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游記》研究的奠基禮
——紀念1982年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40周年

竺洪波

(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在當代《西游記》研究歷程中，1982年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具有醒目的標志性意義。它承上——這一年，正是《西游記》作者吳承恩逝世400周年，也是《西游記》百回本(世德堂本)正式面世近400年，自然也是以陳元之《序》為標志開啟的《西游記》研究400年；啟下——由1982年至今，40年來，各種成果精彩紛呈。本次研討會堪稱當代《西游記》學術研究的奠基禮，值得紀念。

1982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現江蘇省作家協會)、《江海學刊》編輯部，以及淮安市和連云港市人民政府等單位聯合發起的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在淮安和連云港兩地隆重召開。共有22個省、市、自治區的95家單位約150位專家、學者與會，會議收到學術論文68篇。李希凡、黃裳、陳新、杜維沫、蔡毅、何滿子、蕭兵、劉毓忱、陳毓羆、蘇興、吳志達、王永生、鄭云波、朱彤、胡光舟、吳圣昔、胡小偉、王麗娜、彭海、高明閣、劉烈茂、李時人、蕭相愷、歐陽健、李洪甫、孟繁仁、彭海等學者作主題發言。中華書局、上海古籍、江蘇古籍、中州古籍、春風文藝、天津百花等出版社派代表出席，專業古籍出版社幾乎悉數到場。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西游記》學術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高級別盛會。(1)關于會議概況與代表發言內容，請參考《〈西游記〉首屆學術討論會簡介》(《江海學刊》1983年第1期)、《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發言摘編》(《淮陰師專學報》1982年第4期)，以及由連云港社科聯《研究》雜志編輯的“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專輯”(1980年11月10日)?！缎掠^察》《新華日報》《江海學刊》等主流媒體和學術期刊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報道。(2)參見高空蔚《吳承恩的身后種種——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側記》，《新觀察》1982年第23期；張涇德《溯源尋跡探“西游”——〈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側記》，《新華日報》1982年10月20日。

結合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學術勃興的歷史背景，可以看出會議具有“破冰”意義，在研討《西游記》思想與藝術方面取得了開創性、突破性成果。站在當下《西游記》研究的高度與深度，回看當代《西游記》學術史，我們不難認識到一個事實：正是這次會議吹響了《西游記》研究振興的號角。在此后的40年間，《西游記》研究不知不覺已經蔚為大觀，成為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一塊生機勃勃、醒目耀眼的園地。其中，以蘇興、劉懷玉、蔡鐵鷹等人為代表的吳承恩研究，以陳新、吳圣昔、劉蔭柏、曹炳建為代表的版本研究，以張錦池、胡小偉、李時人、蔡鐵鷹、張同勝為代表的成書史研究，以蕭兵、楊義為代表的神話和人類學研究，以朱一玄、劉蔭柏為代表的文獻研究，以竺洪波為代表的學術史研究，以胡勝為代表的“西游戲”戲曲研究，以王毅為代表的《西游記》語言學研究，等等，在學界都產生了較大影響；涌現了一大批為學界稱許的高水平、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如《四百年〈西游記〉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西游記〉的誕生》(中華書局，2007年)、《20世紀〈西游記〉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西游記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10年)、《〈西游記〉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西游記〉整理校注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情關西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吳承恩與〈西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西游記〉成書的田野考察報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西游說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等等。它們大多由國家級、省部級社科基金立項資助(包括重大、重點項目)，有的還被國家社科基金當代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立項走向世界。此外，還有若干吳承恩年譜、傳記、詩文集(箋校)出版，對于推動《西游記》的研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更有意義的是，當下《西游記》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論題，也大都與本次會議有關，有些甚至是直接由會議提出與引發。一次盛會，猶如在沃土里播下良種，不斷開枝散葉，結出豐碩的學術成果，其深遠、持久的影響，值得我們總結和檢討。

一、全國性《西游記》學會的籌備與建立

眾所周知，經國家民政部批準的全國性學術組織“《西游記》文化研究會”(國家一級學會)成立于2008年，由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管理、指導，但其發軔與漫長的醞釀、籌備工作卻可以追溯到本次會議。

