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義感對大學生負性情緒的影響
——智能手機成癮的中介作用

傅俏俏

（莆田學院 學生工作處，福建 莆田 351100）

0 引言

近年來，大學生負性情緒的檢出率呈明顯升高趨勢[1]，關于抑郁、焦慮等問題仍較為嚴重[2].大學階段處于成年早期，心理發展還不夠成熟，面對學業、人際、情感、就業等多重壓力，更容易滋生負性情緒，影響學習、睡眠等，甚至影響軀體健康[3，4].抑郁、焦慮和壓力是大學生常見的3 種負性情緒，是情緒健康的重要指標[5]，常同時出現又各自獨立[6].因此本研究從抑郁、焦慮和壓力3 個方面考察大學生的負性情緒，旨在更精準地了解大學生負性情緒狀況及影響因素，從而促進大學生的身心健康，使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

關于負性情緒的研究，早期從人格如依戀類型、應對方式等角度出發[7，8]，逐漸到對特殊群體負性情緒的干預研究，如對妊娠糖尿病患者負性情緒的認知行為干預[9]、對抑郁癥患者、惡性腫瘤病人負性情緒的正念減壓訓練等[10，11].隨著科技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工具理性超越了價值理性，容易使人們忽略對于生命意義的追求，導致生命意義的缺失[12]，因此研究者開始關注生命意義感、手機成癮等與負性情緒的關系[13-15].

生命的意義感是指個體積極尋求意義并發現自己的生活有多大意義的程度[16].它包含擁有意義和尋求意義兩個維度，前者指理解生命的含義并認識到生命的目的或使命，后者則指努力去建立或增加對生命的含義和目標的理解[17].

當個體陷入較低的生命意義感甚至生命意義感缺失時，則可能產生抑郁、成癮甚至自殺等問題[18].研究發現無明確人生追求和理想的大學生因精神空虛而表現為焦慮、擔憂情緒波動[19].生命意義感與抑郁、焦慮等消極指標有顯著的負相關[20]，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21]，但其中的具體機制有待研究[21].

生命意義感中擁有意義感與負性情緒的關系，結論較為一致：擁有意義感越高，負性情緒水平越低[22，23].而生命意義感中尋求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影響，存在分歧：有研究認為對生命意義的尋求與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呈正相關，而與消極情感呈負相關[21]；但也有研究發現尋求意義與悲傷、憤怒、抑郁等負性情緒正相關[20，24]，而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負相關[17].這可能與年齡階段有關，大學生正處于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階段，此時意義尋求感較高，也更容易受到尋求意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1].因此，尋求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影響尚需進一步探討.

現如今科技高度發達，智能手機已經成為最大的網絡使用終端，青年是使用手機的最主要人群.智能手機高度個性化和功能多樣性的特點[25]，在帶給大學生便利的同時，也使得使用者更容易產生成癮問題[26，27].智能手機成癮是由于過度使用智能手機且無法控制給個體帶來心理或行為問題的一種行為成癮[28].當大學生生命意義感低，感到沒有價值時，容易用成癮活動來填補空白，例如花費更多的時間在手機上，進而提高了成癮的可能性[23，29，30].而手機成癮會干擾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引起頭昏眼花、視疲勞等癥狀，過度依賴手機常伴有煩躁不安、緊張焦慮等負性情緒，甚至產生戒斷癥狀.智能手機過度使用將導致抑郁和焦慮等負性情緒問題[27，31].手機成癮使大學生感知壓力水平升高[32]，并正向預測抑郁、焦慮水平[33].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離期間，接近半數的大學生存在手機成癮傾向，從而導致了抑郁、焦慮和壓力等負性情緒產生[4].據此可以推測智能手機成癮在生命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另外，目前關于擁有意義感和尋求意義感關系的研究結論不一.有研究發現二者呈正相關[20，34]，也有研究發現二者呈負相關[20]，此外也有得出二者不相關的結果[16，23，35].因此，二者關系尚待進一步驗證.

綜上所述，為更清晰地了解擁有意義感與尋求意義感對大學生負性情緒的內部機制，本研究擬將同時納入擁有意義感與尋求意義感，考察它們對負性情緒的影響，并揭示智能手機成癮的中介作用.另外探討擁有意義感與尋求意義感的關系.本研究目的為緩解大學生的負性情緒，使其塑造更加積極健康的心態.假設的中介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生命意義感、智能手機成癮和負性情緒關系的假設模型

1 研究方法

通過網絡問卷的方式對1 960 名在校大學生進行調查.問卷設置篩選題（這一題選“2”）和作答時間限制，將篩選題回答為其他答案的被試刪除，剔除答題時間太短（＜100 s）或太長（＞20 min）的問卷，以保證數據真實可靠，最終獲得1 809 份有效問卷.其中男生488 名，女生1 321 名.采用SPSS 26.0 進行基本的數據處理，利用Mplus 7.4 完成中介分析.

