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

摘要：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期間是日本深化與拓展對中東能源外交非?！帮@著”的時期。安倍在第二次首相任內，經常出訪中東，特別是重點加強與中東海灣重要能源出產國的能源合作關系。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主要涵蓋了石油與天然氣、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領域。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深化與拓展對中東能源外交是各種因素合力推動下進行的。日本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首要目標是要絕對維系與確保日本中東能源進口安全，以為日本經濟社會正常發展提供絕對支撐與保障，同時適時乘機擴展和彰顯日本在中東地區能夠發揮出的獨特外交影響力。日本深化與拓展對中東能源外交面臨著不少挑戰與問題。未來日本能源消費結構還是相當程度上要依賴油氣等化石能源，所以，未來日本客觀上無法避免地還要繼續深化與拓展對中東能源外交。而是否能夠有效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將是檢驗日本能源安全戰略與日本整體外交智慧的“觀察窗口”。

關鍵詞：能源外交;中東地區;石油天然氣;能源安全;海上航線

中圖分類號：D73/7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22）02-000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1

安倍晉三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間（2012年12月-2020年9月），是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非?；钴S”的一段時期。在安倍第二次首相任內，安倍頻繁出訪中東，其中重點加強對中東海灣6個重要能源出產國（沙特、阿聯酋、阿曼、巴林、科威特與卡塔爾）的能源外交;不失時機拓展與土耳其、埃及、約旦及以色列等國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領域的合作關系;瞄準機會、閃電出訪伊朗，與伊朗維系傳統友好合作關系的同時，彰顯了日本在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進程中可以發揮獨特的外交作用。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深化與拓展對中東能源外交是國內外等諸多因素相互疊加、互相促進而形成的合力所共同推動下而作出的戰略決策。安倍推動的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扭轉了日本因福島核事故而造成的“能源危機”局面，有效維護與確保了日本中東能源進口安全，擴展了日本在中東的戰略影響力。但是，安倍第二次內閣盡管任期很長，但畢竟時間有限，再加上各種因素的掣肘，致使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還有很多缺憾與短板。未來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還面臨各種挑戰與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與挑戰不容回避。因為未來10-20年內，日本能源消費結構還會繼續相當程度上要依賴油氣等化石能源，日本現任與未來內閣將會繼續深化與拓展對中東能源外交，而如何更好有效地開展對中東能源外交，將會考驗著日本外交的戰略智慧。本文擬對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作出初步分析，以對中國今后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一、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主要內容

安倍第二次執政期間，頻頻出訪中東。訪問中東期間，與中東各國要人會談時，重點談及的話題就是能源合作。日本與中東能源合作重點涵蓋了石油與天然氣、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內容。

首先，日本和中東產油國重點加強石油與天然氣合作。

根據2021年《日本能源白皮書》公布的數據：2019年度日本對中東地區的石油依賴度占比是89.6%，與此相對應的是，2019年度美國對中東石油依賴度是12.9%，經合組織（OECD）歐洲國家是18.1%。日本從中東進口石油占比較多的國家依次為：沙特阿拉伯34.1%，阿聯酋32.7%，卡塔爾9.3%，科威特8.9%，阿曼1.7%，巴林1.4%，伊拉克1.1%;2019年度日本從中東地區進口天然氣占比是17.0%，其中卡塔爾為11.2%，阿曼為3.9%，阿聯酋為1.9%[1]。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日本石油進口高度依賴中東地區，而安倍晉三訪問中東期間，與各個產油國領導人會談時都必然會提到穩定原油供應問題。2013年安倍在訪問沙特時雙方發表的《日沙加強全面伙伴關系的共同聲明》中表示：雙方強調穩定國際原油市場的重要性;日方對沙特方面采取平衡政策向日本穩定供給石油并成為日本值得信賴的穩定供給源表達衷心謝意;而沙特方面則鄭重承諾向日本穩定供給石油[2]。2020年1月，安倍在訪問沙特期間，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以及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齊茲·本·薩勒曼舉行會談時，均談到了要繼續鞏固沙特作為日本穩定原油供給國地位的重要性。2013年5月，安倍在訪問阿聯酋期間，與阿聯酋領導人就加強原油供應合作進行了深入交流，在雙方發表的《日阿強化面向安定與繁榮的全面伙伴關系概況介紹》中就重點談及石油合作：日本石油企業在投資開發阿聯酋油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阿聯酋方面希望日本企業今后繼續在投資油田開發領域扮演重要角色;石油上游領域開發是日阿兩國伙伴關系的基礎，兩國在石油領域是相互補充的關系，要繼續加強在石油領域合作關系[3]。2018年4月底，安倍再次訪問阿聯酋期間，與阿聯酋領導人重點商談了擴大深化石油合作事宜：雙方對日阿在石油領域深化合作深感滿意;特別是日本企業得以延長在阿聯酋油田投資權益，安倍深表謝意;雙方確認今后繼續擴大石油天然氣領域合作項目[4]。2013年8月，安倍在訪問巴林與科威特期間，分別與巴林和科威特領導人重點談及要在石油天然氣領域加強合作的意愿，比如：日本與巴林和科威特合作建設煉油廠、日本向巴林與科威特派遣石油工業專家與工程師等。2013年8月，安倍訪問卡塔爾，與卡塔爾方面就重點洽談了石油天然氣領域合作事宜：雙方確認了國際原油市場穩定的重要性;對卡塔爾承諾以有助于穩定原油市場的方法繼續向日本穩定供給石油天然氣表示歡迎[5]。