鑒于當時的《西游記》研究在學科形態上處于稚嫩狀態，無法與“顯學”《紅樓夢》研究比肩，相較《三國》《水滸》等同類研究亦較為遜色，總體呈現相對后進的態勢，當時與會的許多代表倡導成立全國性《西游記》學術機構，用以“舉旗定向”，組織、協調、推進《西游記》研究。這一倡議得到本次會議的高度肯定，與會代表紛紛響應，提出了一系列初步構想。這些建議主要有：(1)在國內外設立經常性的學會組織，聯絡各地學者開展學術交流。(2)在條件具備的大學建立研究室、教研室，開設選修課，培養《西游記》研究的后備人才。(3)不間斷舉辦《西游記》學術研討會，展示陣勢，擴大影響。

這些建議都得到很好的落實。會后各種規模的地方性學術組織相繼出現，并舉辦了多次全國性學術活動，其中有影響的有：1986年浙江普陀山會議、1988年新疆烏魯木齊會議、2001年江蘇淮安會議、2002年河南開封會議、2006年江蘇連云港會議、2007年江蘇盱眙會議，以及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淮陰師范學院、淮海工學院(今江蘇海洋大學)等高校舉辦的各類專項學術交流活動。另外，以上高校先后開設“《西游記》研究”相關課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高等院校專用教材《西游學十二講》(竺洪波，2018)、“十二五”職業教育國家規劃教材《〈西游記〉導讀》(蔡鐵鷹，2019)?！丁次饔斡洝档那笆澜裆?新華出版社，2008年12月，蔡鐵鷹)獲得教育部第六屆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2010年央視科教頻道《子午書簡》節目曾予以專題介紹?；搓帋煼秾W院蔡鐵鷹教授視頻課程“《西游記》的歷史文化解讀”被教育部評定為國家級精品視頻課程，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愛課程”網上線。

成立全國性學會的倡議一經提出，應者甚眾，但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雖然遭遇坎坷，學者們熱情從未稍減，孜孜矻矻、一如既往致力于學會的籌建?！段饔斡洝穼W術會議與學者活動(聚會)也不間斷舉行，而這些會議和活動都會有一個中心論題：籌建全國性《西游記》學會。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而又靈活的籌備機構。所謂“固定”，是指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民族文學院所、中國藝術研究院、江蘇省社科院等學術機構支持，形成了淮安、連云港兩個重要基地，淮陰師范學院與淮海工學院(今江蘇海洋大學)專門下撥經費支持《西游記》學術活動，中國社會科學院刊物《文學遺產》《民族文學研究》和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雜志予以學術引領、指導。所謂“靈活”，是指這個籌備機構處在不斷變化之中，通常每一次學術活動之后就會有新人和青年才俊加入。有資料顯示，先后參與籌備組活動的有中國社科院胡小偉和湯曉青、中國藝術研究院劉蔭柏、江蘇省社科院蕭相愷和王學均、南京大學苗懷明、河南大學曹炳建、淮海工學院張銳戟和徐習軍、淮陰師范學院蔡鐵鷹、華東師范大學竺洪波、遼寧大學胡勝、江蘇特殊教育學院楊俊等人。其時的《西游記》學術活動通常以“《西游記》論壇”名義舉辦，掛靠淮海工學院出版會刊《西游記文化論壇》(內部印行)。即使在2008年全國性學會成立以后，“《西游記》論壇”也依然被一些學術機構和學術會議沿用，足見其深遠、持久的影響力。

