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的著錄、流傳及版本

張 申

歷史學研究

《尉繚子》的著錄、流傳及版本

張 申

（河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今本《尉繚子》24篇源于北宋《武經七書》，而《漢志》所著錄兩部《尉繚子》篇數均與之相異。唐、宋時該書雜家、兵家之歸屬時有變動，頗為可疑。兼之唐宋類書偶引《尉繚子》語而數不見于今本，由此致爭論漸起。撥清歷史疑霧，是為我們當下正確理解尉繚軍政思想和構建《尉繚子》兵學體系的基礎。

《尉繚子》；《武經七書》；兵家；雜家

《尉繚子》一書的正式載述始見于東漢。漢代有兩部《尉繚子》，一部為兵書《尉繚》三十一篇，一部為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稘h志》后的500余年間，《尉繚子》竟也再不見著于史書。至唐初，止見一部雜家《尉繚子》，計有五卷。此載為五卷而不以篇記數，以致隋唐時人不能探清今本是否即《漢志》雜家之二十九篇；而兵家書則不知所蹤，至于兵家書為何不再作著錄《隋書》撰者則未注明。五代時，《尉繚子》亦止一部列于雜家作六卷，此六卷之數較《隋志》雖多一卷，但亦不能知曉其篇數。宋初沿襲同樣前說，同樣對兵家書也未有明說。至宋景祐間，仁宗使翰林學士宋祁等校定、整理三館及秘閣藏書，以去蕪存菁、刊其訛舛為旨編成書目。后又命歐陽修等校正之，討論撰次，仿唐代《開元群書四部錄》，編列為書目。至慶歷間此書成，從此《尉繚子》不再見著于雜家，唐以后始入兵家類，有五卷。而列于兵家類的這五卷，同樣不僅不能知曉其篇數，而且《隋志》《舊唐志》和《新唐志》所載究竟是原《漢志》的雜家書還是《漢志》的兵形勢三十一篇，我們不得而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均參與了兩書的編纂，但同一名稱的書，在前后數年間即從雜家轉變歸入兵家類，使得其歸屬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宋元豐三年（1080年），神宗詔校孫、吳和《尉繚子》等7部兵書，并付梓刊印，此即《武經七書》。其中《尉繚子》共5卷，計有24篇。后世繚書大都以此為藍本，今本也是5卷24篇。元豐后，歷代官私書目均將《尉繚子》列于兵家類，作五卷。如《宋史·藝文志》列之于兵家類，作五卷；《明史·藝文志》列于兵家類，作五卷；《四庫全書》亦列于兵家類，作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兵家類有《尉繚子》五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兵家類著錄五卷；尤袤《遂初堂書目》兵書類著錄有《尉繚子》，未題篇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著錄《尉繚子》五卷，但其認為“今書二十三篇”；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兵書類著錄《尉繚子》五卷等。這些書目雖未標明篇數，但大體均宗《七書》之《尉繚子》，依其例當是24篇無疑。

由此可見，截然不同于《三十六計》那種形跡可疑、來歷不明的“地攤書籍”[1]，也與著錄鑿鑿可據、流傳井然有序、版本切實可考的《孫子兵法》不能并論，《尉繚子》大概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一部來歷清晰、著錄有據但流傳序亂的先秦兵書。當然，若欲形成如《孫子兵法》那樣井然分明的兵學體系，就兵書文獻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相比于《七書》中的其他六書，《尉繚子》一書在唐宋時的流傳頗有可疑之處，該書還有很多歷史疑云需要加以澄清，一些疑點還需要加以考證，流傳延續的歷史脈絡還亟需梳理。這是我們當下正確理解尉繚的軍政思想和構建《尉繚子》兵學體系的基礎。

一、正式著錄前的源流

銀雀山漢簡本《尉繚子》兵書出土后，該書為先秦古籍已成學界共識，考古證明了其成書至晚也在秦漢之際。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2]255。至西漢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挾書律”。鑒于當時的書籍傳播流通的局限，所以其實際成書時間當為更早。而《尉繚子》一書并未見于其他先秦、秦漢典籍，也沒有如《孫子》《吳子》那樣廣為流傳，“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3]。至《漢志》始著該書，其間百余年該書是如何流傳、其源流為何，我們今天只能從相關史料中多方探究來尋蹤覓跡。