第二，日本和中東一些國家加強可再生能源合作。

日本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已經積累了很多的技術與經驗，比如在太陽能與風能領域，日本在西方發達國家陣營中走在了前列，而中東一些國家特別是石油天然氣儲藏量與生產量不是很豐富的國家，對開發可再生能源有很大的意愿與需求，故而日本與一些中東國家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有很大的合作潛力。2013年8月，安倍在訪問科威特期間，與科威特領導人會談中就談到了日科兩國在太陽能發電與可再生能源領域加強合作的事宜[6]。同年8月，安倍在訪問巴林期間，與巴林領導人就加強太陽能領域合作達成共識[7]。2015年1月，安倍出訪埃及期間，與埃及總統塞西會晤時就談及了日埃在可再生能源領域謀劃合作的事宜，塞西總統非常歡迎利用日本最先進技術在埃及建設太陽能電站[8]。

2015年1月，安倍訪問約旦期間，與約旦領導人會談時就談及了日約兩國加強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問題：約旦首相恩蘇爾高度評價日本高超的太陽能發電技術;安倍對日本三菱商事參與設計約旦最大規模的太陽能電站、三井物產能在約旦投資建設太陽能電站表示歡迎與感謝[9]。

沙特是全球石油生產大國，但是沙特近年來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沙特2030愿景》，其中發展與引進可再生能源就是其中重要戰略目標。自2019年7月以來，沙特電力公司和日本經濟產業省一直在合作，計劃在沙特引入基礎設施，以便使用能夠以最合適的形式穩定地提供可再生能源的物聯網技術;2020年8月起，由日本新能源與產業技術開發機構 （NEDO） 支持的日本企業在沙特開展了示范項目，在該項目中，太陽能光伏板、儲能系統和能源管理系統 （EMS） 將被打包成一個混合系統，這種混合動力包將使用日本技術，不僅有望成為在沙特開展業務的日本企業的里程碑，而且還將為沙特的能源多元化改革作出貢獻;2019年11月，日本派遣了10家節能與可再生能源領域代表企業訪問沙特，與沙特方面就可再生能源領域技術合作、日本幫助沙特提升節能與可再生能源技術水平進行了洽談[10]。

第三，日本與中東一些國家在核能領域謀劃合作。

盡管2011年3月日本經歷了慘重的福島核事故，但是，日本并沒有徹底放棄核能。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在訪問中東時與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國談及了核能合作事宜，其中重點加強與土耳其的核能合作關系。2013年5月，安倍率日本經濟界要人訪問土耳其，與土耳其簽署了《日土核能發展合作協定》。同年10月，安倍在半年內再次訪問土耳其，與土耳其簽署了《日土關于核能與科技領域合作共同宣言》，該宣言著重指出：日土兩國擬在土耳其建立旨在培養核能領域專家以深化雙方教育科技合作的國際大學，為該大學早日成立，今后應迅速建立兩國合作委員會，著手建?；I備工作[11]。

二、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強化對中東能源外交的深層目的

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正好是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后造成的“能源危機”時期，當時的日本核能基本被擱置，核能處于“何去何從”與“是否完全廢除”的徘徊觀望時期（即使是現在日本核能還是處于緩慢滯后狀態）。在核能無法維系與支撐國內能源安全的大前提下，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一項重要外交使命就是要在中東深化與拓展能源外交，既要繼續鞏固與穩定日本長期以來形成的中東能源進口渠道安全，又要以能源合作為載體而不斷擴展日本在中東地區的大國影響力。

