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業遺產社區記憶場所活化研究
——以沈陽鐵西區工人村為案例

劉麗華

（沈陽師范大學 旅游管理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一、記憶場所的理論內涵及活化進展

記憶場所是指保留和繁衍集體記憶的地方，是基于群體記憶的不斷延伸和豐富所形成的代表性場所[1]。1978 年，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提出后，其理論思想經不斷發展，在20世紀后半期國內外的歷史學、文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得到廣泛應用。依據皮埃爾·諾拉的理論，記憶與場所關系密切，記憶創造了場所，這些場所是社會、民族、家庭、種族、政黨自愿寄放它們記憶內容的地方[2]Ⅹ。但記憶不是自發的，不等同于歷史，切入了人與環境、時間、空間等要素的聯系和互動關系[3]。記憶場所關注被歷史忽視的群體、事件和地點[4]，其形成必須有歷史、時間和變化的介入。在諾拉看來，記憶場所事實上有三種特征或類型，即象征性的、功能的和實在的。象征性的包括紀念性活動、朝圣活動、周年慶典或各種標志物等；功能性的包括教材、自傳作品、協會等[2]Ⅴ；“實在的”后來被學者解釋為物質性的，包括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墓地或建筑物等。記憶場所更接近于真實存在的日常生活空間，在個體層面、社區層面、地方區域以及民族國家層面，表現出獨特的價值[5]。其中，文物保護單位名錄之外，被當地居民日常使用的社區記憶場所[6]，因具有承載鄉愁、社區情感和集體記憶[7]的特殊價值，逐漸成為城市更新與遺產互動的重要場域。

“活化”是近年來遺產保護的新理念。在西方遺產界，活化利用思想可溯源到1979 年ICOMOS《巴拉憲章》，被表述為“適應性利用”（Adaptive reuse），核心思想是為歷史建筑尋找新的使用功能，而且新功能不可傷害建筑的結構安全及整體感[8]，保護所有有文化意義的地方，使得該場所的文化價值得以最大限度的傳承和再現。20 世紀90 年代，我國臺灣地區在文化公民權提升和社區營造思潮[9]的影響下，開始將“活化”與傳統街屋等歷史建筑相聯系，提出“古跡活化”概念，指古跡空間價值通過再利用形成新的使用功能的過程[10]。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活化對象已發生變化，從最初的國寶級建筑文化遺產擴大到地方性的歷史建筑、聚落及近現代工業遺產等領域，突出“原狀保護”向多元化的“活化利用”轉變[11]。2009 年以來，活化視角的記憶場所研究漸趨增多，主題涉及記憶場所與遺產保護[1][6]，紀念館與創傷記憶[12]，記憶場所與文化認同[6]，記憶場所與城中村[13]，記憶場所與權力、社會發展，記憶場所與鄉愁，記憶場所的表達、再生和重構[14-19]等，從多視角探討了當代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情境下，記憶場所如何通過活化策略重塑城市紀念空間，彌合精英景觀與常人景觀的裂痕，建構不同社群的文化身份，進而在情感上形成地方認同，幫助衰敗地方恢復活力。