教師：“同學們發現，面對同一個生活實際問題，我們找出了6種分配方案，并且答案不盡相同。請同學們辯論：如果你是甲，你會接受哪種方案？為什么？如果你是丙呢？”以此讓學生形成綜合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008年，經國家民政部批準，全國性一級學會“西游記文化研究會”終于成立。原《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編輯丁振海任會長，原國家圖書館館長詹福瑞、浙江師范大學校長梅新林、南開大學副校長陳洪、《文藝研究》主編方寧、《文學遺產》編輯部副主任竺青、著名表演藝術家六小齡童等任副會長。原籌備組的蔡鐵鷹、竺洪波進入學會領導機構，雙雙出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后來學會成立“吳承恩專業委員會”，蔡鐵鷹擔任主任，竺洪波、徐習軍擔任副主任；成立“《西游記》學術中心”，竺洪波擔任副秘書長。學會于2017年籌備出版會刊《西游記文化研究》，由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承辦，以不定期的形式陸續出版；會刊中“學之重典”欄目系統介紹受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全國高校古委會和各類省部級基金立項資助的《西游記》研究項目，在學界反響極好。

總而言之，學會成立以后，在領導《西游記》研究尤其在集聚研究力量、組織學術活動、出版學術著作、培養學界新人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十余年來《西游記》學界出現的新氣象令人振奮。學會的成立離不開諸多學者為籌建學會長達20余年的艱辛努力，1982年首屆全國《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則無疑是先路之導。

二、《西游記》資料的整理與匯編

1982年會議召開之時，與會學者有一個共同的困惑：《西游記》研究資料匱乏，嚴重抑制了學術研究的深入。其時正值思想解放初期，學界還存有極“左”思潮的影響，但學者們敏銳地感到，隨著《西游記》研究的全面展開，編纂《西游記》資料匯編已顯得十分迫切?！段饔斡洝费芯慨攧罩笔谴蚱平麉^，開拓創新。他們提出，對數百年來豐富但散落各處的《西游記》研究資料，“不要主觀地加以否定，應該是有這方面的資料都應選擇，資料越全越好，只要是有關《西游記》方面的資料，我們都要全面地編上”。會議呼吁，有條件的學者首先考慮介入這項基礎性工作，為后來者的研究提供基本參考；關于編纂的方法，會議認為在第一階段可以現有之《紅樓夢》《水滸傳》的資料匯編為參照。

自會議提出編纂動議，翌年即有朱一玄、劉毓忱主編的《〈西游記〉資料匯編》(中州書畫社，1983年。以下簡稱朱編)快速出版。后來又有劉蔭柏《西游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以下簡稱劉編)和劉修業、劉懷玉整理校點的《吳承恩詩文集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相繼出版。上述諸書資料翔實，功能齊備、實用，立時成為《西游記》研究者的必備書目，被引用的次數難以統計，其推助學林，嘉惠學人，功莫大焉。

南開大學朱一玄先生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熟稔中國小說、戲曲資料，尤其對版本和序跋資料的積累異常富贍，此前已與劉毓忱合作編成皇皇巨著《三國演義資料匯編》(正式出版稍晚，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具有編纂小說資料的豐富經驗，故能捷足先登，最早推出《〈西游記〉資料匯編》。朱編約30萬字，分列本事編、作者編、版本編、評論編、影響編五部分，體例與《〈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全同，基本囊括《西游記》研究的主要方面。除影響編細分“對社會的影響”“對小說的影響”“對戲曲的影響”外，基本不分細目，資料主題相對集中。讀者查閱、引錄十分方便。特別是收錄版本序跋最全，是其一大亮色。僅劉一明《西游原旨》的序跋，即達12篇之多。

劉編《西游記研究資料》，約53萬字，篇幅較朱編有明顯放大。全書分列作者生平、本事衍變及影響、版本和序跋評點、評論四大部分。體例上出現新特點：1.設置大綱細目。2.列入若干當代學者的論文。3.附錄《西游記》研究論文索引。關于是否設置細目(二級欄目)，優劣互見。某一問題的資料，如果性質、內容確切，當然在細目中尋找方便；但如果讀者所知朦朧，所屬邊界不清，還不如在某一大編中一路查閱比較有效。朱編采取大類統編，劉編后出，意欲與朱編有所區別，其探索之意是值得肯定的。編纂古典文學資料一般不收當代學者的論文。劉編別出心裁，編入了一組當代《西游記》研究論文，如劉修業《吳承恩著述考》、趙景深《談〈西游記平話〉殘文》、季羨林《羅摩衍那初探》、劉懷玉《吳承恩墓地調查散記》、陳新《重評朱鼎臣〈西游釋厄傳〉的地位和價值》、鄧平《失而復得倍覺親——〈李卓吾評本西游記〉簡介》等。這些論文或因包含大量、罕見、新發現的基礎資料，或因所涉問題結論明確有廣泛認同，而被收入，作為《西游記》研究的重要文獻被廣泛使用。劉編附錄“《西游記》研究論文索引”，梳理、串聯、呈現了以往《西游記》研究的線索，極具文獻價值。