首先，加大對中東能源外交力度是為確保與維護日本能源安全。

美國著名學者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認為：日本在能源資源稟賦上是很“脆弱”的國家，只要在全球的資源和貿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現最輕微的混亂，日本就會遭受傷害，更不用去說全球的總體穩定遭到沖擊時日本將是何等“脆弱”了[12]。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后，日本核能遭遇重大挫折。為了確保日本國內經濟與社會順利發展（包括防務部門與產業），確保穩定的石油與天然氣等化石能源進口來源地，就是日本能源外交的核心要義。而加大能源外交力度的地區自然首選中東地區，這與中東地區的天然資源稟賦是分不開的。中東地區特別是海灣地區，是全球石油儲量與產量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根據權威的《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21》統計資料，截止2019年底，中東海灣國家石油儲量分別為：沙特2 976億桶，伊朗1 578億桶，伊拉克1 450億桶，科威特1 015億桶，阿聯酋978億桶，卡塔爾252億桶，阿曼54億桶;2020年中東海灣國家石油產量分別為：沙特11 039（千桶/天），伊拉克4 114（千桶/天），阿聯酋3 657（千桶/天），伊朗3 084（千桶/天），科威特2686（千桶/天），卡塔爾1 809（千桶/天），阿曼951（千桶/天）[13]。中東海灣地區憑借著豐富的石油儲量與巨大的產量，成為左右全球能源市場的關鍵國際行為體。而對于日本來說，福島核事故后需要穩定與可靠的能源進口來源地，中東地區就成為不二之選。得益于從中東地區源源不斷的能源進口，日本獲得了維系與支撐國內各項事業發展所必需的能源，從而扭轉了福島核事故后日本一度陷入的“能源危機”局面，使得在福島核事故后十年間，日本核能陷入低潮與徘徊之際，絕對確保了日本能源安全，保障了日本能源安全免受“油斷”之危險。

第二，在加強與中東各國能源合作關系的同時確保日本中東海上能源運輸通道安全。

法國學者菲利普·賽比耶洛佩茲認為：對于世界油氣供應而言，保障海上運輸線的安全至關重要;全球2/3的原油及其衍生產品的出口每天都需要用油輪來運送;中東地區大宗原油出口，需要進行長途運送，選擇運送的工具都是巨型油輪（20萬～30萬噸）甚至是超巨型油輪（35萬～55萬噸）;而在海上航行的各類型油輪每天都要經過全球海上“咽喉要道”——狹窄、地勢險要且容易造成擁堵的海峽;容易擁堵的海峽反而更容易成為恐怖分子和海盜鎖定的目標[14]。

從地緣政治視角考慮，日本近年來不斷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的深層考慮是要確保與維護本國從中東進口能源的海上通道安全。

這是因為：一是扼守著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是中東海灣沙特、阿聯酋、巴林、卡塔爾、伊拉克、科威特、伊朗與阿曼這8個海灣國家對外出口能源的必經通道，同時，霍爾木茲海峽是包括日本在內的能源消費與進口國海上運輸能源的必經通道;二是霍爾木茲海峽連通的波斯灣與阿曼灣這一海域，向來是全球地緣政治形勢高度敏感的地區之一，該海域周邊國家眾多，各個國家之間有著紛繁復雜的糾紛與矛盾，經常會在霍爾木茲海峽發生過往船只（特別是油輪）遇襲事件，而一旦霍爾木茲海峽發生船只遇襲事件，就會造成該海峽擁堵或者致使運輸原油的油輪到達目的地大幅延遲與滯后;三是引發霍爾木茲海峽的任何地緣政治形勢緊張事件，都會帶來一系列連鎖效應，也即，霍爾木茲海峽一有任何“風吹草動”，必然會引發國際油價上漲，而國際油價的上漲，隨即會引發能源消費與進口國國內民眾與市場的“恐慌反應”2018年，流經霍爾木茲海峽的原油以及石油制品出口量達到2 070萬桶/天，約占全球石油消費量的21%，就原油貿易流向而言，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原油出口75%以上都流向亞洲，而該海峽一旦被封鎖，全球原油供應量將減少1 500萬桶/天。該海峽同時也是卡塔爾和阿聯酋液化天然氣（LNG）出口的必經之地，全球LNG出口量的25.6%將經過該海峽流向全球各地，雖然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LNG出口量僅占全球天然氣消費量的約3%，但相比原油市場，天然氣市場的地域性和全球性關聯更強，一旦該海峽區域LNG貿易受到干擾，將會給LNG進口國的能源定價帶來重大影響。（參見王海軍《霍爾木茲海峽緊張局勢升溫對全球油氣市場影響幾何？》，載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官網https：//www.shpgx.com/html/xyzx/20190818/1907.html）。為此，作為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進口的日本，對于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阿曼灣這一海上運輸能源必經通道的安全必然是高度關注，因為，運往日本的巨型油輪如果在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阿曼灣這一關鍵海上通道遇襲或者遇堵，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給日本能源安全構成威脅，日本不能不對此懷有“警惕感”與“危機感”。例如，2019年6月，安倍晉三作為日本首相（時隔41年之久）“閃電”訪問了海灣重要國家伊朗，其中一個重要動因就是為了確?；魻柲酒澓{這一關鍵海上通道的安全，而安倍在與伊朗領導人會談時重點談及了維護霍爾木茲海峽安全的重要性。

