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見”不“相識”：公民參與反腐敗的認知梗阻及其克服
——基于G市百個村(居)的調研

廣州大學“微監察”課題組

(廣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一、研究緣起

早在1945年7月黃炎培提出“政亡興衰周期率”問題時，毛澤東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盵1]148-149七十五年后，面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啟，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再次強調要“讓群眾參與到監督中來”，以“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使監督融入‘十四五’建設之中”[2]。因此，2018年底G市通過在村(社)設置監察站來鼓勵人民群眾參與基層反腐敗，以期打通監察全覆蓋“最后一米”，彌合村(社)公權力監督的真空。

事實上，推進基層監察體制改革必須發揮公民的作用。唯有推動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更深層次、更全方位的參與，才能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3]一方面，公民通過自己的參與行為,實現了個人、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保障了自身權益和促進公共利益, 保證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維護了社會的秩序與和諧。[4]另一方面，公民參與在反腐敗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5]，具有“信息來源廣泛、參加主體積極主動、監督手段靈活、監督對象廣泛和具有鮮明預防性”[6]等獨特的價值。然而，既有研究更多聚焦于監察委[7]、政府[8]、基層干部[9]等對象，忽視了人民群眾在反腐敗工作中的作用。

反腐敗作為一項政策，其執行效果不僅受到立法機構、司法機構、行政機構等具體政策執行人員的影響，而且受到全體社會成員的影響。[10]換句話說，人民群眾的政策認知水平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策執行的具體效果。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國仍然面臨著公民參與意識淡薄和參與制度不健全等困境[11]，公民所充當的角色不能滿足基層監察實踐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因此，本文將從人民群眾的監察認知視角出發，描述G市村(居)民的監察認知現狀，挖掘影響G市村(居)民監察認知水平的因素，進而提出可能的應對之策。

二、監察認知的四個維度

阿爾蒙德和維伯認為，公民能力包括公民的主觀能力和客觀能力[12]205-206，因此公民參與反腐敗在參與能力方面存在客觀和主觀兩大要件?？陀^要件既包括公民的年齡、學歷、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等內在因素，也包括公民參與的技術工具、制度保護、激勵等外在因素。相關研究表明，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強；學歷較高的人群對中央層面的政治參與有較高的熱情，而學歷較低的人群對地方層面的政治參與更有興趣[13]；在社區居住的年限越長，居民越有較強的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也高等。[14]主觀要件包括對腐敗的感知能力、對腐敗的容忍度以及反腐敗信心的大小等。近年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公民對腐敗的危害認識越來越深刻、對腐敗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反腐敗信心越來越足，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政治參與心理逐漸擴大。[15]公民反腐敗的心理基礎持續夯實，極大地鞏固了反腐敗斗爭的群眾基礎。

在二者關系方面，客觀能力是主觀能力的保障，若僅有前者而無后者，公民反腐敗的效果將被削弱；主觀能力則是客觀能力的前提和基礎，若沒有主觀能力，公民的反腐敗參與根本無從談起。作為主觀能力的具體表現之一，認知是感覺與行動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個體內在認知對個體行為具有決定性作用。[16]政策認知作為人們對政策系統和政策過程的認知、判斷和評價，是人們對政策系統功能、作用、結構、關系等的認識。[17]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公民會根據自身對政策利弊的權衡而做出相應的行為反應，政策認知水平是公民理性地評價政策、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前提和基礎。[18]

政策認知一般劃為對政策的關注、了解、參與和評價四個維度。首先，關注度是指公民是否聽說或知曉某項政策，是公民持續、深入了解政策的前提。其次，了解度是指公民對具體政策內容包括作用、目標、價值、舉措等的掌握與熟悉程度，其深淺既是對關注程度的反映，也是影響公民實際參與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再次，參與度體現為公民運用政策工具、參與政策實踐的頻率或程度，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公民對政策績效的評價，如若沒有實際參與政策執行過程，公民就無法準確、客觀地對政策執行效果、實施立意等做出評價。最后，政策評價是指公民對政策實施效果和政策有效性的評價，不僅反映了公民對政策實施效果的直觀感受，而且集中體現了公民的政策接納程度。

