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精神幸福感與心理健康的關系
——領悟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

徐曉波

（安徽農業大學a.人文社會科學學院；b.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6）

0 引言

近年來，學術界對幸福感的概念闡釋越來越全面，包含身體的、情緒或情感的、心理的、社會的與精神的，其中，幸福感的精神維度越來越受關注，這突出地體現在有關精神幸福感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多.精神幸福感（spiritual well-being），又被譯為靈性幸福感、靈性安適、精神福利，對它的正式研究始于全國老齡化宗教間聯盟（NICA，1975）對其進行的明確界定，認為精神幸福感是個體在與上帝（God）、自我（self）、社群（community）、環境（environment）的關系中肯定生命，蘊育并贊揚四者之間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之后，很多學者對此概念進行了界定.如Ellison[1]指出，精神幸福感是一個包含心理與宗教層面含義的概念，包含宗教幸福感與存在幸福感，前者指個人與上帝的關系，后者涉及個人的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生命目的；Hawks 等[2]指出，精神幸福感是具有高層次之信念、希望與承諾的一個明確的世界觀或信念系統，是指與他人的聯結之感、對生活的意義感、與崇高力量的聯系與信念；Fisher[3]認為精神幸福感是指個體對自己、社群、環境、超自然4 個方面的認知、情感、行為，包括自我、社群、環境、超自然4 個維度，并據此提出了精神幸福感的四維理論模型.可以看出，研究者對精神幸福感的概念有不同界定，但大都意識到，精神幸福感不單指個體對上帝等超自然力量產生的幸福體驗，也指個體在與自己、群體、環境的關系中產生的存在感、和諧感、崇敬感、希望感.由此可知，精神幸福感是個人關于自我、社會生活、自然與超自然的幸福體驗，主要涉及個體存在感、生命價值與意義、內在平和、信仰等深層的主觀體驗，它與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一樣，可以成為評估生命質量與精神健康的客觀指標，同時使人更幸福、更健康、更有意義.

精神幸福感是人們總體健康的重要元素，是個體精神生活質量的象征，但它一直是生活質量研究的一個被忽略的主題，不過近二三十年以來，精神幸福感成為心理學、醫學、行為科學等學科領域的重要課題，如不少學者明確認識到，精神幸福感是個體精神生活質量的象征，可以衡量一個人精神健康水平[4，5].同時，精神幸福感與大學生的心理健康關系密切，精神幸福感可有效預測大學生的心理健康[6].也有一些有關精神幸福感與焦慮、抑郁關系的研究間接說明精神幸福感與心理健康關系密切，如Chung 等[7]關于韓國南部671 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精神幸福感與死亡焦慮呈顯著負相關，Nsamenang 等[8]對81 名多發性硬化癥病人的研究指出精神幸福感與抑郁癥狀顯著負相關.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國內也有研究開始關注精神幸福感及其與相關因素的關系，如郭建康[9]調查研究了甘肅省301 位基督徒，認為社會支持是影響基督徒精神幸福的重要因素；Lou[10]以香港和上海的老年人為對象，開發了含有6 個維度的中國老年人精神幸福感測量量表.同時，國內有關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為開展精神幸福感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如劉莉等[11]研究指出社會支持能直接影響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還能通過公正世界信念間接影響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綜上所述，精神幸福感不同于因物質生活富足所產生的快樂與滿意感，它是一種深層的幸福感，研究它對于豐富積極心理學有關幸福感的研究，同時，對于人們保持深層的幸福感、減少物質滿足之后的空虛感、踐行中國夢的意義感、維護生命價值感等都具有積極而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此，本研究試圖探討社會支持、心理健康與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關系，并探究領悟社會支持是否在心理健康與精神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被試

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法，從安徽省5 所高校選取在讀大學生，共發放份問卷650 份，回收到有效問卷616 份，回收有效率為94.8%.其中，男生250 人，占40.6%，女生366 人，占59.4%；文科生255 人，占41.4%，理科生361 人，占58.6%；獨生子女252 人，占40.9%，非獨生子女364 人，占59.1%；已有正式戀人的有219人，占35.6%，有暗戀對象但沒戀愛的有397 人，占64.4%.