第三，以能源合作為切入點，拓展與中東的全面合作關系。

日本深化與中東的關系，能源合作自然是主題之一。但是近年來，特別是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加強與中東的關系，能源合作不是唯一要達到的目的。能源既是日本與中東深化關系的助推器，又是日本與中東拓展合作關系的切入點，這從安倍往訪中東國家期間與中東國家領導人會談時的內容可見一斑。比如安倍出訪海灣產油國期間，在與訪問國領導人會談時，除了要談及能源合作外，還要就防務安全、政治領域重大問題、經濟貿易、教育科技衛生、人文交流、人員互訪與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等協商或者交換意見。這主要是因為：如果日本在加強與中東產油國關系時，“直截了當”就要洽商能源合作，就會給中東產油國留下“僅僅是沖著能源利益而來”的片面不好印象，長此以往會對日本深化與中東產油國的互信關系產生不利影響。故此，為了給中東產油國嵌入“日本不單單是純粹為了能源”的好印象，在與中東產油國深化能源合作關系的同時，日本近年來加大了與中東產油國全方位合作關系。這個“全方位”的內涵包括：一是超越了單純的能源合作;二是合作范圍擴展到了政治、經濟、安全、人文、教育、科技、文化與地區及國際熱點問題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難民問題、恐怖襲擊與海盜問題等）等各個領域;三是不僅僅是日本單方面從中東進口能源，而且日本還要在自身擅長或者領先于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效等領域與中東國家進行深度合作在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安倍經常出訪海灣6個產油國：沙特、阿聯酋、阿曼、卡塔爾、科威特與巴林，而在安倍與這6個產油國領導人會談后發表的“共同聲明”中，均著重強調了“全方位”這個字眼。。

第四，以能源為載體，著力彰顯日本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影響力，謀劃提升日本在中東地區的大國存在感。

日本對中東地區的能源外交，能源——客觀上必然是雙方合作的載體。但是，在能源這個合作載體抑或是平臺上，日本近年來開展與深化的對中東能源外交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一是借助能源這個載體，著力彰顯日本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影響力。隨著美國近年來逐步從中東地區采取戰略收縮政策，美國的戰略影響力從冷戰時期以及后冷戰初期的戰略巔峰狀態逐漸下滑。作為美國的堅定盟友，日本覺得，在美國收縮從中東地區戰略影響力的間隙，應該及時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適時伸展與彰顯日本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影響力。日本認為自己與中東各國既沒有過往殖民糾葛歷史，又沒有領土糾紛，亦沒有宗教與民族矛盾，正是因為日本沒有了像英法美等西方國家那樣與中東地區復雜糾葛的歷史包袱，而可以均衡發展與中東地區各國的關系。二是通過能源這個不太敏感的合作平臺，謀劃介入中東地區熱點問題解決過程，以此凸顯日本在中東地區的大國存在感。相較于中東其他此起彼伏的熱點與難點問題，能源問題在中東顯得不是那么過于敏感，而且能源問題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借力使力”的工具。通過能源合作——這個合作橋梁，在解決中東熱點問題上，日本可以扮演“中間人”與“協調人”角色，而且日本認為自己可以發揮出美歐等西方國家發揮不了的作用，起到在美歐與中東一些國家“牽線搭橋”的獨特功效。比如，安倍在2019年6月突訪伊朗，而伊朗是反美國家，美國與伊朗關系長期處于僵持狀態，但日本既是美國的盟國，又同時與伊朗保持了長期的友好合作關系，日本認為自己可以在美伊之間充當獨特“協調人”，在美伊之間“穿針引線”，既能替伊朗傳話給美國，又能給美國化解“美國與伊朗不便直接會面的尷尬”。而安倍2019年突訪伊朗，確實是當年引發國際輿論高度關注的事件之一，一定程度上成功“放大了”日本在中東的戰略影響力，刷新了國際輿論對日本與中東關系“不過是停留在能源合作上”的陳舊認知。

第五，爭取擴大日本企業在中東自主開發油氣田的比例。

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加大了支持日本企業投資中東油氣田的力度，力爭鞏固與擴大日本企業在中東自主開發油氣田的比例或份額。其中典型例子就是日本自主開發阿聯酋油田。2018年2月，日本大型能源企業——國際石油開發帝石公司（INPEX） 獲得了阿聯酋大型油田下扎庫姆油田10%的權益，2019年3月，國際石油開發帝石公司又獲得了阿布扎比新的油田探礦權益，而獲得阿聯酋下扎庫姆油田開發權益，是日本中東能源外交“引以為傲”的重大成果[15]。

這主要是因為，一是日本在通過長期開展中東能源外交的過程中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只有切實提高日本自主開發油氣田比例，才能更好保證日本中東能源進口安全;如果一些中東產油國發生戰亂或者恐怖襲擊事件等突發事件致使一些中東產油國能源出口受阻甚至中斷，那么，日本自主開發的油氣田就能在關鍵時候確保日本中東進口能源渠道保持暢通。二是鞏固與擴大日本企業在中東自主開發油氣田比例是一件對日本與中東各國互利雙贏的事情，也即：通過加大投資力度，既能確保日本企業在中東油氣田的權益，而且還在建設與油氣田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比如港口碼頭、輸油管道、道路以及醫院和學校等）過程中，讓中東一些產油國受益;這種受益不僅給中東產油國政府帶來收入，而且也能惠及產油國普通民眾（比如解決就業）。在互利雙贏的過程中，日本既能獲得可靠的能源進口來源，又能贏得中東產油國政府與民眾的好感與信任，而隨著雙方互信的不斷加深，能更好助力日本在中東地區拓展能源外交，更能深化日本與中東產油國的關系，使日本與中東關系走深走實。