西漢時期是《尉繚子》正式見于著錄前的重要流傳時期，為該書最終的成型奠定了基礎。秦焚《詩》《書》后，“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4]，以致“猶以去圣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連世之顯學的儒學所習經典尚且“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4]，更遑論兵書。是以西漢歷代統治者都廣開獻書之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5]1701。

西漢官方第一次大規模對兵書的整理始于高祖時，當時雖未廢除“挾書律”，但已經把軍事問題當作了國家的一項主要工作來抓，并將其與禮法擺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2]3319。雖然“申軍法”并不等同于序次兵法[5]，但與之幾乎同時進行了兵法的整理工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5]1762。鑒于“挾書律”存在的整體政治文化氛圍，這次兵書的整理工作重點在于對現有兵書的甄別取舍。而之后兩次對兵書的整理都具有明顯的特點，那就是伴隨著書籍的搜集則必有整理，并且西漢三次兵書的負責人都是久于行伍的知兵之人，均沒有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

孝武時，隨著官屬藏書的極大豐富，對兵書的整理也同時進行著，但由于武事頻繁[2]3149，最終未能完成，“武帝時，軍政楊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5]1601。顏師古注曰：“捃摭，謂拾取之?！避娬?，政即正也，官名，主軍法。軍正在軍中獨立于將軍，除將軍有罪須表奏皇帝以外，可以對軍中的所有人執行軍法[7]。至孝成時，雖然歷經百余年的搜求古籍，但依然是“書頗散亡”的狀態，因以“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5]1701。伴隨著求遺書于天下，書籍的整理工作也在同步進行。第三次的規模明顯要大于前兩次，而且更為可貴的是分工更加明確，“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5]1701，這次整理的成果要遠多于前二次。任宏將當時官方藏書和孝成時又收集到的兵書進行分門別類，將之論次為四種，即兵權謀、兵形勢、兵技巧和兵陰陽，并校對其文字，統一確定其篇名，排列篇章次序，勘定其書名，將之呈報劉向。每—本書校畢，劉向再分條列舉這些書的編章目錄，摘取旨意，逐書撰寫其提要，抄錄下來，最后上奏皇帝。這些兵書經過兩次校定后繕寫而成為定本，使先秦至西漢中期經過前兩次整理篩選后留存的兵書基本上以較完善的面貌得以保存。

在西漢官方主導的三次整理兵書的過程中，一定都包括了《尉繚子》。今本該書中有十篇內容均以“令”字為章名，記載了戰時軍法和軍事法令等。第一次整理兵書的主要負責人韓信同時也是漢初軍法的制定者，“韓信申軍法”[2]3319，而韓信本身也是善于將兵的大將，是以韓信對兵書的序次必定會注重軍法軍令這類兵書，而這部先秦時期就已經流傳的兵書韓信顯然沒有漏過，并且該書中的一些軍令直至明初尚且沿用，如《裒谷子商隲武經七書》卒章后孫履恒注曰“國初亦行之”[8]。第二次楊仆整理“捃摭遺逸”[5]1701，當時其正任軍正，并曾多次參與對東越、南越和朝鮮的戰爭，熟知兵事，以軍法官之職整理紀奏兵書，所以對于已經經過韓信序次過的這些軍令類兵書也必然會更加關注。而第三次兵書的校對則更加細致、參與人數更多，按阮孝緒《七錄序》所稱，劉向總領校書事，“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9]。則當是向校讎時，但事編排篇目，校讎字句，寫定敘錄而已，未及排列群書之次序。是故《別錄》者，劉向等校定群書，論其指歸，辨其訛誤之敘録，別集而成者也[10]；并各用專家，“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5]1701?！秳㈧鳌份d：“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劉歆共校經傳?！盵5]2562是尹咸所校書籍，不徒限于數術。以此推之兵書，則當時也有可能存在他人與任宏共校的可能。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盵5]1701《漢志》源于劉歆《七略》并經班固刪減而成，而《七略》是劉歆在其父劉向《別錄》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稘h志》雜家有《尉繚》（子）二十九篇，此《諸子略》由劉向編訂，并且唐人顏師古的漢書注也表明劉向確實認真校讎過該書，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5]1742。而兵書《尉繚》三十一篇由任宏論次為形勢類，最后亦交由劉向審定，劉向不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些書目相同或類似的書籍歸屬情況，其后的劉歆、班固更不會忽略，所以一些學者所謂的互著法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如何法周認為《漢志》中存在互著（互注、互見）的體例，他以《諸子略》為例進行了論證，他指出班固已在前邊的“諸子略”之“儒家”類中收錄有《孫卿子》33篇、《陸賈》23篇，“道家”類中收錄有《伊尹》51篇、《太公》237篇、《管子》86篇、《鹖冠子》1篇，“縱橫家”類中收錄有《蘇子》31篇、《蒯子》5篇，“雜家”類中收錄有《淮南內、外》54篇等共9種著作，而在后邊的“兵書略”之“兵權謀”類中一一列出了《吳孫子》42篇等屬于兵權謀性質的13種著作的書名、篇數以及附注之后，又特地注明：“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彼^“省”“重”與“出”“入”者，即班固損益之例。他還說到，兵雜《尉繚》不僅篇數有異，且班固也未標注省、重，說明班固確實是把二者當成了兩部不同的書[11]。此說已為李桂生先生所駁，詳見其文《兵家〈尉繚〉與雜家〈尉繚〉關系新探》[12]。所以《漢志》所載的兩部《尉繚》書應該是文字不同并且性質也不同的兩部書。

