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隸書中興現象管窺

鐘黃玲

內容提要：清代初期隸書中興是清代書法史的重要分支，也是考察晚明帖學與清初碑學風格演變之樞紐。本文聚焦清代初期社會文化語境，從金石學復興、心學與“尚奇”風氣、康熙年間博學鴻詞科切入，探討清代初期隸書中興之緣由，管窺清初隸書在前后時代之演變軌跡。晚明以來，遺民群體及清初南北文人士大夫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是探索清初隸書發展脈絡的重要途徑。正是晚明清初文人對經典的詮釋采取更為開放、多元的態度，才促進了清代隸書新風的形成。

關鍵詞：隸書;清代初期;金石學;古拙;風格

漢代以降，隸書的日常實用功能逐漸被楷、行、草書代替。入唐以后，隸書更被視為古體字，宋、元、明少有問津者;即便書家偶有涉獵，也多受時風影響，或唐隸帶楷意，或明隸書中融入行草，結體、章法多出己意，法度湮滅，古意盡失。晚明清初，在董香光秀逸書風流行宇內之時，隸書創作逐漸引起時人重視，開清代碑學之先河，被后世稱為“隸書中興”。

清初隸書相關研究[1-4]或述及書風嬗變，或關注個別書家，或闡釋隸書之碑學意義，對隸書中興現象之緣由尚有待深入分析。明清鼎革的社會文化大變動為隸書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其一，在實學思潮影響下金石學復興，為隸書的書寫與取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其二，心學和“尚奇”風氣也助長了人們的疑古思想，打破了獨尊帖學的局面;其三，康熙年間博學鴻詞科的舉行，也為南北書學的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鄭簠等書家的不懈努力下，隸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與推許?；谝陨先c，本文聚焦清代初期社會文化語境，從金石學復興、心學與“尚奇”風氣、康熙年間博學鴻詞科切入，探討清代初期隸書中興之緣由，管窺清初隸書在前后時代之演變軌跡。

一、學術風氣的轉變與金石學復興

晚明王陽明心學風靡天下，文人士大夫多束書不觀，空談心性，在書法上尚意，講究頓悟，“一超直入如來境”，在短時間內能表達作者心性的行草書成為當時的主流，傅青主、王覺斯的連綿大草，以及董其昌的秀逸行書等，都深受時人與市場的追捧。明清易祚，遺民學者從學術和文化上進行反思，深入探討國家衰敗之原因，明末脫離實際的空疏學風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實學”，由重義理轉變為重學問考證。此時，金石文字因證經補史的功能而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清代學者顧炎武、朱彝尊、閻若璩、李因篤、潘耒，金石書法收藏家曹溶、王弘撰，以及書法家傅山等，形成了重考證的學術風氣，有助于金石學的復興。顧炎武中晚年壯游關中，好訪古人金石文字，“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5]。閻若璩與傅山考經證史也投入了極大熱情，“（傅山先生）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1]77。同時，江、浙、閩不少文人因為對明亡有深刻反省或有復明的共同愿望而南北奔走，在加強各地相互聯系的同時，也直接促使金石學的全面復興，如顧炎武、傅山的南北行蹤，即形成了學術圈交流傳播的良好格局。

學術界金石文字考證的風氣轉變，有力推動了訪碑、觀碑、金石收藏等活動進展。朱彝尊和傅山、曹溶在太原一帶訪碑、觀碑[6]，傅山好友戴廷栻與王弘撰、郭宗昌也交往密切，從王弘撰《跋郭宗昌藏〈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中可見一斑[1]78。這種金石鑒藏風氣加深了文人士大夫對隸書風格的理解，也使得篆隸書體獲得學術界和書家的認可與肯定。傅山、朱耷、石濤等書畫家，都不同程度地展開了對篆隸這一古老書體的創作實踐，這說明當時書家已把篆隸作為書法學習的重要途徑。

不得不指出的是，正如晚明清初詩人兼書家馮班所言：“唐人分書，極學漢人?！盵7]549晚明書家學隸書者，大多承襲東漢《熹平石經》、魏晉鐘繇及唐代隸書，師古取法至魏晉為止。雖然《曹全碑》等漢季名碑在晚明已經出土，但一方面，流傳在世上唐碑較漢魏或以前的碑刻更多，學習取材更為便捷;另一方面，宋代以來，書家以名家書風為學習對象，晚明刻帖出版業又尤為發達，書家學隸時有唐法楷則可依，有帖學名跡可尋。因此有明一代學隸書的途徑單一，風格趨同，既定觀念和舊有程式限制了隸書在風格上的創新與突破。即便有所創新，也是刻意的標新立異，即王弘撰所說的“有妄立細肚、蠶頭、燕尾、鰲鉤、長椽、蟲雁、棗核、四楞關、游鵝、鋏鐮、釘尖諸名色者，粗俗不入格”[1]74。由此可見，金石學復興對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觀念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書家在摩挲碑石之余窺得漢隸真貌，逐漸從另一種角度重新認識漢隸漢碑。

