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與“自我”的變奏：《和漢朗詠集》中的日本漢詩

吳雨平

(蘇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公元1013年，伴隨著中日兩國長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日本誕生了一部集中國詩文摘句、日本漢詩文摘句、日本和歌為一體的“文選”——《和漢朗詠集》，編纂者為日本平安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藤原公任(966—1041)。(1)《和漢朗詠集》由和、漢兩種語言的文學作品組成，其中中國詩文和日本漢詩文作品由編者摘選其中的“佳句”收錄，和歌則整首收錄；所有作品都配有可以用來吟誦的曲譜，是為“朗詠”。這部詩文選集的獨特之處在于：同時收錄中日兩國作家的作品，同時收錄漢日兩種語言的作品，也同時收錄最能體現古代兩國文學成就的詩、文、歌等多種文體的作品，顯現出這種多層面“和漢并列”表征下的文化交融與競爭關系。由日本人創作的“日本漢詩”是《和漢朗詠集》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不僅與其他各種文體相比數量最多、所占比重最大，而且還由于它在漢語與日語、中國詩人與日本作者之間起到了連接的作用，使《和漢朗詠集》在日本文化從“他者”向“自我”轉化的過程中具有獨特的意義。

“自我”與“他者”是有關文化身份研究中的一對概念。寬泛地說，“他者”是指與另一個文化主體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參照，即一個文化主體通過選擇和確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確定和認識“自我”；如果沒有“他者”的參照，這個主體或將不能完全認識和確定“自我”；“他者”與“自我”之間往往是對立與共存的關系。本文借用這一對關系概念，通過分析《和漢朗詠集》中日本漢詩在中國詩文與日本民族文學之間起到的關聯作用，揭示作為日本古代文學組成部分的日本漢詩在認同“他者”文化的同時力圖確立“自我”民族文學主體的文化特性。

一、漢文學與《和漢朗詠集》中的漢詩

日本學者鈴木修次關于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區別的論述，曾經被日本和中國學術界普遍關注，他認為：“日本文學似乎從一開始就是脫離政治的?！逼湓蛑饕侨毡緩氖挛膶W的階層與中國不同，“日本文學的真正傳統主要在宮廷婦女(宮廷女官)、法師、隱士和市民等人之中承襲。這些人都不大關心政治，從政治上來說都是局外人。日本文學的核心是由政治局外人的文學家詩文游戲精神所支撐的。這是日本文學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2)鈴木修次.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M].吉林大學日本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室譯.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9，第31頁。他認為日本除了平安時期的文學家、學者、政治家菅原道真(845-903)是一個罕見的特例，此外幾乎找不出既是優秀的官吏又是卓越的文學家的人。然而，鈴木修次的觀點明顯地帶有民族主義的情緒，是不完整和經不起推敲的，因為他忽略了作為日本古代文學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日本漢文學。

關于“漢文學”，日本學者進行過總結：“一是漢民族創作的文語體(中國稱之為‘文言’)的詩文。二是日本人學習、模仿中國的詩文后所作的詩文。三是夾雜了日語、但是形式上只有漢字的日本詩文?！?3)石田博.漢文學概論[M].東京：雄山閣，1982，第15頁。作者所說的“漢文學”的三層意思之間的關系是清楚的，即漢文學首先是中國的文學，但是它們在東傳日本之后，被日本民族所接受和模仿，日本民族在學習、消化、改造了作為中國文學的漢文學以后，成為具有日本民族特點的自己的文學，“漢文學”本身就經歷了從“他者”到“自我”的演化。

