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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研究述評

2022-05-30 17:18楊德山崔猛
黨建 2022年9期
關鍵詞:理論界治黨從嚴治黨

楊德山 崔猛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用“十個明確”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作了進一步概括。其中,“第十個明確”強調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理論界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論研究成果。

研究重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理論界對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理論界對于這一重要論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生成邏輯、科學內涵和基本特征三個方面。一是生成邏輯。有研究認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的提出,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著眼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從黨的領導高度定位與審視,為全面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科學內涵。有研究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重要論述蘊含著黨的建設的根本原則、指導方針、鮮明主線、總體布局、任務要求、根本目標等核心內容,體現了其內在的科學性和整體性,是引領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綱領。三是基本特征。有研究通過比對黨的十八大報告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黨的十九大報告增加了“全面”“長期”兩個關鍵詞,黨的建設總體布局更新為“5+1+1”,將“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目標定語調整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等,認為這些變化集中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黨的建設的頂層設計、系統思考和科學謀劃,具有思想性、理論性、指導性、系統化的鮮明特征。

2.關于新時代黨的建設總體布局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將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總體布局的基本要素,將制度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特殊意義的構成要素貫穿其中,這是黨的建設的重要支撐和有力抓手。理論界從歷史演進與科學定位、結構關系、基本特征三個方面對這些構成要素進行多角度闡釋。一是歷史演進與科學定位。關于歷史演進,理論界認為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具有歷史傳承性,是黨的建設理論的不斷深化與完善;關于科學定位,理論界從方略論、措施論、范式論角度將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定位為頂層設計、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戰略部署以及馬克思主義黨建范式等。二是結構關系。有研究從總體布局的內在和外在關系角度審視其應有之義,認為總體布局的內在關系主要體現在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等各項建設的地位和作用上;從外在關系來看,總體布局統一于黨的建設偉大實踐,擘畫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的整體框架。三是基本特征。有研究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建設總體布局進行的豐富和發展,在范圍上具有延伸性和豐富性,在內容上具有科學性,在整體布局上具有有機性,在架構上彰顯體系化和動態性。

3.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研究。理論界從理論、歷史、現實和文化層面展開,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治建設重要論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旗幟鮮明講政治”的優良傳統,是黨百年發展歷程的經驗總結,是立足于全面從嚴治黨成功經驗和黨的建設新形勢提出的新任務,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關于政治建設的科學內涵,理論界聚焦于目標論、系統論、要素論,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涵蓋政治信仰、政治領導、政治能力、政治生態四個方面,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之魂、生命之魂、奮斗之魂。關于政治建設的著力點,有研究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政治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應從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胸懷“國之大者”層面發力;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發展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中保證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提高黨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4.關于黨的思想建設的研究。理論界從思想建黨的歷史出發,聚焦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思想建設重要論述的創新之處。理論界通過對重要論述進行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分析,認為其創新之處在于提出堅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堅定理想信念需要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上,闡明了共產黨人因理解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意蘊;在于強調理論武裝是思想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為黨和人民的新實踐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在于明確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是思想建設的核心任務,需要抓好黨性教育、注重道德修養,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其關鍵在于推進黨的思想建設的制度化,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頂層設計和制度規范。

5.關于黨的組織建設的研究。理論界的研究集中在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嚴密組織體系、新時代好干部標準等重要論述上。有研究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重要論述,一方面體現在以組織體系建設為重點的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上。理論界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嚴密組織體系的地位、遵循、保證等重要論述中得出黨的組織體系是一個緊密銜接的有機整體,組織建設必須依靠基層黨組織貫徹落實。另一方面體現在選用新時代好干部和優秀人才的工作著力點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干部人才的選拔任用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研究聚焦于此,認為重要論述體現了我們黨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高黨的建設質量、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鮮明特征。

