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涼河西著姓家國觀之轉變

李若愚

前涼是十六國時期第一個建立于河西地區的割據政權。據現存史料來看，前涼士人群體主要以河西著姓為主。在河西長達130余年的割據史中，前涼國祚最久，隨著時間推移，前涼河西著姓的家國觀不斷發生著轉變，而其嬗變則正是反映這一時期河西地區政治、軍事、文化之興衰的一條承上啟下的重要線索。

涼前時期河西著姓的家國觀

關于河西著姓的形成與發展，現已有諸多前輩學人進行過探討，不再贅述。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河西地區的主要經濟結構在西漢中期后“已由原來畜牧業為主變為農牧兼營、以農為主”，故而這種特殊的經濟模式也導致了人文環境與中原地區有所差異?！逗鬂h書·虞詡傳》所載“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魲壠渚秤?，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奔茨軌蚍从吵龊游魅顺缟形涔?、眷戀故土的風氣。因此，受人文環境所影響的家國觀念亦有其特點。

據《三國志·閻溫傳》載：

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敦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

此事系于建安十七年（202）馬超殺涼州刺史韋康前。張恭生平不可考，從其任功曹一職和在郡中“恩信甚著”的情況來看，推測為河西著姓敦煌張氏出身。在敦煌太守出缺情況下，張恭能代行長史事，可以看出河西著姓自身即有一種地方主人翁的身份定位，懷有對地方治理的責任感。最終，敦煌太守由中央指派尹奉擔任，尹奉后二十余年至太和（227-232）間倉慈繼任時，敦煌已是“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的景象。

西晉時期，索靖“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后索靖子索綝參與擁立愍帝，河西著姓可謂是走向了政治舞臺的中央。史載索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而《五行三統正驗論》正是屬于漢儒治學的范疇，因此河西著姓不但在政治上積極向中央靠攏，學術文化上也表現出對儒家文明充分的認同感。

可以看到，訖于西晉，河西著姓既有基于儒家文化心理以及中央對地方的治理所構建起來的對大一統王朝的整體認同感，同時也發展出極為強烈的地域觀、家族觀。

前涼前期士人的家國觀

前涼由張軌肇基，極盛于張駿，衰于張祚。在施光明的《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沈淦的《從用人與納諫看前涼政權的興衰》、許世江的《敦煌大姓與前涼、西涼政治》等文中已較為詳細地探討了前涼政權中的張、索、氾、宋、陰、令狐等河西著姓士人的事跡，本文僅討論能夠反映士人家國觀方面的內容，以為補益。

在張軌奠基前涼政權的過程中，河西著姓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史載“（張軌）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謀士陰澹的事跡即值得考究。史載“澹欲行鄉射之禮，請（索）襲為三老”;又載“（索紞）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太守陰澹從求占書……澹命為西閣祭酒”;又《隋書·經籍志》載“《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綜合上述史料，得出以下結論：陰澹殫精竭慮為前涼政權籠絡儒學人才，擴大其統治基礎，即表現為行鄉射禮，請出身著姓、有德行威望的索襲為三老;請有學問的通儒索紞為西閣祭酒，負責文教事業，為政權培養士人。陰澹一直在嘗試為張氏政權的長期發展作出規劃，如撰寫《魏紀》，《經籍志》歸之于霸史，這與前涼張氏政權的性質與定位有許多相似之處，故而陰澹希冀以曹魏歷史來指導張氏政權的發展;又，向索紞求取占書，乃欲習占候之術，既為個人、家族前途計，亦為政權命運計也。陰澹雖為張氏圖霸業，但仍保有忠君守禮的傳統儒家思想，如宋人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別集·禮樂部》引《魏紀》云：

譙郡稽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陰澹對竹林七賢如此評價，無疑是對魏晉士人崇尚玄虛的一種批判和對儒家傳統的維護。從陰澹強調禮法的態度，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張軌作為外來士人能夠很快取得本土著姓支持，即他們有相似的儒家意識形態和政治訴求為基礎，即謹守禮法、以儒納士、保據地方、尊王攘夷。

張氏穩定河西政局后，在經濟政策方面，索輔進言張軌“宜復五銖錢以濟通變之會”，張軌納之。張軌同意恢復五銖錢流通，其一當然是為了促進河西地區經濟發展;其二也是為了維護河西著姓的經濟利益。在農耕經濟時代，對貨幣有更大需求的一定是士族地主階級而非自耕農，因為士族才擁有大量的田產，除去自給自足所需外還有余糧，這時就需要貨幣這種一般等價物，使其便于出售余糧、累積資財及購買其余生活所需品，保持其較高的生活水準。此乃河西著姓積極與張氏進行合作的又一例證。

綜上，這一時期河西著姓的家國觀比之魏晉間已有所轉變，由于中原的喪亂，使他們家國觀念中的國開始讓位于家。在名義上他們雖然仍奉晉為正朔，這是前涼主君與著姓間的政治互信的基礎;但從現實出發而言，他們則是竭力與張氏合作以保全各方利益，經營著他們更有歸屬感的河西。

前涼中后期士人的家國觀

前涼在張駿時代達到極盛而轉衰于張重華，這意味著到這一時期，其內部矛盾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積累。這主要表現為：前涼政權對寒族新鮮血液的需求與河西著姓對寒族士人的防備猜忌之間的矛盾;河西著姓與張氏王族所進行的權力斗爭的矛盾。