遺憾的是，由于當時《西游記》研究規模尚小，上述兩部資料的印數都很有限，如劉著只有2 500冊，現在，在一些大中型圖書館也難覓蹤跡。

近20多年來，《西游記》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出現了許多新命題、新結論，關于《西游記》的新文獻、新史料——包括地上地下、本土域外、文字實物等多種形態——也源源不斷涌現，研究隊伍空前壯大，研究水平和學術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既有之資料集已不足以滿足不斷發展的研究需要。于是，編纂新的、更大規模的《西游記》資料集便成為水到渠成的事。蔡鐵鷹主編《西游記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10年。以下簡稱蔡編《匯編》)應運而生。

蔡鐵鷹先生系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在《西游記》成書研究、《西游記》文化研究和吳承恩研究方面都有顯著成績。與之前的資料集相比較，蔡編《匯編》不僅規模宏大，資料搜羅齊備，在體例上也多有創新，考訂精審，取舍有度，同時編者在匯編文獻、總攬成果的基礎上，還注意貫穿學術史意識，體現著一種梳理學科進程、總結治學經驗、提升學術品格、引領研究新潮的學術取向和擔當精神。無疑，此書是《西游記》學術史上資料編纂的集大成之作。

《匯編》分上、下兩冊，計近80萬字，其規模比諸劉編(約53萬字)有較大增幅，比諸朱編(30萬字)則擴大一倍以上，在同列中華書局“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叢書的幾部小說名著的資料集中，其規模也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超過了資料最為富贍的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對于“史料”的界定，編者持開放、寬泛之理念，“涉及(與《西游記》相關之)歷史、社會、宗教、文化等相當多的方面，所以擷取其相關研究資料的面也相當地寬”(《西游記資料匯編·編寫說明》)。(3)關于小說史料的通行觀念，參見程毅中《古代小說史料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研究小說史，還需要參考(作品以外的)其他書，包括作家傳記、作品的目錄、版本和考證、評論、編輯等各方面的資料。有些古代小說的書已經丟失，但是還有一些旁證材料，這也是小說史料?！睆默F有規?？?，雖然還難說已將《西游記》的研究資料“一網打盡”，但就其基本、主要和有價值的文獻而論，已經是很少遺漏了。與以往《西游記》資料集比較，《匯編》具有如下的特色：

其一，廣泛收錄新發現的《西游記》資料。20世紀80年代出現過一波發掘吳承恩文物的高潮(下文有另述)，90年代以后全國各地多有關于取經本事和《西游記》演化的文獻發現。這些新史料有的已被既有的資料集吸收，有的則因發現于后亟須推介。所以，對于諸如在敦煌發現的西夏唐僧取經壁畫、在山西發現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在福建發現的元代齊天大圣民間祭祀神位、在日本發現的元代《唐僧取經圖冊》、在廣州發現的清代《西游記》評點本《金丹大道》批語等珍貴新史料，《匯編》收錄不遺余力、不吝篇幅，力求囊括無余，編者不僅移錄原文，而且特以編者按、附錄等形式介紹其發現的背景、經過和意義，其中僅《禮節傳簿》的相關文字即近2萬字。許多學者使用蔡編后稱贊：豐富的新史料不失為《匯編》首要的價值體現。