1.2 研究工具

1.2.1 精神幸福感量表

研究采用Gomez 等[12]編制的精神幸福感問卷（SWBQ），該問卷共20 個項目，包含個體、社群、環境、超然4 個層面的幸福感分量表，每個分量表有5 個項目，采用5 級量表記分，分數越高，說明精神幸福感水平越高.該量表被證明具有較好的信度與效度.本次調查精神幸福感問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數為0.861，分半信度為0.874，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

1.2.2 心理健康量表

采用一般健康問卷（GHQ-28）調查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該量表最初由Goldberg（1979）編制，包括28個項目，含4 個分量表，即軀體癥狀、焦慮/失眠、社會功能障礙和嚴重抑郁.該量表以4 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被試近來的心理健康表現較前幾周差.陳翠等[13]修訂GHQ-28，結果發現，該量表是測量大學生心理健康的有效量表，總量表及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系數依次為0.872，0.767，0.667，0.756，0.700，該量表與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07 和0.749.本次調查該問卷的克隆巴赫α 系數為0.879，分半信度為0.804，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1.2.3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由我國學者姜乾金[14]修訂，它是測定個體領悟到的來自各種社會支持源（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其總分反映個體領悟到的社會支持總程度，量表的總分范圍為12～84，得分越高說明其領悟社會支持水平就越高.本研究參照已有研究的做法，將原量表題目中的“領導、親戚和同事”改為“老師、親戚和同學”，量表共12 個項目，分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3 個維度，采用7 點量表記分.本次調查該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數為0.909，分半信度為0.876，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1.3 施測與數據處理

研究采用集體施測，施測前說明本次調查研究的目的、保密性，并要求大學生被試按指導語上的要求進行填寫，作答完畢，問卷當場收回.全部數據采用SPSS 23.0 和AMOS 7.0 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

2 研究結果

2.1 大學生精神幸福感、領悟社會支持、心理健康的現狀

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領悟到的社會支持、心理健康的均分與標準差分別為69.9±10.2，60.0±11.9，50.3±9.8，這說明，總體來看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領悟到的社會支持都高于理論中值，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理論中值.進一步描述性分析發現，大學生的社群幸福感、環境幸福感、個體幸福感、超然幸福感的均分依次降低，領悟到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均分依次降低；而就心理健康水平看，社會功能障礙維度的均分最高，焦慮維度的均分次之，抑郁維度均分最低，這表明被調查大學生的社會功能問題更為突出.進一步描述統計分析發現，相對于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水平較低（M獨生=69.8，M非獨生=70.1；t=-0.319，P＞0.05），已有戀人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顯著高于無戀人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M有正式戀人=71.5，M無戀人=69.1；t=2.724，P＜0.01）.

2.2 心理健康、領悟社會支持與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心理健康、領悟社會支持及其各維度的相關系數見表1，其中1為個體幸福感，2 為社群幸福感，3 為環境幸福感，4 為超然幸福感，5 為家庭支持，6 為朋友支持，7 為其他支持，8 為身體癥狀，9 為焦慮失眠，10 為社會功能障礙，11 為嚴重抑郁，12 為精神幸福感總分，13 為心理健康總分，14 為社會支持總分.由表1 可知：1）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心理健康與領悟社會支持三者之間的相關非常顯著，相關系數在-0.221～0.426（P＜0.001）范圍內，其中，領悟社會支持與精神幸福感及其4 個分維度呈顯著正相關（P＜0.05），精神幸福感與心理健康之間呈顯著負相關（r=-0.222，P＜0.001），領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呈顯著負相關（r=-0.303，P＜0.001）；2）大學生精神幸福感、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的各個維度之間基本呈顯著相關關系（P＜0.01）.這表明三個變量及其分維度之間均具有復雜的相關關系.

2.3 領悟社會支持在心理健康與精神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領悟社會支持這一變量的中介效應，運用AMOS 7.0 軟件分析心理健康與精神幸福感的關系.由于性別、專業和當前感情狀況不同的大學生精神幸福感存在顯著差異，因此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時控制性別、專業、當前感情狀況.以心理健康為自變量，精神幸福感為因變量，領悟社會支持為中介變量，進行直接和間接效應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2 可知，心理健康對精神幸福感的直接效果為-0.299（P＜0.001），心理健康對領悟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果為-0.344（P＜0.001），領悟社會支持對精神幸福感的直接效果為0.445（P＜0.001），心理健康通過領悟社會支持對精神幸福感的間接效果為-0.153，心理健康對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總效果為-0.382.可見，心理健康對大學生精神幸福感影響的直接效果（-0.229）小于心理健康通過領悟社會支持對大學生精神幸福感影響的間接效果（-0.153），這說明領悟社會支持在心理健康與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模型標準化效應檢驗結果

同時，用最大似然法對模型進行估計，結果發現，χ2/df=2.78，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為0.047，比較擬合指數（CFI）為0.958，Tucker-Lewis 指數（TLI）為0.944.根據侯杰泰等[15]推薦的標準，該模型擬合良好，表明中介模型是可以接受的.基于以上分析結果，得出各變量之間的結構方程路徑圖（圖1），由此可知，領悟社會支持這一中介變量在心理健康與大學生精神幸福感之間具有影響力，并起到間接作用效果，這更加證明幸福感不僅是來自個體的心理體驗，受心理健康等心理因素的影響，更受社會支持等社會因素的影響.