三、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及未來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面臨的挑戰

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間，對中東地區進行了高頻率訪問，其對拓展與加深日本對中東的能源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果，穩定與鞏固了日本作為中東重要能源出口市場的地位，對確保日本能源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安倍在他長達近8年的首相任期里，高度重視對中東能源外交，但還是留下了一些缺憾。未來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繼續面臨著不少挑戰與問題，而且這些挑戰與問題，將會給未來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的深化與拓展帶來消極與不利影響。

首先，日本能源進口安全高度依賴中東地區，如果未來能源進口來源地繼續“唯中東化”，將會給日本能源安全帶來潛在巨大風險。

美國著名學者漢斯·摩根索對日本高度依賴中東能源帶來的潛在巨大危險就有比較精辟的分析：一個在其他任何方面沒有權力的國家，從傳統的權力角度看不是“強權”，卻能對除了缺乏一種資源——石油以外具有所有權力工具的國家行使巨大的（在某些條件下甚至是決定性的）權力;日本要依賴于中東的石油供應，如果中東石油生產國因為某種原因對日本實行徹底禁運，它們就能夠摧毀日本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如果它們帶著政治條件威脅實行禁運，甚或能將日本降到“衛星國”的地位，使日本依附于中東產油國[16]。

福島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與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比例居高不下，2018年日本石油與天然氣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高達62%，其中石油占比為39%，天然氣占比為23%，煤炭占比為27%（化石能源總占比達到89%，而可再生能源與新能源占比為7%，核能占比僅為4%）[17]。而化石能源中石油進口又極為倚重中東地區，近年來對中東依賴度一直維持在85%～90%左右。盡管近年來日本也在謀劃能源外交多元化，但效果不大，比如說日本曾經極力想擴大從俄羅斯遠東地區進口原油，但受日俄之間曠日持久的領土爭端影響而致使日俄關系踟躕不前，最終使得日本通過拓展俄羅斯能源進口渠道以大幅減少對中東能源依賴的夢想落空。日本單純從中東原油進口的依賴度愈高，那么，日本面臨的能源安全風險就愈大，其對未來日本能源安全的潛在消極影響就愈深。

第二，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形勢復雜，日本隨時面臨著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溢出”的風險。

中東海灣地區位于全球能源資源儲量密集的“戰略空白區”（strategic ellipsis），而在“戰略空白區”，國家之間的對立、擴張領土和追求威望的動機、教派沖突和意識形態分化、次級行為體的活動、石油民族主義的覺醒，都給能源供應安全增添了變數;能源資源密集型國家經常受到經濟不振、治理失靈、缺乏民主、本地動蕩和沖突的影響;“石油國家”在政治上一直存在體制不穩定、財富分配不平等和腐敗問題;油氣資源容易成為引發地方分離主義沖突的“導火索”[18]。

中東地區是全球地緣政治形勢最為復雜的地區之一。該地區不僅國家眾多，更重要的是，由于該地區各國國情、歷史、民族、宗教（或者宗教派別）、文化與語言不同，致使該地區政治局勢復雜多變、各種矛盾、糾紛抑或沖突頻發。不僅如此，由于諸多復雜深刻的因素而使得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思潮近年來在中東一些國家有“凸顯”的傾向，導致中東一些地區不時發生恐怖襲擊事件?？植酪u擊再加上一些國家因內部沖突（如敘利亞與也門等）產生的大批難民，使中東地區成為全球非傳統安全問題比較突出的地區之一。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形勢緊張引發的任何“局勢動蕩”都會使得中東地區——全球最重要的原油產地——產生“溢出”效應，即全球油價波動。而全球油價波動，其最直接的波及對象就是高度依賴中東地區原油進口的國家，而日本顯然是受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影響最為明顯的國家之一。

第三，日本一直在中東謀劃“平衡外交”，但“平衡外交”不“平衡”，未來可能會有潛在危險。

綜觀安倍第二次內閣以來的日本中東外交，可以發現，安倍對中東海灣7個產油國以及另外5個中東國家均進行了訪問，這些訪問表面上看有“平衡”之感，但如果仔細深究，卻可發現其本質上并不“平衡”。這是因為，安倍之所以要在中東體現出“平衡外交”，主要是因為安倍要汲取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因中東戰爭引發的震驚全球的“石油危機”（當時的日本遭受嚴重沖擊）之經驗與教訓，而必須在中東采取“平衡外交”戰略。而所謂日本中東“平衡外交”戰略，其核心要義之一是要在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即阿以之間）保持平衡，特別是不能偏向以色列一方，因為海灣產油國（伊朗除外）都是阿拉伯國家，所以日本在開展與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時不得不要慎重考慮阿以關系，不得不在阿以之間保持平衡。

