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在“夾縫中謀求自主”迎來新契機？

秦天

2021年12月，美國宣布正式結束在伊拉克的作戰任務，并稱駐伊拉克美軍士兵將留下轉而為伊拉克安全部隊提供“訓練與咨詢”。這一“轉型”既是2021年7月伊拉克總理卡迪米訪美的成果，也是自2019年以來美國與伊朗在伊拉克博弈的結果。該變化雖然是伊拉克外交深受美國與伊朗影響的又一明證，但也為伊拉克在“夾縫中謀求自主”提供了新的契機。

通過從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到如今美軍在伊拉克“撤而不離”的進程，可以看出美國對伊拉克的影響力在沖頂之后便處于“螺旋下降”的通道。2005年，在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第二任期伊始，美國就有從伊拉克撤軍的打算，但未能實現。2011年12月，奧巴馬政府決然撤出所有美軍駐伊拉克作戰部隊。2014年，由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逐漸猖獗，美國被迫向伊拉克增兵，但規模有限，且此時美軍主要以空襲為主進行反恐作戰。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為遏制伊朗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再次向伊拉克增兵，但特朗普最終在結束任期前將駐伊拉克美軍人數從5000多人降至2500人?？梢钥闯?，美國自伊拉克撤軍的過程一波三折，駐伊拉克美軍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而在動蕩頻仍的伊拉克，軍力攤薄就意味著影響力的衰減。

2021年7月，伊拉克總理卡迪米（左）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協議，到2021年底正式結束美國在伊拉克的作戰任務。

除軍事層面原因外，還有多重因素造成美國在伊拉克影響力的下滑。2021年4月，美國著名戰略學家安東尼·科茲曼發文痛陳美國在伊拉克犯下的12大戰略錯誤，其中包括：對伊拉克政策重戰術而輕戰略，忙于應付眼前威脅，而忽視對伊拉克內部團結、發展及能力的建設;未能有效援助伊拉克安全部門;未能處理伊拉克國內動蕩的根源性問題;未能根治伊拉克的治理和腐敗頑疾;未能有效借助盟友和伙伴的力量等。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國主導的伊拉克國家重建陷于失敗，這不僅使美國未能建立起能有效塑造伊拉克政府各部門、各勢力的機制，更使美國在伊拉克民眾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美國影響力的下降是一個過程，但就目前而言，美國對伊拉克國防部門及反恐特種部隊仍有極強影響力。伊拉克各軍兵種對美式裝備的路徑依賴短期內難以改變。美國仍是伊拉克最大的援助國。

科茲曼指出，過度聚焦于打擊“基地”“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而輕視了地區最大對手伊朗，是美國在伊拉克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錯誤。誠如科茲曼所言，2003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倒臺后，與伊朗有著天然紐帶的什葉派政黨掌握了總理職位，這已注定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進入上升軌道。

事實上，伊朗不僅“笑納”了美國的戰略失誤，更有“火中取栗”的作為。輿論普遍認為，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伊朗扶持了多支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助其發展壯大，并利用它們襲擾美軍。美國特朗普政府宣稱，2003年～2011年，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進行主要策劃，并由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實施的襲擊共導致了608名美國士兵死亡，占同期駐伊拉克美軍死亡總人數的17%。此外，據多家外媒報道，在“伊斯蘭國”肆虐伊拉克之際，伊朗再次大力支持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進行反恐，并借此深化與民兵組織的利益捆綁。輿論認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伊朗的協調，多支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才在2015年被整合為什葉派民兵武裝團體“人民動員組織”，該團體隨后被納入伊拉克國家安全機構編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合法化。在這一階段，由于與伊朗在打擊“伊斯蘭國”上的利益相合，美國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看著伊朗與什葉派民兵武裝勢力的不斷坐大?？紤]到伊朗還是伊拉克的主要進口來源國之一，伊拉克往往自伊朗進口緊要的電力和天然氣資源，且兩國什葉派之間還存在延續千年之久的宗教網絡，伊朗對伊拉克的影響力顯然比美國更具有可持續性。

然而，伊朗在伊拉克影響力的走強看似是“大勢所趨”，但也可能出現階段性甚至嚴重的倒退。2019年下半年以來，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明顯遇挫。一是伊拉克民眾“反伊朗”情緒上升。2019年10月，伊拉克爆發大規模民眾抗議，雖然抗議的直接起因是被認為具有親伊朗傾向的時任邁赫迪政府治下的民生困頓和政治腐敗，但“反伊朗”逐漸成為重要因素。此后在2020年和2021年，伊拉克均爆發了以“反伊朗”為主題的民眾抗議，在什葉派聚居的伊拉克南部，民眾的抗議程度尤其激烈。在2021年10月提前舉行的議會選舉中，號稱“反美反伊朗”且標榜伊拉克民族主義的什葉派宗教領袖兼政客薩德爾成為最大贏家，而親伊朗的什葉派政黨所獲席位數量則大幅縮水。二是伊朗折損一員大將。2020年初，在美國與伊朗的激烈對峙中，美國使用無人機暗殺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司令蘇萊曼尼。蘇萊曼尼被認為是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網絡的“總經理”，與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領導人私交甚密。而蘇萊曼尼的繼任者加尼更熟悉南亞事務，不擅長說阿拉伯語。因此，蘇萊曼尼被暗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伊朗與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的溝通與協調。