監察認知是政策認知的一種具體形式，是指人們對國家監察的政策系統、實踐過程等的認識、理解、判斷和評價，具體包括人們對監察政策系統功能、作用、結構、關系等的認知。根據政策認知的四個維度，本文將監察認知劃分為監察關注程度、了解程度、參與程度以及滿意程度(見圖1)。

第一，監察關注程度。監察關注程度是指公民是否聽說或知道監察系統的存在。監察站是廣州市基層監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公民監察關注程度涵蓋了公民是否聽說過監察站，以及其是否知道本社區監察站的存在。公民是否聽說和知道監察站的存在形成了公民對監察站的初步認知。

第二，監察了解程度。監察了解程度是指公民對監察系統的認知具象化到對監察結構、功能、作用及組織關系等的熟識程度。具體而言，了解程度不僅包括對監察站辦公時間、辦公地點等方面的淺層熟識，而且包括對內部運作流程、人員組成、組織關系等方面的深層熟識。

第三，監察參與程度。監察參與程度是指公民運用政策工具、利用監察機構、參與監察實踐的頻率和頻次等。監察站設立的初衷，就是希望借助公民的力量，動員公民參與反腐敗，解決村(社)公權力監督低效的問題。并且，行動是認知最生動的詮釋，公民是否愿意向監察站舉報身邊的貪腐和作風問題，是否曾主動向監察站反映過問題，都有力地佐證著公民監察認知水平的高低。

第四，監察滿意程度。監察滿意度是指公民對監察系統所發揮的作用的滿意程度，是一個以公民為核心、以公民感受為依據的主觀標準。監察站設立后，公民對監察站的教育、監督、疏導及服務職能實現效果和監察站有效性的主觀評價，是構成公民監察認知的深層次因素。雖然公民在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社會地位等人口學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對監察站的評價有所不同，但整體上具有趨同性。

監察的關注程度、了解程度、參與程度和滿意程度貫穿公民參與反腐敗的整個過程。公民對監察系統的關注程度是其了解、參與、評價監察系統的前提；對監察系統、工作的深層次了解是關注度的延伸和行為的依據；對監察系統的運用和利用是關注、了解監察的結果，影響著其對監察系統或工作的滿意程度；對監察系統的滿意度則是監察系統或實踐有效性的集中體現，是關注、了解和參與監察的效應之一，會對前三者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回饋效應，形成認知閉環。

三、公民參與反腐敗的認知梗阻：基于G市的調研

(一)G市基層監察體制改革掃描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十二條提出，“各級監察委員會可以向本級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關、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和單位以及所管轄的行政區域、國有企業等派駐或者派出監察機構、監察專員”。2018年底，G市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落實上級部署，完成了全市11區、138個街道的監察組掛牌工作，并在4個區開展監察職能向村(社)延伸的試點。翌年2月，試點工作基本完成并向全市推開。6月，全市各區2821個村(社)監察站全部掛牌，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市監察站共接待群眾近20萬人次，開展走訪33萬多次，列席重大會議4萬多場，收集群眾各種訴求2萬多條，發現了一批違規經營出租集體資產、接受承包商宴請等問題。[19]

(二)G市居民的監察認知現狀

課題組通過滾雪球抽樣的方式向全市居民發放問卷，并在G市各區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工作人員的協助下擴大問卷的調查范圍，共發放問卷538份，有效問卷478份，有效回收率88.85%。同時，通過私人關系聯系街道工作人員、監察站工作人員進行深入訪談，以期獲取更細致、深入的資料，以便掌握監察站運行的詳細情況。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課題組先后前往p、b、h和y區與街道、監察站工作人員訪談，共獲得31篇深入訪談資料。統計發現，調查對象年齡呈正態分布，以20—39歲為主；男女性別比為38.5:61.5；近一半調查對象(46.8%)的政治面貌為群眾；戶口所在地大多數(60.3%)在G市。從調查反映出的情況上看：