但是，近年來特別是安倍第二次內閣以來，日本中東“平衡外交”開始發生某些微調，也即在保持已有的“阿以之間平衡外交大框架”之外，還在謀劃構建新的“平衡外交”戰略。這種新的“平衡外交”戰略表現在：一是在中東海灣產油國之間搞“平衡外交”，既高度重視與海灣產油國“執牛耳”者——沙特的關系，亦重視與海灣幾個小國的關系，比如科威特、巴林與卡塔爾這3個小國;二是在整個海灣國家之間搞“平衡外交”，既要繼續保持與深化和海灣6個傳統產油國（即海灣合作委員會六國）的關系，又要謹慎拓展與伊朗的關系。不過，日本在中東謀劃與實施“平衡外交”，不免有“平衡之中不平衡”之遺憾。這主要是因為：一是原有的“大平衡外交”框架，守舊有余、創新不足，在遵守既有的在“阿以之間”保持平衡之余，并沒有繼續在阿拉伯國家之間拓展平衡外交，比如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他就沒有去訪問阿拉伯重要國家阿爾及利亞（亦是重要能源出產國家）、摩洛哥與突尼斯等國;二是新的“平衡外交”戰略亦是“美中不足”，對于海灣重要能源出產國伊拉克，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就未曾訪問，盡管可以以“伊拉克處于戰后恢復狀態、不是恰當訪問時機”為借口推脫，但是到安倍任期快要結束時，伊拉克已經走出了戰后混亂陰影且已恢復了原油出口，安倍卻對伊拉克“視而不見”，本身就是對自身推行中東“平衡外交”的貶損;不僅僅是沒有重視伊拉克，就是其他海灣產油國比如巴林、科威特與卡塔爾亦是重視不夠，這可從安倍對這3個海灣小國的訪問次數就可見一斑（都僅僅是1次）;三是新的“平衡外交”中對伊朗“平衡外交”亦沒有收到突出效果，2019年安倍突訪伊朗，當時主要目的是為了充當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協調人”，同時也可以借機調解伊朗與其他海灣國家之間的糾紛矛盾（比如伊朗與沙特之間的矛盾糾紛），以“平衡者”的姿態出現在伊朗面前，但是，安倍調解美國與伊朗之間持續多年的糾葛敵對關系，并非易事，伊朗與美國關系迄今僵局難解，難以完全恢復正常外交關系，就可證明安倍在伊朗推行“平衡外交”難以說是收到了成效。

第四，日本在中東拓展與深化能源外交，客觀上抑或不可避免地會與其他能源消費進口國產生激烈競爭局面。

鑒于中東地區是全球“油庫”的戰略優勢地位，中東地區向來是各個能源消費進口國重點關注的能源主產區。在重點從中東地區進口能源國家中，不僅僅是日本，還有美國、印度、韓國、意大利、德國、英國與法國等國。盡管美國近年來得益于“頁巖氣”大開發減少了從中東地區進口油氣比例，但是美國在冬季用電高峰期，仍然繼續從中東地區進口大量原油，因為美國國內頁巖油氣開采畢竟成本高且產量不一定穩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近兩年美國頁巖氣產業不景氣（諸多因素造成的），致使美國不得不繼續從中東地區進口原油，所謂美國“完全擺脫對中東原油的依賴，徹底實現能源獨立”的說法，至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一定能夠完全實現。除了美國這個傳統中東能源消費進口大國外，比如和日本同處于東北亞的韓國，也是高度依賴從中東地區進口油氣，而且韓國近年來亦在重點加強對中東地區的能源外交，比如韓國重點加強與沙特和阿聯酋的關系，而這兩個中東重要產油國，本身亦是日本重點加強能源外交的對象國，這在無形中、客觀上不可避免地產生競爭局面。因為，日韓兩國都是經濟發達國家，國內本土油氣蘊藏量缺乏，且進口來源地與進口油輪海上航線高度重迭，兩國圍繞著中東油氣進口之爭，即使不一定是主觀刻意為之，也客觀上注定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在眾多中東能源進口大國中，還有一個能源消費進口大國——印度，更是日本不能忽視的競爭對手，因為印度是新興經濟大國，人口眾多且增速很快，國內油氣產量難以跟上急劇增加的能源消費需求步伐，于是印度自然要增加從中東地區能源進口量，因為印度本土距離中東海灣產油國很近，無需像日本那樣遠距離長途海上運輸原油，而中東產油國也樂意向印度這個巨大能源消費市場出售油氣。

