會上宣講婦女共產主義運動，并通過“性病隱喻”的文學敘事方式引起大眾對娼妓問題的重視，傳達左翼人士的平民主義精神?！度伺c人之間》中女叫化的墮落是家貧所致，她也是受害者。對她而言，少女時代更像是一場噩夢，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身體，在患病之后輾轉各個弄堂來謀生。在李俊民看來，性病的傳播，并不一定是有意的行為，它可能由一個前期對自己患病情況一無所知的傳送者“傳遞”給一個毫無疑心的接受者。因此，性病的蔓延不能僅僅歸咎于妓女身上。

小說開頭就將故事置于1929年夏天，按照女叫化的回憶，她的黃金時代即娼妓生涯是在民國初期，當時清末公娼制度盛行，視狎妓為平常之事。隨著新文化運動和婦女解放思潮的興起，部分廢娼人士提出娼妓是“恥辱”的。伴隨娼妓泛濫引發的性病在妓女與嫖客之間肆意蔓延，使得妓女的身份更加低賤，甚至被仇視。小說中患上梅毒的女叫化被頑童稱為“瘟臭的爛屄”，經常受到巡邏西捕硬底皮靴的驅逐，即使是拾垃圾的乞丐也對她拳打腳踢。不難看出，她的娼妓身份以及患上梅毒的后遺癥讓她在生活中不受任何人的待見，受盡周圍人的欺侮。

女性之所以淪為娼妓，有家庭貧困、就業面狹窄、天災人禍頻仍、女性地位低下、社會縱容等因素，她們之中大多非主動為之，在苦難面前，她們的需求降低到了最原始的層次——活著。為了活下去，她們甘愿為娼。小說也由此構筑出一幅下層女子苦難生活的全景圖。作者寫道：“一個女性的梅毒病患者，生活在上海，卻始終沒有被治療的機會，結果是成為叫化?！盵9]168這是多么大的諷刺！李俊民通過《人與人之間》中女叫化的思想和人生的波折，展露出底層女性悲劇命運的不可避免性，表達了民國時期斷斷續續開展的廢娼運動，表面上看起來是解放女性，為女性爭取社會地位，但事實上女性的經濟和健康問題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患上性病后的她們求醫無路，在忍受病痛的同時，仍要為生計發愁、奔波，而社會的不接納更使她們雪上加霜。因而在左翼的文學作品中，患性病的妓女都毫不例外地走向毀滅：《人與人之間》中女叫化餓死在垃圾堆旁、《麗莎的哀怨》中麗莎跳河自盡……作家們用悲劇性的結局為她們悲劇的一生劃上了句號。

總而言之，30年代左翼作家對娼妓問題進行疾病隱喻的書寫，具有鮮明的現實諷喻性。作家們直面現實的沖動超過審美創造的沖動，再現了娼妓在極端貧困和沉重壓迫下真實的生活境況。難以遏制的娼妓現象和難以控制的性病傳播成為左翼作家批判社會的“宣泄口”?！叭甏笠硇≌f正是寫出這樣一些被遮蔽的事實，它才保持著與民眾現實苦難的深刻聯系，也使它具備超越具體政治理念的力量和品質。左翼文學的深遠價值正是通過這一方面體現出來的?！盵15]左翼人士多從娼妓視角出發，將女性賣淫和性病問題視為最值得引起重視的社會痼疾，因而作品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四、結語

在左翼作家筆下，書寫患病娼妓的作品細致而逼真地刻畫了那個時代底層女性的苦難：她們的身心被殘酷地剝蝕，像螻蟻一樣生活，微弱的希望在無盡的愁苦和壓迫中消磨，最終在現實的苦難中萬劫不復。民國時期面對傳播速度快、傳染范圍廣的性病，知識分子認為娼妓具有巨大的威脅性，是敗壞道德、引誘男性墮落、危害公眾健康的罪惡之首，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左翼人士的關注。由于性病被用作疾病隱喻有利于對社會的指控，因而李俊民、蔣光慈等作家把性病當作觀察社會的窗口，揭示娼妓在現實前面臨的困境與苦楚，傳達對現實的反叛和批判意識，具有重要的社會學和文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