1.群眾對監察站的關注程度不足。為了打通基層監察與村(居)民的“最后一米”，監察站辦公室多設立在各村(居)委會大樓內，在實地距離與信息傳遞的橋梁上進一步貼近群眾。但調查結果顯示，未聽說過監察站的調查對象數量高達57.7%，出現了村(居)民對監察站“相見”不“相識”的尷尬局面。在G市八個區進行線下調研時，多位受訪談者表示“未聽說過監察站”，“我們這些30多歲的都不知道，那些小一點的在上學不會關注社區的信息，老一點的也不管這種，其實知道的人還是很少的”(受訪者BGJJ7)。某位在街道工作的受訪者甚至也表示沒有聽說過監察站這個機構，“在街道環監所工作，沒有聽說過這個監察站……一棟樓就有很多個部門集合在一起辦公，其實各個地方是不一樣的，看場地怎么方便怎么來……我們那邊沒有監察站”(受訪者BGFJ9)。

2.群眾對監察站的了解程度不深。為測算公民對監察站的了解程度，研究以監察站辦公地點、時間、流程、人員組成、組織關系和設立意義這6個信息作為了解程度的具體測量指標。研究發現，在聽說過監察站的調查對象中，僅分別有16.7%、18.2%、21.2%、17.7%、24.7%、18.2%非常了解監察站的辦公地點、時間、流程、人員組成、設立意義和組織關系，指標達到“較了解”或“非常了解”的人數均未達“聽說過監察站”人數的一半?？梢?，在超過半數調查對象“完全沒聽說過監察站”的基礎上，“聽說過監察站”的調查對象對了解程度也并不深入。

3.群眾參與監察工作的積極性不高。在“聽說過監察站”的調查對象中，64.1%的訪談對象表示“如果身邊有人存在腐敗或作風問題，無論這個人是否為自己的親朋好友，都會選擇舉報”，愿意舉報的更是達到了84.6%；然而選擇從不、很少主動向監察站反映問題的人數卻占到了77.3%。這說明，“言行不一致”現象普遍存在。有公民表示，即使知道肯定有作風問題也沒有用，因為舉報的問題會被“壓下來”，去舉報也只是“做無用功”，“沒有作風問題都呆不下去，明白了嗎？他們這邊當個小隊長都有作風問題，還不論支書的”(受訪者BGFL3)。對這種現象的判斷是否為公民主觀臆測？受訪者也給出一些回答?！坝袉栴}上級下來檢查，到區那一級就停下來了，說沒問題，根本不會到村”(受訪者BGAS5)?！叭迦松显L也沒有用啊， 到市里你都訪不過去，到區里就回來了……這些東西都是聽村民說的，上一屆的書記就是他爸”(受訪者BGFL3)。

4.公民對監察站的滿意度較高。為了收集公民對監察站履職情況的滿意度，本研究以村(居)民對監察站宣傳、教育、監督、服務工作的認可度為指標衡量公民對監察站整體工作的滿意度。結果顯示，調查對象對以上指標的評價大多為滿意，其次為很滿意，只有少數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在聽說過監察站的調查對象中，將近62%的調查對象認為“監察站對村社干部的監督效力和腐敗行為處理效力是通常有效或總是有效的”?？梢?，聽說過監察站的對象總體上對監察站的滿意度較高。

從聽說過監察站村(居)民的參與情況與對監察站的滿意度評價來看(見圖2)，整體上調查對象向監察站反映問題的頻率較低，對監察站的滿意度評價較高。把參與度與評價結合來看，發現2個特點：第一，有一定參與度的調查對象對監察站滿意度評價存在兩極分化現象?！坝袝r”和“經?！毕虮O察站反映問題的調查對象中，沒有出現對監察站“評價一般”的較模糊選項，而“總是”向監察站反映問題的調查對象下出現“評價一般”選項的比例是最高的，其后依次為“很少”和“從不”參與的調查對象。第二，相對于參與頻率低的調查對象，參與頻率較高的調查對象對監察站評價低的概率更高?！坝袝r”、“經?！焙汀翱偸恰毕虮O察站反映問題的調查對象對監察站“評價低”的比例都明顯高于“從不”和“很少”向監察站反映問題的調查對象。

圖2 聽說過監察站村(居)民的參與度與滿意度

總的來說，調查對象對監察站的認知呈現“三低一高”局面：聽說過監察站的調查對象表現出對監察站的滿意度較高，但由于調查對象對監察站的關注度不高、對監察站的了解程度較低，導致“對監察站滿意度高”的結果僅來源于少部分聽說過監察站的調查對象。因此調查對象對監察站的總體認知程度較低，“三低一高”問題反映出G市公民對監察站認知的不足。