二、在心學與“尚奇”風氣影響下，對古拙的重新闡釋

晚明心學主張空談心性，使得書家大多不追根溯源，而是不拘格套，以抒發性靈為能事。在虛浮學風的影響下，自董其昌開始，書家在臨摹古人經典上已不再用心，自家本相隨處流露。明清之際，書壇“祭酒”王覺斯更把《閣帖》隨意剪裁，臨于同一手卷上?！靶膶W”改變了書家對刻帖的認知，使舊有典范喪失了神圣特質，人們以開放的心態去接受新的形式，間接孕育了文人的疑古思想。傅山、八大山人繼續開拓臨的可能性，以篆隸筆法運用于各書體，為臨摹這種悠久的學書傳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換句話說，在心學的影響下，晚明清初書家打破了臨書拘謹且缺乏創造性的舊有觀念，為時人質疑蔡邕石經和學隸取法唐隸的既定傳統提供了可能性。

與此同時，晚明以來的“尚奇”風氣，也促使書家開始從金石學術圈和篆刻界汲取營養。自文彭以來的文人篆刻，便與金石學復興結合在一起，為當時的書家所吸收和理解，形成一種新的共識，成為清初隸書中興之潛流。此時的書家普遍從古鏡銘、璽印、青銅彝器中尋求新的視覺刺激元素，以表達他們的個性。例如周亮工嘗試把隸書糅合于行楷書，或以方拙取勢凸顯出金石趣味。鄭簠遍摹漢唐碑碣，創作出極富新奇面貌的草隸。人們出于好奇而對法帖系統以外的秦漢碑刻有了更為豐富的理解，特別是對古代無名氏古拙奇怪的碑刻遺跡產生了興趣，并由此有了更為豐富的認知。

當然，由于康熙皇帝對董書的偏好，當時的主流書風仍離不開董書秀雅的面貌，然而康熙年間“帖學四大家”中取法董其昌的姜宸英卻評價董書：“華亭書派輕薄，摹仿頓失古意。惟此卷筆筆藏鋒，妙于用拙，始見文敏真本領?！盵8]可見在尚董之風以外，“古意”“藏鋒”“用拙”等審美觀念于清初因為金石學興起而備受珍視，“古拙”成為當時書家講究的新趣味。姜宸英所說的“古意”也從時人馮班的言語中可見，《鈍吟書要》即提出學書方法必須“從上學下”[7]557，進一步改變了時人學習隸書的傳統路徑。而“帖學四大家”中的汪士晚年推崇篆隸，“時懸陽冰《顏家廟碑額》于壁間，觀玩摹擬”[7]576，也足見清初書壇審美之新變。這一系列的變化都充分說明了當時書家對“古拙”有了新的闡釋，其中尤以鄭簠的隸書表現最為突出[9]。

鄭簠隸書初學宋玨，即追慕他的新奇，據鄭氏弟子張在辛所記：“乃學漢碑，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沉酣其中者三十余年，溯流窮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徂奇怪之妙?！盵10]可知鄭簠亦強調樸、古、拙、奇，這不同于宋人只看重篆隸的古意。鄭簠在長期的臨池中更重視篆隸的筆法及書體演變等書學問題，這無疑為隸書開辟了新的發展道路。鄭簠與當時南北書家學者廣泛交流，遍訪漢碑，了解隸書書體演變的過程，追溯隸書最原始的面貌，但他并不排斥個人風格。他的隸書結體橫向開張，捺筆與主橫畫向右末端造成飛白效果，形成獨特的個人面貌。清人多認為鄭簠取法自《熹平石經》《曹全碑》《史晨碑》，如方朔稱“汝器戈撇參以《曹全碑》，故沉著而兼飛舞”[11]，梁言“鄭簠八分書學漢人，間參草法”[7]576。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鄭簠《隸書王建七言詩軸》即為明證。此書法作品結體端秀雅逸，得《曹全碑》之飄逸靈動，筆畫粗細和運筆虛實富有變化，橫畫重頓輕提，落筆處重壓然后提筆牽帶，捺筆拉長并向上揚起，撇捺末端稍見飛白，章法上字距寬疏，舍漢隸之方正而求跌宕之姿，代表了鄭簠隸書的典型風格。在清代初期，《熹平石經》《曹全碑》諸碑刻為一般書家所知，而這些碑刻多出自文士手筆，法度謹嚴，用筆精熟。鄭簠《隸書王建七言詩軸》取法《曹全碑》諸碑刻，并未突破非名家名碑不學的傳統思維，也秉承了唐隸“法度謹整，用筆精熟”的傳統審美觀念，與清初秀逸的董書風格互為表里。但鄭簠飛動的隸書風格確實對隸書傳統有所創新，與趙宧光、傅山的草篆一樣，為沿襲已久的古代書體開拓了新風格[12]。