二、工業遺產社區與記憶場所

工業遺產社區形成于工業文明發展過程中，是指工業革命、工業化時期為滿足工人居住和生活需求，在新村主義、花園城市理念導向下，圍繞工廠等工業設施建設或依附于工業企業存在的，具有生活形態延續、配套設施齊全、歷史遺存豐富、社區空間完整等特征的工業住區[20]。作為工業社會住區模式探索的實踐結果，其形成和發展歷經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是歐洲工業革命時期帶有烏托邦理想的實驗階段。18 世紀末期到19 世紀中期，“焦炭城”大量建設，城市環境和工人居住條件惡化。在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下，一些企業家開始探索在工業住區中建設教育、休閑、社交、醫療等福利設施，形成新的居住模式，代表包括法國吉斯的工人之家[21]、英國的新拉納克和索爾泰爾[22]及美國的新和諧公社等。第二階段是蘇聯工業化時期公社大樓的實踐階段。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的工業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大型工業中心、工業區開始探討設計建造被稱為公社大樓的新型居住區，目的是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通過建筑形塑人們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化的生活。典型做法是將單元式住宅樓與商店、幼兒園、學校等設施組織在一起，形成以城市居住綜合體為核心的生活服務設施配套完善的大型街坊式住區[23]。代表包括扎波羅日耶的第六村街坊、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居住區等，這些居住區對歐洲城市的現代住區發展，如瑞典、挪威、丹麥、冰島等國的“集體式大樓”及東歐、中國等國家的工業城市住區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三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時期的工人村發展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五”建設時期，我國許多城市在建造工業區、企業廠房時，仿效前蘇聯模式，建造在產權關系上隸屬于企業的“工人村”“工人新村”等居住單位，形成自成體系的單位制工業住區，典型代表包括沈陽鐵西區工人村、長春一汽工人社區、太原礦機宿舍、洛陽澗西工業住宅區、上海曹楊新村、武漢青山區紅房子等，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城市住區的典型模式。

工業遺產社區是一種地方性的記憶場所，工人群體長期親密、單純的共同生活，結成了居住的共同體[24]。這些反映常人平常過去的非精英日常景觀[25]262，是保留城市記憶的重要場所[26][27]，對其保護應上升到城市遺產的高度[28]?，F實情境是，我國工業遺產社區大都不具有遺產身份，在以舊城改造為主要途徑的城市更新進程中，或是被納入棚戶區改造項目，整體性拆除；或是將原住民遷出后拆遷重建，進行創意旅游開發，場所中的工業文化記憶處于快速變遷中，記憶危機現象嚴重。本文引入活化視角，以沈陽鐵西區工人村為案例地，分別于2016年 6 月、2017 年 6 月、2018 年 7 月、2019 年 4月和2021 年10 月開展長時段、回訪式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工人村生活館、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管理、講解人員4 人次，工人村社區工作人員、居民、游客30 余人次①講解人員和社區工作人員、居民、游客分別用service、community、resident、tourist 表示，后文涉及訪談內容分別用字母S、C、R、T 代替，并以具體訪談年月為編號。，探討工人村記憶場所的保護困境和場所活化的實踐過程、方式、特點，發現活化中存在的問題，對保護工業遺產社區記憶場所，延續集體記憶，形成地方認同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沈陽鐵西區工人村記憶場所的形成及保護困境

（一）工人村記憶場所的形成及類型

鐵西區工人村位于沈陽市鐵西區西南部，初建時東至衛工街，南至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路，是新中國建設最早、規模最大的產業工人住區。工人村始建于1952 年，建成于1957 年，共有5 個建筑群 143 棟建筑，建筑面積40 多萬平方米，總占地面積73 萬平方米，供工業區內沈陽冶煉廠、鼓風機廠、鑄造廠等156 個企業使用。工人村是一種依托單位制形成的，將產業工人的生產和生活融為一體的特殊類型城市住區。同時，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城市的空間實踐和制度建構[29]，反映了新生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群體重要的社會地位和階級角色，成為新中國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象征。

工人村在建設發展和使用過程中，形成了物質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不同類型的記憶場所。物質性的記憶場所從職能來看，主要包括三個類型[30]396-399：第一類為居住設施場所，包括住宅以及為其服務的水、電、煤、氣等的供給和維修管理設施；第二類為生活設施場所，包括職工食堂、商店、浴室等；第三類為教育、文化、衛生等福利設施場所，包括附屬幼兒園、學校、電影院、運動場、醫院、公園等。居住建筑是物質性記憶場所的主體，建筑多為紅色樓體，又稱“紅房子”，采用街坊式圍合布局、蘇式三層起脊悶頂式風格，門上過梁多用中國傳統“回字紋”裝飾，在色彩使用、立面造型、空間規劃等方面既表現出蘇聯和中國傳統建筑風格融合的文化特色，又表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的工業美和場所感。生活設施場所主要包括工人村大合社、工人村第一糧站、工人村郵局、工人村飯店等。福利設施主要包括工人村幼兒園、工人村小學、勞動公園等（表1）?！皥鏊庇捎洃洝澳邸倍?，記憶“寓身”于場所之中[2]。長期以業緣為基礎的共同生產和生活使得工人村成為鐵西區三代產業工人群體共享集體記憶，寄托工業鄉愁、鄰里情感和地方認同的記憶場所。

