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治理則無倫理

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下稱《意見》），這是我國全面推進科技倫理治理的綱領性文件。

《意見》突出問題導向，著力健全完善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制機制和解決領域發展不均衡等問題，補齊科技倫理治理的短板。這為中國科技倫理治理展開了新篇章，標志著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進入整體推進、全面治理的新階段。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趙延東曾在2014年和2020年分別對全國科技工作者開展大樣本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科技倫理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情況及其變化趨勢。數據分析發現，我國科技界各種違反倫理原則現象的普遍性在下降。

不過調查也顯示，科研人員對科技倫理還沒有建立特別清晰的認知，尤其并未區分道德和倫理的差異。近10年來，科研人員總體科研倫理認知水平相對較低，且呈現下降趨勢。

調查結果令與會專家感到既有些“意外”，卻也在“情理之中”。

“科技發展越快，就越凸顯科技倫理的重要性，也就應該更加重視科技倫理的研究、教育和普及?！敝锌圃涸菏颗徜摫硎?。

隨著我國前沿科技迅猛發展，很多領域進入“無人區”，出現了一些重大科技倫理事件。專家認為，當前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存在政策規范透明度和清晰度不足、科學普及與科技倫理宣傳不夠、行政干預與公眾參與的溝通和協商機制不健全等主要問題，建立一套完善規范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迫在眉睫。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技倫理治理？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樊春良通過對科技倫理問題的歷史考察，指出科技倫理問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法律、社會等問題聯系在一起，因此需要政府、科技界、倫理學家、社會團體、利益相關者、公眾等以多主體、多種工具、多種方式共同解決科技倫理問題。樊春良列出了科技倫理治理的要素：倡導和遵循國際公認的科技倫理準則、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查和評估機制、法律法規……

專家認為，治理包括傳統意義的“管理”“監管”，但不限于此，還包括相關利益者和公眾等自下而上的參與方式。治理工具既包括倫理規范，也包括法律法規。

在專家們看來，科技的創新發展在讓人們重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時，也在不斷突破傳統社會形成的倫理規范標準，引發新的無既有準則的社會倫理問題。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正風表示，這是由發展的內在屬性決定的，“科技在消除不確定的同時，也帶來新的不確定性。此外，科技發展的對象由‘物’到‘人’，倫理治理相對不再簡單，需要重建人類群體的構成邏輯，形成新的關于行為‘正當性’的社會契約”。

我國要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抓住歷史性機遇，建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世界科技強國，就必須處理好這些前所未有的社會倫理問題，建立行之有效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

《意見》首次對我國科技倫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統部署，明確了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思想，提出了倫理先行、依法依規、敏捷治理、立足國情、開放合作的治理要求，從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五個方面提出了開展科技活動應當遵循的倫理原則。進而從科技倫理治理體制、制度、監管、教育培訓等方面，系統提出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重大舉措。這構成了我國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頂層設計，反映了我國科技倫理整體治理的突出特點。

這種頂層設計和整體治理特點，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科技倫理治理工作，體現了黨和國家做好科技倫理治理工作的總體思路。這種頂層設計和整體治理特點，也是適應我國科技倫理治理的緊迫要求，解決我國面臨的特殊問題。相比歐美等科技先行國家，我國科技倫理治理工作起步較晚。

美國是世界上最早成立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了倫理委員會的雛形，即西雅圖腎臟移植委員會，該委員會圍繞血液透析技術進步而帶來的稀缺醫療資源分配問題進行了討論與投票，決定哪些人可以接受相應治療，被稱為“上帝委員會”。70年代初，維持生命技術的進步使得美國社會出現關于患者生死抉擇自主權問題的社會爭議，對于缺陷新生兒治療、尊嚴死和安樂死等倫理問題的決策咨詢導致了醫院關于“預后意見”倫理委員會的成立。與此同時，一系列關于人體試驗的丑聞使得更多社會力量促動美國建立和發展科研機構倫理審查體系。1972年美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事件曝光后，機構、部門層面的倫理審查委員會逐漸規范化。自1995年克林頓總統任命的國家生命倫理咨詢委員會成立以來，美國逐漸形成了與總統任期相一致的國家倫理委員會建制，并負責就重大倫理議題前瞻性地向總統直接提供咨詢與決策意見。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醫院、科研機構層面先后引入了倫理委員會制度，但發展不平衡。除醫療衛生機構80%以上按要求成立倫理委員會，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成立倫理委員會的比例普遍較低。其中，一些科研機構、大學自發引入倫理審查機制，最初主要是適應論文國際發表和科研國際合作的需要。由于起步較晚，發展相對滯后，我國科技倫理治理一定程度存在體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發展領域不均衡等問題。