1.1 抑郁-焦慮-壓力量表

采用龔栩等[5]修訂的抑郁-焦慮-壓力量表中文版，該量表共21 個條目，采用4 級計分（0 分為從不，3 分為總是），得分越高，顯示焦慮、抑郁和壓力等負性情緒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4，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在[0.83，0.85]之間，結構效度良好[比較擬合指數（CFI）為0.92，非規范擬合指數（TLI）為0.91，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RMR）為0.04，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為0.07].

1.2 生命意義感量表

采用王鑫強[34]修訂的生命意義感量表中文版，該量表共10 個項目，分為擁有意義感和尋求意義感2 個維度，采用5 級評分（1 分為完全不符合，5 分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生命意義感越強.在本研究中，總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9，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6 和0.93，結構效度良好（CFI 為0.96，TLI為0.95，SRMR 為0.05，RMSEA 為0.09）.

1.3 智能手機成癮量表

采用蘇雙等[36]編制的智能手機成癮量表.該量表共有22 個項目，包括戒斷行為、突顯行為、社交安撫、消極影響、APP 使用、APP 更新6 個維度.采用5 點計分（1 分為非常不符合，5 分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智能手機成癮程度越高.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2，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在[0.66，0.86]之間，結構效度良好（CFI 為0.92，TLI 為0.90，SRMR 為0.05，RMSEA 為0.07）.

2 研究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方法分析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使用SPSS 對量表所包含的變量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出7 個特征值大于1 的主要成分，第一個主成分解釋了26.39%的總變異量，小于40%，因此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37].

2.2 生命意義感、智能手機成癮與負性情緒的相關分析

表1 為生命意義感、智能手機成癮與負性情緒的相關，其中1 代表擁有意義感，2 代表尋求意義感，3 代表戒斷行為，4 代表突顯行為，5 代表社交安撫，6 代表消極影響，7 代表APP 使用，8 代表APP 更新，9 代表抑郁，10 代表焦慮，11 代表壓力.從表1 數據可以看出，擁有意義感與尋求意義感正相關，擁有意義感與智能手機成癮分維度、負性情緒分量表存在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在[-0.07，-0.50]之間；尋求意義感與社交安撫、負性情緒分量表存在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在[-0.07，-0.17]之間，尋求意義感與APP 使用更新呈顯著正相關（r=0.06，P＜0.05），但與戒斷行為、突顯行為、消極影響和APP 更新不相關；智能手機成癮各維度與負性情緒各量表存在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在[0.19，0.46]之間.

表1 生命意義感、智能手機成癮與負性情緒的相關

2.3 智能手機成癮在擁有意義感、尋求意義感與負性情緒之間的中介作用

運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 法進行中介效應分析[38]，設置重復抽樣1 000 次，建立擁有意義感、尋求意義感與負性情緒的結構方程模型.其中擁有意義感、尋求意義感為外源潛變量，是模型中的自變量，用它們各自的題目作為指標，智能手機成癮為中介變量，用它的6 個維度作為指標，負性情緒是模型中的因變量，采用其3 個維度作為指標.

結果表明，結構方程模型擬合良好[CFI 為0.94，TLI 為0.93，RMSEA 為0.07，SRMR 為0.06].如圖2 所示（YY1～YY5 表示擁有意義感5 個指標，XQ1～XQ5 表示尋求意義感5 個指標），在結構方程模型中，擁有意義感負向預測智能手機成癮得分（r=-0.38#），尋求意義感正向預測智能手機成癮得分（r=0.18#），智能手機成癮正向預測負性情緒（r=0.43#)，擁有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直接效應仍顯著（r=-0.36#），但尋求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直接效應未達到顯著水平（r=0.02，P＞0.05）.智能手機成癮中介了擁有意義感、尋求意義感與負性情緒的關系，擁有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間接效應為-0.16（t=-10.62，P＜0.001），尋求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間接效應為0.08（t=4.68，P＜0.001），數據詳見表2.

表2 中介效應路徑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

圖2 智能手機成癮在擁有意義感、尋求意義感與負性情緒中的中介作用模型（注：標準化解）

3 分析與討論

3.1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負性情緒和智能手機成癮的相關分析

擁有意義感與智能手機成癮分維度、負性情緒分量表顯著負相關.個體的擁有意義感越高，智能手機成癮的水平越低，負性情緒越少，這與前人研究一致[23].這說明擁有意義感能減少不良行為和情緒[23]，起到保護心理健康的作用[22].