其二，編纂體例創新，取舍有度、排列有序?！秴R編》對單元設置作了重新組合，分為本事、源流、版本序跋、作者、批評與影響5編。雖然基本上采納了傳統歸類方法，但鑒于所有資料在性質和形態上的復雜性，編者采用了多層次綱目體例。比如，“源流”一編分為“原生的取經故事”“佛經、變文與取經故事”“筆記、傳奇、話本與取經故事”“戲劇、寶卷、平話與取經故事”“取經故事圖片資料”5目，“批評與影響”一編分為文評、續書、戲曲、近人考論4目。各目內再根據資料的具體分布細設子目。比如，“筆記、傳奇、話本與取經故事”一欄又細分為本土猿猴、佛教猿猴、豬八戒、江流兒等11個子目。作為一個龐大的《西游記》資料庫，蔡編結構合理，層次清晰，各類資料有序排列，一目了然。

其三，貫穿學術史意識，引領學術新潮?！秴R編》表面看只是資料結纂、史料集成，其實隱含著一根紅線，那就是回眸歷史，緊貼現狀，最終取向是展望未來，引領學術新潮。編者蔡鐵鷹在《西游記》研究方面多年深耕，在成書、作者諸多方面的研究都走在學科前沿，在研究中對各類資料多有使用、辨析，十分熟稔，領悟深刻，所以引領學術新潮的意識就更為強烈。這在“近人考論”部分選錄今人論著方面表現最為顯著。雖然篇目不多，但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入選作者多是新時期以來卓有建樹而目前仍然活躍在《西游記》論壇的中堅學者，入選論著則分別在作者研究、成書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和學術史研究中引發爭論，或者在學界發生過巨大的影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蔡編作為考訂注釋的“編者按”。在已有的三部《西游記》資料集中，蔡編《匯編》的“編者按”的篇數最多，篇幅最大，內容最廣，在重要的資料欄目里幾乎都有編者精心撰述的“編者按”，儼然構成了體例上的基本要素和有機部分。它們或辨析資料的真偽，或闡釋資料的價值，或分析資料與《西游記》及《西游記》研究的關系；對于最近二三十年來發現的新史料，則對其發現(包括勘察、鑒別、發布等)經過、背景、影響和意義作了詳細介紹，從而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起到有益的引導作用。

三、加強新出土文物與吳承恩研究

1982年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的緣起是紀念明代偉大文學家、《西游記》作者吳承恩逝世400周年。所以，舉辦地會議選在吳承恩故鄉淮安及與吳承恩關系密切、有豐富《西游記》傳說的古海洲即今連云港，會議主辦方亦打破常規，于開幕前夕組織全體代表去憑吊吳承恩墓，瞻仰吳承恩故居——射陽簃。

吳承恩紀念館的建立源于新出土的吳承恩文物。吳承恩墓和吳承恩頭骨是20世紀后期《西游記》研究的重大發現。根據劉懷玉《吳承恩墓地調查散記》[1]和張建軍《吳承恩的面貌復原》[2]兩文介紹：1975年1月在淮安縣(現淮安市淮安區)城南二堡大隊(現為二堡村)出土了吳承恩為其父吳菊翁所作的《先府賓墓志銘》，和寫有“荊府紀善”四個字的半截棺材頭擋板(現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引起極大關注。1981年8月，在江蘇省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的指示下，淮安縣人民政府組織人員，根據這些線索對吳承恩墓地進行了調查。(4)吳承恩墓緊靠其父吳菊翁墓，據高空蔚《吳承恩的身后種種》(《新觀察》1982年第23期)：“根據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吳承恩死后多半葬在祖塋中父親一側?！闭{查確定了上述出土文物的事實和價值，并取得“一項很大的收獲”——找到了吳承恩夫婦三人的三具顱骨。后將掘出的三具顱骨送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經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教授鑒定，其中一具男性老年頭骨的特征為：年齡達七八十歲，是典型的黃色人種(蒙古人種)?？己擞嘘P文獻記載和發掘現場的證據，這具頭骨可以斷定為吳承恩。在賈蘭坡先生的主持下，該所運用科技手段成功地復制出吳承恩立體半身塑像?；窗部h政府旋即組織調查，找到了文獻記載的吳承恩故屋——射陽簃，并加以復建，安放吳承恩塑像；并在墓地原址擴辟三畝土地，修建吳承恩陵園，以供世人憑吊、瞻仰。難能可貴的是，國內根據遺骨復原的歷史文化名人塑像只有兩座，一座是明萬歷皇帝朱翊鈞，系根據定陵出土的骨骼復制，但朱的頭骨和塑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毀；另一座就是吳承恩。由于歷史名人的遺骨難以確認，所以吳承恩的塑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將仍然是全國唯一一座古代名人的真容復原像。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專家高度關注、重視新出土的吳承恩文物。首先呼吁國家文物部門和淮安縣政府加強吳承恩文物的保護、利用工作；其次建議加強對吳承恩的研究。