四、公民監察認知水平有限的原因分析

(一)關系壁壘造成公民關注程度不高

基層反腐敗是管理基層事務的重要構成部分，對基層“微腐敗”進行有力打擊能夠帶動基層政治生態與風氣改善。[20]因此，公民的監察認知水平受其對基層公共事務關注度的影響。公共事務是指為滿足社會全體或大多數成員需要，體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讓社會成員共同受益的事務。[21]有研究表明，常常與他人議論有關時事話題的居民在了解國家政策方針等方面要遠遠好于對時事漠不關心的居民。[22]這說明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度越高，對具體方針政策的關注度也越高，相應地其政策認知水平也有所提升。然而根據調查結果，有73.54%的公民“較少關注”甚至“從未關注過”村(社)所發布的信息。在談及對監察站關注度不高的原因時，有部分調查對象則直接承認“自身對基層事務的關注度不高”導致其不會主動關注具體性的方針政策，更不會主動關注監察站。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公共事務關注度與監察認知水平的關系，發現由社會人口學特征形成的關系壁壘是影響監察認知水平的根本因素[23]，具體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戶籍等指標。由于基層“微腐敗”的輻射范圍較小，腐敗的實施主體主要是與公民接觸最為密切的基層黨員干部、村(社)事務管理人員等。因此，公民與基層干部、管理人員之間是否存在關系壁壘將根本影響公民對基層反腐敗事務的關注度。

調查發現，公民會根據戶籍所在地對本地人與外地人、外地人與管理干部之間的關系進行區分，形成自我身份區隔。他們強調“本地人會關注這些東西，我們外地不搞這些”(受訪者BGFL3)、“村里的情況也是本地人比較清楚，我們(外地人)不了解”(受訪者BGTL13)。除此之外，年齡也是影響因素之一，有受訪者表示“我們年輕人出來都不會管這些事，選舉什么事情都是我家婆去的，像是(腐敗)這種事情，不是不管，是管了之后會影響在村子的關系”(受訪者BGJJ7)。

訪談過程中，也有受訪者認為“高受教育程度”是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前提條件。雖然其對腐敗問題非常關注并認為與自身利益切實相關，但由于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所以無法理解具體政策，也就無從得知監察站究竟何時設立、為何設立、主要作用是什么。因此，在戶籍所在地、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不同的群體性關系壁壘。

由于群體性關系壁壘的存在，公民對村(社)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認同感、歸屬感，歸屬感低、認同感低的公民便會覺得“你想了解什么要問本地本村的人”(受訪者BGAS5)、“本地的老板你問他，什么都知道”(受訪者BGAY4)，而將自身置于“每天就是在這里賣東西，也不去打聽人家什么情況”(受訪者BGAY4)、“我又不識字，受教育不多，沒法管這些的”(受訪者BGMR14)的旁觀者境地。由此可見，村(居)民對基層反腐敗事務的關注程度一方面受到其對村(社)事務關注度的直接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由社會人口學特征形成的群體性關系壁壘的直接影響。

(二)不對稱宣傳導致公民了解程度有限

在了解程度方面，結果顯示即便是在“聽說過監察站”的知情者中仍有大部分公民對監察站的辦公時間、地點、流程等具體信息了解甚微，這說明知情者對監察站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僅停留在“知道”、“聽過”的層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公民的信息獲取渠道與監察站的宣傳方式之間存在偏差。一方面，監察站信息的主要發布渠道是村(社)公告欄等信息發布平臺；另一方面，G市居民主要通過“人與人的溝通”、“利用互聯網”、“微博、微信等微平臺”等渠道獲取信息，意味著公民在獲取信息時存在途徑偏好，監察站的宣傳方式沒有與之很好地契合。