二、魏晉以降至于五代《尉繚子》的流傳

《漢志》以后《尉繚》一書未再見著于史書，于他書中偶見引用，如南朝《文心雕龍·諸子》中說到“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13]?！端膸臁分惺珍浀狞S叔琳《文心雕龍輯注》中注釋說，“《藝文志》：《尉繚》二十九篇，注‘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14]，認為劉勰此處與尸佼并言之尉繚乃《漢志》中的雜家《尉繚》。但按《漢志》分類依據，雜家是“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5]1742；又按《隋志》之分類大旨，“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4]二者雖然對于雜家出于何種王官之學有所爭議，但是對雜家學派的定義還是大致相同的，即“漫羨而無所歸心”，師古注曰“漫，放也”。簡而言之就是沒有個人的一家之言、一家之論和一家之術。這又與劉勰所說的“術通”相左。

至唐初時，《隋志》中止僅存一部《尉繚子》了。隋唐之際，是該書第一次發生“巨變”的時期，但因為記述不詳、解釋不清而引起學者諸多疑惑?！端逯尽分杏腥庩P于《尉繚子》的記載，現摘列如下：

《隋書·經籍志》：《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

《隋書·禮儀志》：又《尉繚子》曰：“天子玄纓，諸侯素纓?！?/p>

《隋書·經籍志》：《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時群臣表伐吳策》一卷，《諸州策》四卷，《軍令》八卷，《尉繚子兵書》一卷。）

對于《隋志》的記載，有兩個問題亟需弄清。一是所謂“梁有”之意究竟為何；二是所謂“梁并錄”之并錄，此處“并”究竟指的是總并原雜家與兵家書，還是并雜家書及不可考逸文等后尚有《尉繚子兵書》一卷。任莉莉曾列舉南宋以來王應麟、章宗源、黃侃、余嘉錫和姚名達等目錄學者所論，即《隋志》注中稱“梁有”之意，當為阮氏舊有或《七錄》所有之意，她指出，其《七錄輯證》定某書為《七錄》所收的依據，主要就是《隋志》中的“梁有”二字[15]。

這是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了尉繚所處時代，位列于雜部第一的《尸子》之上。卷數五卷與梁卷不同，但與今本相同，并且“梁惠王時人”的注釋與今本兵書首章“梁惠王問尉繚子曰”相合，讓人疑惑《隋志》中雜家書與今本兵書是否為同一部書。其次，《禮儀志》所載“尉繚子曰”之語不見于今本，而且其言明顯為禮儀之類，與兵書相去甚遠，似所謂雜家書。此外，梁時所有的《尉繚子兵書》一卷也不見于《隋書》及后世。