第五，日本中東核能外交遇阻，核能外交在中東地區拓展并不順暢。

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曾經3次出訪土耳其，其主要目的是與土耳其洽商核能協定，但是日土核能協定進展不順利，最終日土核能合作項目被擱置。究其主要原因，是因為：福島核事故后，安倍內閣仍然堅信日本核能技術屬于世界一流水平，所以就在海外大力推銷核能外交，以便在海外擴展日本能源外交影響力，并能彰顯日本不僅是能源消費進口國而且是先進綠色能源——核能“推廣者”的角色定位，故而把日土核能合作項目當作是日本在中東核能外交的“標志性”項目。但是，福島核事故后，全球各國都高度重視核電站的安全建設，土耳其亦不例外，在與日本洽談核電站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要談及核電站安全建設費用問題，但是日本方面鑒于福島核事故教訓，大幅提高了核電站安全維護建設費用，土耳其方面表示為難，雙方最終因核電站安全維護費用抱有分歧而不得不擱置日土核能合作項目。日本投資建設土耳其核電站項目遭遇變故，致使安倍內閣在中東拓展核能外交遇阻，而且，因為日本國內核電站大規?；謴瓦\轉困難重重，反核電輿論高漲，所以未來日本要想繼續在中東地區推廣核能外交，恐將會繼續遇到各種變數與阻力。

四、日本中東能源外交對中國中東能源外交的借鑒與啟示

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是日本中東能源外交“非?；钴S”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日本中東能源外交有得亦有失、有經驗亦有教訓，總結與提煉這段時期日本中東能源外交中有價值的經驗與教訓，可以為中國今后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首先，日本對中東能源外交高度重視與海合會（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6個國家的關系，中國可以拓展與深化和海合會的關系。

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安倍高度重視與海合會6個國家（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與阿曼）的關系，而在其第二個首相任內，安倍遍訪6國，按出訪次數來排序是：阿聯酋（3次）、沙特（2次）、阿曼（2次）、卡塔爾（1次）、科威特與巴林（都是1次）。這主要是因為：海合會六國皆是能源儲量與產量很豐富的國家，而沙特更是全球原油儲量與產量都位居前列的能源大國，深刻影響著全球能源地緣政治格局與版圖，日本能源進口高度依賴海合會六國，從絕對確保日本能源安全視角來考量，日本必須重視與海合會六國的能源合作關系。另外，海合會是海灣地區最重要的地區合作組織，日本早在小泉純一郎內閣時期（2006年4月）就啟動了與海合會的自貿協定談判，盡管迄今為止日本與海合會就締結自貿協定仍處于談判進程之中，但是不排除未來數年內日本可能與海合會自貿協定談判有達成意向的可能性。

自海合會1981年5月成立之時，中國即與其建立了聯系。中國與海合會之間合作空間很大。中國與海合會應著力構建一種相互依賴的經濟關系，積極拓展海合會市場，大力發展對海合會的服務貿易，鼓勵中國企業到海合會國家投資，加大在生活用品、建材、制造與餐飲等領域的投資;同時出臺政策吸引海合會國家投資中國的石化產業，形成相互依存的格局[19]。

鑒于此，中國今后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可以繼續重視與海合會六國的關系，特別是重視與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和科威特等國的關系，同時加快推進與海合會的自貿協定談判進程，以利于中國提升和海合會這一中東重要地區組織的整體合作關系。

第二，日本中東能源外交戰略重在“平衡性”，但在實際施行過程中卻沒有完全做到平衡均等對待中東各國，帶有一定的“功利性”色彩，中國可以繼續整體平衡推進與中東各國的關系。

日本中東能源外交奉行“平衡”戰略，但這種“平衡”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真正做到“平衡”。這主要是因為：一是日本是美國的盟國，而中東地區長期以來是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影響與控制范圍，所以日本在中東地區施行的“平衡外交”不得不在日美同盟框架內開展與實施，比如2019年日本與伊朗關系互動達到很密切的程度，但是日本深化與伊朗關系畢竟還是沒有超出日美同盟這個大框架，而且日本與伊朗關系“熱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美國因素的存在，因為安倍當年突然高調訪問伊朗，其中一項重要“使命”就是為當時已經矛盾尖銳化的美國與伊朗關系進行調解與斡旋。二是日本在中東推行“平衡外交”過程中，帶有很強“功利性”色彩，對于中東海灣國家之間的矛盾分歧，日本并沒有做到“平衡”，而是“靜觀其變”。比如對同是海灣重要能源出產國卡塔爾與其他中東海灣國家之間的矛盾分歧（2017年6月5日，沙特、巴林、阿聯酋、埃及、也門及利比亞等國指責卡塔爾支恐并破壞地區安全局勢，分別宣布與卡塔爾斷交，即“卡塔爾外交危機”），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就保持了“低調與冷處理”，既沒有公開聲明完全支持卡塔爾方面、抑或完全支持沙特等國，更沒有主動去訪問卡塔爾以調解“斷交危機”。因為，日本覺得，卡塔爾斷交危機涉及到日本能源外交最為倚重的沙特等國，如果完全站到卡塔爾一邊，必然會引發沙特方面的反感，所以，只能是“保持觀望”狀態，靜待事態發展。從2017年卡塔爾斷交危機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推行的中東“平衡外交”，有“投機”與“功利性”色彩。鑒于此，中國今后深化發展對中東能源外交時，可以汲取日本經驗教訓，以中阿合作論壇為平臺、以“一帶一路”為切入點，整體平衡推進與中東和全體阿拉伯國家的能源合作關系。

