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足智多謀的王殊同志

鄧偉志

在紀念中德建交50周年的日子里，我思念被稱為“提出中德建交第一人”的王殊同志。王殊同志本是淮海戰役的戰地記者。建國后是新華社駐外的名記者。1972年他在駐聯邦德國時，了解到聯邦德國的情況與一般傳說的不完全一樣，便寫內參反映。毛主席、周總理看到他的建議后，格外重視，并接見了他。遂后，中國很快與聯邦德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關于這方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多有報道。

我要說的是，人們不大提起的王殊同志在《紅旗》雜志工作時的情況。有些文章講王殊是《紅旗》雜志總編輯。對不對呢？又對又不對。他沒有被正式任命為總編輯，但他比總編輯還總編輯。

“四人幫”粉碎后，經華國鋒同意，耿飚派剛剛任外交部副部長不足一個月的王殊領隊去接管本由姚文元把持的《紅旗》雜志?！都t旗》雜志成立三人小組，王殊是第一把手。另外兩人是副領隊，協助王殊：一位是謝非（后為政治局委員），負責清查；一人是邢方群（工人日報社老社長），負責雜志。

“四人幫”粉碎后，在中央工作組車文儀領導下，我們上海有六七個人參與蒐集、整理張春橋的材料。1976年底，整理得差不多時，上海派我和余秋雨（余秋雨去了不久返回上海）去《紅旗》雜志寫批判文章。同時借調到《紅旗》的，有廣州軍區宣傳部的同志，還有來自山東的筆桿子。到了位于沙灘北街紅旗雜志社，當天就受到王殊和邢方群的接見。安排我們住在《紅旗》大院里的平房里，并帶我們到編輯部大樓走一走。大樓一邊是《紅旗》的，一邊是文化部的。兩邊都貼滿了揭批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的大字報。王殊關照我們：“大字報可以看，但不要公開表態。你們不了解情況。你們有看法，給我們講?！蔽覀冾I會了他的好意，記住了他的教導。他又知道我在《紅旗》老班子里有熟人，又低聲說：“盡量少與他們接觸?！蔽艺f：“好！我一定注意?！?/p>

王殊的工作方法也很別致。大家在一個食堂吃飯。他總是比我們晚到幾分鐘。他打好飯，放眼掃一下各桌，覺得需要與誰商量工作就與誰坐在一起，邊吃邊談，飯吃好了，工作也商量好了。我們都覺得特別親切。

春節到了，他不放我們回家，因為只知道中央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批材料快要下來，但不知道具體是哪一天，萬一春節時下來，把我們放回家，再想改文章就麻煩了。他不放我們回家，心里也很不安。春節那天，天氣晴朗，雜志社包了部大客車，送我們游西山。王殊一直站在車旁，等車子開動了，他才離開。編輯部有很多人一起去游覽。他們大部分人是1975年籌備創辦的《思想戰線》的編輯人員，還有軍政大學（國防大學前身）的幾位教研室主任。鄧小平恢復工作后，看不順眼姚文元搞的那一套，另創辦了一個刋物《思想戰線》。哪知還沒出刋，“四人幫”反起“右傾翻案風”來。否極泰來，“四人幫”一垮臺，《思想戰線》的那班人馬就進了《紅旗》雜志。在大客車上，他們說游西山是沾了外地人的光，是王殊為了照顧外地人才包車的。能游西山大家很高興，我們外地人更高興。大部分人爬一半就爬不動了，只有三四個人爬上了最高處的“鬼見愁”。節后我們把如何爬上“鬼見愁”的事說給王殊聽。他說：“你們能叫鬼發愁，不容易！北京人上‘鬼見愁’的人也不多?！?/p>

過了兩三個月，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批材料的初稿出來了，我們看不到，他級別高，能看到。他憑記憶把文件精神向我們慢慢道來，并要求按他所記的調子修改文章。再過些日子，文件正式下來，他叫我們去看，并派人與我們一起按文件口徑修改文章，最后交他審定。我們以“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組”的名義寫的批判張春橋的文章，于1977年5月4日在《紅旗》上刋出，當天便受耿飚贊揚。這是與王殊的指教分不開的。我們回上海沒幾天，王殊也離開了《紅旗》雜志，回外交部工作。他很幸運，他離開后，《紅旗》起了一場風波。

足智多謀的人往往不大平易近人。王殊既足智多謀又平易近人，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編輯 易 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