貞觀三年（629年），以秘書監參豫朝政。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總攬其務并主編《隋書》。貞觀五年（631年），又采摭經、史、子等百家書，著成為治國理政提供參考的政治書選輯——《群書治要》。何法周曾以“《群書治要》和《隋書》都是唐初魏徵等人審編的”，就把尉繚視為雜家[16]，這也是失之詳考的。但據清代阮元考證，蕭德言實為此書第一編者，虞世南、褚遂良參與，最后由魏徵監修作序[17]?！吨我饭彩珍洝段究澴印分械乃钠?，分別為《天官》《兵談》《戰威》和《兵令》，與今本相較均為節選無完篇，且《兵令》未分上下篇?！段究澴又我返奈淖峙c宋本（即今本）多有不同，較宋本更顯古樸醇厚，文字風格介于漢簡本與宋本之間。關于其文字筆者擬另撰文探討，故此不再詳述。

《舊唐書》成于后晉開運二年（945年）。其修撰距唐亡不遠，資料來源比較豐富。署名后晉劉昫等撰，實為后晉趙瑩主持編修。其中《尉繚子》亦隨《隋書》列于雜家，但作六卷，較《隋書》為多一卷。

唐代時，諸多類書有引《尉繚子》語，且多不見于今本，現摘列如下：

虞世南《北堂書鈔·衣冠部下·衣二十》“文衣”詞下注曰：“尉繚子云：‘天子文衣文綠’”①（今案：陳俞本同）；《衣冠部上·纓五》：“尉繚子云：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纓。（今案：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尉繚子同。吳淑《事類賦注》十二引皂作練；陳俞本與本鈔均脫素冠二字，據事類賦補）?！?/p>

徐堅《初學記·居處部·宅第八》：“又《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厲代之宅”；《武部·旌旗第一》：“擊市者，尉繚子曰：‘一賊挾劍擊于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為非一人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也’”。（今本《制談》篇作：一賊仗劍擊于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

李善注《文選》卷三十一“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下引“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而其他卷十、十六、三十七、四十七、五十所引“尉繚子曰”之語皆見于今本，故不再一一贅述。

杜牧注《孫子》：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兇器也；將者，死官也?！保ㄖ\攻）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主于后?！保ň抛儯?/p>

杜牧曰：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地，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柿夯萃鯁栁究澴釉唬狐S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

由以上所列舉征引情況可知，《漢志》以后《尉繚子》其實一直存于當時且從未佚失。從劉勰到王儉，再到魏征、顏師古、虞世南、徐堅及杜牧，肯定都是見過《尉繚子》的，但是每個人所見的本子是否一樣我們現在只能根據已有的史料略作揣測，以期貼近史實。以唐代為例，按《唐律》：諸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歷，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私習天文者亦同。其緯、候及論語讖，不在禁限[18]。其《疏》議曰兵書即謂《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之類。如若魏、顏之徒，能以官職差遣優勢得以覽閱館閣秘書，他人則難。而如前隋楊玄感之官爵家世地位，尚且需要私借禁中兵書，“尋有告（虞）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何況平常他人，由此可見在“禁習兵書”的大政治環境下，普通人乃至一般仕宦若想學習兵書必然要另辟蹊徑。

魏晉以來，武事尤盛。軍功，成為時人打破階級固化、改變身份的成本最低、最簡捷途徑。有志者習兵、好兵乃至陰習兵書者益眾，如《北史》列傳載于謹“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李密“更折節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張奫“好讀兵書，長于騎射，尤便刀盾”“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19]；《陳書》載“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高祖武皇帝諱霸先，……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所推服”[20]；《晉書》載“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于鄉里”“劉曜，……尤好兵書，略皆暗誦”“王猛，博學好兵書”[21]；《舊唐書》載“崔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崔圓少孤貧，志尚閎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22]；《梁書》載“王茂，……及長，好讀兵書”[23]等等。并且從隋唐時記載可見，《尉繚子》一書所涉頗廣，其時之禮制、兵事乃至三代圣王之事皆能有所引用，而諸人之所以能隨時觀覽著述之，兼以秦漢以來兵書之禁不開，不知是否為當時文人欲為一己及家族的“私欲”改兵為雜，鉆律法的空子，以求達到他們習讀兵書的目的。