眾所周知，“吳承恩著《西游記》”(以下簡稱“吳著”說)一說在五四時期由魯迅、胡適考定，但學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見，反對者的主要理由是現存文獻沒有吳承恩著述《西游記》的明確記錄，“吳著”說缺乏直接證據。而吳承恩墓和吳承恩頭骨，特別是寫有“荊府紀善”四個字的半截棺材頭擋板等新出土文物的意義，即在于針對上述質疑組建了“吳著”說新的證據鏈。

這條證據鏈圍繞世本陳元之《刊西游記序》展開：(1)陳《序》指出《西游記》出自藩王府——準確的表述是“《西游記》作者與藩王府有關”(5)世本陳元之《刊西游記序》：“《西游》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蛟唬撼鼋裉熹旰魏钔踔畤?；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劉蔭柏編《西游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頁)這三個“或曰”明確指向：《西游記》作者與藩王府有關。。(2)吳承恩的別集《射陽先生存稿》吳國榮《跋》記載吳承恩任職荊王府(6)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顧屢困場屋，為母屈就長興倅，又不諧于長官，是以有荊府紀善之補?！眲⑹a柏編《西游記研究資料》，第555頁。。兩條都是確鑿之一手文獻：世本，即現存最早的《西游記》版本——明萬歷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今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藏有攝影膠卷；《射陽先生存稿》及吳承恩的詩文別集，曾一度失去蹤跡，1929年重新發現于北京故宮，原本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1930年故宮復排本今存國家圖書館。這次考古發現確證任職荊王府紀善、創作《西游記》的“八公之徒”即淮安吳承恩，吳承恩完全符合“《西游記》作者與藩王府有關”這一必要而統一的前提?？梢哉f，有出土墓碑等文物證明的吳承恩與荊王府的關系，是魯迅、胡適“吳著”說的強有力補充。

會議對“吳承恩著《西游記》”一說作了充分肯定，對吳承恩生平事跡進行了深入的追憶和研討。有學者透露了兩條有關吳承恩和《西游記》的信息：其一，黃裳在發言中說：“師陀先生最近說《金瓶梅》可能也是吳承恩寫的；他發現里面用了大量的淮北土語方言——這是一個有活力的方法?！绻茏C明《金瓶梅》確實也是吳承恩的作品，那么吳就更加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人物?！盵3]其二，胡小偉在發言中提及：“錢鐘書先生說過《西游記》比《紅樓夢》還偉大?！盵3]師陀、錢鐘書都是名重于世的大學者，他們的意見值得重視。

關于《西游記》作者，學術界曾經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討論，至今余音未息。此后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日后的《西游記》作者爭辯中，參加過本次會議的學者大多持“吳著”說，如何滿子、劉毓忱、陳毓羆、蘇興、吳圣昔、胡光舟、彭海、劉懷玉、陳澉、蔡鐵鷹等，都是“吳著”說的代表人物；而持“非吳著”說的學者則大多沒有參加此次會議，如章培恒、楊秉祺、張錦池、黃霖、李安綱等，這說明會議對于“吳著”說的普及、流行確有很大的影響，并且有力助推了對吳承恩本人的研究。