“日本漢文學”特指日本人用漢文以及中國文學形式創作的文學作品，是古代日本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漢文學的作者雖然都是日本人，但無論是小說、駢體文還是詩歌、詩序，都不僅完全用漢語進行創作，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接受了中國文學的思想感情和表現內容。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古代并沒有現在大眾所認識的“文學”概念，文學與思想、哲學、歷史著作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文化思想往往與文學作品合為一體?！对娊洝肥侵袊钤绲脑姼杩偧?，也是儒家“樂而不淫，哀而不衰”的思想經典；《史記》是歷史著作，同時也可列為中國最杰出的文學作品之一。那么，作為步中國文學后塵而產生的日本漢文學，就不可能不同時受到文學政治性內容的影響。日本現存的第一首漢詩為大友皇子(648-672)所作的《侍宴》：“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地。三才并泰昌，萬國表臣義?！边@首詩是日本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751)的開卷之作，在詩意和用語上模仿六朝陳后主的《入隋侍宴應詔》，表達了對天皇德才兼備的贊頌以及國家昌盛、萬國來朝的期待，是一首由貴族階層表現宮廷政治生活的詩作。所以，如果說“脫政治性”可以適用于對“和文學”的概括，那么顯然它并不適用于“日本漢文學”。文學的形式不僅僅是由內容決定并為內容服務的，它也可以反過來規定自己要表現的內容，如果將日本漢文學看成特定的文學形式，那么更適合它表現的內容恰恰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日本漢文學這種與政治的緊密關聯又來自于作為文化“他者”的異域。

當然，日本漢文學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們“是古代日本文學以東傳本土的中國文學作為‘變異’對象而獲得的文學成果?！?4)嚴紹璗、王曉平.中國文學在日本[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第43頁。隨著日本漢文學創作的發展，雖然中國文學的形式沒有改變，但內容卻慢慢轉向更多地表現日本的風土、日本人的生活和情感等方面，但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到明治時期，日本漢詩中甚至出現了鼓吹侵華、美化殺戮的作品，這種強盜行徑是對漢詩創作初衷的無恥踐踏；漢文學的日本人作者沒有變，但是從早期的王公貴族轉向僧侶階層、一般的儒者乃至于平民，“日本漢文學”逐漸“變異”為“日本的漢文學”。

日本漢文學中成就最大、最有影響的是日本漢詩。它是日本人借用中國格律詩的形式、用漢語進行創作的詩歌，是中國詩歌影響并傳播到海外的最大一脈分支，從誕生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后逐漸衰微，歷經千年有余并在其發展歷程中不斷演替，產生了難以計數的漢詩作品，是古代日本文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逗蜐h朗詠集》收錄漢詩數量居于其他文體之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漢詩創作的盛況。

《和漢朗詠集》中收錄中國詩文摘句、日本漢詩文摘句、日本和歌共804句、聯、首，其中日本漢詩文有354句、聯，是《和漢朗詠集》中數量最多的一大類，除了101句從詩序、賦等日本人所作的漢文作品中摘錄的文句，其余253聯均為從日本漢詩中摘錄的七言詩句，也就是說，漢詩占到《和漢朗詠集》中漢詩文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僅如此，日本漢詩也是《和漢朗詠集》所有文體中收錄數量最多的一類，其余如中國的詩、文總數為234聯、句，和歌總數為216首。這些日本漢詩詩句分布于《和漢朗詠集》全集：在由“春夏秋冬”四大類構成的上卷中，“春”中除了“春夜”和“子日”2類，其余各類均收錄漢詩，共43聯，“夏”中除“晚夏”“郭公”2類，其余各類共收錄14 聯，“秋”中除了“槿”類，共收錄50聯漢詩，“冬”中收錄19聯漢詩；《和漢朗詠集》的下卷不分大類，直接由48個小類構成，除“曉”“丞相(附執政)”“刺史”3類外，其余各類都收錄了數量不等的日本漢詩，共127聯。(5)川口久雄、志田延義校注.和漢朗詠集梁塵秘抄[M]. 東京：巖波書店，1965。日本漢詩從數量上壓倒其他文體，表明了當時漢詩創作的盛況以及編纂者的文學態度。

從題材上來說，這些日本漢詩詩句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表現自然景物及由此生發的個人感受，如無名氏的“空夜窗閑螢度后，深更軒白月明初”(上卷·夏·夏夜)，源英明的“池冷水無三伏夏，松高風有一聲秋”(上卷·夏·納涼)，慶滋保胤的“蘭苑自漸為俗骨，槿籬不信有長生”(上卷·秋·九日(附菊))等。二是描寫日本人的生活和生產場景，如后中書王的“紈扇拋來青黛露，羅帷卷卻翠屏明”(下卷·山)，都良香的“守家一犬迎人吠，放野群牛引犢休”(下卷·田家)，菅原道真的“人如鳥路穿云出，地是龍門趁水登”(下卷·山寺)等。三是中國傳統詩歌題材梅柳等以及中國的人物、典故等，如菅原道真的“落梅曲舊唇吹雪，折柳聲新手掬煙”(下卷·管弦(附樂舞))，源順的“楊貴妃歸唐帝思，李夫人去漢皇情”(上卷·秋·八月十五夜(附月))，大江朝綱的“胡角一聲霜后夢，漢宮萬里月前腸”(下卷·王昭君)等。這些詩句幾乎涵蓋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所理解的中國的方方面面。

