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及空間收斂研究

郭炳南，唐 利，張 浩，姜彥彥

(江蘇科技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江蘇 鎮江 21200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持續惡化，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和非平衡性問題也日漸凸顯。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措施就是要構建現代化的環境治理體系，提升環境治理績效。然而，由于中國地域遼闊，資源稟賦差距巨大，政府行政能力和文化也各有不同，由此導致的區域環境治理差異，進而引發污染“遷徙”現象時有發生。因此，本文以環境治理績效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尋找差異的來源，并判斷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空間收斂性及收斂速度。本文的研究為提高環境治理績效，平衡區域間的環境治理績效差異，減少污染的跨區轉移，促進經濟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文獻綜述

本文研究主要涉及環境治理及環境治理績效兩方面的相關文獻。環境治理是指政府為抑制污染、保護環境采取的措施，環境治理的目標是可持續發展(包國憲，2018)[1]。Fredriksson等(2002)[2]認為地區環境治理標準較嚴格時，污染物具有外溢效應，環境治理促進了污染的轉移。Konisky(2007)[3]認為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影響著環境治理力度，地方政府降低環境規制標準導致政府間競爭趨于劣競爭，加劇了環境污染。黃壽峰等(2017)[4]指出地方政府以降低環境治理標準招商引資，會造成地區環境污染惡化，導致經濟不可持續發展。沈坤榮等(2017)[5]研究發現環境治理引發環境污染外溢現象，擴大了鄰地產業規模，加劇了鄰地污染程度?？梢娡獠啃缘沫h境治理對生態環境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環境治理績效是指對政府環境治理實際成效的評價，是關于政府環境治理行為階段性和可持續性的定量測度(徐盈之，2021)[6]。環境治理績效的研究聚焦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環境治理績效評價體系建立。黃寰等(2019)[7]從工業治理、生活治理、生態治理三個層面構建了環境治理績效評價體系；官永彬等(2021)[8]從環境保障、環境質量和環境福利三個維度構建環境治理績效評價體系。二是環境治理績效測度，主要采用熵值法[9]、綜合指數法[10]以及數據包絡分析法[11-13]。三是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因素，祁毓(2015)[14]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與環境治理績效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Liao(2018)[15]認為環境規制提升了工業污染的治理效率；林春等(2019)[16]研究發現財政分權對環境治理績效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蘭宜生等(2019)[17]研究發現城鎮化促進環境治理績效提升；范亞西(2020)[18]研究發現環境信息公開能顯著提升環境治理績效；龐瑞芝等(2021)[19]研究發現數字化具有“增效”效應，能改善環境治理績效。

從已有研究來看，關于環境治理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評價及影響因素方面，對環境治理績效區域差異方面的研究較少，且大多數采用泰爾指數[20]和廣義熵指數[21]對環境治理績效區域差異進行分析。但是泰爾指數和廣義熵指數忽略了組內交叉重疊，未考慮子群分布，無法識別組間差距對總體差距的貢獻(Dagum，1997)[22]，而Dagum基尼系數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可以分解差異來源以及對絕對差異進行分析，但此方法還未廣泛應用于環境治理績效研究中，而是更多地應用于生態全要素生產率差異[23]和生態文明差異[24]等領域。收斂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作為增長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首次應用于碳排放領域[25]，后拓展至經濟增長[26]、科技資源配置[27]等領域，然而關于環境治理績效的收斂分析較少，缺乏關于環境治理績效的動態空間收斂機制研究。鑒于此，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從環境治理績效投入和產出兩個維度構建環境治理績效評價體系；利用Dagum基尼系數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進行分解；構建空間收斂模型對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空間收斂和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和解釋，為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協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2 研究方法和數據

2.1環境治理績效測度

本文運用規模報酬可變至最有效前沿和最近距離的MinDS模型測度環境治理績效，使得決策單元(DUM)能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該模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傳統DEA模型的投入產出松弛性問題。模型設計如下：

(1)

