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峰在上海

陳漱渝

馮雪峰

馮雪峰是1927年革命低潮時期入黨的老黨員，1929年至1933年奉組織之命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戰線的領導工作。1933年秋由于身份暴露，馮雪峰暫離上海。12月底抵達瑞金蘇區，先后任中央黨校教務長、副校長，紅軍大學政治教員等職。1934年，參加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任中央蘇區黨校副校長。參加長征，任紅九團地方工作組副組長。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調至陜北黨校工作。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本文所反映的主要是馮雪峰1936年4月至1937年7月在上海所開展的一些工作。

這段時間，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有四個：“一、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臺，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二、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系，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并同他們建立關系。三、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組織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準備。四、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睋T雪峰回憶，上述四項任務，第一項任務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交代的，第二、三、四項任務是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交代的。毛澤東還特意叮囑馮雪峰“須多方設法直接間接托人接觸國民黨內以宋子文、孔祥熙為代表的歐美派和黃埔系中的陳誠、胡宗南”。至于馮雪峰的具體身份，一般的說法叫“中央特派員”。中央特派員能代表中央處理特定問題，具有比巡視員更大的權力，但馮雪峰在1968年2月7日所寫的一份交代材料中說：“當時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時確實沒有給過我‘特派員或其他的名義，但在我的任務的范圍之內，只要我不違背中央的指示，我總是中央派去的人?！?p>

1921年夏天，馮雪峰投考浙江省立第一師范時留影

張聞天之所以委派馮雪峰擔此重任，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馮雪峰跟魯迅、茅盾相熟識。紅軍渡黃河東征之后，黨中央收到魯迅、茅盾等人的賀信，所以馮雪峰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和聯系上海黨組織的理想人選。其次，張聞天對馮雪峰比較了解，不僅讀過他的詩作，而且在主持黨中央文委工作以及在擔任中共蘇區黨校校長時曾跟他共過事。馮雪峰在東征中率領群眾組成的游擊隊與敵作戰，周恩來在1936年4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曾經提出過表揚。

對于以上任務，除設立電臺未能完成，其他各項工作都有不一般的表現。馮雪峰通過史沫特萊結識了一位叫漢堡嘉夫人的德共黨員，她僑居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以開設瀛環圖書公司為掩護開展秘密活動。馮雪峰雖然設法弄到了電臺器材，但漢堡嘉夫人不會使用，跟陜北蘇區接不通，只好將情報密寫，由交通員直送陜北。特殊情況下他還借用過一次四川財政廳廳長劉航琛在新亞大飯店的電臺，密報西安事變后宋子文的態度。

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馮雪峰收集的主要是上海、南京政治經濟情況和各黨派的情報，特別是西安事變發生之后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的動向和輿情。比如蔣介石的本意是想扣押張學良，而國民黨內的右派則主張殺張學良，并通過銀行界出面主張討伐楊虎城，對此宋子文表示無奈，而馮玉祥、孫科取觀望態度（馮雪峰1937年1月9日致張聞天、毛澤東電）。又如，在西安事變過程中，張學良和楊虎城提出了“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被捕的抗日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集會結社等政治自由。七、遵行總理（孫中山）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馮雪峰向黨中央匯報，蔣介石對這“八項主張”的態度是除反對容共聯俄的主張以外，其余各條可交三中全會討論。蔣介石同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但不改變反共政策。原先主張扣留張學良的何應欽改變了態度，同意將張學良放回西安，理由是“西安已赤化，不在乎一個張學良?！保T雪峰1937年1月15日致張聞天、毛澤東電）。這類情報，為遠離滬、寧等大城市而僻處陜西保安的黨中央及時提供了信息，有利于中央作出全局性的決策，在矛盾尖銳、形勢險惡的時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馮雪峰從陜北到上海的第一個星期，就先后會見了上海各界救國會的領袖宋慶齡、沈鈞儒等人，轉達了黨中央對他們的敬意和問候，并通報了1935年12月17日瓦窯堡會議的精神，要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時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馮雪峰上述工作的成效是明顯的。1937年2月5日至22日，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馮雪峰在此期間及時向黨中央匯報了會議動向。經過激烈交鋒，這次會議通過了宋慶齡提出的《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否定了汪精衛堅持“剿共”的政治決議案，基本確立了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原則。

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問題，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因為1934年上半年，江蘇省委全部遭到破壞，上海中央局（亦稱長江中央局）書記李竹生被捕后叛變，上海黨組織跟中央完全失去了聯系。馮雪峰到上海后，成立了一個臨時工作委員會負總責，由他牽頭，加強了基層黨組織建設，如在工廠、海關、大學、中學乃至巡捕房都發展了黨員，建立了支部或工人臨時委員會。特別是在救國會建立了黨團，團結了近千名群眾，加強了政治領導。1936年11月23日，全國各界救國會沈鈞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國罪”被捕，1937年6月11日江蘇省高等法院開庭審判，6月25日第二次開庭審判。馮雪峰在上海發動了約2000人請愿，要求釋放“七君子”，宋慶齡、何香凝等三十余人簽署了呈文，表示如不釋放“七君子”，他們愿一同坐牢以促進國民政府覺醒。馮雪峰1937年6月下旬向張聞天和博古匯報了這一情況。