《和漢朗詠集》中漢詩作者涉及面也比較廣泛。出自平安時代兩大漢學世家“菅原家”和“大江家”的菅原文時、菅原道真、大江朝綱、大江匡衡等著名漢詩人入選的詩句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小野篁、藤原篤茂、紀長谷雄、都良香、源英明等著名漢詩人也有較多詩句入選，還有村上御制、后中書王等寂寂無名之輩以及無名氏的作品，這與早期漢詩作品如《懷風藻》的作者均為皇族成員及朝廷大臣有很大的不同，編者在注重選擇名家名作的同時也看重作品本身的情文并茂、膾炙人口?！逗蜐h朗詠集》所選中國詩歌均為唐詩，共195聯，其中白居易的有135聯，其余為元稹、王維、許渾、章孝標、杜荀鶴、溫庭筠、劉禹錫、鄭師冉、傅溫、李嘉祐等人的詩句，他們在中國詩壇的地位及生活的年代相差甚遠，但在《和漢朗詠集》中卻沒有先后之分，這與編者選擇漢詩作者的思路一樣。

二、《和漢朗詠集》中“詩”與“歌”之間的日本漢詩

如上所述，《和漢朗詠集》由中國詩文、日本漢詩文(主要是日本漢詩)以及和歌三大部分組成。日本漢詩兼顧“詩”(中國詩歌)與“歌”(和歌)的部分特征，成為《和漢朗詠集》中一個特別的部分。從形式上來說，日本漢詩跟中國詩歌相同，用漢字創作并且嚴格遵循中國詩歌的平仄韻律，看上去和讀出來都與中國詩歌無異。當讀到“著野展敷紅錦繡，當天游織碧羅綾”“林中花錦時開落，天外游絲或有無”“笙歌夜月家家思，詩酒春風處處情”“煙霞遠近應同戶，桃李深淺似勸杯”這些吟詠春生春萌、春花春榮、春景春情的漢語詩句時，你能想象得出，它們是出自于一千多年前的日本人之手嗎？因此從作者來源上來說，它們又跟和歌的作者一樣，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日本本土的自然環境、文化傳統帶來的思維方式、情感及生活方式等“集體無意識”會逐漸地、不可避免地滲透其中。這樣，日本漢詩就在《和漢朗詠集》中充當了“居中者”的角色，它是中國詩歌與和歌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同時，《和漢朗詠集》不同于以文體和時代順序進行編排的文學作品選集，而是根據所選詩歌的題材及所表現的內容進行分類編排，因此多種文體尤其是唐詩與和歌之間題材、詩意的相通而不相同也依靠漢詩進行“溝通”。

首先，《和漢朗詠集》的每一類都選編了漢語與日語兩種語言的文學作品，而且一般的編排順序是中國詩文開頭、日本漢詩文接續、和歌收尾，詩文中一般是文在先、詩在后。只有少數類別中沒有中國詩文或日本漢詩文，但一定有兩種語言的作品，或者是中國詩文加和歌，或者是日本漢詩文加和歌，漢語文學作品(無論其作者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及和歌都不單獨編為一類，即日本漢詩在直觀的編排位置上居于中國詩文與和歌的中間。如“上卷·夏·螢”收錄作品的編排順序是：唐詩為元稹的“螢火亂飛秋已近，辰星早沒夜初長”，許渾的“蒹葭水暗瑩知夜，楊柳風高雁送秋”；日本漢詩文為紀長谷雄的“明明仍在，誰追月光于屋上；皓皓不消，豈積雪片于床頭”，橘直干的“山經卷里疑過岫，海賦篇中絲宿流”；和歌兩首作者不詳，歌意分別為“草叢深處似燈亮，風中不滅是螢光”“欲避人目終不成，螢蟲露出身上光”(6)宋再新.和漢朗詠集文化論[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第118頁。。又如“上卷·秋·霧”的編排順序是：唐詩為白居易的“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日本漢詩為源英明的“露滴蘭叢寒玉白，風銜松葉雅琴清”，和歌為大伴家持的“雄鹿晨出秋日野，胡枝子結玉露珠”(7)宋再新.和漢朗詠集文化論[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第133頁。。不按作者和時代順序、而是按照不同的文體和語言對所選作品進行編排，使作品選集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既體現出編者具有自己的文學批評意識，也是當時中國詩文、日本詩文、和歌三者地位的真實寫照。