圖1 領悟社會支持在心理健康與精神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

3 討論

一直以來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就是學術研究、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因而，心理健康狀況成為關系到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重要變量而被廣泛研究，而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是一種來自自我、他人、環境等所產生的滿足感、存在感、價值感、和諧感，它是多層次的復雜多維而又有動力性的心理結構，這種復雜的心理結構受自我、人際關系、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3.1 心理健康、領悟社會支持與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的關系

研究發現，心理健康狀況與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這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通常，心理健康的大學生，表現為身體健康狀況良好，且擁有更多的積極情緒，較少的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最明顯的是人際交往等社會功能狀況良好，所以心理健康的大學生更容易感受到來自自我、他人等方面的幸福體驗，即擁有較多的精神幸福感.

同時，本研究將領悟社會支持作為中介變量，以探討心理健康對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更深層的關系，通過對心理健康、領悟社會支持和大學生精神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系分析發現，心理健康、領悟社會支持與精神幸福感三者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大學生更能領悟到來自家人、朋友及其他人的支持，相應地，領悟到更多社會支持的大學生心理傾向于更加健康，也就更容易體驗到來自自我、人際、環境等方面的幸福感，從而表現出更多的精神幸福感.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進一步表明，心理健康既可直接影響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也可通過領悟社會支持間接影響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正如描述性統計分析所發現的，兄弟姐妹數量、當前戀愛狀況不同的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特別是已有正式戀人對大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社會支持源，更能提升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已有正式戀人的大學生在追求、相愛、相助的過程中，易體驗到更多的自我價值感、成就感，在與戀人交往過程中能感受到社會支持.因而，愛情可以成為大學生自我發展的精神動力，有感情寄托的大學生能更多地體驗到精神幸福.

3.2 提升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路徑

通過一系列的研究結果，提出了如下幾點提升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路徑：

1）應充分重視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特別是互聯網時代給大學生帶來了更便捷的學習方式、更豐富的知識資源，但對大學生的自我認知、學習方式、思維與行為方式、人際交往等也帶來的沖擊，引發了很多心理與行為問題.因此，高校應與時俱進地探索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方法，通過課堂教學、心理訓練等形式減少大學生的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幫助大學生正確處理人際交往中的沖突，從而增進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2）充分考慮社會支持對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調節作用.社會支持就是個人在外在環境中得到認可與支持，尤其對于陷入內外危機的個體而言，是否能從家人、朋友、學校及其他方面獲取社會支持，對于個體的心理健康、幸福感具有重要影響，因此讓大學生感受到學校、家庭、社會的支持與關愛，感受到幸福感，不僅關系著大學生的身心健康，且關系著高等教育目標的實現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3）深入探索大學生精神幸福感的協同提升途徑.精神幸福感是一種復雜的深層次的心理體驗，既受家庭、學校與社會因素的影響，更受大學生認知、情緒情感、人格等因素的影響.就如尹霞云等[16]研究指出的，主觀幸福感是一種隨時空而變化的情境狀態，但它更可能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實際上，人們的精神幸福感在發生發展過程中也應是一種穩定而又變化的多維心理結構，但終將內化發展成一種穩定的人格結構.因此要提升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應充分發揮家庭、學校、社會的協同促進作用，但最關鍵應在于發揮大學生的主體作用，大學生個人奮斗、社會期望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17]，引導大學生形成積極的思維方式，塑造積極的健康的人格特質，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發揮不懈奮斗的精神，從而在學習、人際交往、職業發展中追求幸福、感受幸福和創造幸福，既有幸福之心，又有幸福之感，更有幸福之行，進而成為具有切實的獲得感、內在的幸福感的人.

4 結論

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與心理健康、領悟社會支持存在密切的相關關系，具有健康的心理狀況、領悟較多的社會支持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不僅直接影響大學生的精神幸福感，而且通過領悟社會支持間接影響精神幸福感，即領悟社會支持在大學生的心理健康與精神幸福感之間起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