6.關于黨的作風建設的研究。理論界聚焦于重要論述的價值考量、本質凸顯以及實踐品格。一是價值考量。理論界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將作風建設置于關系黨、國家、人民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重要地位,彰顯出發揚優良作風、克服不良作風的堅決態度,其核心要義是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系。二是本質凸顯。有研究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作風建設的本質是黨性的凸顯,改進作風靠黨性涵養,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對作風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三是實踐品格。有研究認為重要論述表明全面從嚴治黨的重點在于糾正“四風”,從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作風問題抓起,從制定和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破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先后開展一系列集中學習教育,這些全面從嚴治黨的有力舉措體現了頂層設計的科學性和靈活性,表明我們黨掌握住了“有病治病、無病防病”的利器。

7.關于黨的紀律建設的研究。理論界關注紀嚴于法、執紀執法貫通、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等重要論述,從紀律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內涵和外延等方面展開研究。有研究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突出強調黨的紀律建設的同時,把作風建設與紀律建設緊密聯系起來,強調持之以恒正風肅紀,這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黨的建設的一大創新。也有研究認為將紀律的內涵拓展為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六大紀律,將紀律的外延涵蓋到黨的政治規矩,并強調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政治紀律,政治紀律的核心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應在強化教育、注重執行、制度保障上下功夫等,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紀律建設認識的不斷深化。

8.關于黨的制度建設的研究。理論界高度評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制定和執行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有研究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對制度建設的科學內涵作出明確規定,認為其主要包含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具體來說是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以準則、條例等中央黨內法規為主干,通過各項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建設完善和貫徹執行,不斷提高黨的建設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水平。關于制度的制定,有研究指出其目標在于破舊立新、推陳出新,從內容來看在于務實管用、與時俱進,從程序來看重在調查研究、回應群眾期盼和實際需要,從長遠發展來看重在頂層設計、統籌規劃;關于制度的執行,有研究針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制度執行存在的“稻草人”“破窗效應”等問題,認為嚴格執行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表現。

9.關于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的研究。理論界的研究集中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重要論述的重要性、價值追求、基本方針以及“四種形態”效用等方面。一是重要性。理論界高度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堅決反對腐敗“是我們必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反腐敗斗爭“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重大政治斗爭”,有研究指出腐敗問題是影響一個國家人心向背、制度更迭、政權興替的關鍵變量。二是價值追求。理論界認為權力腐敗與人民政權根本對立,反腐敗斗爭是贏得黨心民心、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密鑰”。三是基本方針。理論界從習近平總書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論述出發,認為“三不腐”是破與立的有機整體和系統工程,應一體推進,保持“不敢腐”剛性約束的高壓態勢,抓住“不能腐”制度約束的關鍵舉措,打牢“不想腐”柔性約束的思想基礎。四是“四種形態”效用。讓“紅紅臉、出出汗”常態成為“不想腐”的基本方法,讓“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和“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成為“不能腐”的法規尊崇,讓“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成為“不敢腐”的雷區禁忌。

10.關于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的研究。理論界的研究集中在重要論述的必然要求和核心要義層面。一是必然要求。有研究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重要論述體現了黨的政治屬性,關乎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是針對黨內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管黨治黨寬松軟作出的戰略部署。二是核心要義。有研究從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的性質、主體和形態展開分析。從性質看,“管黨治黨責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責任”。從主體看,管黨治黨是各級黨委的責任,也是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的責任,有研究從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是管黨治黨的關鍵出發,闡明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依靠自上而下、同級之間、自下而上的方式加強對“關鍵少數”監督執紀問責的相關論述。從形態看,管黨治黨責任包括領導責任、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等,有研究從黨內問責制度是管黨治黨、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出發,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為法規依據,認為黨內問責制度體現了黨以初心使命為根本、抓“關鍵少數”為導向的內在邏輯。