而尋求意義感與智能手機成癮分維度、負性情緒分量表的相關比較不一致，為更加明晰尋求意義感與智能手機成癮、負性情緒的關系，采用更加精準的結構方程模型方法，具體見下文的中介分析部分.

智能手機成癮與負性情緒呈顯著正相關.智能手機成癮常使個體產生戒斷反應，容易擔憂焦慮[27]，雖然借助沉迷手機在短時間內具有社交安撫的作用，但長此以往并不能改善社交狀況，反而產生了更多抑郁、焦慮和壓力[39]，甚至造成惡性循環[19].

3.2 智能手機成癮的中介效應分析

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兩維度對負性情緒的影響機制不一樣.擁有意義感通過降低智能手機成癮得分進而降低負性情緒.此外，擁有意義感仍直接降低大學生的負性情緒水平.而尋求意義感提高了智能手機成癮水平，進而提升了大學生的負性情緒水平，尋求意義感對負性情緒的直接效應不顯著.智能手機成癮中介了擁有意義感、尋求意義感與負性情緒的關系，二者的中介效應方向相反，擁有意義感是保護因素，有利于降低大學生的智能手機成癮和負性情緒水平，而尋求意義感則是大學生的智能手機成癮和負性情緒水平的風險因素.擁有意義感作為保護因素對個體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它不僅可以給個體提供目標感與自我價值感[40]，還可以幫助個體在面對刺激事件時獲得更多的控制感和更多的積極情緒[41]，從而減少成癮行為和負性情緒.

尋求意義感對個體發展的影響則較為復雜，大學生正處于思考生命意義的高峰期，在尋求生命意義的過程中，也許并不順利，在遇到挫折時，會出現空虛感，產生不良行為（如本研究的智能手機成癮），伴隨不良情緒等[24].但意義追求的負面效應是短暫的，想要達到有意義的生活必須要進行意義追求[42].通過對生命意義的尋求最終將提升個體的擁有意義感，進而產生積極效應[43].但個體在意義追尋后，并不一定就能獲得意義[44].

前人研究認為擁有意義感與尋求意義感可能存在兩種動態關系：“擁有-尋求”的負向關系和“尋求-擁有”的正向關系，前者是指當個體覺得自己的生命有意義時，就會減弱或者停止意義尋求，當失去意義時，就會進行尋求；后者是指對生命意義的尋求使個體擁有更多的意義感，或者不進行意義追求的人其生命意義體驗會降低[45].本研究的調查顯示擁有意義感與尋求意義感正相關，支持“尋求-擁有”的正向關系，與王鑫強[34]的研究結果一致，但與張秀閣等[23]、蔣海飛等[35]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大學生處于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階段，意義尋求感較高[21]，加之當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有可能進一步提升了大學生的意義尋求感，因此，符合“尋求-擁有”的正向關系.未來需要縱向研究來進一步深入探討二者關系.

3.3 啟示

高校應通過系統的生命教育提升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包括培養責任意識、生命關懷、死亡教育等.一方面，培養責任意識.不僅要引導大學生發現生命的意義存在感，也要鼓勵大學生追尋生命的意義，特別是追尋高層次的生命意義，包括個人成長、服務他人和社會、自我超越的終極意義[46]，提升責任感，將使個體具有更強的行動力，從而提高生命意義感[47]，而低層次的意義尋求（如享樂和個人舒適），則可能使大學生掉入手機成癮等低級沖動的生活模式[45]，導致手機成癮傾向更嚴重[23].另一方面，進行死亡教育.不可避免的死亡意識有助于人們對世界和人生有一個清晰的認知，而這種認知是生命意義感的重要來源[48].疫情的發生使人們近距離接觸死亡，恰好是很好的教育契機，促使人們面對死亡、理解死亡，從而樹立科學、合理、健康的死亡態度，以便更好地利用生命，規劃人生[49]，從而獲得更多的生命意義感.

針對智能手機成癮產生負性情緒的問題，應鼓勵大學生多參加集體活動，特別是戶外娛樂活動和線下人際交流，減少獨處機會[39].同時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明確的人生理想，是消除空虛心態、避免緊張焦慮等不良心態滋生的有效措施[19].

4 結論

大學生的擁有意義感與尋求意義感正相關，符合生命意義的“尋求-擁有”關系；擁有意義感不僅直接降低大學生的負性情緒，還通過降低智能手機成癮水平來降低負性情緒，是保護因素；尋求意義感通過提高大學生的智能手機成癮水平，進而使得負性情緒上升，是風險因素，應鼓勵大學生進行高層次的意義尋求，從而真正達到生命意義感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