第三，日本中東能源外交進入“全面化綜合實施戰略階段”，與一些中東產油國構建了“全面伙伴關系”合作框架，中國亦可與中東一些國家提升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水平并繼續充實合作內涵。

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日本與海合會六國均構建了“全面伙伴關系”合作框架，與土耳其

構建了“戰略伙伴關系”合作框架。凸顯了日本對這些國家的重視程度，反映了日本與這些國家合作水平的提升，蘊含了日本中東能源外交進入戰略高度的深意。日本與中東一些國家提升合作水平，未來可能會產生相互促進與相得益彰的效果，即，日本能順暢確保中東能源進口渠道安全、維護日本整體能源安全;而中東一些國家則可以通過引進與吸引日本的資金和技術或者獲得日本各種援助，以為各自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從而最終壯大各自國家的實力。鑒于此，今后中國深化對中東能源外交時，可以與一些國家（海合會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以色列與約旦等國）提升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水平，并不斷充實雙方合作內涵，以利于中國更有效開展對中東的能源外交。

第四，日本高度重視中東海域海上能源運輸航線安全，中國亦要重視中東周邊海域能源運輸航線安全。

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海上能源運輸的“咽喉要地”，該海峽地緣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對于日本來說，由于對中東海灣國家的能源進口依賴度非常高，故而高度重視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度毡灸茉窗灼饭嫉臄祿@示：在西方國家中，日本面臨的像霍爾木茲海峽這樣典型的“海上阻塞點”的風險系數是最高的：法國是62.7%，德國是55.8%，美國是29.3%，英國是11.1%，而日本則高達180.2%[20]。這個數據充分反映了日本極端依賴霍爾木茲海峽——這條日本海上能源運輸大動脈，以維系日本能源安全的重要性。為了維護運往日本的巨型油輪途徑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為了避免發生油輪遇襲或者其他突發事件致使該海峽出現堵塞事故，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在訪問海灣國家時，特別是伊朗、阿聯酋與阿曼這3個扼守霍爾木茲海峽的關鍵海上航線國家，安倍均會向對方國家政要重點談及確保與維護霍爾木茲海峽往來船舶的安全。鑒于此，中國今后深化拓展對中東能源外交時，要與海灣有關國家洽商協調維護霍爾木茲海峽的航線安全，雙方可以合作聯手以預防恐怖分子襲擊過往油輪等極端突發事件發生。

第五，日本核能外交在中東遇阻受挫，中國可以在中東拓展核能外交。

安倍第二次內閣期間原本想在中東地區大力拓展核能外交，但事與愿違，安倍謀劃的中東核能外交前功盡棄。未來是否還能在中東開展核能外交，既取決于中東一些國家開發與建設核電站的意愿、能力、資金以及國際大環境等因素，也取決于日本國內是否贊成要繼續恢復重啟核電站以及是否支持核能外交的輿論氛圍。如果這兩大條件均不能滿足，則日本中東核能外交將會繼續無限期擱置下去;如果這兩大條件中，中東一些國家提出了愿意與日本合作建設核電站的意向與需求，那么日本中東核能外交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如果這兩大條件中，中東一些國家根本沒有表現出對日本核能技術的“青睞”，那么即使日本國內輿論氛圍理解或者支持日本開展核能外交，那也不一定可以在中東地區成功開展核能外交。鑒于此，中國今后可以在中東地區大力拓展核能外交，以核能合作為切入點，既可充實中國與中東友好合作關系內涵，又可為確保中國能源安全提供戰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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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Japan'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PANG Zhongpeng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Abe's second cabinet period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eriod for Japan to deepen and expand it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his second term as prime minister， Abe frequently visited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important energy 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Japan'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mainly covered the fields of oil and gas， renewable energy and nuclear energy. During Abe's second cabinet， Japan deepened and expanded its energy diplomacy to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joint promotion of various factors. Japan's primary goal in deepening it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is to absolutely maintain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Japan's energy imports in the Middle East， provide absolut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Japan's norm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and highlight Japan's unique diplomatic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Japan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its 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uture， Japan'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ll still rely on fossil energy such as oil and ga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refore， Japan will objectively and inevitably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xpand its energy diplomacy to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uture.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deepen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observation window” to test Japan'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and Japan's overall diplomatic wisdom.

Key words： energy diplomacy; the Middle East; oil and gas; energy security; sea route

收稿日期：2022-02-10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創新工程重大項目“日本外交戰略與中日關系”（20180110）

作者簡介：

龐中鵬，男，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與政治學博士后，主要從事日本與中東關系、日本能源外交與日本能源安全戰略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