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建造與思想何以互動？

李海清

“建造”，在新世紀以來正逐漸成為中國建筑學術話語熱點。很多情境下，甚至成為有思想深度建筑活動的代名詞，難免失之寬泛。盡管如此，這似乎還是能說明，人們不復沉湎于此前數十年輸入的各種“理論”“流派”和“主義”之爭，而試圖直面實踐需求，回歸對于建筑活動自身意圖與內涵的探索。

誠然，狹義的建造是對建筑活動之工程實現（building realization）維度的簡稱，關注工程實現的全程控制，是指向空間生產之物質性（materiality）的行動。而思想在這里特指建筑活動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由思維產生的觀念及其體系，也多受普遍意義的社會、文化思想觀念之影響和制約。二者之間關系的理想假設是：物質性行動可以全然貫徹或反映思想觀念，反之亦然。但社會分工致使行動者與思想者的處境與訴求不同，引發立場與態度差異，直接影響工程實現是否成事及其成效，如何尋求其間的溝通并達成合理的互動關系遂成為問題。

農耕時代，建造的主體是傳統工匠，而思想的主體是傳統知識人——儒者（Confucian scholars）。他們社會地位相去甚遠，難有交集。除極少數尊貴建筑（noble architecture），大量建筑活動常掌控于工匠之手，其師徒制倚重口傳心授，文字記載匱乏。而儒者則受限于鄙薄生產技藝的傳統價值觀，對建造也少有關注。北宋將作監李誡已意識到儒匠二分之弊：“斲輪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于是在編修《營造法式》過程中“考究經史群書，并勒人匠逐一解說”，以稽參眾智，“溝通儒匠、浚發智巧”。

近世以來，現代意識影響下的知識生產、傳播及體系建構均發生深刻轉變?，F代意義、分殊細密、邊界清晰的“學科”逐步引入——土木工程學和建筑學；被賦予專司設計職能的是新型知識人——土木工程師以及稍晚登臺的建筑師；而傳統工匠的建造職能則逐步轉由新型體力勞動者——技術工人來承擔。建筑活動不復只是真材實料的物質生產和高度復雜的社會生產，也成為新型知識人欲總其事的專業生產。如此，則與古代中國之儒匠二分相似，建造與思想二分依舊存在，成為一些根本問題的誘因。為此，中國營造學社、中國建筑師學會等專業組織以及專業領域有識之士做了許多工作。

建造與思想二元分離究竟會給建筑活動帶來怎樣的影響？其具體表現是什么？形成機理如何？后果怎樣？在實踐中是否真的有百弊而無一利？二者間關系除了分離或整合之外，是否有其他可能？有哪些人們、又是怎樣嘗試在二者間進行溝通的？其效果如何？特別是近現代建筑活動管理體制之制訂者，他們有沒有對此進行過改進性的探索？如果有，效果怎樣？如果沒有，又是為什么？于今有何啟示……假如將建造理解成行動（施工+安裝）、將思想視為觀念（設計+表述）的話，上述問題為具體討論建筑活動中實踐與理論的關系提供了多層面、多視角的可能。

2021 年年底，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在2019 年舉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專家咨詢暨中國近代建筑史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上，開始組織系列性的、兩年一度的“近現代建筑歷史與理論研討會”。正是有鑒于對上述問題的基礎性，根本性和前瞻性意義的認知，這次會議確立以“建造與思想互動”為主題，邀請海內外知名學者，針對建造的物質性行動與其思想觀念之間的關系展開交流和討論，會后又經半年多醞釀而成此專欄。

意料之中的是，富有實踐經驗的研究者直率且切身地響應乃至延展了會議主題，而具體視角又有顯著差異。裴釗注意到關于設計、建造二分的現有討論多為狹義的建筑師和工程師之專業分工，而忽略更為根本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差別即廣義二分問題。通過分析三位不同時期拉美建筑師的思想和實踐，探討廣義二分問題的可能解決路徑：既要尋找機遇，也應適可而止——避免分工對人和勞動的異化，避免在鄉建活動中，將現代建造體系簡單粗暴地復制到農村，對本地社會生活網絡和意義造成毀滅性破壞；夏珩則在狹義二分的具體路徑上作出了難得的精微分辨：特定歷史條件下，為應對節約“三材”“勤儉建國”訴求，“建造—設計”主體間的關系至少呈現出4 種不同類型，這些“建造—設計”主體間的緊密關系具有打通專業隔閡，鏈接上下游產業環節的作用，可為當下建筑實踐與設計教育提供借鑒。