但是，能否有效指揮、調動和協調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是伊朗能否繼續對伊拉克施加影響力的關鍵。輿論普遍認為，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通常分為三大派系：一是親伊朗;二是親薩德爾;三是親伊拉克什葉派宗教領袖西斯塔尼。而即便是親伊朗的民兵武裝組織，與伊朗的親疏遠近關系也不盡相同：有的從意識形態到活動策略都緊跟伊朗;有的雖與伊朗聯系緊密但致力于本地化的政治目標;有的則是伊朗的雇傭兵。而且，不同的民兵武裝組織之間還存在復雜的競爭與合作關系。蘇萊曼尼之死，及近年來在美國制裁下伊朗“撒錢”力度的衰減，導致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在組織運轉和內部團結上出現了問題，部分民兵武裝組織的行動亦不符合伊朗利益。據西方媒體披露，2021年6月和11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司令加尼曾兩度赴伊拉克面見主要的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負責人。前一次是要求民兵武裝組織減少對美軍的襲擊，避免干擾伊朗核談判;后一次是敦促其接受伊拉克議會選舉結果，以維護伊拉克什葉派軍政力量的內部團結。由此看，在“后伊斯蘭國”“后蘇萊曼尼”“后美國撤軍”三期疊加的時代，伊朗能否保持甚至加強對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的控制力，進而延續伊朗在伊拉克影響力的上升勢頭，仍具有不確定性。

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與伊朗是對伊拉克影響力最大的外部勢力。由于在美伊之間“左支右絀”，伊拉克政府在外交上的作為空間較小。然而，隨著美國影響力的下降及伊朗影響力的遇挫，伊拉克政府抓住時機，擴大了外交的自主性與回旋空間。

一是實行“勸和外交”。當美伊關系惡化時，伊拉克往往成為“美伊斗法”的戰場，遭受“池魚之殃”;而當美伊關系穩定時，由于兩國在伊拉克的競爭烈度降低，伊拉克則能獲得相對較好的發展環境。因此，促進美伊關系的穩定和改善符合伊拉克的利益。早在2012年5月，伊拉克就曾主辦過伊朗核問題談判會議。近年來，伊拉克雖未再主辦核談判會議，但仍是美國與伊朗之間的重要溝通渠道。此外，在伊拉克的大力斡旋下，伊朗與沙特自2021年4月以來在巴格達至少進行了四輪會晤，緩和了雙邊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伊朗核談判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伊拉克還曾于2021年8月主辦“巴格達峰會”，埃及、約旦及卡塔爾三國元首出席，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等多國外長與會。

二是實行“制衡外交”。伊拉克總理卡迪米非常注意美國和伊朗的感受，不愿給外界留下伊拉克“重美輕伊”或“重伊輕美”的印象。2020年，卡迪米在7月訪問伊朗，8月訪問美國;2021年，卡迪米在6月與9月兩度訪問伊朗，其間7月訪問了美國。如今駐伊美軍“轉型”，既讓美國保留了在伊拉克的軍事存在，也回應了伊朗要求美軍撤離的訴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伊拉克政府在外交上的“折衷手法”。不過，卡迪米政府自2020年5月上任后便著力穩定和鞏固美國與伊拉克關系的大框架，啟動并完成了“美國伊拉克戰略對話”，可以看出其在保持平衡的基礎上或有“聯美制伊”的傾向。

2021年8月，在伊拉克主辦的“巴格達峰會”上，法國總統馬克龍（左）作為唯一的域外國家首腦受邀參會。

三是實行“第三方外交”。伊拉克身處美伊“夾縫”之中，不斷嘗試引入“第三方行為體”，以彰顯自身的獨立性。一是改善與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關系。1991年海灣戰爭后，沙特與伊拉克斷交。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后，沙特因不滿伊朗在伊拉克影響力的上升，一直未與伊拉克復交。但2015年以來，沙特轉變思路，著眼于抑制伊朗的影響力，逐步改善與伊拉克的關系。伊拉克迅速接過“橄欖枝”，并在2017年邀請沙特外交大臣到訪，與沙特聯手開放了邊境口岸。更重要的是，薩德爾還曾在2017年訪問沙特，并與沙特王儲進行會晤。這些互動不僅使沙特在伊拉克的影響力有所回升，更使伊拉克在美伊之外多了一個重要伙伴。此外，伊拉克也在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加強交往，增進地區合作，試圖回歸自身的“阿拉伯身份”。例如，自2019年起，伊拉克與埃及、約旦已舉行四次三邊元首峰會。二是與法國加強往來。在伊拉克2021年8月主辦的“巴格達峰會”上，法國總統馬克龍作為唯一的地區外國家首腦受邀參會。他向伊拉克承諾，“無論美國如何決策，法國都將在伊拉克繼續反恐”。同年9月，法國能源巨頭道達爾與伊拉克簽下了包括南部油田開發、天然氣補給利用、海水淡化與太陽能發電在內的綜合能源項目，價值高達270億美元。此外，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伊拉克還引進了中國企業參與其油氣田開發。2019年10月，時任伊拉克總理邁赫迪訪華期間，伊拉克與中國達成了“石油換重建”的合作方案，即以伊拉克對華石油出口為擔保，由雙方成立共同基金，資助伊拉克進行戰后重建與經濟多元化。這可視為伊拉克在經濟領域的“第三方外交”。

總體而言，伊拉克近些年來外交自主性有所增強，并與2021年以來美國—伊朗、沙特—伊朗等多對地區矛盾的緩和形成了良性互動。對于高度關切海灣地區安全形勢與伊朗核問題進展的中國而言，伊拉克反映出的海灣地區外交局面新變化不失為一個積極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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