1934年9月，羅邁、馮雪峰簽發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生畢業證

馮雪峰在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副主任期間按照潘漢年的指示把收到的方志敏的書信及文稿（含《清貧》和《可愛的中國》）交給友人謝澹如保存，圖為潘漢年給馮雪峰的信

當時陜北蘇區急需人才，特別是有專門技術的人才。經馮雪峰派赴蘇區的有十來人，其中就包括美國記者斯諾和另一阿拉伯裔的中國醫生馬海德，他們對中國革命事業的獨特貢獻是眾所周知的。

黨中央對馮雪峰的上述工作表示滿意。193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保安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指出，“上海的工作是有進步的”。周恩來說，“要建立上海各地黨的基礎，必須要多派像馮雪峰同樣的人去”。毛澤東還指出，對上海文化界的矛盾（指“兩個口號論爭”），也是應該注意的，要好好說服他們。

除了上述工作，馮雪峰還做過三件鮮為人知的事情：一是掩護王稼祥赴蘇聯治病;二是到四川做統戰工作;三是安排毛岸英、毛岸青轉赴蘇聯。

1937年二三月間，王稼祥經由西安到上海，準備到蘇聯就醫，取出身上的一顆子彈，同行的有紅軍總醫院院長兼政委賀誠。到上海后，他們先暫住在上海西藏路的新世界飯店。為了安全，潘漢年讓馮雪峰替他們在法租界華勛路單獨租了一棟單開間三樓的房子，由馮雪峰屬下周文和鄭育之夫婦住進去當二房東，同時掩護和照顧他們的生活。馮雪峰一周或半月就會去看望一次，有時也談及魯迅的譯作，如《死魂靈》《故事新編》等。就這樣，王稼祥一行在上海逗留了約三個月，后平安乘船抵達莫斯科。

1936年五六月間，馮雪峰通過錢俊瑞在上海一家旅館會見了愛國民主人士王昆侖。當時王昆侖正在南京從事愛國救亡運動。馮雪峰向王昆侖傳達了黨中央“逼蔣抗日”的政策；王昆侖則向馮雪峰談到劉湘跟蔣介石的矛盾，以及他能聯系四川財政廳廳長劉航琛，還有劉湘的參謀長傅真吾。劉航琛在四川經濟界頗有勢力，是劉湘的心腹，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左右劉湘。由于劉湘有跟中國共產黨接觸的意愿，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決定派馮雪峰去成都。1936年11月初，安排好魯迅的葬禮之后，馮雪峰即奉命乘機從上海飛赴成都去會見四川省主席劉湘，同時為黨中央籌借一批款項。當時到機場迎接的人就是劉航琛和傅真吾。馮雪峰被安排住在傅真吾家里，第二天晚上，他跟劉航琛和傅真吾談了三個小時，著重談到中國必須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抗日必勝。第三天上午，病中的劉湘在省政府會見了馮雪峰，表示贊同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在民族危急的關頭，他將不再參加內戰和“剿共”。第三天晚上，劉航琛和傅真吾宴請馮雪峰，表示他們在經濟上也愿意幫忙，“患難與共”。鑒于當時黨中央給馮雪峰布置了籌款的任務，劉航琛表示可以暫借10萬元，分兩次付款。最后只借了5萬，而且短期就歸還了。馮雪峰此次在成都逗留了近十天，完成了這一任務。1937年10月15日，劉湘率川軍奔赴抗日前線。劉湘的轉變固然跟國民黨內部以及四川軍閥內部的矛盾有關，但也有馮雪峰的一份功勞。

尋找和護送毛岸英、毛岸青更富有傳奇性。毛澤東有三個兒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毛岸青生于1923年，毛岸龍生于1927年。楊開慧犧牲之后，這三個孩子被湖南地下黨組織秘密護送到上海，先安置在收養革命烈士遺孤的大同幼稚園。這所幼稚園被破壞之后，又安置在以牧師身份從事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家，地下黨每月付30元生活費。1931年5月，4歲的毛岸龍因急性細菌性痢疾病逝。有一次，董健吾出差，把岸英和岸青暫放在一個親戚家。那親戚對這兩兄弟白眼相待，岸英就帶著岸青出走了。后來上海地下黨組織通過中央特科一名女同志李云，在上海城隍廟一個粥攤旁找到了兩個孩子，疑似岸英兄弟。李云立即向上海辦事處副主任馮雪峰作了匯報。經過確認，他們就是岸英兄弟。兄弟二人歷經輾轉后被送入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由于中國共產黨當時在國統區處于地下狀態，所以馮雪峰的身份也不能公開暴露。馮雪峰33歲至34歲的這段人生經歷，卻是中國革命史上不應忘卻的一頁。

（責任編輯 姚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