三、北宋以后《尉繚子》的定型和流傳

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兵書政策改變的一個轉折期，其關鍵節點在仁宗朝。趙太祖以“陳橋黃袍”得國，故趙氏立國后對于兵書戰策的態度尤為謹慎和忌憚。在宋初，宋承唐制，繼續唐代的禁習兵書天文之律，“諸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歷，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24]。這種態度反映在兵書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就是將其藏于禁中館閣，秘不示人，即使大臣也不得干預，“兵書與天文為秘書”[25]2819。宋初完善各項政治制度、在朝廷實施“重文抑武”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將這種態度擴大到民間，如宋真宗《禁約河北民棄農業》詔禁止百姓學習“擊刺之術”[26]。太宗時期，奉敕編纂的《太平御覽》有關兵事的有90卷之多，但只能供上“御覽”?！队[》尚且能見《尉繚子》逸文，現摘列如下：

卷七天部七：《尉繚子》曰：昔楚將軍子正與齊戰，未合，初夜，彗星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正曰：“彗何知？”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卷二百九十六兵部二十七：《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殺其半者威立海內，殺其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眾不斗，不如萬人之尸；萬人之死，不如百人之賊。賞明如日月，信比如四時，令嚴如斧鉞，而出卒有不死者，未嘗聞也。

卷三百一兵部三十二：《尉繚子》曰：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背向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陵，以萬二千擊紂之億有八萬，斷紂頭懸于白旗，豈不得天官之陣哉！”

卷三百五兵部三十六：《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霆死，地方百里，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其間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其人事然。

卷三百四十四兵部七十五：《尉繚子》曰：吳越臨戰，左右進劍。

卷三百四十八兵部七十九：《尉繚子》曰：兵如植木，弩如羊角。

卷三百五十兵部八十一：《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p>

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十四：《尉繚子》曰：夫殺之五十步之內者，誰也？曰：“矛戟也?！?/p>

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一：《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已下練冠練纓。

卷六百八十六服章部三：《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纓。

卷七百二服用部四：《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仆嗽之蓋，足以蔽霜露。

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二：《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余主不聽，人皆曰狂丈夫。

卷八百二十八資產部八：《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卷八百七十五咎徵部二：《尉繚子》曰：昔楚將軍子心與齊人戰，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心曰：“彗星何知！”明日與齊人戰大破之。

簡單來看，《御覽》所引“尉繚子曰”也未必嚴謹，如卷六百八十四與卷六百八十六引文不見于今本，但二者有數字的出入，可據他書補之?！侗碧脮n》“吳淑事類賦注十二引皂作練陳俞本與本鈔均脫素冠二字據事類賦補”；桂馥《義證》引《尉繚子》：“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白絹）冠練纓?！盵28]此外，卷七將“楚將軍子心”引作“子正”，與諸本異。以詞句來看，與今本也有差異，其文字結構與語氣則與《治要》本類似。

真宗即位后，禁止修習兵書的法律再次被重申，宋景德三年（1006年），頒《禁天文兵書詔》：“天文兵法，私習有刑，著在律文，用妨奸偽?！鴷?、先諸家歷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傳習。有者限一月陳首納官，釋其罪，令官吏當面焚毀訖奏。限滿不首，隱藏違犯，并當處死?！盵17]

仁宗時，中國古代兵書的發展遇到轉機。公元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制，給了承平既久的宋廷君臣當頭一棒，北方和西北同時帶來的軍事壓力使得北宋政府不得不開始重視兵事，“天下久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29]。此后，兵書之禁方稍解，寶元二年（1039），“學士院言奉詔詳定陰陽禁書，與司天監定須禁書籍十四門，為目錄一卷。請除《孫》《吳子》、歷代史天文、律歷、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諸家兵外，余悉為禁書。從之”[30]。慶歷元年（1041），《崇文總目》編成，《尉繚子》自《隋志》后始入兵家類，計有五卷?？梢?，得益于外部軍事壓力的倒逼，隨著北宋兵書弛禁的開始，以及士大夫人人言兵局面的形成，魏晉以來通過文字操作篡改書籍性質，如由兵家改為雜家，從而使得個人能夠覽閱私學的情況得以改變，還原了《尉繚子》等兵書真正本來的面目。