2.2區域差異研究方法

利用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深入分析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及來源。Dagum(1997)提出了能有效解決樣本間交叉重疊和揭示樣本差異來源問題的按子群對基尼系數進行分解的方法，彌補了傳統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的缺陷。

公式表達如下：

(2)

總體基尼系數G=區域內差異貢獻率Gw+區域間差異貢獻率Gnb+超變密度貢獻率Gt。Gjj為區域j的基尼系數，Gjh為區域j和h之間的基尼系數，Djh表示區域j和h之間環境治理績效水平的相互影響。

(3)

(4)

(5)

(6)

(7)

(8)

其中，djh和pjh的計算公式如下，將djh定義為區域間環境治理績效的差值，可以理解為區域j和h中所有滿足yji-yhr>0的數學期望，pjh定義為超變一階矩，表示區域j和h中所有yhr-yji>0的數學期望，Fj(Fh)為j(h)地區的累積密度分布函數。

(9)

(10)

2.3時空收斂性研究方法

2.3.1σ收斂檢

δ收斂表示為不同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的離散程度隨時間推移而降低的過程。本文采用變異系數法來衡量，公式如下：

(11)

2.3.2β收斂檢驗

β收斂包括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其中，絕對β收斂是指隨時間推移各區域環境治理績效逐漸收斂到相同水平；條件β收斂是指在考慮多種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各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會收斂于各自的穩態水平?？紤]到環境治理績效可能存在空間相關性，本文借鑒LeSage(2009)[28]提出的動態空間杜賓面板模型，其表達式為：

(12)

其中，EGPij表示第j個區域內i省份環境治理績效，wij為標準化的空間權重矩陣第i行j列的元素，ρ為空間滯后回歸系數，Xi,t為控制變量集合，μi和ηt分別表示時間和空間效應，εi,t為誤差項。當加入控制變量后，模型仍然收斂于同一長期均衡狀態，即β顯著小于0，則意味著樣本期內存在收斂現象。

控制變量具體包括：財政分權(FD)能反映偏向性投資，激勵地方政府提高經濟增長績效，但也會忽略資源環境約束、產業結構限制的投資競爭博弈(余泳澤，2015)[29]；產業結構優化(IND),能促進資源和能源的集約化利用，有利于環境治理績效；經濟發展水平(lnPGDP)的提升能有效改善社會福利水平，促進社會治理轉型，提升環境治理績效；對外開放水平(OPEN),對外開放一方面可以引進先進的技術，有利于環境治理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可能導致污染企業增加，不利于環境治理。

2.4指標與數據

2.4.1被解釋變量

本文基于“環境治理投入”和“環境治理產出”視角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基于MinDS模型測度2005—2017年中國各省份的環境治理績效(EGP)。具體投入和產出變量如下：

(1)投入變量。選取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財政環境保護支出占GDP比重、環保事業就業人數、人均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人均用水量等作為投入變量。

(2)產出變量。選取二氧化硫去除量、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工業廢水COD去除量、人均GDP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作為產出變量。其中，二氧化硫去除量由二氧化硫產生量與二氧化硫排放量之差計算而來。如表1所示。

表1 環境治理績效投入產出指標體系

2.4.2控制變量

本文使用財政支出分權指數作為財政分權(FD)的衡量指標，產業結構優化(IND)的衡量指標為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比值，經濟發展水平(lnPGDP)的衡量指標為人均實際GDP，對外開放水平(OPEN)的衡量指標為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

2.4.3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全國30個省份(除港澳臺、西藏)的面板數據為樣本，由于相關數據的缺失，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將數據樣本區間定為2005—2017年，原始數據均來自EPS數據庫及各年各省的中國統計年鑒。