三位建筑（造）史學者以開闊的國際視野與堅實的史料工作回應了會議主題，劉亦師追溯德國天文館建筑設計的緣起，及其在世界各國的傳播和改進，據此聚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北京天文館籌備、策劃和建設過程，討論鋼筋混凝土薄殼在新中國的早期應用，以及最早使用噴射混凝土技術的這一新中國著名建筑的設計和施工特點及其經驗得失；潘一婷以近代建造學教科書及相關技術培訓為切入點，關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中英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建造與思想之轉變，辨析“儒與匠”“思想與建造”的含義區別，分析近代建造技術教育轉型中的技術工人之工藝自由及其利弊，并探討“實現目的”與“創造目的”兩種層面的工藝創新及其意義；鄭紅彬則以鋼筋混凝土這一源自歐美的現代建造技術及其知識體系在近代上海的擴張過程為切入點，嘗試分析制度層面隨之而來的，涉及諸多方面的儒匠關系變革，并試圖以各方溝通儒匠所作努力之分析，揭示變革背后的觀念沖突與影響。

另三位理論型建筑史學者則基于各自研究背景作出了別開生面的回應。曾若暉立足于東南亞熱帶氣候條件的具身性認知，通過熱物質文化概念探究空氣對建成環境的物質作用，考察20 世紀60 年代至21 世紀初新加坡公共住房中空調的引入如何影響氛圍，身體，以及一系列不同尺度物體間的熱交換與能量流動，進而對近期人文社科領域關于“氣氛轉變”及建筑史領域關于建筑、技術與環境等研究作出思辨與評價；焦洋力圖使朱啟鈐等先賢在20世紀初所著力復興的哲匠話語及其所承載的學術理想得到彰顯：《哲匠錄》主旨或可詮釋為“何為哲匠”與“哲匠何為”兩個要義，前者體現土木營造等工藝之事參與者涵蓋類型及作用，而后者則反映在建筑學引入中國背景下對土木營造傳統的憂患意識，寄托了凝練傳統智慧以融會貫通的期望；王凱系統回顧了40 多年來中文文獻中對上海松江方塔園與何陋軒的談論方式的變化，試圖以何陋軒作為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代中國建筑話語歷史中，“建造”如何逐步進入言說，并最終進入建筑理論話語核心的歷史過程，以及這一轉變在當代中國建筑觀念史中的意義。

因受約稿時限和多地頻發疫情影響，作者們付出的巨大努力難免折損。好在以上研究能夠分別從技術史、建造史、觀念史、史學史與生活史等諸多方向有針對性地回應會議主題，且于宏大敘事和精微分辨這兩極之間自如切換而“林木互見”，真正是跳脫了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和后現代范式等既有研究路徑各自局限而又能兼取所長、各美其美，展現出一種理論自覺和獨辟蹊徑的新氣象、新格局，為學科生長和本領域研究的深化與拓展貢獻了一份心力，令人感佩。

回首過往，建造與思想的互動既可能發生在同一主體身上，也可能發生于不同主體甚至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主體之間。無論這互動是簡單抑或復雜的，但其真切是常能被體察的。沒有思想（力）的建造難以行穩致遠；而疏于銜接建造的思想，則因缺乏鮮活的養分，也難免成為無根無本的浮云。近代以來建造與思想的互動，使得建筑學科終于擁有了自己的核心價值，建筑的本質、建筑學的本體和建筑師的本分終于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中國建筑實踐也因此獲得了真正的、初步的思想解放和創造力釋放：建筑終于有機會開始成為他自己，而不復純粹只是政治、經濟、社會競（斗）爭和博弈中的晴雨表、溫度計、指示牌和隨意取用的工具箱。盡管建筑學科自身核心價值在當下的具體、現實情境中還顯得有些乏力，但有理由期待這只是暫時現象——真的總歸是真的，總歸有可能在人們的各種努力盡皆到位時產生同頻共振，進而迸發出深沉、可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