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福建會館

本刊編輯部

新加坡的福建人

新加坡的華人數量眾多，籍貫多樣，大部分來自中國南方。1819 年新加坡開埠初期，新加坡華人按方言語系劃分主要可以分為：講閩南方言，以福建漳泉兩地為主的閩幫福建人；講潮州方言的潮幫潮州人；講粵語方言，來自廣府和肇慶的廣幫廣府人；講客家話，來自福建閩西永定、廣東嘉應五屬、豐順、大埔、惠州客幫客家人；以及講海南話的瓊州海南人。其中，福建人是新加坡最大的華人方言族群。

福建人移居新加坡的歷史可追溯自14 世紀，福建移民中的主要領導成員大都是從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漳州和泉州商人，人口眾多且經濟實力雄厚，寺廟祭祀、聚會和交流的功能使其成為他們增強地緣凝聚力的主要形式。為照顧移民同胞的社會需要，福建先賢陳篤生先生和薛佛記先生等社區領袖捐錢于1839 年在直落亞逸街籌建起奉祀天后和觀音的新加坡天福宮（Thian Hock Keng），是新加坡最早的廟宇。1842 年天福宮建成后，新加坡福建會館的前身閩幫領導中心遷移至此。此后，新加坡福建會館歷經100 多年的歷史演變，如今已發展成為以推廣教育、社會福利及保留新加坡和東南亞華人的華文和華族文化為宗旨，擁有5000 多名會員的新加坡最具規模的會館。

新加坡福建會館的歷史演進

新加坡福建會館的發展歷程主要可以分為1840—1929 年的初始期、1929—1972 年的探索期和1972 年至今的成熟期。

（一）1840—1929 年：初始期

1840—1929 年是新加坡福建會館發展的初始階段，該階段歷經四任領導，皆為來自馬六甲的漳泉富商、天福宮領銜籌建者陳篤生和薛佛記及其后人，分別為陳篤生（1840—1850）、陳篤生之子陳金鐘（1850—1892）、其曾孫陳武烈（1897—1915）以及薛佛記之曾孫薛中華（1915—1929）。在此階段，新加坡福建會館引入現代民主的選舉機制，設立總理一職統領會館事務，但受限于客觀上具備一定財力以便履行職責的限制，其人員構成皆為少數富商或閩僑聞人，無法代表全體福建人的利益。雖然1915 年福建會館開始設立章程，1916 年華民政務司署批準為豁免注冊的社團并定名為天福宮福建會館，選舉薛中華為總理、陳精仙為協理，但組織架構和掌權方式并未發生根本改變，仍以個人決策為主，沒有實行會員制度，群眾基礎薄弱。雖然陸續創辦了崇文閣、萃英書院和崇福女校等學校，接辦了道南學校和愛同學校，但并未有在教育和公益事業上為閩僑發揮較大的作用。

（二）1929—1972 年：探索期

1929 年到1972 年之間的新加坡經歷了二戰以及從殖民到自治、獨立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變革，在這段充滿波折的艱難時期，新加坡福建會館迎來了兩位具有深遠影響的領導者——陳嘉庚與陳六使。

1927 至1929 年，新加坡福建會館在愛國華僑、企業家和教育家陳嘉庚的帶領下進行了改組，由總理制改為主席制。陳嘉庚在1929—1949 年期間擔任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其改組措施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組織結構的調整，陳嘉庚將原有的董事制改為委員制，并分別設立執行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兩委，執行委員會下設總務科、經濟科、教育科、建設科以及慈善科，各科職員由選舉產生；另一方面是對會員資格的認定，改組的福建會館開始登報征集會員，“凡居叻之福建人士，有正當職位且樂于繳交五元或以上者，皆可申請為會館之永久會員”。加之會員注冊和登記手續的健全，福建會館的群眾基礎逐漸開始擴大。

除此之外，由于新加坡殖民政府對華校教育的放任不管，陳嘉庚時期起的新加坡福建會館承擔起華僑教育的重任。福建會館將道南學堂、愛同學堂和崇福女校三所會館之前創（接）辦的學校變為會館的直屬學校，由執行委員會下的教育科負責管理。為緩解師資短缺的問題，福建會館在1941 年創辦了南僑師范學校，后因二戰爆發而停辦，二戰后為鼓勵子女接受教育，福建會館于1947 年復辦前南僑師范為南僑女中，并附設小學部。除了自建學堂外，福建會館也資助了許多閩幫所辦學校，為它們提供經費補助，負責它們的日常開銷，制定華校發展的相關政策。在此基礎上，福建會館發起了新加坡華文學校的統一考試，不僅考察了閩幫不同華校學生的學習成績，也促進了華校之間的良性競爭。