3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測度及結果分析

選取全國30個省份2005—2017年投入產出數據構建最佳生產前沿，在全局參比下測算各省份環境治理績效的靜態常規效率值，部分結果見表2。

表2 2005—2017年環境治理績效水平的測度結果

從全國層面來看，2005—2017年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年均增長率為0.509%。2005—2017年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平均值為0.566，表明在當前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下，環境、社會和經濟產出只完成了目標值的56.6%，意味著勞動、資本等要素利用效率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從區域層面來看，東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高于中、西部區域，區域間環境治理績效差距呈現波動上升態勢。東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均值為0.736，2005—2017年呈平穩增長態勢，年均增長率為0.618%。中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均值為0.411，2005—2017年呈波動上升態勢，年均增長率為0.393%。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均值為0.498，2005—2017年呈平穩增長態勢，年均增長率為0.446%。由此可見，環境治理績效呈現“東部>西部>中部”的分布格局，區域間差異不斷擴大，這主要是因為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和產業結構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來自東部區域的產業轉移使得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的投入增加、產出減少。

從省級層面看，不同省份環境治理績效差異較大。除北京、海南、陜西、青島、寧夏外，各省份環境治理績效都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增長速度最明顯的5個省份依次為：貴州、江蘇、新疆、上海和浙江。以2017年為例，環境治理績效值相對較高的省份有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海南、內蒙古、青海和寧夏等，這些省份大多位于東部區域，中部區域各省份環境治理績效均相對較低，西部區域僅有青海和寧夏、內蒙古效率較高。另外，樣本期內各區域內部省份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以2017年東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為例，環境治理績效值為1的省份是北京和海南，實現了DEA有效。而同期的河北環境治理績效值為0.580，僅達到目標值的58.0%，表明區域內部各省份環境治理績效水平存在明顯差距。

4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時空差異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測度了中國整體及三大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及其貢獻率。如表3所示。

表3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及其貢獻率

4.1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總體差異及差異來源

從圖1描述的差異演變趨勢來看，樣本期內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總體差異呈波動遞減趨勢。從具體演變過程來看，2009年之前，環境治理績效區域總體差異呈現波動上升趨勢，2009年環境治理績效的總體基尼系數為0.215，為樣本期間內最大值，2010年后我國環境治理績效區域總體差異呈現下降趨勢，至2017年下降至樣本區間內最小值0.208，年均遞減率為0.181%。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省際差異縮小的可能原因是，“十三五”期間中國加快改善生態環境發展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改善了大氣、水和土壤環境，提升了環境綜合治理能力。

圖1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總體差異及其貢獻率

從差異來源看，區域間差異、區域內差異、超變密度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54.25%、25.35%、20.40%，這表明區域間差異是區域總體差異產生的主要來源。具體來看，區域間差異的貢獻率介于51.44%—56.72%，經歷了“上升—下降—持續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過程，總體上呈波動上升態勢，增幅為7.716%；區域內差異的貢獻率介于25.12%—25.79%，在考察期內呈波動下降態勢，降幅為2.305%；超變密度的貢獻率介于18.32%—22.11%，總體呈現波動遞減態勢，降幅為20.652%。

4.2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內差異

圖2顯示了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內差異變化趨勢。從圖2可知，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內差異呈小幅度下降趨勢。東、中、西部的區域內差異總體上經歷了“下降—上升—下降”的演變過程，總體呈下降態勢，降幅分別為2.273%、6.667%、6.780%。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內差異始終處于最大，東部區域次之，中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內差異最小且處于較低水平。原因可能是西部區域各省份之間環境治理績效差異較大，其中青海與寧夏環境治理績效實現了DEA有效，而陜西、廣西、四川等省份環境治理績效值均處于0.5以下，即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最大。東部區域內各省份均位于沿海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城市綠化率等方面均高于中西部區域，整體環境治理績效水平顯著高于中西部區域。中部區域各省份環境治理績效差距相對較小，表現更為均衡。