其次，在詩歌意象的表達方面，《和漢朗詠集》中的漢詩也起到了連接唐詩和和歌的作用?！逗蜐h朗詠集》的每一類無論是哪種文體，都在同一題材之下，表達相同或相近的詩意。如下卷的“猿”類收錄8句、聯、首，分別是唐代謝觀的“瑤臺霜滿，一聲之玄鶴唳天；巴峽春秋，五夜之哀猿叫天”，白居易的“江從巴峽初成字，猿過巫陽始斷腸”和“三聲猿后垂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日本大江朝綱的“胡雁一聲，秋破商客之夢；巴猿三叫，曉沾行人之裳”，紀長谷雄的“人煙一穗秋村僻，猿叫三聲曉峽深”，大江朝綱的“曉峽蘿深猿一叫，暮林花落鳥先啼”和“谷靜才聞山鳥語，梯危斜踏峽猿聲”；日本河時躬恒的和歌“山峽猿鳴勿悲戚，今為吉日迎法皇”(8)宋再新.和漢朗詠集文化論[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第147-148頁。。唐代文人有漫游的風尚，山水風光優美、名勝古跡眾多的巴蜀和長江中下游吸引著眾多文人前往，同時唐代被貶官員也常常去往長江下游一帶，他們觸景生情，以詩歌表達自己的心境。由于長江三峽的氣候條件比較適宜猿猴等靈長類動物的生存，“猿啼”就常常出現在他們的詩歌中，象征一種凄愴悲涼的情感，并且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意象。但是“猿啼”的意象也會景因情變，心情暢快時聽到的猿啼能夠轉化為一種與自然相通的和鳴；有時也可以反其意而用之，表達詩人曠達的胸懷?！逗蜐h朗詠集》“猿”類所選作品中“猿啼”和“山峽”貫穿始終，但日本并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和地理環境，文學傳統中也沒有這一意象表達，因此漢詩中關于“猿啼”的描寫很明顯是受到了中國文學作品的影響。編纂者用紀長谷雄和大江朝綱的漢詩詩句承接唐詩題材，并且順勢引出了下面和歌中“猿啼”的不同詩意，猿鳴被看成吉祥的象征，但“山峽猿鳴勿悲戚”恰恰證明了“猿鳴悲戚”這一意象就是來源于中國文學，并且借由日本漢詩的表達轉換了意象。

唐詩與和歌的差異，實際上是“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在《和漢朗詠集》中通過日本漢詩連接起來，成為一種不一樣的自我表達。正如有學者所說：“‘他者’的存在一方面構成了與‘本土’的差異性，另一方面，它也成為‘本土’的參照，并和‘本土’形成互文的關系?！?9)劉俊.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尋——美國華文文學的一種解讀[J].南京大學學報，2003(5)，第102-110頁。日本既要向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學習，又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不迷失自我，那么像《和漢朗詠集》這樣將異域文學與本土文學并列編排、將本民族人用異民族文學形式創作的文學作品鑲嵌其中起連接作用，就不失為一種文化策略，即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背后存在著交鋒與競爭，這實際上是當時日本政治、社會、文化狀況的一個縮影，是日本漢詩使“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對話成為可能。