可以說，會議的一大意義是為“吳著”說奠定了新的堅實的基礎。時至今日，吳承恩研究有了全面的、突破性的進展，其年譜、傳記和詩文整理校點本相繼出版，并且獲得多項國家、省部級資助。吳承恩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原刻海內孤本，也已經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尋回，以《吳承恩集箋?！返拿x出版。關于吳承恩與《西游記》關系的研究，也已經擺脫了簡單的“是”與“否”的研究，而走向結合吳承恩的身世、環境、三觀以及文學才華研究《西游記》文本的新階段，吳承恩不僅作為《西游記》作者，而且作為明代有影響有成就的大作家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四、推動淮安與連云港《西游記》文化產業聯動發展

除此之外，會議還有一個具有較高社會意義的發散性“附加值”：最早建議開發、建設淮安與連云港兩地的《西游記》文化產業。在“雙創”背景推動下，我國今日之文化產業如火如荼，蒸蒸日上，其經濟效益甚至已經在GDP中占有不小的比重，且已成為衡量文化遺產、文學研究社會價值的一個重要指標?！段饔斡洝费芯康膶W術價值向社會價值延伸，研究成果向社會效應轉移，在全國范圍都有了卓有成效的范例，具有明顯的示范作用。今日之局面，當然與《西游記》自身的價值有關，與地方領導的重視與積極推進有關，但顯然也與1982年首屆學術研討會的宣傳、造勢有關。

幾十年來，《西游記》的文創從無到有，蔚成大勢，漸趨成熟。連云港以建成5A級花果山風景區為標志，淮安以建成4A級吳承恩紀念館景區和大型西游記樂園為標志，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并且業已形成一種可資借鑒、推廣和復制的開發模式，正在顯現其寶貴的示范、樣板效應。站在文化產業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回望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對于相關問題的關注，我們不得不說，在40年前即已倡議開展《西游記》文化產業，絕對是領風氣之先。

淮安與連云港是兩個與《西游記》頗有淵源的城市——淮安是《西游記》作者吳承恩故鄉，連云港系《西游記》花果山原型所在地——這是兩地開展文化產業的學理依據與先天優勢。

1982年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上半場在淮安舉行，第一項活動是參觀射陽簃，當晚，即有學者提出在吳承恩故地建設《西游記》文化設施(如以《西游記》為主題的博物館、劇場、樂園等)的建議。下半場移師連云港，代表們登臨云臺山，俯瞰黃海之濱大好河山，不禁心潮澎湃。學者們紛紛呼吁連云港市抓住機遇，利用云臺山這一天然的“仙山”資源大力開發、建設花果山旅游景區。代表們認為，經濟搭臺，文化唱戲，作為《西游記》淵源城市，淮安與連云港的文化產業資源得天獨厚，大有可為。

連云港的《西游記》文創早有醞釀。會議代表、連云港學者李洪甫先生曾先行著作《云臺山、吳承恩與〈西游記〉》《吳承恩寫〈西游記〉的故事》(7)分別載《群眾論叢》1980年第1期、《民間文學》1982年第2期。李洪甫還在其他報刊上發表過同類文章，如《〈西游記〉里的花果山》(《新華日報》1979年12月5日)、《吳承恩與水簾洞》(《文匯報》，1982年7月26日)。兩文，揭示云臺山系花果山的原型：“江蘇連云港市的云臺山，海拔625公尺，瀕臨大海，聳立于我國的東大門。這里峰奇石樸，樹老林深，十七世紀中葉以前，一直是浩海中的山島?！碑數貍髡f此山上的花果山水簾洞即是“孫猴子的老家”，云臺山上有七十二洞，山上的自然環境也與吳承恩《西游記》所描寫的花果山水簾洞十分相似，所以“它正是《西游記》的模特兒”。由此，連云港市政府動議、主持了花果山名勝區的規劃和建設，不久又實施以西游文化興市戰略，大力開發《西游記》文化產業，連續開設《西游記》文化節和西游嘉年華活動，并委托市社科聯與淮海工學院舉辦多屆《西游記》學術會議。遂使連云港逐漸成為國內《西游記》研究的重鎮。李洪甫還主持校點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西游記》和《西游記整理校注本》，成為重要的《西游記》當代通行本。上述西游文化研究的累累碩果，是連云港的亮麗名片，是連市經濟社會發展的“軟實力”和一份無價的無形資產。