圖2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內差異

4.3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間差異

圖3呈現了樣本期內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區域間差異的演變趨勢。從圖3可知，東—中部區域間差異表現為總體增長趨勢，呈現“平穩發展—小幅上升—小幅下降—小幅上升”的變化態勢，增幅為2.747%。東—西部與中—西部區域差異的變化態勢基本相同，大體上呈現“急劇下降—反彈上升—趨穩下降”的變化態勢，降幅分別為5.093%和6.780%。從差異大小來看，樣本期內環境治理績效區域差異從大到小依次排序為東—西部、中—西部和東—中部。東—西部差異顯著高于東—中部和中—西部差異，中—西部差異稍高于東—中部差異。呈現這一狀態的原因可能是：東部沿海區域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在發展過程中其經濟發展水平、投資水平、科技創新水平均優于中西部區域，為東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中西部地區雖然擁有自然資源稟賦優勢，但承接了較多東部區域的污染型企業轉移，使得中西部區域污染生產增加，導致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相對落后。

圖3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間差異

5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收斂性分析

5.1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σ收斂

圖4呈現了樣本期內環境治理績效變異系數的動態變化趨勢。從演變趨勢來看，全國層面總體表現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增減交替趨勢，其變異系數總體呈現波動下降態勢。2017年變異系數相比2004年下降了0.013，降幅為3.306%。具體到三大區域層面，東部區域呈現“急劇下降—反彈上升—穩步下降—反彈上升—相對穩定—平穩上升”的變化趨勢，2005—2008年出現明顯下降趨勢，2017年相比2005年下降了0.006，下降幅度為2.305%。中部區域大體上呈現“平穩下降—急劇上升—相對穩定—急劇下降—平穩上升—急劇下降”的變化態勢，急劇下降階段發生在2009—2010年和2013—2015年，之后出現了反彈上升趨勢，但整體上2017年的變異系數相比2005年下降了0.007，下降幅度為6.910%。西部區域總體表現為“急劇下降—反彈回升—平穩持續下降”的變化過程，反彈回升階段主要發生在2006—2007年，2008年后出現平穩持續下降態勢。西部區域變異系數總體呈持續下降的變化趨勢，2017年的變異系數相比2005年下降了0.047，下降幅度為10.184%?？梢?，2005—2017年全國及東、中、西部區域的σ收斂系數均呈現下降趨勢，且西部區域收斂速度高于中部區域和東部區域，存在顯著的“追趕”態勢。

圖4 全國及三大區域環境治理績效變異系數演變趨勢

5.2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β收斂

σ收斂檢驗的前提是各經濟區相互獨立，未考慮區域間的空間相關關系，而環境治理績效發展過程中區域間存在明顯的互動效應，因此，本文基于空間杜賓模型對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空間收斂性進行收斂檢驗。

5.2.1空間相關性檢驗

如表4，基于地理距離矩陣的全局Moran's I在10%顯著水平上顯著為正，反映出中國環境治理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關聯性和空間集聚性，且空間集聚程度呈現穩定遞增的態勢。

表4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莫蘭指數

5.2.2全局空間收斂檢驗

為增強估計結果的穩健型，本文分別采用鄰接矩陣、地理距離矩陣和經濟距離矩陣來構建空間權重矩陣，Hausman檢驗結果都支持固定效應模型(P鄰=0.000，P地=0.000，P經=0.000)，結合Wald和LR檢驗結果，可判斷解釋變量滯后項的動態空間杜賓模型為最優選擇。動態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知，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β條件收斂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中國環境治理績效存在β條件收斂，這表明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增長速度趨同。鄰接矩陣下的環境治理績效的收斂速度為0.105，地理鄰接矩陣下的環境治理績效收斂速度為0.108，經濟距離矩陣下的環境治理績效收斂速度為0.111，說明在納入經濟距離后，收斂速度加快，這可能是由于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均衡會在空間上呈現“核心—邊緣”的分布格局，從而產生虹吸效應和擴散效應?？臻g關聯互動狀態下，環境治理績效水平領先區域通過擴散效應，使相鄰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水平提升；環境治理績效水平落后區域通關虹吸效應，削弱相鄰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水平，強化極化特征。