表1 工人村主要物質性記憶場所簡況[31]

（二）工人村記憶場所的保護困境

工人村是為鐵西工業區配套建設的典型單位制工業住區。根據1953 年的《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等相關規定，企業的工業生產用地和居民區的生活用地屬于國有土地性質，經當地政府撥付由企業無償使用，不需另付租金。企業在獲得福利的同時，也要接受國家委托，通過成立房產科或房產管理處等職能部門，代理國家行使管理及保護工業住區的相關職責，具體包括住區建設、綠化、房屋維護修繕等，使得住區管理成為這些企業各項管理制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沈陽重型機器廠于1953 年成立了房產科，專職負責房產管理與房屋修繕，從1965 年到1984 年，在工人村等地配備的維修人員從47 人增加到580 人，不僅負責日常維修，也能承擔部分大修和新建工程。住房管理的基本內容包括動遷、住房分配、獨身宿舍管理、收繳房租、住房維修等工作[32]329；在沈陽冶煉廠，職工宿舍的維修工作主要由廠房管理處承擔，該管理處下設興華街維修站、工人村維修站和大修站三個站點，站下設力工班、防腐班、水暖班、木工班、管工班、綜合班等班組，負責工人村宿舍的翻修、上下水道改線與安裝及門窗、水暖、電氣等設施的維修與保養[33]457。在1949 年至1993 年的近半個世紀里，單位制成為工人村社區最主要的保護制度。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單位制既能最大效益地安排生產與生活，又能把居民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及政治管理統合在一起[30]，這是單位制的積極作用，但它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沉重負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工業住區一直被視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福利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根據國家的低房租政策，居民只需支付每平方米建筑面積每月0.2～0.3元的象征性房租，僅占家庭收入的1～4%[30]。長期的低房租政策使得所收房租在全部維修支出中占比極低，無法滿足房屋維修需要，企業不得不進行大量撥款，補貼住房維修資金缺口，給企業發展帶來沉重的壓力，這從沈陽重型機器廠1980 年至1984 年間房屋租金收入和維修支出的相關數據中不難窺見（表2）。而且，從20 世紀80 年代中期開始，工人村依附的國有大型企業經營逐漸陷入困境，管理不善，效益低下，企業用于住區維護的資金逐步減少。以沈陽冶煉廠為例，1984 年，該廠用于房屋維修的經費為60 萬元，1985 年降至21 萬元，1986 年略有上升，為 30 萬元[33]，保護和管理的資金投入持續下滑。

表2 沈陽重型機器廠職工宿舍房租收入與維修支出[32]329（1980—1984 年）

進入20 世紀90 年代，在市場經濟改革的影響下，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逐步瓦解，社區保護的消極效應開始集中顯現?！澳昃檬?，電線老化”（201606R），“門窗破舊，木料蛀蝕，墻體漏雨潮濕，地基下沉30 厘米”（201606R），住區功能衰退。而且，“兩家共用一個廁所和廚房，居住面積小”（201706R），居住條件差，從“高檔住宅區”變成“危房區”（201606C）[34]，建筑空置率高，街區活力降低。居民基于居住的功利性需求，搬離意愿強烈。同時，又因為長期居住，“鄰里關系和諧，有情感依賴”“故土難離”（201806R），對社區有歸屬感，加之社區“人口密度小，綠化好，環境安靜”（201904R），建議“兩家并一家”，或者“保留老建筑，建成養老院”（201806R）。2003 年到 2011 年，通過棚戶區改造，一百余棟紅房子連同大合社、糧站、幼兒園、飯店、照相館等建筑被整體拆除，置換土地新建工人村一期、工人村二期、工人村三期、工人村四期，統稱工人新村，安置工人村拆遷居民。保留下來的物質性記憶場所分布在重工南街、肇工街與南十西路、南十一西路圍合兩個街坊32 棟紅房子（圖1），以及毗鄰的郵局、工人村二校和電影院。