同時，由于歷史和學術慣性的影響以及北宋禁書政策的反復性，如慶歷七年（1047），詔自今策試武舉人，毋得問陰陽諸禁書[25]5586；嘉佑六年（1061）四月，三館秘閣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獨不預。大臣有言固曉知兵法，“仍命就秘閣編校，抄成黃本一百七十二冊”[31]；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大觀初，貢使至京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除禁書、卜筮、陰、陽歷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外，余書許買。是而嘉佑五年（1060）成書的《新唐書》又將《尉繚子》列入雜家，同《舊唐書》故為六卷。

《尉繚子》歸屬的徹底確立是在元豐時。宋神宗時期，一改從宋真宗以來對西夏（包括西夏正式建立之前的李繼遷、李德明統治時期）采取的被動防御戰略，而是積極地對西北用兵，并付諸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宋神宗對西夏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卻開了宋朝轉守為攻的先例。為了確保軍事上的不斷勝利，必須要有軍事理論的有力支撐，加之仁宗、英宗和熙寧時長期對秘閣兵書的校理已有一定的成果，是以在元豐間能夠編成影響后世千年的官方武學教材——《武經七書》。

嘉佑六年（1061）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秘閣所藏兵書[32]397。嘉佑四年（1059）二月丁丑，初編校四館書。熙寧八年（1075）：賜館閣?？绷窒?、集賢校理梁燾銀、絹各三十匹兩，以編校四館書籍畢矣。[33]見校試七軍營陣，前后抵牾，難為施用，草定八軍法以聞。初，詔樞密院：唐李靖兵法，世無完書，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校正、分類、解釋。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秘閣。上亦以固之說為不然[34]。元豐三年（1080）：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33]。元豐六年（1083年）：丙辰，國子司業朱服言：承詔校定孫子、吳子、司馬兵法、文公問對、三略、六韜。諸家所注孫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它書雖有注解，淺陋無足采者。臣謂宜去注，行本書，以待學者之自得?！痹t：“孫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毙l公問對者，出阮逸家，蓋逸仿杜氏所載靖兵法為之，非靖全書也[33]。

雖然北宋幾任皇帝都非常重視兵書的編纂工作，但是迄至仁宗時，崇文抑武的國策已滲入到國家的各個角落，在文人的心中也已根深蒂固，這些思想在兵書的編纂過程中體現的尤為突出。元祐時，編校諸官對校書依然敷衍了事，詔依紹圣三年（1096）四月尚書省勘會館職，每日校對書籍，已有條制，立定功課，即不須逐旋聞奏。其考功自來別無行遣，顯屬繁冗，奉圣旨，元佑六年指揮更不施行。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于其間，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仍于卷末書校官姓名[32]398。而從其他宋人筆記中我們也能看到些當時編校兵書的不嚴謹之處，“先君為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25]。值得注意的是，元豐六年（1083）朱服奏對時，其言承詔校定六書，獨缺《尉繚子》，筆者認為此處不應是省略，因為校定《七書》已言六書，實無必要在此省略一書，當是因為編審者的一些原因并未校定該書即倉促成書。由此觀之，與《六韜》《唐李問對》等書相比而言，《尉繚子》一書當是在當時并未引起學者的質疑，雖然沒有被認真校定取舍世所傳書，但依然能從側面說明該書的傳承是有序的。

四、關于《尉繚子》的注釋和主要版本

《武經七書》的頒布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明清三朝的《尉繚子》大都是以《武經七書》中的《尉繚子》為藍本刊印的，今本《尉繚子》也是如此[35]。宋元豐以后，雖然《尉繚子》的流傳愈廣，但并沒有像《孫子》那樣成為后世歷代官私書目的重點關注對象。因為《七書》中《尉繚子》止有原文無注，所以有識之士也大都能注意到這部優秀的先秦兵書，歷代皆有學者用力注釋于此書。據筆者以現存古籍統計，宋以來，為《尉繚子》作注者且今存世者有30余家。其中著名的注家，宋代有施子美，明代有劉寅、黃獻臣、孫履恒等，清代有蔣先庚、彭繼耀、汪式玉、丁洪章等。而其中整體又以明代注釋本價值最大，且大多集中在明后期，可謂名家輩出，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也從側面體現了政治與軍事的密切聯系。