除了大力支持閩僑教育，陳嘉庚亦展現出超越地方情結的博大胸襟，帶領福建會館在推動新加坡華文教育和促進不同籍貫華僑融合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移民之初的新加坡華僑由于來自國內不同地區，使用不同的方言，互相之間語言不通，多有隔閡，屬于不同方言體系下社團所辦的學校只招收本幫學生，且使用方言教學，不利于新加坡華人的團結與發展，福建會館因此積極推動新加坡華校廢除方言教學，率先推行華語教學。不僅如此，福建會館屬下的學校還邀請了非閩籍人員擔任領導或任教，并開始招收非閩籍學生，1946 年道南學校的非閩籍生已占60%以上，這無疑對新加坡不同社群華人的融合和團結起到了深遠的推動作用。

1950 年至1972 年，新加坡福建會館由陳嘉庚忠實的支持者、亦是著名華僑領袖的企業家陳六使掌權。這一時期的福建會館在組織結構和會員制度上做出了一定的調整，不過仍延續了陳嘉庚時期的行事風格，并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改變較大的是會館收入的來源。早期福建會館的收入主要來自于漳泉兩地商人會員的捐贈和天福宮的香火油錢；1937 年福建會館注冊為非盈利有限公司，正式定名為“新加坡福建會館”，財務來源多了經營性收入。而陳六使時期的福建會館購入了大量地產，提供了建屋出售的思路，這不僅成為了之后會館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也為福建會館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陳六使領導時期的福建會館在教育事業上繼續發揚光大，當然這也離不開另一位聞名中外的實業家、銀行家和華僑領袖李光前的無私幫助。一方面，陳六使領導下的福建會館開始興辦高等教育，1955 年會館捐獻出位于產業云南園500 余英畝的土地作為校址，與東南亞華僑一起創辦了南洋大學（后改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理工學院、南洋理工大學），這是東南亞第一所華人大學，也使得福建會館屬下的學校形成了大、中、小學完整的教育體系。另一方面，福建會館仍在完善其中小學教育：1953 年，鑒于民間兒童失學情況嚴重，福建會館在陳六使和李光前二人的大力努力下創立了光華學校；1955 年，陳、李二人一起帶頭各捐獻20 萬元，在天福宮對面戲臺地段建立了福建會館大廈，除供會館使用外，也作為愛同和崇福兩所學校的教學場所，并且，福建會館為屬下的其他幾所學校也都進行了擴建或建立了新校舍。

總體而言，1929 年至1972 年這一階段的新加坡福建會館在自身運營上從集權化向民主化轉變，當然，受限于時代背景和個體事業的特點，福建會館的組織結構仍是帶有一定個人色彩的集權模式。在社會影響力方面，福建會館通過不分幫派地大力興辦教育事業不僅推動了新加坡華校的發展，也促進了新加坡華僑的團結。

（三）1972 年至今：穩定期

1972 年后的福建會館迎來了著名企業家、新加坡大華銀行集團的董事長——黃祖耀的領導，在組織結構和會員制度上做出了較大的調整。在組織結構上，黃祖耀領導下的福建會館修改會館章程，將會員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用理事會制度（以及后來的理事會和監事會制度）代替原來的執監委員會制度。作為福建會館會員大會的常設機構，理事會采用民主領導制，負責組織和實施會員大會通過的方針和政策。在會員制度上，福建會館雖然已降低了入會的門檻，但對會員的管理十分嚴格和規范，并且會館的會務是高度公開化的，在每期的會訊上，都會進行會務的報道或新會員名單的不定期公布。由此，新加坡福建會館實現了從領袖式集權到民主型分權模式的真正轉型，并積累了大量的會員基礎。收入來源上，福建會館的營利性產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1988 年，福建會館的第一家獨資附屬公司——云南園實業私營有限公司成立，此后又注冊了倍利實業私營有限公司，主營房地產開發、銷售和租賃業務，這一系列產業的發展為福建會館帶來了充足的資金來源，確保了會館及其附屬學校的正常運作。

在文化教育方面，隨著1965 年新加坡建國，福建會館下的五所學校被收歸國有，福建會館的文化教育功能也在發生轉型，會館對于五校而言已從主導轉向了新加坡政府的輔助。五校的華文教學改為了雙語教學，但福建會館依然不遺余力地幫助五校的發展，不僅將會館部分收入用于五校的建設，還成立了福建基金為家境貧寒的學生提供資助學金，為國家培養人才。除此之外，福建會館通過一系列方式繼續推廣華文教育和行使教育文化功能，比如創立了新加坡福建會館文化藝術團、成立了新加坡福建會館文化學院、創辦了新加坡福建會館幼兒園、組建了新加坡華族舞蹈劇場、設立了“福建會館文學獎”和“飛躍教師獎”、舉辦了新加坡福建文化節，標志著福建會館的教育文化事業進入新的里程碑。

2022 年，新加坡福建會館已走過了風雨飄搖的182 年。經過堅持不懈地探索和調整，新加坡福建會館在促進祖籍福建的新加坡華裔公民之間的感情與友誼、提高和改善會館成員及福建社群的生活水平和素質、保存和發揚中華語言和文化、發展新加坡的教育事業、發起、贊助和/或參與任何會館隨時決定的不分種族、語言或宗教的任何社區服務或慈善活動上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