除此之外，監察站在打造品牌形象方面的欠缺，導致其無法很好地獲取公民的信賴。調查過程中，公民對居委、村委等其他基層組織顯示出了更高的信任感、依賴感，他們表示“接觸最多的是居委，服務好”(受訪者DC170)、“出現微腐敗問題一定會選擇上報，向居委反映情況”(受訪者DC258)。居委、村委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舉辦和管理公共事務、公益事業方面，以及定時公開匯報工作內容等方面讓群眾感受到了自身的利益被理解、被尊重，形成了長久累積的信賴。作為同樣進行基層服務的監察站，如何通過恰到好處的宣傳方式，提高公民對其工作的關注程度，以此獲取公民的信任應是接下來的工作重點。

(三)腐敗生態制約公民參與程度

反腐敗是一項綜合性的政治工程，需要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充分參與其中，公民作為其中一個主體[24]，其重要性不可忽視。[25]84.6%的調查對象愿意在“身邊有人存在貪腐或作風問題時向監察站反映問題”體現出公民的反腐敗意愿較高。但一旦面對腐敗的具體情境時，公民的選擇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動搖。當被問及“身邊存在腐敗行為，會采取的具體措施”時，僅有64.1%的調查對象堅持“無論如何，都會積極舉報”，而做出實際反腐敗行為的調查對象則更少。

公民反腐敗意愿與其真實反腐敗行為之間存在偏差意味著兩者之間還存在著其他影響因素。在調查過程中有受訪者表示“會默許腐敗小問題的存在，如果是大問題看情況再決定是否舉報”(受訪者DC212)，更有受訪者認為“對于問題不大的腐敗問題一般都不會舉報，因為這是正常的政治生態”(受訪者DC256)，將腐敗現象直接視為正常的政治生態現象。公民較高的腐敗容忍度使其在面對基層“微腐敗”問題時更易態度曖昧不清。因此，公民對腐敗的容忍度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是否做出反腐敗行為。

除了公民自身的因素外，監察站舉報程序設定的合理性、便捷性、可及性也是影響公民是否做出反腐敗行為的重要因素。有受訪者表示雖然自身有舉報的意愿，但是“并不知道具體向哪個職能部門反映”(受訪者DC230)，如果真的要去舉報的話希望通過“匿名舉報的方式”(受訪者DC209)反映問題。但是，監察站不僅沒有設置匿名舉報渠道，甚至都沒有公開正式的舉報渠道，對于公民來說“舉報無路”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他們的實際反腐敗行為。

五、提升公民監察認知度的路徑思考

調研結果顯示村(居)民的監察認知水平并不樂觀，基于原因分析的結論，本研究認為應從公共事務關注度、參與度方面入手喚醒民眾政治參與的內生動力。因此，結合現有的研究成果與實際調研情況，將從以下方面為監察站建設和深入推進基層監察改革提出政策性建議：

(一)創新廉政政策的宣傳內容和方式

1.優化“左右協同”的宣傳機制。一是推動機構、職能和人員全面融合。讓監察機構以及村(居)委聯動，在明確各自優勢的基礎上對職能進行劃分，確定權責歸屬。村(居)委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對本地信息掌握更全面、了解更深入，因此能夠針對性地收集與歸納信息。同時，由于監察站設置在村(社)一級，直接面向公民，因此能夠對所有信息進行直接反饋并追溯信息的源頭。二是創新協作方式。堅持黨建引領，吸納與社區結對的機關、企事業單位黨組織負責人擔任社區黨組織兼職委員，通過建設聯席會議、民情懇談、議事協商等制度化平臺，形成聽民意、匯民智、解問題的治理閉環和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治理格局。

2.優化“上下聯動”的宣傳機制。一是利用自媒體多渠道推廣監察活動，除了在官網、微信公眾號、微博等媒體平臺進行推送，也可以將精美的活動視頻、海報發布于所在區域的垂直社群，持續進行高質內容輸出。二是把監察站的價值觀進行同步輸出，打造耳熟能詳的口號和拍攝優質的影視作品，一方面是用簡明“生活方式型”口號向受眾輸出價值觀，另一方面讓監察站與公民就直接相關利益點進行溝通。三是力推“廣州最美監察人”的先進事跡，通過個性鮮明的視覺形象進行宣傳，發揮他們在獲取信息、擴散信息等方面的優勢，從而將信息更有效率、有效果地傳達給社會民眾。