《尉繚子》一書雖然流傳也甚廣，但其版本遠不如《孫子》那樣繁富，這就為我們對其版本的研究的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窮究其底本，考鏡其源流，也無外乎三大基本系統：竹簡本、《治要》本和《武經》本。不過，有學者認為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記載有“雜家”與“兵家”兩種《尉繚》，而今傳《尉繚子》一書，同樣也有兩種版本。唐人魏征等收入《群書治要》的節選本《尉繚子》，就是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所載的二十九篇本“雜家”《尉繚》，宋朝元豐年間收入《武經七書》的《尉繚子》，就是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的三十一篇本“兵家”《尉繚》[12]66-69。也有學者指出《漢志》著錄的雜家《尉繚》與兵家《尉繚》同源于戰國古本兵家《尉繚》，戰國古本兵家《尉繚》成書之后，在秦漢的流傳中，經過增益補充，形成了雜家與兵家兩種本子。在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兵家《尉繚》亡失，雜家《尉繚》存世，這就是《隋志》《唐志》著錄的雜家《尉繚子》五卷、六卷。宋神宗元豐年間《武經七書》本《尉繚》刪去了雜家的內容，保留和突出了兵家內容，此后之目錄著作均把《尉繚》著錄在兵家類，今本《尉繚》由此定型[12]66-69,77。

竹簡本。銀雀山漢墓竹簡本《尉繚子》是現存和已知《尉繚子》最早的抄本。其下葬年代大約為武帝初期， 所出竹簡中有與今本《尉繚子》相合的竹書六篇。其中，《兵令》篇與《尉繚子》的《兵令》上下相合，但其簡式為兩道編繩，字體接近草書，與其他五篇（其他五篇為三道編繩，用正體抄寫）完全不同，而與篇名和《兵令》同見于一塊篇題木牘的《守法》《守令》等篇相同。因此，整理小組將《兵令》與《守法》《守令》等篇合編為一書，而未將它收入簡本《尉繚子》中。[36]筆者認為，整理小組以字體、簡式來劃分古書是有些不恰當的。眾所周知，先秦時書籍多以單篇流傳和流通，而秦漢之際又是古漢字劇烈演變的時期，其時篆、隸、草等多種書寫字體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如小農經濟一樣的區域性獨立發展，既是個體同時又是整體。當時能夠獲得并保存一部完整的書籍是相當困難的，可能一部書就要通過數十年的努力和很多種方法才能“湊齊”，當時一部書的幾篇可能由先秦傳承而來，以今天的情況來看相當于宋本古籍，有幾篇可能是通過互換、贈與這種學術交流的方式獲得，也有的可能是自己抄寫而來。研究歷史并不能用現在的思維方式和習慣去代入古人的生活，所以說也不能簡單的以字體的異同就判定幾篇簡式不同的簡文并不是同一部書。李學勤也認為簡文十三篇兼有《尉繚子》的若干內容，正是戰國后期齊國學術雜錯交融的反映[37]。史黨社也認為戰國時代的齊國學術兼容并包，作者在編輯的過程中采摘他派著作，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事[38]。竹簡本在?？眰鞅尽段究澴印贩矫娴拇_有比較重要的價值，但也不盡如人意。因為漢簡本雖彌足珍貴，但終非完璧[1]。況且任宏、劉向諸人校書乃是在韓信、張良、楊仆等人成果的基礎上綜合?？北姸喙疟尽段究澴印泛髶裆贫鴱牡慕Y果，而成此定本的質量當較竹簡本為勝。竹簡本已由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整理并出版，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武經》本，指宋刻《武經七書·尉繚子》，是現存《尉繚子》最重要的版本。是書北宋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時刻本，原為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后被日本巖崎氏買去，藏日本靜嘉堂，國內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尉繚子》，多據此為底本，成為獨具特色的《武經》系統本。萬歷時有“三大征”，開啟了明代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其后東虜威脅日大，也促進了《尉繚子》兵書的研究和傳播。代表性的武經本明代有國子監刊《尉繚子》，劉寅《尉繚子直解》，歸有光輯評、文震孟參訂《諸子匯函》本，李贄推釋、臧應騏校閱、蔡國輝參訂《七書參同》本，沈應明《注解尉繚子》，陳元素《標題評釋尉繚子》，陳玖學《評注尉繚子兵略》，黃獻臣《尉繚子開宗》，孫履恒《裒谷子商隲尉繚子》；清代有蔣先庚、彭繼耀集注《武經大全纂序集注》本，汪式玉《增補武經集注大全》本，丁洪章《武經七書全解本》，謝重綸《尉繚子全題講義通考》等。大陸現存明清古籍善本《尉繚子》已附錄在方勇先生總纂的《子藏·兵家部·六韜卷》后，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于2019年刊行。

