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中國現代金融的奠基人之一

俞 棟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這篇形、事、情、理、典五訣齊用，比喻、對仗、排比、遞進輪番上陣的《少年中國說》，曾激勵了無數有為的年輕人走上報效國家、振興民族的道路。其作者就是戊戌變法領袖之一的梁啟超。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今江門市新會區茶坑村）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和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飲冰室文集》等1梁啟超逝世后，友人林志鈞根據其自選的《飲冰室文集》和遺稿為基礎，在1932年編成《飲冰室合集》40冊149卷約1400萬字，193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1941年重印。。

梁啟超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秀才，并以士紳參與鄉政，在當地頗具影響。他自4歲起居家就讀，不僅從父輩處學到了傳統的文史知識，而且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祖父經常給他講“亡宋、亡明國難之事”，父親則喜歡朗誦激越人心的詩詞歌賦，這些杰出人物憂國憂民、舍生忘死的品格與精神在其幼小的心靈中扎下了根。他17歲中舉，后師從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后領導京、滬強學會，與黃遵憲合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主講，并著《變法通議》為變法作宣傳。變法失敗后，與康一起流亡日本，積極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并繼續倡議“詩界革命”，同時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后，其一度入袁世凱政府，任司法總長、財政總長，但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1917年辭去政職后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化教育，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

長期以來，學界對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研究頗多，但對其財經金融思想卻未予以足夠重視。事實上，梁啟超不僅擔任過民國政府的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職，還在這方面做過深入研究并發表過不少言論與文章。在其留下的海量文存中，專門談財政與金融的就不下五十篇，不乏真知灼見，顯示了其對現代金融制度與功能的深刻理解。

其他暫且不論，就拿“金融”一詞來說，國內最早使用其寫作的就是梁啟超。緣起1902年他在《新民叢報》開辟問答專欄時，一位“東京愛讀生”讀者來函提問：“日本書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國以何譯之？” 梁答曰：“金融者，指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嚴氏《原富》譯為金銀本值，省稱銀值。唯值字僅言其性質，不言其形態，于變動漲落之象不甚著，且省稱銀值，尤不適用于金貨本位之國。日本言金融，取金錢融通之義，如吾古者以泉名幣意也，沿用之似亦可乎？”這一解答雖不盡準確，“金融”并非“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而他是第一個論及“金融”的國人卻是無可置疑的。并且，他認為“金融”一詞勝于嚴復創造的“同義”新詞，故可直接沿用，從而為該詞在國內的運用和流行打開了通道。若當時他另造一詞，可能今日也就無“金融”一說了。

進一步來看，梁啟超在財政與金融改革上亦有篳路藍縷之功，被稱為“中國現代財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設計師”。早年間，他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腐敗統治所造成的經濟頹廢與財政危機，從振興民族的立場出發，堅持“洋為中用”，認真學習西方各國發展農工業生產、舉辦公債等成功經驗，研究貨幣的職能與歷史，考證中國古代的幣材，并設計和闡述一系列財政改革方案，試圖扭轉當時的經濟金融危局。辛亥革命后，他又深入研究了幣制和金融政策，以及銀行制度與紙幣發行等，并更加系統地提出了以金融為核心，經濟、財政、金融一體化的改革建議，歸納起來就是整頓賦稅2主張賦稅的征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改革貨幣制度，建立現代銀行制度，舉辦和利用公債3主張把財政與中央銀行聯結起來，以國家信用促債券市場發展，強調兼用內債與外債，并力推由中央銀行集中統管貨幣發行。及改革財務行政等幾個方面。

梁啟超涉足財金領域很早。他23歲時就寫了第一篇金融評論《論金銀漲落》（1896），發表于《時務報》這個現代公共平臺，力圖從國際視角向公眾解釋當時清政府面對的金銀難題。今天讀來文雖生澀，卻勾勒出一幅海外貨幣市場全景圖。其獨到之處就是，在民眾都看到列強利用金融對中國進行掠奪的同時，他還看到了一個正在動蕩整合中的金融世界。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他逃亡到日本，在接觸了日譯的西方原著與日本新學后，將興趣與重點轉向傳播現代政經理念上，以期造就中國“新民”。并通過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惡補”財政金融知識。他在理解了貨幣和資本，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后，博觀約取，用如椽巨筆編寫普及版的財經常識讀本，把剛剛學到的知識傳播回國內。