應當指出的是，日本漢詩與中國詩歌的“相異”，有時候要大于它們之間的“相似”。如昭君出塞的故事于公元8世紀由遣唐使傳到日本后，成為日本漢詩與和歌中經常表現的內容，《和漢朗詠集》“下卷·王昭君”就收錄了唐詩和日本漢詩共8聯，但是王昭君的形象卻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王昭君的形象既哀怨、孤寂，又富有反抗精神、忠君愛國，詩人們常常借懷古、詠史來抒發自己內心的不遇之怨，表達自己對人生的、政治的見解，或者譴責社會的不公?！逗蜐h朗詠集》“下卷·王昭君”收錄白居易的“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卻似畫圖中”1聯，紀長谷雄的“身化早為胡朽骨，家留空作漢荒門”1聯；大江朝綱的七言律詩《詠王昭君》1首：“翠黛紅顏錦繡妝，泣尋沙塞出家鄉。邊風吹斷愁心緒，隴水流添夜淚行。胡角一聲霜后夢，漢宮萬里月前腸。昭君若贈黃金賂，定是終身奉帝王?！?10)大江朝綱的七律《詠王昭君》在日本諸多詠昭君的漢詩中傳唱度最高，被《和漢朗詠集》整首收錄，但由于《和漢朗詠集》中漢詩均以摘句方式呈現，故被拆分為4聯。此外還有源英明的“身埋胡塞千重雪，眼盡巴山一點云”“數行暗淚孤云外，一點愁眉落月邊”2聯。這些詩句寫盡了王昭君的愁苦和凄涼，但更多地是表現昭君出塞不能侍奉君王的個人悲劇，缺少中國詩歌那樣豐富的政治歷史內涵，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這一中國題材的詩歌涉及歷史事實以及中國的人物、地名等多個知識點，對處于異地異時尤其是異文化中的日本人來說，會存在理解上的難點；另一方面這也許正是日本人力圖擺脫中國文化語境的限制，是“自我”文化意識的體現。

三、日本漢詩：“他者”驅動下的“自我建構”

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以及長期農耕生活的習慣等方面的原因，使日本人非常重視“內”與“外”的區別，大到國際交往、社會生活，小到日常生活，日本人的內外意識滲透到各個領域。他們在需要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又擔心“他者”的闖入會破壞其內部統一體的平衡，所以希望以“自我”進行與“他者”的抗衡，這種文化心理也投射到了文學中，“日本人對于外來的中國漢詩并非只是被動的接受，而是在創作實踐中努力探索一條使漢詩本土化的路徑?！?11)祁曉明.日本漢詩本土化的探索——江戶漢詩在理論及實踐層面對和歌、俳句的借鑒[J].山東大學學報，2012(4)，第138-142頁?！逗蜐h朗詠集》中收錄的日本漢詩可以說就是一個例證。

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必須借助文字這個工具才能夠由低向高、由簡單到復雜地演進并流傳下去，而漢字就在日本文化和文學的發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日本漢詩是日本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直接產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使用外來文字進行外來文學形式的創作。眾所周知，《古事記》(712)和《日本書紀》(720)是日本最早的史書，兩部著作都以漢字和漢語詞匯為記載工具，其中的某些部分看起來非常類似于中國的《左傳》和《史記》。兩部史書收錄了大量神話、歌謠等民間口傳文學作品，“《古事記》既是歷史書，在文學性上也是極其杰出的?！?12)梅原猛.諸神流竄——論日本《古事記》[M].卞立強等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第141頁?？趥鞯奈膶W作品用漢字這個工具記錄下來，成為日本最早的書面文學作品，被稱為“記紀神話”“記紀歌謠”。這種借用他民族的文字記錄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方法，到日本第一部書面文學作品集《懷風藻》(751)產生時，演化為完全用中國詩歌形式進行創作的“日本漢詩”，其中收錄的作品跟中國南北朝時期的詩歌創作風格非常類似。到其后誕生的日本第一部和歌總集《萬葉集》(759)時，漢字又變化成為僅僅是標注日語讀音的符號，即寫的是漢字，讀出來卻是日語，日本因此產生了本土最古老的文字“萬葉假名”?？梢?，日本借用漢字表達自己的語言，經歷了一個由音、義全盤借用到只借用其音的過程，漢字對日本文學從口傳到書面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度f葉集》的誕生，標志著日本民族文學的產生，是日本文學發展的新的里程碑，也就是在從“漢文學”到“和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日本自我文學主體意識開始萌發并逐漸增強，但是無論如何，包括《和漢朗詠集》中日本漢詩在內的漢文學作品都是古代日本文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為“日本漢詩之所以屬于日本傳統文學而非中國域外文學，就在于它在‘漢’這一外在形式下保留了一定的民族性，從而展現出自身獨有的特色?！?13)尚永亮等.日本漢詩對王維詩之空寂、幽玄美的受容——兼談“漢詩日本化”的形成過程[J].江西社會科學，2009(8)，第130-134頁。有些日本學者撰寫的日本文學史將漢詩排除在外，是對日本文學史事實的無視。(14)如古橋信孝的《日本文學史》(徐鳳、付秀梅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以不同文體的發展歷史構成全書，但在“詩歌史”一章中未提及日本漢詩。