鄭簠作為清初隸書中興的重要人物，其書法明顯帶有承上啟下的時代印記。他身體力行提倡金石之學，他的訪碑、考證和書法實踐，提高了康雍年間隸書的普及程度。鄭簠這種“拙而自奇”的風格影響著高鳳翰、金農、鄭燮、丁敬等書畫家。鄭燮評高鳳翰書“病廢后，用左臂，書畫更奇”[13]98，評金農“壽門愈不得志，詩愈奇”[13]358，都表達出對“尚奇”風尚的追逐。這些后起之秀創造出金石味隸書風格，且他們重個性和取法秦漢金石的思想與鄭簠一脈相承。

三、康熙年間博學鴻詞科的直接助推

康熙戊午（1678）、己未（1679）的博學鴻詞科助推了以傅山為首的山西學術圈與南方學術圈的金石藝術交流?？滴鯙槭諗n漢族士子人心，設博學鴻詞科，招賢納士，被薦學者不乏遺民、隱士及有才學之士，如顧亭林、黃梨洲、閻若璩、朱彝尊、毛奇齡、傅山、李因篤等。據統計，己未博學鴻詞科被推薦者近200人[14]。這些學者大多在1678年夏秋入都，考試在次年的春季才舉行。在此期間，部分書家、藏家攜帶作品或藏品入京，拜會名流高士，請賜序跋或尋求提攜。身為遺民的傅山稱病拒赴京應試，但仍被有司派人抬到北京，引來士人絡繹來訪，他的住所成了參加博學鴻詞試的文人們一個重要的聚會場所，傅山的書學思想亦得以更廣泛地傳播至江南學者圈。

博學鴻詞科的影響并不限于考試舉行期間。在博學鴻詞試不第后，葉奕苞于17世紀80年代初著述了《金石錄補》二十七卷及《績跋》七卷。葉氏在著作中幾乎提及清初所有和金石學復興相關的重要學者，如傅山、郭宗昌、王弘撰、鄭簠、周亮工、程邃等，還記載了他們相關的藏品，如記錄程邃藏有《周南仲鼎銘》等[15]3，反映出當時南北學者對彼此的學術研究都已相當熟悉。葉氏還記載了其應考期間與朱彝尊討論金石，“戊午（1678）秋，予適京師，登焦山，摩挲鼎側，拓其銘詞。后遇錫鬯于阮亭王先生邸中”[15]2-3。之后閻若璩又以漢《尹宙碑》拓本贈予葉氏，“此碑為山右閻百詩所贈。百詩博洽多聞，于經史有辯論，遇于京師”[15]9。由此可見，康熙戊午、己未間博學鴻詞試為南北學者交流金石學術提供了有利條件，有助于隸書的長遠發展。揆諸實物，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朱彝尊《隸書臨曹全碑卷》，是朱氏康熙四十一年（1702）為河南人宋犖所寫。朱氏為浙江人，足見當時南北藝壇之交流。此卷臨漢《曹全碑》，結體以《曹全碑》扁體為主，但部分文字依然繼承由唐隸而來的長方體架，筆畫瘦勁挺俏，與原碑比較略顯纖弱，蠶頭燕尾的主橫畫運用靈活，提按處理未參唐隸的楷法，橫折處以橫直兩筆書寫。整篇隸書減少唐隸嚴謹法則的限制，行列整齊而張弛有度，雖乏漢隸縱逸之氣，但尚存漢隸之風骨，脫盡唐隸氣息。該卷書后題跋：“余九齡學八分書，先舍人授以石臺孝經，幾案墻壁涂寫殆盡。及壯，睹漢隸，始大悔之，然不能變而古矣?！鳖}跋說明了朱彝尊早年從東漢《熹平石經》入手的弊端及束縛，并將“古意”視為漢隸追摹之懸鵠，亦表明晚明清初以蔡邕隸書為楷模的古典傳統仍然普遍盛行于文人之中。

四、余論

總的來說，由明清鼎革所導致的學術風氣的轉變，是金石學復興的重要因素，也是出現清初隸書中興現象的外在原因;而晚明以來，在心學與“尚奇”風氣的邏輯推演下，書家對古拙等審美觀念進行了重新闡釋，是清初隸書中興的內在原因。換句話說，晚明帖學與清初碑學風格演變之樞紐并非社稷板蕩的當頭棒喝，而是心學邏輯下疑古思潮的釜底抽薪。同時，康熙年間博學鴻詞科也是直接助推清初隸書發展的重要原因。其中，晚明以來遺民群體及清初南北文人士大夫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是探索清初隸書發展脈絡的重要途徑。正是晚明清初文人對經典的詮釋采取更為開放、多元的態度，才促進了清代隸書新風的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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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稿、責編：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