1908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使身在海外的梁啟超重新燃起以“改革”跑勝“革命”的希望。他滿懷希望地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發行公債整理官鈔推行國幣說帖》。此帖跳出了財稅幣制改革的老套路，不僅沒提中央與地方收支，也不談統一全國稅政，更不論劃一銀幣、銅幣之重量與成色等，而是另辟蹊徑，“謂必須將貨幣政策、銀行政策、公債政策三者同時并舉，以植大基，而責全功”。核心就是中央必須在貨幣發行和金融管制上實行集權，并以此解決財政難題。這些觀點在當時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令人耳目一新，欲使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實踐逐步靠攏。五年后，他還在內閣司法部長任上，尚未當上財長，卻又“不在其位謀其政”，上書總統重提自己數年來堅持的三策并舉的改革主張，并對1908年時的說帖做了更多的完善，特別是受到美國國民銀行制度和日本1870年銀行改革的啟發，在銀行部分增加了建立國民銀行的內容，使財政發債、央行管控貨幣、國民銀行經營和公共債務市場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認為，政府債券主要由中國銀行（1912年由大清銀行重組而來）和新設的國民銀行來購買，剩余部分可強制官員或持有專營執照的鹽商認購。這不僅解決了國債的買家問題，還創造了國債流通的二級市場。

如果說，這些還是坐而論道的話，那么1914年他擔任熊希齡內閣的造幣局總裁后終于有了實踐機會和平臺。為此，他已準備了整整17年。在其主導下，編寫了五萬多字的造幣廠史，并精心審定題寫書名；胞弟梁啟勛直接參與了銀元的金銀銅比例測算，并持續鑄造了十億多枚的“袁大頭”，有效地驅逐了各種私幣、鷹洋和龍洋等，事實上統一了貨幣，為日后廢兩改元等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礎。1917年段祺瑞組閣，他如愿以償當上了財政總長，正當其躊躇滿志地準備用金融手段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避免軍閥財政割據和黑金政治時，不料段只是想利用其聲望籌措軍費，加之各省軍閥割據，尾大不掉；中央?？?，悉數被截……面對積重難返、回天無力的境遇，四個月后他便黯然離去，心中規劃的改革大計和政治生涯也從此畫上了句號。值得一提的是，其間他還積極推動中國銀行的重組，推薦張嘉敖擔任副總裁；堅持廢除官股控股，股東推舉董事制度；親自認購中行股份，支持中行股改等。這種視野和思路超越當時的歷史，對中行的科學治理乃至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都是功不可沒的。

康有為與梁啟超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二人還有師生之誼。而康擅書法廣為人知，尤其他寫的那本書法理論專著《廣藝舟雙楫》轟動一時，奉為圭臬，但梁亦精書藝，且水平不亞于康，這點很多人都不清楚。

清代中晚期也是中國書法的一個復興期，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給以館閣體為主流的書壇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氣。特別是阮元、包世臣、張裕釗、康有為等人的積極倡導和身體力行，使碑學盛行。兒時的梁啟超為求功名自然不能免俗，對歐陽詢、“二王”一路的書法著實下過一番苦功。待有一次他在粵秀山“三君祠”看到陶浚宣4陶浚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沖，號心云，別號東湖居士，又號稷山居士，紹興陶堰人，陶淵明第45代孫，清末著名書法家。寫的一副魏碑對聯后，頓時被這一全新的書風所吸引，便萌發了追陶習碑的念頭。但由于那時他年紀尚小，功力不逮，故而對魏碑、隸書等雖有接觸而終難深入。一直到他18歲那年，經同窗陳千秋引薦，拜在康有為門下，學識、書藝方有大進。

不過，當時國家形勢風云變幻，康、梁一班知識分子正為變法圖強而奔走吶喊，自然對書法不會太“用心”。應該說，梁啟超第一次系統研習書法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期間。他在日本一住就十多年，常抽余暇“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深入學習了《張猛龍碑》等北魏刻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在日本坐不住了，回國前夕想到“世務方殷，度不復有閑情暇日以從事雕蟲小技”，故特抽時間臨寫了一通《張猛龍碑》，末尾四屏還是臨行前一天晚上酒酣耳熱之后揮就的?？梢姶藭r其對書法尤其是對魏碑學習的熱情。

第二階段是梁啟超歸國后，雖即刻卷入了紛繁復雜的政治活動之中而無暇游藝作樂，但卻未放棄書法。這一時期，除治事之外，多以作書自娛。他曾寫信請朋友代購《史晨碑》《乙瑛碑》《東海廟殘碑》《嵩高靈廟碑》《鄭文公碑》《蘭亭序》等十幾種漢魏碑帖，并從《禮器碑》入手學習隸書。心情好時，每天三四小時見客做事，三四小時寫文章，其余時間全用來練字，且無絲毫厭倦之意；心情不佳時，如1916年的夏天由于在政治上舉棋不定，一向下筆千言的他竟至寫文章也無精神，此時寫字作書便成了定神定心的妙法，且比以前更加勤奮，“一天常盡二十紙”。