11.關于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的新論斷,把自我革命提高到新的境界,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又一個重大創新成果。理論界對此從自我革命的定位,自我革命與“四自能力”、社會革命以及黨的建設的關系等多重角度展開深入研究。一是自我革命的定位。有研究認為勇于自我革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質和優勢,是在革命斗爭中鍛造出來、在歷史實踐中積累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沒有丟掉老祖宗”,是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力量源泉。在文化維度上,有研究認為自我革命鮮明品格的內在動因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我革命強調在自省中認識和糾正錯誤,正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倡導的“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等內容,是世界上其他政黨所不具備的。二是自我革命與“四自能力”、社會革命以及黨的建設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對自我革命、社會革命、黨的建設之間的關系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理論界對此展開了闡釋研究。關于自我革命與“四自能力”的關系,有研究認為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這“四自能力”是自我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自我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抓手與關鍵切入點。關于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黨的建設的關系,有研究認為三者是相互聯系、內在統一的整體,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的偉大社會革命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加強黨的建設必須進行黨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推動社會革命的前提和根本保障,依據社會革命的目標需要適當轉變、創新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在推進社會革命中自覺進行自我革命等。正是在對其內在邏輯的理析中,理論界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戰略思想的認識更為深入深刻。

研究特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在實踐中成效顯著,管黨不力、治黨不嚴情況得到了根本性轉變。理論界對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進行了全景式、立體化研究,成果豐碩,呈現出下列主要特點。

一是思路上展現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特點。無論是整體性、系統性研究,還是專題性、針對性研究,理論界的大多數研究成果都體現出歷史與現實的關懷,既溯及重要論述形成的歷史淵源,又回應現實,很好地闡釋了思想繼承和超越的關系;同時體現出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全面從嚴治黨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源于實踐,是在堅持問題導向中認識問題,在解決問題中總結經驗、得出結論,并在以新的理論觀點指導新的實踐中產生。

二是內容上呈現系統性、專題性互補狀態特征。理論界運用系統化、結構化思維,從產生根源、重要性和必要性、核心內涵、現實路徑、理論品質等方面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和展現了重要論述的內容體系;同時對若干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補足精神之鈣”“全方位扎緊制度籠子”“兩個偉大革命”等作了專題探討,豐富和深化了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的理解和認識。

三是方法上呈現多維視角、交叉學科特色。有研究從政治學領域對作風建設、干部隊伍建設展開分析和解讀,從法學角度探討黨內法規制度的相關問題,從歷史學角度并置身于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宏大視野中總結管黨治黨經驗,從管理學角度分析制度治黨的內在邏輯,也有研究在分析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來源時,從哲學角度探討其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由此形成了多學科、廣視角、多維度的交叉研究,拓展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的研究空間。

研究走向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深入推進管黨治黨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中,跟蹤其趨勢,把握其方向,闡釋其內涵,揭示其價值,是理論界的重要職責。

一是厘清全面從嚴治黨和黨的建設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涉及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方面。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在理論形態上自成體系,但面對如何在政治建設上突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引領,在思想建設中凝聚全面從嚴治黨的共識,在組織建設中提升全面從嚴治黨的組織功能,在制度建設上抓住制度治黨的“脈搏”,在反腐敗斗爭中運用好全面從嚴治黨的“免疫力”等問題,理論研究需要從黨的各項建設與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邏輯出發,突出重點,抓住本質,厘清關系,勾勒出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方針的全新理論構架。

二是樹立戰略思維,拓展國際視野。其一,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重要論述中包含著世界各國政黨要加強合作、共謀發展的內在意蘊,盡管有不少理論工作者給予重視,但從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給予關注的研究還有待拓展和深入。其二,重要論述中有諸多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政黨治理現代化、執政黨建設規律等重大課題的闡述和回答,立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自信、政黨自信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相關理論研究仍然需要“深耕細作”。其三,“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鮮明特色。重要論述中大量引用中國古代治國安邦的經典語句,并賦予其新表達新內涵。從這個角度來看,展現重要論述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流,并在世界政黨比較、政治文化比較中呈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對于國外學者關注和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也是理論界需要進一步努力的方向?!?/p>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責任編輯:王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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