四、鐵西區工人村記憶場所活化模式及特點

（一）工人村記憶場所的活化模式

工人村記憶場所活化包括場所功能的更新和場所地方情感記憶的激活。從時間來看，始于2002 年鐵西區的東搬西建時期，伴隨鐵西區老工業基地的發展、衰敗、更新全過程。就活化后的功能劃分，2006 年到2017 年為工人村生活館的文化展館模式，2017 年到2019 年為工人村養老服務+生活館復合功能模式。2006年，鐵西區委、區政府為傳承鐵西工業文化記憶，改造贊工街與重工南街間東側半個圍合的7 棟紅房子和1 個院落，遷出住區居民，按照尊重歷史原貌、修舊如舊的文物保護原則，建成工人村生活館（見圖1）。其中，35 號東方美術館是非盈利性社會公益藝術空間；2 號是我國第一個工人生活主題的原生態型博物館，實名復原13 個典型家庭及大合社、糧站、郵局、幼兒園、抗大小學、居委會6 個服務設施場景，包括老照片200 余幅、實物5 000 余件，用以展示20世紀50 年代至90 年代工人村的生活記憶；34號鐵西人物館展出包括“五朵金花”等對鐵西區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典型人物及其圖片、手稿等文獻，呈現鐵西的地方記憶。

圖1 工人村主要物質性記憶場所的空間分布

活化后的工人村生活館兼有旅游功能，被評為國家3A 級旅游景區，成為體驗鐵西區工業文化記憶、地方情感的紀念空間?！翱吹阶约盒r候很多場景，如老朋友般，一種艱苦中快樂的回憶”（2016T）；“物件產生的氣息，讓我想起那年的自己、做的事和感觸”（201807R）。雖然也提供軍裝、游戲等懷舊體驗項目，但總體上看，仍以靜態展陳為主，缺少人與物品、場景間的互動體驗，記憶場所的情感價值和地方意義難以傳遞。東方美術館、鐵西人物館因經營缺乏活力先后遷走或閉館。2010 年之后，地方政府開始嘗試將閑置建筑整體出售或出租，引入社會資本，為建筑尋找新功能，包括幼兒園、教育培訓、賓館、俱樂部、飯店、家具生產、攝影工作室、書屋及養老院等綜合性的商業業態。2017年，運營了十年的工人村生活館實施閉館改造，引入一家建筑公司，建成工人村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提供助餐、醫療衛生、護理、救急、日間照料、家政金融、精神慰藉、文體娛樂等社會化服務，同時也提供包括針灸、刮痧等收費服務項目。居家養老歸屬鐵西區民政局管理，是政府運營的非營利性質機構。2020 年，因建筑老化亟需維護等原因，養老服務退出，目前處于重新規劃中。

（二）工人村記憶場所的活化特點

1.記憶生產受權力推動，社區工人群體生產缺位

記憶不是一個事件的簡單再現，包含著一個創造性和構造性的過程[35]80，是社會建構的結果，主要由現在的關注所形塑[36]53。工人村生活館是在鐵西區委、區政府直接推動下建成的，具體分工是城建局負責規劃、動遷、設計，檔案局負責征集、布展，這些地方職能部門構成記憶生產的權力主體。選擇和呈現記憶時，老工業基地振興、地方形象再造成為現實的推動因素。記憶所表征的意象是：工人村的“花園風貌”；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化生活”；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階級身份和社會地位。記憶的主體主要以勞模、領導者、管理者、技術骨干、知識分子等為主，即便是90 年代的下崗家庭，記憶生產也著重下崗再就業，重獲幸福生活的自強自立形象，導致工人村生活館成為官方記憶取向的產物，記憶在本質上受到了權力推動[37]，在變化的時空中建構自我身份認同和集體的認同感[38]。