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設還不能適應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內在要求。要盡快有效改變這種狀況，促進我國科技健康發展，必須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頂層設計和系統部署，整體推進科技倫理治理工作。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醫院、科研機構層面先后引入了倫理委員會制度，但發展不平衡。除醫療衛生機構80%以上按要求成立倫理委員會，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成立倫理委員會的比例普遍較低。

《意見》的出臺表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社會共識基本形成，一體化推進科技倫理治理工作的頂層設計初步建立，這有利于多措并舉、協同推進科技倫理治理工作。

在為《意見》出臺感到欣喜的同時，受訪專家心中仍有擔憂。

“具體怎么落實是個問題?！?北京協和醫學院副教授張迪認為，政策落實主要有兩個難點，一是各部委之間能否打破固有壁壘，建立有效的協同治理體制機制和平臺;二是我國目前缺乏相關專業人才，“這可能會阻礙我國近5～10年的科技倫理治理進程”。

此外，他擔心的還有政策落實的“度”的問題。

“一種是只說不做，談多了就談濫了，大家覺得虛無縹緲，摸不著頭腦;另外一種是管得太嚴，倫理審查的內容太多太細，會影響科研的合理開展?！睆埖险f。

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人工智能倫理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委會委員曾毅說，未來各科技領域如何確?？萍蓟顒酉嚓P方的充分知情，是落實《意見》的重點和難點?！啊兑庖姟窂娬{不得侵犯科技活動參與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以人工智能為例，特別是涉及個人數據的相關應用，在真正意義的用戶知情權、用戶選擇權方面還存在較大的改善空間?！?/p>

大連理工大學科技倫理與科技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倫理學會科技倫理專業委員會主任李倫表示，建立和完善省域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則是落實《意見》的重點和難點。

“難點在于理順省域各廳局科技倫理治理的職責和權限，實現科技倫理協同治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是關鍵，要將科技倫理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更要作為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優化地方營商環境等工作的重要任務?！崩顐愓f。

對于政策落實中可能遇到的難題，受訪專家也提出了相關建議。

針對目前人工智能相關的研發活動還沒有明確的倫理審查制度的問題，曾毅指出，生命科學和醫學倫理制度發展和實踐相對較早，可以為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科技倫理建設提供有意義的參考。

在借鑒的同時，需要充分認識不同領域之間的倫理問題及治理方式的差異，發展適用于各個關鍵科技領域的倫理與治理框架。

李倫也認為，可以借鑒國內外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經驗，“比如，探索建立專業性、區域性科技倫理審查中心，建立科技倫理審查結果互認機制，設立單位科技倫理（審查）委員會等”。

不過，盡管醫學領域是國內最早開展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設的領域，張迪指出“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張迪參與了醫療機構科研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的倫理審查工作，發現一些醫學領域科研人員在倫理方面的意識依然有待提升。

他建議建立獨立可靠的第三方評估機制，每隔幾年評估一下各機構科技倫理治理水平和效果，包括現有科研人員和醫護人員的倫理認知水平，以及醫療機構、院校的倫理審查能力等。

從科技倫理治理更長遠的發展來看，張迪建議：一是要加強人才建設，培養懂科學、懂技術、懂倫理、懂治理的專業人才;二是要加強科研機構、大學、企業科研人員的倫理培訓，“這種培訓不能是形式上拿個學分或拿個證就行的，而是要探討新的模式和方法，讓倫理理念真正根植在科研人員心里”;三是加強倫理教育，從小培養青少年科技倫理和道德意識。

此外，李倫認為，科技倫理治理的法治化也是未來的一項重要工作，要推動科技倫理治理的法治化。

落實《意見》還需加緊制定和完善科技倫理的規范和標準。

他建議，出臺科技倫理治理實施的細則，制定科技倫理高風險科技活動的清單，建立科技倫理風險監測預警系統，設立國家級科技倫理研究基地，加強科技倫理理論研究，增強我國科技倫理治理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和議程設置權。

◎ 來源|綜合中國科學報、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