3.優化“內外兼修”的宣傳機制。一是推動監察站“整合形象宣傳”模式的運行，重點打造“品牌形象識別系統”、“品牌文化推廣系統”和“品牌管理控制系統”，全方位推廣監察站特有的品牌形象，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使監察文化滲透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運用多元的宣傳策略去開展活動，通過大量典型案件、真實場景、職員說法等形式進行呈現，加深群眾對基層監察工作的了解。利用動畫效果和精簡的頁面內容讓監察宣傳更加“可視化”和“軟性化”，更直接地呈現出監察站的職能亮點。

(二)重視社會資本的“感染”效應

1.推動感染效力“由點到面”擴散。一是通過擴大監察站工作人員的招聘來源范圍，發揮多元人事結構的信息擴散優勢，著眼于宣傳者的關系特征及其自身社會地位狀況，最大程度優化其對所接觸社會網絡的影響程度。二是完善線下與線上的反饋渠道建設。在暢通線下參與渠道的同時，善于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手段與監察站職能發揮深度融合。開發建設網上辦公系統、專門應用程序等平臺，形成微端融合、服務聯動的智慧政務網，讓群眾通過手機、電腦等終端參與討論、投票、監督等活動，不斷提高群眾參與社區治理效能。三是建立一個“雙中臺”(數據中臺+業務中臺)系統整合各個渠道的數據，形成后臺數字化系統。設置簡單事項一次流轉且在一個工作日解決，重要復雜事項一次流轉且在三個工作日解決的辦理流轉審批限制。

2.推動感染效力“自上而下”滲透。一是通過開展“智能社會”的公益課程提升公民信息素養，利用村(居)委組織當地志愿者和監察站工作人員開展“智能信息小課堂”對智能化設備的使用方式進行推廣，促使公民能熟練運用信息技術工具(網絡、移動設備、電腦)對信息資源進行有效地反饋和收集，實現數字化的社區服務交流。二是建立以信息分享為導向、激勵機制明晰的權力分配機制。把監察站的職能施行需求、群眾的意見反饋需求和即時有益的物質精神回饋融合在一起，形成群眾參與的自主動力。監察站把清晰的信息直接層層傳遞下去，把職能目標和稀缺性信息層層分解傳輸下去，通過這種造血機制，讓社區的每一級群眾都成為一個信息單元。

(三)培育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1.健全“參與安全”的流程管理。一是對監察站數據進行源頭分類、保護控制和后期審計，對于敏感度不同的數據進行等級劃分，推動監察站數據與5G、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信息技術進行融合，用數據鏈突破數據的“壟斷”，另一方面利用等級隱私保護完善信息管理系統。二是以完善的制度保護信息提供者的安全，既降低風險成本，又形成規范化的數據分流。在監察工作人員轉交辦理民眾事務時，對要求匿名的來訪者信息全部進行二次顯示處理，對于來訪者的信息進行技術和制度上的保護。

2.建立“動員正義”的價值導向。一是協調聯動監督格局，構建統一的監督體系。研究修訂監察機構建立標準、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等條例，通過穩共性及重特性的雙重精準配置與調控，以統一化的標準、法規制度等調控措施為監察改革提供切實性的保障；在各區監察改革控制層面，要推進標準化的政策落實，也應著重關注各區域的現實差異。二是加強基層普法宣傳教育，為群眾提供法律援助、人民調解等公共法律服務，提升群眾法治意識和法律素養，引導其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手段化解矛盾、破解難題、維護合法權益；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及時回應群眾訴求，保障群眾權利，維護法律權威，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圍，促進群眾依法參與基層社會治理。

3.增強“組織有效”的工作機制。一是完善公民參與的回應和反饋機制的保障，強化對于公民參與的進一步發展和公民社會的進一步培育。賦予監察站在村級監督機構中的統籌協調職能，在更深層面了解公民所需所想，建立監察站與村民代表、村居干部、社區委員等人員的常規會議制度，互相通報信息，形成內外協調聯動、群眾廣泛參與的參與格局。二是開展“以案為鑒，以案促改”的教育大會，對于發現的問題逐條逐項建立整改清單，切實做到“事事有回應，件件強落實”，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監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