2.記憶空間被壓縮，場所意義簡化或流失

生活館的活化階段，記憶生產以典型家庭生活場所和服務設施場所為主，分布在2 號建筑的三個樓層。其中，1 樓復原了4 個50 年代家庭、5 個服務設施場所，2 樓復原了60 至90年代的9 個家庭和1 個服務設施場所，3 樓為圖片館、小人書館、宣傳畫館。改造后3 樓部分場所保留生活館原有的記憶功能，1 樓、2 樓的記憶空間被置換為養老服務功能。生活館總面積1 500 平方米，“大約90%的場所變成養老功能，記憶功能只占大約10%，改造時為了保障一些看點，50 年代保留了一間半間，70年代保留了一間半間，到60 年代，保留下來的一個是董朗泉故居，一個是葉選平故居”（201807S），大合社等服務性的記憶場所全部被置換。新的場所包括照料室、助醫室、助餐室、娛樂室等?！霸S多來參觀的都說，怎么變成這樣了？”（201807S）一些來參觀的老工人認為，“展館里沒有老物件，記憶淡薄，還是對以前的生活館有情感”（201806R），“更喜歡以前的，老年人都懷舊嘛，而且這東西都是越變，離原來的樣子、離過去越遠了”（201806R），場所的記憶功能逐漸喪失。

記憶以兩種方式得以建構，一種是視覺方式，包括實物、影像、圖片等；另一種是語言的方式，包括口述、書寫、新聞報道等[38]?！肮と舜宓谝淮鷳艨诓尽钡任锛蛊泛拖嚓P報道圖片，“改造前很多，現在不到 1 000 件”（201806S）。改造前展品按照年代和主題結合的方式，再現工人村記憶場所在時間尺度上的變遷，但改造后，“一個屋子里涵蓋了其他家庭的物品，牌子解釋不清楚，很多解說牌都不掛了”（201806S）。有些屋子，因為展品刪減、主題不清晰，或者因為迎合養老的主題氛圍，被重新命名。例如，原來1980 年代的新婚家庭被部分保留，重新命名為“浪漫小屋”，原來1970 年代沈陽鑄造廠工人的家庭，被重新命名為“擁擠小屋”。實物、圖片、解說牌因功能置換等大量刪減，附著在物件上的信息快速消失，參觀者無法理解場所傳遞的信息，場所意義被簡化。

3.結合深度老齡化的地方情境，開展文保社區的活化實踐

鐵西區工人村具有文保工業住區和深度老齡化的雙重情境特點。工人村生活館建成后，工人村因為獨特的工業歷史文化價值和產業工人住區的社會情感價值，陸續獲得鐵西區、沈陽市和遼寧省的文物身份。2007 年，工人村宿舍舊址被鐵西區政府確定為鐵西區文物保護單位；2013 年，鐵西區工人村歷史建筑群被沈陽市政府確定為沈陽市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為肇工街到重工街兩個街坊內的32 棟建筑，其中位于贊工街與重工南街圍合街坊內的16 棟建筑于2014 年被遼寧省政府確定為遼寧省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圖1）；2015 年，鐵西區工人村又被遼寧省政府確定為省級歷史文化街區。從文保單位的內部運營環境看，工人村生活館建成后歸鐵西區文體局下設的旅游局管理，采用免費公益景區的政府運營模式，運營資金來自于政府財政撥款?！?006年，鐵西區政府每年投入運營經費30～40 萬元，2016—2017 年，投入經費增加到 120～150 萬”（201806S），文保的制度約束和單一的資金渠道帶來運營管理經費及活力不足等后續問題。