日本漢詩創作曾經繁榮空前，長期占據著日本“雅文化”的地位，是貴族階層文化教養的標志，在日本文化和文學史上承擔了重要的使命；漢詩的繁榮以及它在日本列島的傳播，也成為和文學發展的極有價值的營養。然而《和漢朗詠集》誕生的平安時代晚期，日本已經停止遣唐使的派遣，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消化和改造。隨著社會的穩定和國力的提升，日本民族文學主體意識日益增強，漢詩文一統天下的局面開始打破，和歌、物語等民族文學形態的文學創作逐漸興起并得到廣泛重視，“敕撰”文學從漢詩轉向和歌，如敕撰《古今和歌集》(905)已經先于《和漢朗詠集》而誕生。日本文學如何通過文學的變異從中國這一“他者”的文化中擺脫出來，盡快建立自己民族文學的新體系，成為當時的貴族知識分子思考并實踐的問題。唐詩無與倫比的藝術高度、至高無上的文學地位，使《和漢朗詠集》中的日本漢詩與其一方面趨近，一方面趨遠，正是日本知識階層矛盾的文化心理的反映。其實，不僅是《和漢朗詠集》，像《源氏物語》(約1001-1008)這樣取得了輝煌的文學成就的作品，這種建構自我文化的迫切心情同樣明顯。嚴紹璗先生曾經指出：有的學者把紫式部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化用中國文化(詩、文及其他)稱為“時代使然”，他們認為紫式部是生活在一個漢文化隆盛的時代，所以她是不得不這樣做……也有的學者甚至反對強調重視《源氏物語》中的漢文化因素，認為那不過是一種文字游戲，這種利用最多也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這些學者，或許他們是不愿意見到這部作為日本古代文學最高代表的作品中存在著中國文化的投影，我們從中也多少能體味到他們對紫式部與《源氏物語》的過分喜愛之心而感到苦澀。(15)嚴紹璗.日本古代文學發生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第246-247頁。

民族文學樣式的《源氏物語》與“文化混雜”的《和漢朗詠集》是同時代的作品，如果說中國文學因素在《源氏物語》中是“化用”等隱性的存在，那么在《和漢朗詠集》中則是顯性的存在——直接選取唐詩和日本漢詩作為文選的一部分。而要論及“顯性”的和漢并列，早于《和漢朗詠集》成書的《句題和歌》(894，大江千里編纂)也較為典型，它實際上也由中日兩國作者共同完成：以唐詩詩句為詩題，題下配以意思相同的和歌，即以和歌來表現唐詩的詩意。這部作品選集確實是日本文學史上用“他者”來建構“自我”的嘗試，只是“句題和歌”已經成為一種獨特的文體，與《和漢朗詠集》將中國詩歌、日本漢詩、和歌多種文體并列編排并以日本漢詩為“中介者”的思路完全不同。

結 語

雖然文學的發展充滿了復雜的因素，日本民族文學形態的和歌、物語、草子等最終取得了比漢文學更受世界文學認可的成就，但是日本漢詩從初期的演繹中國詩文、典故到后來可以從和歌等本土文學傳統中獲取創作靈感并加以表現，是它的發展走過的合乎規律的歷程。在“他者”的驅動下，日本漢詩完成了它連接兩種文化的“自我建構”，如石川忠久所說，“我想是因為日本人費盡心血努力學習，才使它成為自己的東西。日本漢詩形式是中國的詩，而其中的內容說明它是日本文學?！?16)石川忠久.漢詩的講義[M].東京：大修館書店，2002，第217頁?！逗蜐h朗詠集》中的日本漢詩，體現了在強大的外來文化語境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主體意識的重要意義，為弱勢的本土文化能夠在強勢的外來文化面前仍然具有一定的主動性提供了參考；同時力圖將外來文學與民族文學融通，模糊了“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也使日本文學得以站在更高的層面上與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文學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