第三階段則是他退出政壇，專心學術，將大量時間用于鉆研書法，特別是魏碑的臨摹與創作上，書藝日臻化境。1925年正月前后，梁啟超品題碑帖之興大發，對150余件漢魏碑拓進行題跋，內容涉及金石鑒定、歷史考證、藝術品評、風格淵源等各個方面。這些題跋也成了研究書法史的一項重要材料，引起許多專家學者的注意。

有關梁啟超書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人贊其隸書，有人夸他楷書；有說其學碑，有認為他取帖……但都沒有談到核心——其書法的創新性何在。梁啟超的魏碑作品早期多以《張猛龍碑》《張黑女墓志》樣式出現，間或有李瑞清、陶浚宣的影子，直至50歲左右方顯質的變化：起筆雖仍以方筆為主，但運筆沉穩、方圓結合、變化豐富，結體更是別具一格，走向鮮明、成熟的自家風格。特別是題跋類作品，雅化意識更是明顯。他的這一創變思路來自《流沙墜簡》5“流沙”指的是發現簡牘檔案的羅布泊、敦煌、居延海等地，“墜簡”的“墜”有遺失、散落的意思。。該簡的問世不僅改變了當時人們對于文字史、書法史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為書家的創作創新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即：用帖的細膩、精致來破解碑的荒率、粗野。梁啟超尊碑絀帖的書法觀念也隨之改變，晚年他在致兒女們的信中提到：“自己臨帖臨出癮了?！辈粌H如此，在一次演講中談道：“我主張臨六朝新出土的碑。近來有珂羅版，很方便，臨帖亦還可以。沒有珂羅版以前，真不要打此種主意?！边@都說明他已不再堅守康有為的碑學至上論，打破了碑、帖對立的思維，在實踐中還大膽地將“二王”與《張遷碑》融合一起，開啟了新的書風。

毋庸諱言。梁啟超的書法一直未被真正重視，無論史學界還是書法界在談到其書法時都諱莫如深或語焉不詳。猶如《紅樓夢》剛行世就被視為禁書，至少在百年內未獲得大眾認同，之后方逐漸被接受并成為經典。同樣，梁的書法也是隨著歲月的推移，才逐漸顯示出其獨特的價值與魅力。因為他開創了一種既非楷書亦非行書，又非純粹魏碑；既巧妙地融合了篆、隸、楷、行、草、章等多種書體，又恰到好處地糾正了碑書粗率之弊的“梁體”。雖無康（有為）書之魄大雄偉，但神采奕奕，溫文爾雅，如見其平易近人學問淹貫之豐采。遺憾的是，正當他的書風趨于成熟、邁向巔峰時卻戛然而止（57歲辭世），但這并不影響其在書法史上的根本性地位。故宮博物院院長、西泠印社社長馬衡對梁啟超書法推崇備至，稱其“晚清以后殆無有出其右者”。著名文學家沈從文亦以為: “南海先生個人用筆結體，雖努力在點畫間求蒼莽雄奇效果，無如筆不從心，手不逮意，終不免給人一蕪雜印象?！床蝗缌喝喂?、胡展堂同樣是廣東人，卻能謹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驟，轉而耐看?！贝它c評可謂一語中的、切中要害。坊間甚至有“遠超趙之謙、李瑞清之上”贊譽。

梁啟超還是中國第一個用西方美學理論來闡述書法的學者。1927年，他在清華大學教職員書法研究會上作了題為《書法指導》的講演，指出中國寫字之美是獨特的民族之美，總結出書法有線的美、光的美、力的美、個性的表現等諸要素，闡述了“計白當黑、協調統一、不可重復性”等理念，并提出“各種美術之中， 以寫字為最高”的結論，可謂獨樹一幟，頗具國際化視野，比那些傳統的心得式、體悟型的書論無疑要高出許多，也為日后書法成為一門現代學科奠定了學術基礎。

作為杰出的教育家，梁啟超不僅是公認的清華“四大導師”之一，還有“最牛老爸”之譽。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九個子女個個成為國之棟梁。除眾所周知的近代國內建筑學奠基人、長子梁思成外，長女梁思順是詩詞研究專家；次子梁思永系近代田野考古學的開拓者；三子梁思忠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曾參加過淞滬會戰；次女梁思莊是我國圖書館學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四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三女梁思懿長期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工作；四女梁思寧在姐姐梁思懿影響下投身新四軍，從事宣傳工作；五子梁思禮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著名的火箭控制專家。

這個時代，最大的不變就是“變”。梁啟超生于清朝、民國過渡的大變局時代，無論是與康有為的分道揚鑣，還是政治立場的多次轉變，抑或是文藝思想的前后不一，皆體現出其理性、善變的特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今日之我攻昔日之我”。正因如此，他不僅思想上引領時尚，學術上、書法上亦不囿于前人，成為一個時代的標簽。故每臨變局，我們都可以讀一讀梁啟超。