表5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全局空間收斂模型估計結果

控制變量中，財政分權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的增強能有效提升該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水平。產業結構升級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為正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減少污染，推動環境治理績效水平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為負且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對外開放存在“污染避難所”效應，制約了環境治理績效的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治理績效的影響為負但不顯著，這說明環境治理績效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機制尚未建立，需要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立環境治理績效與經濟高質量的互促和協同發展機制。

5.3俱樂部收斂檢驗

為進一步探究空間效應對中國環境治理績效收斂影響的趨同狀況，本文按區域分開討論，檢驗不同區域環境治理績效的俱樂部收斂趨勢，如表6。

表6 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俱樂部收斂模型估計結果

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均呈現較為顯著的空間收斂趨勢，且西部收斂速度>中部收斂速度>東部收斂速度，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在初始期差距較大，隨著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拉大，人才、資本與技術等要素在虹吸效應下向東部區域聚攏，中西部區域各省份之間要素差距縮小，導致其環境治理績效增速逐漸趨同。同時也反映了空間效應下東部區域要素跨區域流動加劇了極化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東部與中西部區域發展差距。

東、中、西部區域在經濟距離矩陣下收斂速度最大，地理矩陣和鄰接矩陣次之。采用鄰接權重矩陣下的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收斂速度分別為0.052、0.139、0.442；采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下的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收斂速度分別為0.052、0.153、0.460；采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的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收斂速度分別為0.055、0.149、0.518。這表明考慮經濟規模對空間相關性影響的情況下，收斂速度明顯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省份之間環境治理績效相互影響更為顯著。

6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05—2017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基于MinDS模型測度了中國環境治理績效，采用Dagum基尼系數分析了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及差異來源，并驗證了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σ收斂、β收斂和俱樂部收斂情況，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中國環境治理績效整體水平較低，各省份間存在較大的空間差異。2005—2017年中國環境治理績效均值為0.566，呈總體增長趨勢；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呈現“東部、西部、中部”的分布格局，區域間環境治理績效發展不平衡。

第二，中國環境治理績效區域總體差異呈波動遞減趨勢，區域間差異是區域總體差異產生的主要來源。從區域內差異變化趨勢看，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區域內差異呈小幅度下降趨勢。東—中部區域間差異表現為總體增長趨勢，東—西部與中—西部區域差異呈小幅下降趨勢。

第三，全國及東中西部環境治理績效存在σ收斂，與基尼系數結果一致。中國生態環境治理績效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相關性，環境治理績效存在顯著的β條件收斂趨勢，表明中國環境治理績效的增長速度開始趨同。東、中、西部區域環境治理都呈顯著的β條件收斂趨勢，西部區域收斂速度大于中部區域收斂速度，中部區域收斂速度大于東部區域收斂速度。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著力推進環境治理績效均衡化發展，促進環境治理績效水平收斂。牢固樹立東、中、西部區域整體發展的思維，建立和健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促進三大區域產業錯位發展，強化環境治理績效較高的東部區域輻射帶動作用，環境治理績效低水平區域尋求適應自身發展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新平衡點；加強環境治理績效水平較高的東部區域環境監測水平，發揮其環保技術創新優勢，激發創新活力，加強人才培育，提升區域環境治理績效；增加中西部區域基礎要素投入，加大對中西部區域的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支持，創造有利于綠色創新的良好環境，促進中西部環境治理績效的提升。

第二，充分發揮區域稟賦優勢，協同提升環境治理績效。西部區域生態環境較好，應實施相對寬松的環境行政權限和監管權限，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推進人力資本和創新技術培育；中部區域是重要的能源儲備基地，應優化能源生產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產業轉移升級，提升清潔型能源的利用率；東部區域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關鍵區域，應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污染排放處理率，率先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協同發展。

第三，構建和完善制度體系，實施差異化環境治理措施。構建和完善財政和環保制度對環境治理作用的制度體系，促進環境治污能力和水平提升，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外資質量，因地制宜培育和激發綠色生產動能，推動環境治理績效持續增長；實施差異化環境治理措施，加快形成區域環境治理的優勢互補和協調發展，逐步縮小環境治理績效的區域間差異，促進整體綠色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