前者以前涼名將謝艾的事跡為例：謝艾生平已不可考，查閱史籍沒有發現涼州地區有謝氏郡望，故推斷應是寒族士人。從張耽對張重華所說的“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的薦語來看，謝艾早期應僅僅是擔任文職的一介儒生。

謝艾前后曾三次領兵擊敗后趙軍隊。永和二年（346）謝艾初次擊敗趙軍后，以功封爵，然而卻被“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太守”。顯然，這里的諸寵貴主要是前涼政權中顯赫的張氏親族成員及河西著姓們。諸寵貴作為政權的統治階級既需要有新人能在政權危難時站出來力挽狂瀾，但當下層士人的崛起可能會威脅到他們的政治地位時，又會毫不留情地進行打壓。這種矛盾在歷代政治當中都是存在的，它的出現時常也意味著政權的衰頹和人心的腐壞。

從謝艾事跡中可以注意到兩個情況：前涼士人在對待后趙時，還是能選賢舉能，同仇敵愾的，因為這關乎到前涼政權及其自身的安危，后趙在前涼士人的家國觀中仍是不被認可的非法政權。河西著姓在這一時期的家國觀念開始變得狹隘、消極，主要表現為當其所尊奉的漢人正統王朝是那么的遙不可及時，近在眼前的前涼割據政權則逐漸被張氏王族及河西著姓視為其禁臠，視國為家，以私壞公。

前涼后期，一系列政權內部的權力傾軋成為了主要矛盾，而這種矛盾的根源來自于張氏王族對皇權的渴望和對傳統家國觀的踐踏。早在張駿時期，張氏王族家國觀的轉變已初現端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稌x書·張駿傳》載：

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于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于王者，而微異其名。

張駿曾作詩《薤露行》，前四句詩云：

在晉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無良臣，艱亂起朝廷。

張駿以臣屬之身而不遵禮法、非議皇室，既是表達對司馬氏統治者無能的不滿，亦是對其割據自專的現實情況的自我認同。

到了張祚時，桓溫擅權，晉室衰微。張祚本就淫暴不道，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其違背初衷、僭稱帝位的行為就更是呼之欲出。這就導致其與士人在意識形態上產生了對立。正如《晉書·張祚傳》載郎中丁琪所言：

先公累執忠節……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逾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

可見，維護晉王朝的正統地位，至少此時仍是士人家國觀中的大前提，或者說是前涼君臣能繼續維系該割據政權的政治遮羞布。張祚的行為無疑對士人的家國觀產生了沖擊，使其離心傾向變得強烈。更重要的是，張祚破壞了王權與河西著姓之間的平衡。如前文所述，在張重華之后，河西著姓明顯有人才凋敝的趨勢，這必然使得他們對自身的政治前途愈發敏感。張祚此舉無疑觸及到他們的敏感神經，權力斗爭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從而直接導致了前涼政權和河西著姓的衰落。賈小軍教授指出：“張祚‘僭號稱帝’之事，意味著在長期的角逐中，安定張氏已經逐步控制了河西政局，也意味著前涼門閥政治臨近終場?！睂嵤谴_論。

前涼亡后余韻

前秦于公元376年滅涼后，河西自前涼以來的格局有所改變。史載河西著姓服務于新政權者僅有索泮、宋皓、趙凝、賈虔、郭黁，而張、陰、氾等大姓都不曾見載于這一時期之史籍。

到呂光建立后涼后，河西又短暫地恢復了割據一方的態勢。此時河西漢族士人的家國觀念有所分化。有中原士人出仕后涼者，如《魏書·程駿傳》載“（程駿）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中原士人對氐族政權接納度顯然是高于河西著姓的，因為他們有快速扎根河西的需求，同時這也會間接影響河西著姓對新政權的觀感;另又有河西著姓反抗后涼者，如《晉書·郭瑀傳》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 ;再有先仕后叛者，如《晉書·呂光載記》載：（郭黁）謂王詳曰：“……田胡王氣乞機部眾最強，二苑之人多其故眾。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徐更圖之?！?/p>

郭黁善占候，先仕苻秦，又仕后涼。黁以后涼將亂，恐自身難保，遂慫恿王詳造反。但諷刺的是他們反叛呂光并非是為了恢復曾經士人們所尊奉的皇道正統、綱常名教，而不過是期待能在亂世中尋求到庇佑而已。

以上種種既有受 “氐族本位政治”影響的因素，同時亦反映這一時期河西著姓或堅持傳統家國觀，或讓位于個人安危、前途命運的矛盾的、混亂的心理狀況。

前涼亡后，河西割據政權不再由漢人所據。當河西著姓失去了在河西的主導地位后，其建立在此之上的傳統家國觀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這種緩慢的轉變也為其后該士人群體入北魏做了鋪墊：即東晉漢人王朝不再是唯一正朔，河西也并非中原大一統王朝之王土，河西著姓又何必一定是王臣呢？可以說，從張軌刺涼形成割據到張祚稱帝、前涼末皇權與著姓的爭斗以及前秦入涼、呂光建立后涼這一系列事件，深刻地影響了河西著姓的家國觀，而其家國觀的轉變又反過來主導了該士人群體的歷史走向。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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