淮安的《西游記》文化產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窗彩姓畬嵤┪饔挝幕d市戰略，先后建設了吳承恩紀念館、六小齡童工作室、中國西游記博物館、西游樂園等著名的《西游記》文化項目。繼成功建成4A級吳承恩紀念館景區與西游記博物館之后，一座現代化大型主題樂園“西游樂園”已經開園。樂園建筑總面積66 000平方米，總投資31億，是目前國內最大的《西游記》主題樂園。

值得一提的是，淮安的《西游記》文創也凝結著一位本土《西游記》學者的智慧與心血。1982年召開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時，蔡鐵鷹還是一個剛出學校大門的小字輩。他全程與會，也提交了論文。這次盛會開啟了他的《西游記》研究之旅。他的學術研究帶有深深的淮安烙?。骸盎窗病獏浅卸鳌段饔斡洝贰钡娜S立體視野；他的著作，無論是《〈西游記〉的前世今生》，還是《淮安有部〈西游記〉》，都透露著作者濃濃的鄉邦之情，對母親河——古淮河文明的拳拳感恩之情?；窗埠蛥浅卸鞒蔀樗芯俊段饔斡洝返膬蓚€坐標、兩大支點。由此，在古淮河文明宏大背景觀照下，全方位、立體化地再現吳承恩的曠世奇才和人文個性，揭示《西游記》的前世今生和燦爛未來，便成為蔡鐵鷹《西游記》研究的主要內容和顯著特點。除蔡鐵鷹教授外，淮陰師范學院的許芳紅、王毅、趙科印等學者也為“西游記博物館”和“西游樂園”的建設，獻計獻策，功不可沒?；搓帋煼秾W院還組建了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江蘇省重點人文社科基地)，對接、助推淮安地區的《西游記》文旅建設。這些《西游記》文化產業的創新項目，連同蔡鐵鷹等人的學術研究，成了淮安地方的一張亮麗名片、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

綜上，淮安、連云港因為聯手主辦了1982年首屆《西游記》學術討論會而形成了風氣、培養了學者、創建了基地，同時也推動了兩地的文化產業發展，服務了大淮海區域經濟建設。

2020年6月29日，人民網發表采訪報道：《一個西游IP，連云港淮安兩座城市能否共同擦亮》，連云港籍學者、中國西游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吳承恩研究專委會副主任徐習軍先生介紹了淮安、連云港兩地《西游記》文創聯動開發的模式、規劃與前景。據該文披露，兩地政府已對淮安、連云港聯手發展西游文化作出了明確規劃，“目前兩市在西游文化開發方面已經呈現出差異化的發展，下一步要開展合作互補、共享共贏”?；窗才c連云港是近鄰，列車50分鐘即可到達；在文化傳統上同屬淮海地區，民俗心理上同氣連枝，完全有條件、有必要聯手“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共同開發西游IP，可以在做好“一個規劃”的基礎上，開發一條“長藤結瓜式”的旅游線路，提升以江蘇為龍頭的西游文化旅游品位。徐習軍指出，兩地聯手開發的中遠期目標是在國內段合作打造“西游文化旅游長藤”，即以《西游記》為文化主題的遠程旅游線路，例如從花果山(連云港)、吳承恩故里(淮安)出發一路西行，途經唐僧故里與主要活動地(洛陽、西安、銅川)、河西走廊，最后到達“一帶一路”的核心區新疆火焰山、高昌故城(玄奘講經處)等，其要義在以一線而輻射各地，從而讓更多地方享受淮安、連云港聯動開發的“紅利”。[4]

綜而述之，1982年的“首屆《西游記》學術研討會”給后來的《西游記》研究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成為值得參考的時間節點和事件。今天的許多議題和成果，都可以追溯到當年的倡議和發明；而后起的研究，也要捋清前行者探索的思路、成果，才能更上層樓，發揚光大。這就是我們把400年學術史的承襲和40年新時期成果回顧結合起來予以紀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