《治要》本。唐后無傳，蓋失于唐末戰亂。幸得日本遣唐使抄去日本，今方能復見。民國八年（191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群書治要》本節選收錄《尉繚子》。

①徐勇《尉繚子逸文蠡測》引作“天子文衣文緣”，蓋誤也；將之譯為“天子穿帶花邊的彩色服裝”亦失其考。

[1] 黃樸民.《孫子兵法》的著錄,流傳及版本[J].文史知識, 2017,36(8):52-59.

[2] 司馬遷.史記[M].顧頡剛,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

[3] 韓非.韓非子[M].秦惠彬,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181.

[4] 魏徵,等.隋書[M].顧頡剛,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905.

[5] 班固.漢書[M].顧頡剛,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1701.

[6] 李全華.史記疑案[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206.

[7] 柴發邦.訴訟法大辭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47.

[8] 方勇.子藏[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460.

[9] 釋道宣,,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校.四部備要[M].上海:中華書局,1934:320.

[10] 婁林.斯賓格勒與西方的沒落[M].北京:華夏出版社, 2018:238.

[11] 何法周.《尉繚子》與互著法:三論《尉繚子》[J].史學月刊,1986,35(2):21-25.

[12] 李桂生.兵家《尉繚》與雜家《尉繚》關系新探[J].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06,25(4):66-69，77.

[13] 劉勰.文心雕龍[M].郭晉稀,注譯.長沙:岳麓書社,2004: 150.

[14] 紀昀,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2:5753.

[15] 任莉莉.《七錄》輯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9.

[16] 何法周.《尉繚子》考補證[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0,25(3):65-70.

[17] 謝青松.在歷史鏡鑒中追尋治理之道——《群書治要》及其現代價值[J].云南社會科學,2017,36(3):179-184.

[18] 長孫無忌.唐律疏議[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7: 290.

[19] 李延壽,撰.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560.

[20] 姚思廉,撰.陳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441.

[21] 房玄齡,等撰.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352.

[22] 劉昫,等著.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6:235.

[23] 姚思廉,撰.梁書[M].陳蘇鎮,等標點.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68.

[24] 薛梅卿.宋刑統[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5.

[25] 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宋會要輯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6] 佚名.宋大詔令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7:735.

[27] 虞世南,撰.北堂書鈔[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378.

[28] 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082.

[29]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校證[M].孫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34.

[30] 王應麟.玉海藝文校證[M].武秀成,趙庶洋.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877.

[31] 王應麟.玉海[M].揚州:廣陵書社,2003:233.

[32]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5:6332.

[34] 何薳.春渚紀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5:54.

[35] 張申.《尉繚子》作者及成書年代考[J].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5,21(3):4-8.

[36]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附校注)[J].文物,1977,27(2):21-28.

[37] 李學勤.論銀雀山簡《守法》《守令》[J].文物,1989, 39(9):34-38.

[38] 史黨社.今本《尉繚子》與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的關系[J].秦漢研究,2008(2):215-220.

The Description, Circulation and Edition of

ZHANGSh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The 24 chapters in the edition ofare derived from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records two, the numbers of which are different.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attribution of miscellaneous scholars and military strategists in the book changed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was quite suspicious. The book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occasionally cited from, but the references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is version which led to controversies gradually. Clearing the fog of historical doubt is the basis for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Wei Liao’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and construct the military science system of.

;; military strategist in ancient China; the Eclectics

G256

A

1009-9115(2022)01-0083-09

10.3969/j.issn.1009-9115.2022.01.017

河北省研究生創新資助項目（CXZZBS2020074）

2020-06-01

2021-02-24

張申（1990-），男，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方向為秦漢史和諸子學。

（責任編輯、校對：劉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