從工人村的外部發展環境看，根據沈陽市統計信息網數據，截至2019 年末，鐵西區總人口約為98.7 萬，其中60 歲以上人口占比達27%，高于全市25.6%的平均水平。沈陽市人均壽命也不斷延長，從2010 年平均78 歲發展到2019年的平均80 歲①數據來源于沈陽市統計局官網。。而工人村地區作為我國最早建成的產業工人住區，其老齡化問題更為典型和嚴峻。調研數據顯示，工人村功能區總人口達到4.5 萬人，其中60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為1.9萬人，占比高達42.22%。挖掘住區的使用價值，在延續建筑工業文化風貌的基礎上活化為養老機構，嘗試通過兼容記憶和養老功能，來保留工人村的地方文化特征，解決產業工人及區域內其他老齡人口養老的社會問題，是文保型住區平衡歷史文化價值和商業資本價值的一種新模式。

五、結語與討論

工業遺產社區誕生于工業革命和工業文明的發展進程中，見證了西歐空想社會主義住區思想到東歐和中國社會主義城市住區的實踐變遷，是人類住區模式的全新探索和發展。沈陽鐵西區工人村是我國興建最早、規模最大的城市產業工人住區，依托新中國最大、最密集的重工業和裝備制造業基地鐵西工業區，歷經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輝煌時期、計劃經濟時代的典型單位制時期、改革開放的轉型陣痛期及單位制解體的衰敗期，為城市保留和建構了社會公共記憶的空間，是沈陽工業文化城市的重要記憶場所。2003 年，沈陽開啟棚戶區改造工程，記憶場所快速消失，置換土地建成工人新村后，僅在場所名稱上保留了工人村的印記。

2006 年至今，鐵西區政府對保留下來的部分記憶場所進行活化，形成兩種實踐模式，地方工業文化和情感記憶取向的工人村生活館模式及地方現實取向的養老+生活館的復合功能模式。生活館模式強調場所的記憶喚醒和記憶傳承功能。然而，記憶生產更多體現了官方記憶，工人群體是鐵西區工業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是鐵西區工業文化的主體，卻沒有成為生活館記憶生產的主體，工人群體集體共享的創傷記憶被選擇性遺忘。生活館建成后，這些紀念性建筑群陸續成為文物保護單位，具有了遺產身份，地方政府成為運營主體，后續的運營過程中出現資金短缺、活力不足等突出問題。養老+生活館的綜合模式是對生活館模式困境的回應，也是地方老齡化社會情境的要求，更突出場所的養老功能，記憶功能被邊緣化，場所的時空記憶被壓縮，造成場所記憶信息流失，意義傳遞或者模糊不清，或者被簡化。

工業遺產社區記憶場所活化選擇何種方式，事實上受遺產價值認知的影響。19 世紀末期以來，遺產價值的認識主要是紀念物取向下的文物價值，近年來更關注與現代生活、地方振興活動的結合，在不損壞地區具體特征的情況下，活化政策更關注居民的社會、文化及經濟需要。我國各級政府也陸續頒布了相關文件。2016 年，國務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中，系統闡釋了文物建筑的拓展利用思想；2017 年，國家文物局發布《文物建筑開放導則（試行）》，明確提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五個功能，即社區服務、文化展示、參觀游覽、經營服務、公益辦公活動；2017 年，鐵西區工人村最后24 棟紅房子（圖1 所示灰色部分）以文保身份列入國家棚改計劃，遷出居民851戶。作為我國工業遺產社區的典型代表，鐵西區工人村案例實踐引發了新的思考：沒有獲得遺產身份的記憶場所，如何利用活化策略為記憶場所賦能，如何與房地產等資本壓力博弈？獲得遺產身份的記憶場所，在活化時如何基于地方情境選擇適當的活化模式，通過平衡場所的文化記憶功能和新的置換功能，避免記憶場所的空殼化保護，在文化—經濟的互構中為地方發展提供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